第7版()
专栏：
整理川剧剧目的体会
重庆市川剧院副院长 张民权
编者按：去年重庆市川剧院在巡回演出中，演出了“芙奴传”“乔老爷奇遇”等优秀剧目。更早些时，成都市川剧团也以“谭记儿”“拉郎配”等戏受到观众的欢迎。其中有不少是久已失传或几十年来不演的剧目，它们使观众进一步认识到我国民族戏曲遗产和人民艺术创造力的丰富。近几年来，川剧艺术工作者在发掘和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是他们的一条好经验。他们特别重视发动和团结老艺人、演员和职工一起来作发掘和整理的工作。在演出中，他们还不断地吸收群众意见进行修改。他们的经验是值得戏曲界重视的。
我院遵照中央戏改政策，挖掘整理民族遗产的指示，几年来对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作了一些努力。1954年前，虽然作过一些试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营观点，轻视传统剧目，对翻改和新编的剧本不讲质量，演一本抛一本，以致剧目贫乏，上座率不高，大大影响剧院的发展和艺人的生活。从1955年起，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的领导下，对资本主义经营观点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坚决贯彻挖掘整理传统剧目，丰富上演节目，提高演出质量的指示，对全体演职员进行了戏改政策的教育，发动老艺人和主要演员进行挖掘整理的工作。川剧剧目较多，选择节目是首要的步骤。我们研究了当时观众的要求，在工作上作了必要的改进。重庆市的观众，特别是工人观众，对我们上演节目的情况，是不满意的，观众批评我们不到一个星期就要“打重台”，反来复去总是演几个戏。观众要看一些富有斗争性的，人民性强烈的，有头有尾的，有男有女的，情节比较热闹的，爱憎分明的大幕戏。按照这个要求来检查，我们的演出节目中，就选不出几本较好的来。而且质量比较好的几本戏如“柳荫记”、“玉簪记”等，也演得太多，观众看厌了。
我们发动老艺人、演员、职工同志们提供剧目，将这些剧目加以排队，定出哪些先改，哪些后改的计划，组织力量，分组进行整理。一般的是：先把一些久已不演，改动不大，轻而易举的，摆在前面。同时，也把一些较难改的优良剧目，进行研究。结合挖掘剧目的工作，对青年演员也进行培养，争取把老艺人的表演继承下来。如“焚香记”，是周慕莲、康芷林的名剧，自康死后，已近二十年未演全本，青年女角能演其中“誓别”、“打神”两折的很少见，女主角焦桂英在唱做方面都较重，学习较难，通过这个戏的整理演出，我院已有两个青年女演员能够担任演出，老艺人的表演艺术得以承继下来了。
轻视民族遗产的人，怀疑我们这样作法，说“搞传统剧目要赔钱”；在剧院里也有许多同志顾虑搞传统剧目是否吃香，信心不大。因为当时确有不少剧团演出传统节目不上座；反不如粗制滥造的翻改本、条纲本卖钱。我们为了扫除这些思想障碍，研究了传统剧目为什么不卖钱的原因，主要是各剧团上演传统剧目不严肃，没有认真地进行整理和排练的工作。上演新戏就排演半个月或一个月，角色也经过选择调配；上演传统剧目是凑起来就演，角色有这行无那行，不整齐，在台上是“扯”的，冗场、水词亦不校正，甚至糟粕也原封不动的演出来，观众不愿看；有些失传较久、分量较重的剧目，因为许多青年演员的功底薄，怕吃苦，演起来很困难，不愿学习和担任这类剧目的角色，认为是“费力不讨好”，都愿担任容易讨好的节目。因而各剧团演出的传统节目，多是质量过差，上座率不高。
川剧“幽闺记”是一个古典名剧，在舞台上流行了多年，因为一般都演“水”了，甚至黄色的表演亦未剔除，观众不欢迎，有的叫它“有鬼记”。“龙凤剑”是川剧江湖大本戏，因曲牌多，做工重，并包含糟粕，原封不动地搬出来，演员又缺乏功底，亦不受欢迎。这些优秀的传统节目，经过整理之后，还须不断地提高演员的演技，才能把它保留在舞台上。
我们依靠老艺人，动员全院的同志们，坚决贯彻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工作，从1955年3月起，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便上演了“血手印”、“青萍剑”、“五柳园”、“幽闺记”、“槐荫记”、“长生殿”等十多个大幕戏。这些戏都经过了初步的整理和短时的排练。5月在重庆小龙坎上演时，已能演一个月的大幕戏，受到观众的欢迎，上座率从四成提高到八成左右。工人同志们反映我院演出认真严肃，角色整齐，大家合作，精神饱满，剧目也丰富。从而打销了“传统节目不卖钱”的看法，树立了信心。及至1956年初，又陆续演出了“高唐州”、“景阳岗”、“花仙”、“穆桂英破天门阵”、“梁红玉击鼓战金山”、“西关渡”、“焚香记”、“琵琶记”等；同时我们参加了四川省剧目鉴定委员会重庆办公室的工作，挖掘并鉴定了二十个剧目；初步解决了我院上演剧目贫乏的现象，质量也有所提高；中年和青年演员通过这些剧目的演出，学习和继承了优秀表演技术，长了功夫，进一步认识到继承传统剧目的重要；参加修改的知识分子干部通过与艺人的合作，进一步熟悉了戏曲遗产，密切了与艺人合作的关系；有些久已失传的剧目和表演技术，初步接受下来，给我们今后改编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在整理传统剧目中，曾经遇到不少困难的。这必须一次一次依靠艺人来解决。如同“焚香记”的整理，首先遇到的就是“路子”问题，一是通常演出的“水”路子，一是成都著名班社三庆会的路子。对这两个路子的选择发生了争论。我们以为三庆会的本子，经过清赵熙的改编，剧本简练，又经康芷林和周慕莲院长长期舞台的实践和创造，其中“情探”一折，已成为川剧的名剧，为了继承周院长的表演艺术，决定选择三庆会的赵本路子。