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资产阶级民主进了厕所
梁汝怀
从法国的虚伪的选举，我忽然想起一部讽刺片“科伦上尉”。
“科伦上尉”是民主德国的出品，写的是西德一个失业的招待员阿尔培特的遭遇，跟法国的国会选举并无丝毫瓜葛。可是，戴高乐、苏斯戴尔之流的行径，总是叫人想到影片里那些从监狱、从阴黯的角落爬出来的法西斯战犯们。从这一场选举中，也容易叫人联想起那个招待员怎样当上了议员。“科伦上尉”对西德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工具——议会、政府，作了深刻的解剖。假上尉的遭遇，一片真实的镜子，照出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选举和议会，只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法国的选举，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法兰西共和国自诩为保持了悠久的民主传统的，虽然它的民主，只是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管绝大多数人民的假民主，但时至今日，资产阶级日暮途穷，力竭声嘶，连这块遮羞布也不要了。法国人民的代表——法国共产党，在被限制、被迫害的情况下，获得了20％的选票，却只有2％的议席。而那些只骗得少数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党，却勾搭起来，依靠笑话奇谈的选举法，攫取了大部分的议席。连“纽约先驱论坛报”都不得不承认“在人民投票和议会的代表性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矛盾现象。”这样的议会，还能有什么民主可言！“科伦上尉”里有这么一段情节：被误认为战犯而被垄断资本家重用的阿尔培特正在议会讲坛上宣传大赦法案的时候，台下两个政党的头子有这么一段对话：
甲：如果你们这样，那大赦案就通不过了！我们不是讲好了吗？……您要是真的拖我们后腿的话，那您也不见得会有好处！
乙：那还用说吗？不过我们的投票人有这种情绪！
甲：投票人的情绪？请问这值多少钱？……您考虑考虑吧！我得到了可靠情报，目前你们的党报很可能要关门大吉！如果你需要找些贴补的话，这个我有办法！乙：那再好也没有了，不过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说服全党！
甲：不一定全党，有个别的弃权，这不怕，而且还有好处，主要是保证我们获得多数！
这一场政治交易就这样谈妥了，大赦案通过了，战犯们统统出狱了。这场谈判是在厕所里进行的，这是电影制作者的一个巧妙的手法。事实不正是如此吗？这段谈话本身，连同这个充满了政治买卖的议会，不是跟厕所里一样地肮脏龌龊，一样地臭气冲天吗？
在戴高乐耍了他的政治把戏之后，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已经进了厕所了。从法国的资产阶级来说，在国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斗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到处碰壁的情况下，它不得不抛出法西斯独裁这最后一张王牌了。但从法国人民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资产阶级统治者的这最后一张王牌，说明他们的赌注已经输光了，他们也已经套上了无法解脱的绞索，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法国共产党和法国人民。那些对资产阶级民主还有幻想的人，也可以被厕所里的这股臭气冲得清醒一些。
然而法国资产阶级的这最后一张王牌，貌似很凶，其实又算得了什么货色！希特勒打过这张牌，结果全军复灭，连自己也尸骨无存；墨索里尼也打过这张牌，结果陈尸米兰街头；不料到今天还有人在这已经被全世界人民唾弃的骸骨上做好梦。试问：他们还能指望得到比这些前辈们更好的下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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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个乡委书记
江之水
我到昔阳的前几天，这里刚下过一场不算很大的雪，然而积雪已经把太行山给装饰得花白花白的了。我沿着清澈的顺西河走着，又过了一座高大的土山，转过弯来就看到村边的一片土炉群。在那里，第一个招呼我的就是杜庄乡的党委副书记张成蓝。
这是一个个儿不高、身体瘦弱的人，他谦虚而热情，当天就给我介绍了这山庄的一切。他对这个只有四千来人的山庄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自小生长在这里，本来就是个雇工的儿子，大了又给地主当了雇工，他对这山庄的一切遭遇都有着亲身的体会。