参考了有关剧本资料，进行整理。整理中的最大困难，是“打神”与“情探”两折的风格不够统一，“打神”是根据明王玉峰本演下来的，金本“目莲传”中的“活捉王魁”全本里的“打神”，下面接的是“阴告”和“活捉”，如与“情探”衔接，需要加以改动；但有一部分川剧演员和观众是不同意改动的，就在我院的演员中，也有争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改。我们是以周慕莲院长改的意见来加工的。至于老“打神”还是作为另一单折来保留演出。还有王魁的仆人韩兴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的问题，几年来在整理和演出中都有争论，我们先是处理为正面，至1957年巡回演出时，才改为反派。“打神”也在这次演出中才适当的恢复了一些老的唱法，至今还未定本。凡是一个戏的争论，不可能在短时间得到解决，也不可能等到把问题全部解决了之后才上演，我们采取了边演边改逐步解决的办法。“焚香记”在表演上，我院老艺人还有与周院长不同的路子，我们已准备指定青年演员分别的把它继承下来。
我们经常注意观众的要求，1956年在昆明演出时，了解到观众不但喜爱大幕戏，同时也有不少观众喜爱折子戏。我们就经常注意挖掘整理一些折子戏，有计划地安排一些折子戏的演出，李文杰的“醉隶”、“文武打”，琼莲芳和姜尚峰的“放裴”、“断桥”，王清廉和杨少安的“杀惜”，周慕莲院长的“刺汤”，这些艺术造诣较高的折子戏，都是在演出中不断地磨练提高的。目前我院已积累了近二百个较优秀的折子戏。
今年初，群众普遍要求我院多演喜剧，这正是因为我们过去演的正戏多，喜剧少。我们又积极丰富喜剧节目：演出了一些兄弟剧团的喜剧，初步整理了“意中缘”，改编了“蝴蝶媒”，（现名“乔老爷奇遇”）。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是不够的，今后还须要多挖掘整理一些喜剧节目，使我们的演出丰富多彩，以满足观众的要求。
我们在挖掘整理剧目的工作上，采取了严肃慎重的态度。先把艺人的口述本、抄本和表演搬上舞台，通过演出，看了之后，收集意见进行研究，有了比较成熟的整理意见，再进行修改。改急改快，急于求成，往往容易损伤精华的部分，给以后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这是对遗产还不够熟悉，就轻率的进行修改的结果。特别是流传久远的名剧，经过了历代文人和名演员的加工，经过观众的考验，不可能看一两次就全部熟悉它，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好；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树立长期打算的思想。挖出来再整理演出，演出了再整理，经过反复的演出整理，反复的研究修改，使它合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发展为完美的剧目。川剧整理得比较好的剧本，如“御河桥”、“柳荫记”，都是经过许多次的修改；这次我们在首都演出的“芙奴传”，也是经过川剧剧目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川剧院若干次的加工，我们在旅行演出中也不断的进行整理，现在还存在许多缺点，有待于在演出实践中不断的改进。 川剧“琵琶记”、“焚香记”都是元明以来的著名古典剧目，整理改编就更感困难。“焚香记”的改编，虽然也经过了两年，文艺界和观众也有不少的争论，也须继续研究，逐步的解决。“琵琶记”，我们只是作了初步整理，搬上舞台的工作，都是经过了许多老艺人、名演员和干部的劳力。我们的经验：戏改工作必须团结艺人、文艺干部、以至社会力量共同来搞，想一两个人包下来是搞不好的。
对每个剧目整理的快慢，和加工的多少，要求是不能一致。为了丰富上演节目，剧院走向企业化经营管理，需要更多的、质量较好的上演节目，这就需要挖得多，整理得好；这一工作是复杂的，艰巨的。重点剧目要与一般演出剧目相结合，大戏与折子戏相结合，挖掘与整理改编相结合，不能顾此失彼。一般的是稍加整理或暂不整理就演出，边演边整理加工，这类剧目在我们的保留节目中数量比重较大，如：“绣襦记”、“白蛇传”、“白兔记”、“红梅阁”、“打红台”、“盗银瓶”、“西川图”等；有些剧目在整理改编上，花费的力量较大，改动加工较多，成为观众喜爱的节目的如：“乔老爷奇遇”、“芙奴传”、“幽闺记”、“槐荫记”、“花仙”等。也有一些节目费力很大，短时间内难于改好，初次上演后，上座率并不高，必须经过长时的反复整理加工，再从演出实践中逐步提高，才能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爱，如同“焚香记”、“琵琶记”等。虽然一时上座率不高，但也必须努力整理加工，否则就继承不下来了。这类剧目是剧本分量重，文学艺术水平高，流传久远，深入民心，历代的川剧艺术家们，都有过精湛的艺术创造。由于国民党统治对民族戏曲的摧残，多是十年、二十年不演了，青年中年演员大都是没有见过演过或是少于见过演过的节目，一时继承下来是有困难的。无论在整理剧本和培养演员上，都须从长远着眼，经常不断的努力，花费较大的劳动，才能达到观众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我院老艺人较多，首先把他们的艺术继承保留下来，经过舞台的实践，不断的整理，发展为更完整的艺术，使这些优秀的传统节目，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几年来对待整理剧目的这些看法和做法，未必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很愿意谈出来，希望得到批评。我们深深感到在艺术革新方面不够大胆，对创作剧本，反映现实方面还没有尝试，对这一方面问题接触少，知道的更少。今后一方面继续挖掘整理传统剧目；一方面要加强艺术革新和创作的工作，希望能得到兄弟剧种剧团的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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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掀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歌咏运动
本报评论员
彻底肃清黄色歌曲，这是目前音乐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在这条战线上，要使人民的音乐艺术战胜资产阶级的音乐艺术，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比如，对那些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歌曲，像“爱马进行曲”、“支那之歌”、“满洲姑娘”等，就应当予以取缔；对于那些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黄色歌曲，像“何日君再来”、“处处吻”、“卖相思”等，就应当造成社会舆论予以谴责。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求我们的作曲家、词作家和演唱家多多创作、演出好的音乐作品，以满足群众音乐生活的需要，以提高群众高尚健康的音乐欣赏兴趣。如果这一工作做不好，就是说，广大群众仍是十分缺乏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短小通俗和喜闻乐见的歌曲，那么不仅黄色歌曲不易彻底肃清，就是今后群众中的“没歌子唱”的现象也不会免除。当然，也还要有其他工作来配合，例如对好的歌曲的宣传和推广。
黄色歌曲的泛滥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还有深远的影响等等。但是除开这些原因以外，它与目前缺乏大量好的群众歌曲也有很大关系。
应当首先看到，近几年来，我们的音乐家为广大群众写了不少的优秀歌曲。从数量上看，全国有二十多种音乐刊物，每月有几百首新的群众歌曲问世；从质量上看，在这些歌曲中，也有流行较广的好歌子，如“我要做个好社员”、“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真正乐死人”、“闺女之歌”等。但是尽管这样，它还远远不能满足群众对音乐生活的多方面的和日益增长的需求。工人们说：“喇叭筒里过来过去老放‘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姑娘再好，也听厌了。”在一些农村社员大会上，社员们找不到新歌子唱，也只好集体合唱个“小女婿”。农村生产大跃进，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迅速增长，他们迫切需要反映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感情、鼓舞他们的生产劲头的歌曲，可是找不到多少为他们所中意的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有声势浩大的救亡歌咏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难道不应当掀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歌咏运动来吗？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社会主义之歌，我们的音乐家首先应当毫不犹豫地满足群众的这种要求。
也许有人会问，群众歌曲近几年创作的并不算少，但为什么好唱好听的歌子仍然不多呢？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音乐工作者对音乐的普及工作重视得不够，还在于不少人长期地脱离群众生活和斗争。因而群众歌曲不够丰富，或者在他们笔下所产生的歌子，缺少浓厚的生活气息，也缺少磅礴的革命激情，正如群众讲的：“干巴巴，硬蹦蹦，唱起来没味”。
同时也还有一些人至今还认为，群众歌曲是“低级”的、“艺术价值不高”的东西，因而他们不愿从事这种“低级”的工作，而醉心于写大部头的所谓“国际水平”的东西。有的人甚至公开宣称，他写作品就是有意不为今天的群众所理解，因为他是为五十年以后的群众创作的。这些看法显然都是不对头的。固然写大部头的东西，如大合唱、交响乐，并不能说是坏现象，但问题在于：一，不能因为写大东西就瞧不起写小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创作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离开群众最迫切的需要和群众目前的欣赏水平；二，群众歌曲决不能被视为是“低级”的、“艺术价值不高”的东西，许多至今流行的抗日歌曲，所以被人们百唱不厌，百听不烦，不正是说明了它们在思想性与艺术性诸方面的成就吗？三，所谓“为五十年以后的群众创作”，更是显然错误的。试问，离开现在，哪能谈得上将来？不被今天群众所理解的作品，哪能谈得上为将来群众所理解呢？无论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好，还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也好，正由于它是为当时千千万万抗日群众所理解所喜爱，因之它也才能为今天的群众所理解所喜爱。