乡党委副书记给我讲的更多的不是他个人的经历，而是这乡里的另外两位书记，一位是第一书记赵顺义；一位是第二书记兼乡长王恒庆。副书记说：“我们三个人都是部队里下来的，团结得很紧。我身体不大好，老赵和恒庆很照顾我，有些吃力的工作他俩都帮我做了，我只管东山那一片铁厂和一些庄稼活。”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几天以后我看到老赵和恒庆对他的身体确是很关心，但他自己做的事情并不少。他在党委还分管组织、青年、妇女工作，来乡里找他的人一天不知有多少，可又常常找不到他，他忙得不是上铁厂就是下地了。
我和乡长是在离村有四五里地远的煤窑上相识的。那两天，乡里十多个炼铁厂都缺少煤炭，有的甚至不能开炉了。早晨，他就带了从山上调下来的三十多个人下了煤窑。因为他过去在阳泉下过两年矿，算是个内行，也自然的成了这煤窑的领导人。
那天黄昏，我们一路绕着山道回到村里来，他顺路引我看了几个村的公共食堂、幼儿园和铁厂。我们还下到漆黑的山洞里去看采矿的人们。
因为绕山路走，不觉已经走了七八里路了，我们在一块山石上坐下来休息。他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不行啊，现在形势发展得太快，这两年我感到有点跟不上了。以前闹民主革命，我在地委党校学习觉得眼界非常清楚，可现在自己有许多问题都摸不透，不敢肯定。不过，所好的是有老赵帮助我们了，他可真有一套。你知道，俺这山庄，可真是又偏僻又落后，去年一共收了粮食一百七十九万斤，每年都还得掺着吃点糠。菜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群众只是吃些豆叶菜……，可是老赵来咱这当了一两年书记以后，他算把咱这地方的情况摸透了。他提倡密植，亲自下田去种双苗玉米，他访问老农研究山区的土质、种籽、肥料。今年5月，他又提出在所有的玉米地里都捎带着种上萝卜，来解决群众吃菜问题。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我当时就闹不通，老赵、成蓝和我三个人开会研究时，意见不统一，就又在党委会上讨论，最后多数人都同意老赵的意见，就这样干起来了。结果，你也已经看到了，我们三千来亩玉米地都种了萝卜，今年的粮食翻了两番还多，总产量五百万斤，收下的萝卜，按村里每个人每天吃一斤算，还可以卖给国家十万斤呢！这件事可把我教育了，你看，俺这不成了个保守派了吗！”
我和这两位书记已经在一起留连了几天了，可是往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的第一书记老赵总是不回来，他去了已经十多天了。不过我从这两位书记的口里，好像对他已经很熟识了。
今天早上，老赵骑着自行车回来了。看他那样子简直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成蓝同志从他车上解下来一捆乡里人们得的奖状和两面大锦旗。老赵个人也得了不少奖，人们翻弄着他那崭新的笔记本、绒衣、毛巾、背心……。听人说，这除了是奖励老赵领导全乡钢粮双丰收以外，还与他特别关心外乡来支援放钢铁卫星的人们的生活有关。
原来，一个多月以前，外乡来了四百多人帮助他们炼钢，老赵事先召开了党支部会，让大家一定照顾好这些远征军。他亲自给这四百多人安排了睡热炕头，准备好了粮食和蔬菜。有人穿的衣服不够了，老赵就组织干部们把自己的棉衣拿出来借给这些外乡人，还组织了家属们给远征军缝补衣衫。远征军临走的那天晚上，老赵又提议组织了一个联欢晚会，本乡群众和远征军里的文娱能手都表演了节目，又杀了一头猪、两只羊，来个大会餐。老赵在会上感谢了大家的支援，又请人们提意见，可是客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老赵他们的招待好，作风好。会后已是深夜了，在老赵的主持下，杜庄乡党团支部和远征军临时党团支部的委员们，还在总结这次协作的经验和收获。
老赵归来的这一天，不知有多少群众路过乡政府都进来看看他，而他一回来就呆不住，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又走了。
晚上，我才找到跟他谈心的机会，我问他白天到哪儿去了，他喝了口水跟我说：“我刚从白羊岭上下来，跟那里的党支部书记谈了一下午。我们这位支书是个老实肯干的同志，可就是心胸不够开阔。本来他也领导一个铁厂搞钢铁的，前几天又把他调回山上去搞农业生产，他就想不通了。他以为党的主要力量现在正搞钢铁，为什么突然把自己调到一个不重要的岗位上去了呢！是呀，我们的工作也做得太不细致了，为什么事先不交代清楚！对于农业生产我们党是从来没有轻视过啊！还好，现在说通了。”说着，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原想再请他谈谈自己，当年怎样在太行山打游击；谈谈前一阵子大搞钢铁时怎样地日夜不离炉，……可是他一谈就谈群众，谈同志，谈党的领导，关于他自己倒好像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呢。
等我睡下来，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副书记正一手提笔，一手握着耳机参加县里召开的电话会议呢。第二天早上醒来，天还没大亮，我想向他们三位告别，可是乡政府却留下我一个人了，连乡秘书的床也空空地只铺着个被子。原来昨夜两点多，县里传来了地委的紧急电话，说一两天内将有大风雪，各乡地里和场上的粮食、柴草一定要设法收拾起来，于是连老赵、成蓝、恒庆三位书记，再加上乡里别的干部都连夜出动到各村去传达指示了。