群众普遍感到没歌子唱，也还和我们的一部分音乐工作者轻视群众歌咏普及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进城之后，有些演唱团体和专业音乐工作者不愿向群众作示范演出，不愿向群众作辅导工作，只醉心于关门提高。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歌子，也很难得到推广流传。最近，北京一些演唱艺术团体已开始有计划地深入农村工矿演出，加强对群众的歌咏辅导工作；一些广播电台也有计划地向群众推荐和教唱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优秀歌曲；一些出版社也开始出版适于群众演唱和演奏的通俗歌本和舞曲选集。这是可喜的现象。
社会主义音乐的开拓者、人民伟大的歌手聂耳、冼星海同志，在创作群众歌曲方面，在活跃群众歌咏运动方面，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单就冼星海来说：在抗战时期，他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以音乐作为战斗武器，去动员群众和敌人斗争。抗战前夕，他用歌曲呼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写下了“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救国军歌）；芦沟桥事变一开始，他便高喊“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
（保卫芦沟桥）；日寇侵入内地后，他便以“胜利的开始”、“保卫大武汉”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坚定人民的信念；当游击战争在敌后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他又写下了“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热情充沛的歌曲；到了延安之后，他又写了约二百首反映多方面斗争生活的群众歌曲。他把这些歌曲带到前方，带到后方，带到城市，带到乡村；他走到哪里，歌声带到哪里。他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人民的需要为他的需要，人民的呼声为他的呼声。尽管当时反动的黄色歌曲异常猖獗，但革命的红色歌曲却像狂风暴雨，成为时代的主流。
今天，我们的时代赋予我们音乐家以异常丰富广阔的创作题材，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创作条件。音乐家们应当毫不踌躇地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为群众创作更多更好、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歌曲。
让红色歌曲战胜黄色歌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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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的五十年
——介绍“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第一辑
北风
由戏剧家欧阳予倩、田汉、夏衍、阳翰笙、阿英、张庚、李伯钊、陈白尘领导编辑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第一辑即将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喜讯。厚厚的三百多页、二十四篇回忆，记载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话剧运动的史实。从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起，到1957年正好是五十年。第一辑中收集的文章，是从创始期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止，也就是五十年中的前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中国话剧运动是怎样创始和发展的，怎样配合中国革命的政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怎样向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在艰难的日月里，怎样坚持了艺术服务于政治这一方针，又怎样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这里，繁简不一地留下了忠实的笔录。
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而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又有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漫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心向往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革命的时候，不少知识青年以行动响应了革命运动，运用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宣传爱国救国的道理，这就是早期话剧——也就是新剧、亦称文明新戏兴起的时代背景。民国初建前后，新剧团体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说明“中国的话剧一开始就与政治结合着”（注一）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老戏剧家欧阳予倩写了一篇四万字左右的“回忆春柳”和“谈文明戏”两文，非常详实地叙述了春柳创始的情况，并对文明戏（即新剧）的衰落作了公允的评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到1937，这十年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如夏衍同志在他的“中国话剧运动的历史与党的领导”（注二）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在这个时候党领导了中国的文艺运动，党领导了中国的戏剧运动。在上海，旗帜鲜明的艺术剧社成立了，配合在早期的话剧运动起过奠基作用的南国社，和戏剧协社等，以战斗的姿态迎接了这苦难的时代。南国社和南国社领导人田汉等同志的转变，对中国话剧运动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本辑中转刊了田汉同志在1930年写的“自我批判”中的一部分“南国社史略”，虽只是一部分，对于今天读者了解南国社，了解大革命失败后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向往，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实例。加上夏衍、郑伯奇几位同志对艺术剧社的回忆，更丰富了我们对于话剧运动的革命传统的认识。
反动统治者对进步的戏剧运动的迫害是有加无已的，艺术剧社，南国社和杭州的五月花剧社先后被封闭，面对着白色恐怖，进步剧人在党的领导下不是撤退，而是更勇敢地前进了。从舒绣纹写的“五月花剧社”的回忆，我们知道尽管“五月花”被封闭了，新的剧社，如“春秋”又成立了。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风就是党，在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戏剧运动，工人剧运和学生剧运是更其活跃了。金山写的“蓝衣剧社片断回忆”很好的说明当时党在戏剧运动方面的文艺路线，及其具体执行的情况。
党在上海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蓝衣剧社，大道剧社，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蓝衫剧团，从他们的演出活动和效果来看，远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初步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话剧运动的实践得到了解答，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运动得到了更完满的解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话剧运动应该灵活地适应环境。大革命失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从赵品三、李伯钊、石联星写的回忆，看出他们的工作多么艰苦，党中央领导同志又是多么的关心文艺工作，读来非常感人，这三篇回忆，也丰富了我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与认识。一般的话剧工作者，不止是不熟悉初期的话剧运动情况，对于革命根据地的话剧运动也知道得不多。甚至有人有这种错觉，话剧是剧场艺术，离开舞台、离开剧场、离开城市怎么演呢？即使演又是给谁看呢？如果今天还有人有如此天真的疑问，希望这本史册可以引导某些不明方向的戏剧工作者走上正确的路。
抗日战争期间，在解放区的各个边区，在敌后的敌后，话剧工作的艰苦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正如史料编后记里提及的，“话剧工作者以战地为舞台，舞台也就是话剧工作者的战场”。一般的话剧工作者很难想像的，话剧这一艺术武器竟可以攻下敌人的堡垒。李牧、刘佳几位同志的回忆，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一些事例，敌人是多么害怕我们这一宣传武器呵！说明了话剧在向我军民宣传上起到怎样的教育作用，同时，对瓦解敌伪士气上又收到怎样的效果！