编者按：下放的同志们即将陆续离开农村，回到原来机关或者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他们在农村劳动了一年，锻炼得怎么样？这是大家都关心的。在这一栏里，我们将要陆续发表一些下放干部写的短文，作为向全国人民的汇报。我们希望下放的同志们都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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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与白”
谢逢松
3月初，天气还很冷。家后头干了一段河，小队里的人要下河去搪草粪。吃过早饭，男的女的都脱去蒲鞋，卷起裤脚，拿着飞叉，兴高采烈地去上工了。那时，我还穿着皮鞋和毛袜子。看他们去了，我也就下了狠心，脱去鞋袜，拿着一把飞叉，追了上去。走不到几步，就被队长拦住。他说：“谢同志，这活你可不能玩。天气怪冷的；再说后河里碎砖瓦片多得很，像你这样的脚一碰就破。你别忙呀，以后有你干的活呢！”给他这么一嚷，一群小孩子像看戏似的，围了上来。他们摸着我的腿，打着我的脚，七嘴八舌地：“多白呀！”“哎呀，真白呀！”这一来，那些好奇的小伙子也回头来了。那个和我较熟的小倪，含着几分嘲意地说：“老谢，你的脚真像水豆腐呀，又白又嫩！”我没有说半句话，拨开人群，一鼓气就跳下河去。
刚跳下去时，脚底触着稀泥，触着破砖碎瓦，心里顿时掀起一阵阵的怪痒，实在难受。风也很利，一阵阵地往腿里刺。我咬着牙关，和大伙干了一个整天。
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觉。我想：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从来也没有人指着我的双脚说：“多白呀！”“多白呀！”也从来没有人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待我。记得1951年春天，我从学校分配到机关工作时，上班还光着脚板子，人们还批评我，说是“农民作风”。以后，生活变了，习惯也变了。最先买胶鞋穿，随后买皮鞋穿；穿皮鞋，自然也就要穿袜子。这样，一转眼就是七、八年。七、八年不脱鞋不脱袜，脚怎么会不白呢？
我再一想，这不仅是脚越来越白的问题，而是情感上、爱好上离开农村、离开农民越来越远的问题。我一直跟着的几个领导同志，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进城之后，一直是穿着粗衣布鞋，生活非常随便，非常朴素，而以前，我对这是不大理解的。现在，我心里才真正明白：党这次的干部下放政策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自己和农民在一起，向他们学着一套套的新农活，跟他们干着一套套的新农活。日日晒着太阳，沐着风雨，光着膀子，赤着双脚。现在，脸黑了，手黑了，脚也黑了。和农民生活在一块，行走在一块，劳动在一块，也就慢慢地觉得无所隔阂，亲如兄弟了。小队长再也不挑着轻活给我干，和其他队员“一视同仁”了；对我的称呼也不是很客气、很谨慎的“谢同志”。而是很亲切、很随便的“老谢”了。
黑与白，这不仅是皮肤上的一种区别，实质上是思想感情上的一条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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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地求师
中央美术学院1959年毕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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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雪山打柴
王作
腊月里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劳动第一课就是到深山里打柴去。
大清早北风刮得紧，老社员厉长发来招呼我们上山去。我一看，我们这三十多个新社员，一个个都像我似的，在“防寒战线”上又加添了一道工事，穿得鼓鼓的。我问老厉：“你就穿那点，不冷？”
他说：“不碍事，就是打柴费衣服，上趟山就是几个窟窿。”
出村好几里才走到邵家沟，一路上只听见嚓、嚓、嚓作响，我在上山时生怕滑倒，却偏偏爱滑倒。“还是我来拉着你吧。雪厚，看不出哪是坑哪是坎，掉下去不是玩的。”老厉说完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有劲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连提带拉拖上了山巅。
现在轮到我们这批白面书生们来使用柴镰刀了。这天我们割的是薪条，用镰刀。我简直笨死了，割是割不断，捆是捆不上，在雪山上从这边吃劲地到那边，又从那边吃劲地到这边，老半天只割了几捆。我偷空看看老厉，只见他除了自己干活，还一回儿把着手教这个，一回儿又把着手教那个。他跃过来，跳过去，灵活得就像一只出没在这山沟里的狍子。
柴禾捆越堆越高，我们也由冷到热，背上汗津津的了。我这时一个劲地口渴，忍不住只得抓起一把把的雪来解渴。有同志提议休息一会儿，也有人反对。理由是：“歇不得呀，歇下来背上的汗会上冻的，那不就成了穿冰冻夹克了吗？咱们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干到吃晚饭吧！”冬腊月昼短夜长，这里的规矩一天两餐。早上八点多吃头顿，到晚上四点才吃晚饭。