抗日战争艰苦的八年，在党的号召下，话剧工作者成立了全国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有了戏剧界的自己的组织，每一个戏剧工作者是否做到各尽所能地为抗战服务呢？除了解放区的话剧是真正有可能做到为抗日宣传外，在沦陷区上海，在大后方，戏剧工作者要争取演戏的权利，那末同时就要同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第一辑里关于孤岛剧运和大后方的剧运未见有一篇报道，而活跃在小城市里的演剧队的工作和斗争的情况，第一辑中仅刊有一篇概括性的论述。这是使人感到不足的。更遗憾的是关于解放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戏剧运动（除了晋察冀边区的三篇外）却一篇也没有，这里说明了组稿工作上的缺点。史料集编后记中也提到今后一定要大力克服这个缺点，而且解放区的回忆和演剧队的回忆将作为第二辑的重点。作为读者，热望在解放区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主动地协助史料编委会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总的印象，今天出版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是一件极有意义极有价值的工作。在编辑工作上有它的特点，就是重视史实，通过每个人的回忆，对每一时期、每一方面、每一阶段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到一个较全面的概括认识。叙述大都做到朴实可信。史料并附印了一部分极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同时还精印了四十多幅名贵的图片，这些图片更是形象的史料。
经过了1957年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这一严肃的政治斗争之后，话剧工作者眼睛明亮了，关于谁领导谁的问题，外行和内行的问题，两头小中间大的问题，在反右派斗争中无数的事例已经驳倒了右派分子吴祖光、戴涯之流的造谣和诬蔑。事实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就是铁的证据。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的出版在反右派这一意义上来说是必要的、及时的。比较年轻的话剧工作者，生活成长在和平环境里，对于党在话剧运动方面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的方针路线是不了解或不够了解的，今天通过史料不止是能够明确认识而已，通过对史料的了解与认识，可以明确目前和今后话剧运动的方向，从而可以增加信心、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中国话剧运动史是中国革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对于中国革命文化史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未见普遍的发动，付印成册的也未多见，因此，“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的编印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史料集对研究话剧史的、革命文化史的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是极有价值的，可信的资料。希望史料编辑工作完成之后，（据说还要继续编印出版三辑）不久，我们可以读到中国话剧运动史。
（注一）引自史料第一页田汉等的建议文中第一句话。
（注二）夏文刊于戏剧报1957，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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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工农老干部掌握科学技术
天津大学干部特别班效果很好
新华社天津29日电 天津大学开办干部特别班培养工农老干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效果很好。
天津大学干部特别班的三十二名学员分属化工和水利两个系。他们都是参加革命十五年以上的处长级干部或厂矿负责人，平均年龄在三十六、七岁。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大部分只有小学和初中程度，少数人曾经在二十年前上过高中，但是理科课程差不多已经荒废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天津大学在1956年5月刚开办特别班时的教学计划是按照初中毕业的程度制订的。但是开学没有多久就发生了问题：在老干部中程度参差不齐，悬殊很大，而且每周要上课二十九个学时，完成教学计划有困难。于是学校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把学员分成甲、乙两班上课。在课程安排上也增添了初中代数、几何、物理等，每周上课减少到二十个学时左右，最多不超过二十三个学时。另外，根据老干部业务上的具体需要，确定了他们各人学习的专业；同时，还确定学完专业课以后，再结合每个学员担任的具体职务，讲授一些他们特殊需要的课程。如水利系学员、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设计局局长孙舒平现在学水工建筑专业，将来还可以专门听一些水港专业的课程。这样的教学计划就比较能够适合老干部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了他们的实际需要，既不使学员负担过重，也保证了教学质量。
天津大学还派了最有经验的老教师给特别班学员讲课。擅长几何学的数学教研室主任韩清波教授担任特别班从初中到高中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的讲授。普通化学教研室主任、物理教研室主任和测量教研室主任等也分别在特别班讲化学、物理、测量等课程。这些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时耐心细致，能够由浅入深，还特别注意结合干部年龄较大、基础较差的特点来讲课。在辅导中，学校也专门在干部宿舍设立答疑室，几乎每一门课都派了讲师或助教专门担任辅导、负责解答疑问。学校在每个学期也都专门召开座谈会征求学员意见，还指定了一位副教务长担任特别班的领导工作，经常了解学员的情况和帮助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在教师帮助下，这些学员们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以革命干劲来攻打科学堡垒。现在，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他们已经突破了学习中学课程的最困难一关，开始学习大学课程了。化工系学员、解放军后勤某部处长霍子耕和一个制革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梁?煌，原来都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开始学习的时候很吃力，但是他们刻苦地学习，克服了困难，现在都已经开始学习大学数学、化学等课程。原来只有初中程度的轻工业部橡胶工业管理局处长陈自新，绝大部分课程考试都是五分。现在，特别班已经有五个成绩比较好的学员转入了本科学习，其中沈阳化工厂党委副书记张国政在学习有机合成专业这一新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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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反浪费中庆丰收
勤俭办学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本报讯 南京大学从1月3日起，开始了以勤俭办学为中心的专题鸣放，掀起了反浪费的高潮。据初步统计，全校浪费数字将近百万元，仅物理、化学两系就浪费了四十余万元。目前，该校已采取具体措施杜绝浪费现象，校长郭影秋向江苏省高等学校提出四项勤俭办学的竞赛条件。
根据揭发，仪器设备方面的积压浪费很大。在采购仪器、药品时，存在着贪新、贪好、盲目订购的思想，造成严重浪费。物理系在购买仪器时，不仔细研究规格品种，买来后就不能用，造成浪费，如精细化加热炉、金属蠕变试验机三架，价值十一万四千元，积压了两年才转给工厂与其他学校。化学系盲目订购了D阿拉伯糖醇八百克（内五百克已转交其他单位），浪费了十五万余元。由于本位主义思想作祟，系与系之间，系内教研组之间都不能互借仪器。如全校有照像机六十三架，胶架、钢丝录音机九架，利用率不高，但因互不借用，还嫌不够。生物系有显微镜、解剖镜二百四十三架，由于许多教师一人占一架，甚至一人占二、三架，因而利用率不高，造成浪费。仪器损坏情况，也非常严重。地质系十四架反光偏光显微镜，总价值二万八千元，因质量不合用，放在暗室里已脱胶了。物理系目前揭发出来并经领导上查明的二十一项重要仪器损坏、积压、浪费已达三十三万三千元。
此外，图书杂志也有浪费现象，图书馆的上千册书被遗失和损坏。生物系图书室订有外文杂志一百三十多种，中文杂志六十多种，有的杂志根本没有人看。生物系订了期刊二百九十七种（资本主义国家期刊一百四十种），这些期刊有三分之二是没有必要订购的。
通过揭发出来的浪费现象，促使人们猛醒，勤俭办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目前，全校人员正在一面揭发浪费，一面改进工作。在仪器设备较多的系（如化学系、物理系）正在发动群众重点检查和清点物质，更好地摸清底细。至于仪器设备较少的系，也在图书及房屋利用上做出了成绩。在学生中正在热烈地讨论人民助学金问题，并有不少学生自动要求减少与放弃不必补助的部分。目前，勤俭办学的大辩论正在开展，艰苦朴素的风气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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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委公布运动健将名单
新华社2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29日公布了今年第一批批准的四名田径运动健将和一名游泳运动健将的名单。他们是：
田径：郝健仁、张长发、李前德、郑玉如（女）；
游泳：李喜庆。
包括去年和前年被批准的在内，我国男女运动健将已经有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女运动健将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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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0城市职工冰上竞赛