晚上点灯的时候这劳动第一课还远没有结束。湿鞋、湿袜，快湿完了的棉裤，湿棉袄袖，湿绑腿……一大堆，都得烤干，明天还要上山，终不成穿湿的去。我们就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向着火烤湿衣服，一边聊着天。不知谁在这时在火上添上一抱柴禾，把话题给转移了。有人说：“你少添点好不好？打柴要费多少力气你该知道了吧？”大家都同意这真是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一柴一木，来处不易”。
“咱们还难？老社员只有一身棉袄裤，弄湿了只能趴在炕上等别人烤，才真难呢。”经这一提，我们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厉长发，又不约而同把我们由衷的感激和热烈的赞扬献给这位老是那么精神抖擞、热情洋溢的贫农老社员。很久我们还在谈论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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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的秘密
水怎样搬走了大山？
石工
流水静静地打山下流过，从表面看来，一切都很平静，其实在这山水之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
下大雨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这个斗争的情况：雨水冲刷着山上的泥沙砾石，立刻成为一股股泥流向山下冲去。山势愈陡，水流愈急，冲刷也就愈加厉害。这些被冲走的泥沙砾石，正是地面上的石头风化后的产物。风化了的石头被搬走了，下面光秃秃的石头就又露了出来，继续受到风化，继续破碎，一座座大山，就这样化整为零地被搬走了。
河水的搬运能力是惊人的，单是黄河每年经过河南陕县带到下游和海口的泥沙，就有九亿二千万公方。这些泥沙可以堆成一公里长、一公里宽，和九百二十公尺高的土台，也就和一座山的大小差不多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河流在任何时候都有强大的搬运力，只是在水量大、水流急时搬运力才大，特别是水流的快慢影响最大。一般说来，当流速增加一倍时，搬运量就可增大六十四倍。因此在地势陡、水流急的地带，夹带的泥沙的力量大；在地势平坦水流缓和时，就不可能多带泥沙，如果原来河水里的泥沙多，就会在这里淤积下来。
发洪水的时候，泥沙自然也被搬运得多，水枯时，就减少了。曾经有人算过，黄河在枯水季节，每天送进海里的泥沙，只有洪水期中每天搬运量的四百一十六分之一。
河流不仅搬运着泥沙，而且不断侵袭着两岸。特别是因为水中含有砂石，这就增加了对岸边的石头土壤的研磨作用。河床逐渐地加宽了，河的上源也在不断地伸长，坚固的大山也被切开了，成为险峻的峡谷。在山和水的斗争中，“硬”山却被“软”水战胜了。
不过这场斗争的形势现在开始有了变化。
因为河流的盲目行动造成了地面土壤的大量流失，人们不得不加入到这个战斗中来。曾有人统计，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约被冲刷三千七百吨。这些被冲刷的土壤，每吨含氮素0.8至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算起来，全国每年该跑走了多少肥料！同时，它还使泥沙在河的下游淤积，因而引起洪水泛滥成灾。只有在河口堆成肥沃的三角洲这件事，还算对人类有用。
人们用封山造林的办法来保护土壤。凡是有植物复盖的地方，土壤就不易冲走。我们还采用了修梯田、挖鱼鳞坑等许多办法进行水土保持。又到处兴修水库调节水量。仅仅在去冬今春，我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控制了水土流失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在水利工程上完成的土石方达到五百八十亿公方，相当黄河全年的搬运量的三十五倍多。水和山都在我们的面前驯服了。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地质学里，人的地质作用应该成为最丰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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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瞧娘
郭凤林
喜鹊枝头唱，
闺女来瞧娘。
乐坏李大妈，
问暖又问凉。
“我的傻闺女，
不知想念娘。
一去三个月，
没有来一趟！”
“俺村大跃进，
劳动火焰旺。
要学杨家将，
全家上战场。
公公修水库，
女婿积肥忙。
小姑教民校，
婆婆喂猪羊。
小萍除四害，
绿化我担当。
分工又合作，
人多有力量。
苦战三月整，
获得模范庄。
六面大红旗，
迎风大合唱。
高山水利化，
平地水车唱。
秋后大丰产，
收了万石粮。
猪羊喂的好，
个个肥又胖，
绿化是头名。
青山红果香。”
说的李大娘，
心花都开放。
大家在跃进，
我也要跟上！（附图片）
〔孙慕玲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