据新华社哈尔滨29日电 1958年二十城市职工冰上竞赛大会29日在哈尔滨举行闭幕式，并向获得优胜的运动员发奖。
哈尔滨的滑冰选手在这次竞赛大会的比赛中占了优势，朴达华和许明淑分别取得了男子和女子速度滑冰的全能冠军。男子甲、乙组和女子甲组花样滑冰冠军，也分别被哈尔滨选手田继陈、林祥海和李建华夺得。吉林市选手吴希范取得了女子乙组花样滑冰冠军。
在这次历时四天的冰上竞赛大会上，各地的滑冰选手虽然没有创造出新的全国纪录，但是根据参加大会的太原、旅大和四平等六个城市的选手的统计，有90％以上的运动员这次比赛的成绩都比过去有了提高。哈尔滨女选手金福顺28日冒着六级大风以二分五十五秒六的成绩滑完一千五百公尺，这个成绩只比全国纪录慢十分之二秒。
这次大会选出的三十六名优秀选手，即将到吉林市参加2月6日到9日在那里举行的1958年全国职工、学生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对抗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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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问答
叶籁士
1、什么叫做汉语拼音方案？
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把它的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然后根据这些音素制定一套字母，作为记录这种语言的符号。对于汉民族的语言——汉语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北京语音）分析成若干音素，然后为这些音素制定一套拼音字母，用来拼写普通话并给汉字注音。为了满足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的需要，以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分析为基础，而制订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法式，叫汉语拼音方案。学会了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里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用这套字母正确地拼写出来，任何一个汉字的标准读音都可以用这套字母正确地注出来。
2、这套字母的读音是根据什么规定的？
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是根据汉语普通话的标准音，即北京语音规定的。每个字母的读音都是地道的北京音。因此这套字母叫做汉语拼音字母。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是拉丁字母（也有人叫它罗马字）。拉丁字母是国际上使用得最广的字母：全世界有六十几个国家用它作为书写语言的符号，也是现代科学技术上普遍使用的符号。拉丁字母长时期为许多民族广泛使用，因此它的字母的读音和用法在各国不尽相同。现在我们制订的这个方案，做到了使拉丁字母适应汉语的需要，因而能够完全正确地表达汉语的语音，同时又照顾了拉丁字母的一般国际习惯。因此这个草案中规定的字母的读音，跟英文、法文、德文固然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能根据英文字母的读音来念汉语拼音字母，正如不能根据法文字母的读音来念德文一样。
3、字母表有些什么用处？
字母表有三个作用：第一、规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排列顺序。第二、规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体式。第三、规定了每个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这三项规定，对于教学和使用汉语拼音字母，都是必要的。
4、汉语拼音字母是按照什么顺序排列的呢？
汉语拼音字母一共有二十六个，跟英文字母、法文字母、德文字母一样。1956年2月发表的第一个草案中有五个新字母，现在都取消了。这二十六个字母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排列，即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这是拉丁字母的传统的排列顺序，世界上应用拉丁字母的国家都采用这个排列顺序。如维他命A，维他命B，维他命C，以及数学中a＋b＋c，x＋y＋z……都是根据这个习惯的顺序来的。今后我们编各种索引排列名单、档案、资料……等等都可以采用这个国际通用的A，B，C顺序，既简单严密，又有很多便利。
为什么不采用注音字母的排列顺序？在叙述汉语音韵的时候，采取b，p，m，f，注音字母的顺序是有便利的，但是作为字母的一般的顺序，那就不如ABC顺序。比方ba，bo，bai，bei，bao……这样的排列，对于不熟悉注音字母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字母表中的V，在北京语音中没有这个音，但是在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时候有用，所以也列入了字母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