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扫除资产阶级等级制的残迹
林韦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这个讨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扫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残迹和人们头脑中的等级观念。
有人说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并不是等级制，而是自由平等，只是这种自由平等有虚伪性而已。这种说法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既然自由平等是虚伪的，不自由不平等就应当是真实的。在资产阶级的法律中，的确历史上第一次写了自由平等的字样，而不像封建时代那样公然把人分出尊卑贵贱的等级。但是资产阶级法典上的自由平等是值不了几文的，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资产阶级法律把私有财产规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就不是消除了而是巩固了人的尊卑贵贱之分。有钱者实际上就是高贵者，享有种种特权。没钱者实际上就是卑贱者，往往连最起码的人权（温饱）也享受不到。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们相互间最普遍的一种关系是雇佣关系。在雇员和雇主之间有没有平等呢？当然没有。雇主的指示和命令，不管对社会对人民有多大的危害，雇员都只能服从，不能违抗。同样的不平等，也存在于上司和下属之间。封建时代劳心者和劳力者的不同“身份”，实际上也完全保留了下来。体力劳动者仍然被当做下等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土地、工厂、企业以至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了国家和集体。阶级消灭了，人与人之间根本上的不平等和尊卑贵贱雇主雇员的区别也随着消灭了。但是，剥削者社会的不平等关系留在人们思想意识里的烙印，还不能马上扫除干净。领导和被领导，上级和下级，本来只是分工和职务上的不同，而有些人却误认为仍然是人和人的不平等。这种情形妨碍着共产党员之间和革命同志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应当超过人世间任何感情的那种同志的感情。
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干部本来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有一些干部却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上司。他们命令群众做这做那，却不肯倾听群众的意见，更不允许群众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个别的干部甚至有侮辱群众人格的行为。
旧社会不平等关系留在人们思想意识上的残迹，或者简单地叫做等级观念，还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处处讲正规，事事分等级，工资待遇强调要拉长距离，拉得越长越好，而不尽力去缩短这种距离。据说不如此便不足以刺激人们的上进心。写一个剧本，写一本小说，动辄付酬数千元，数万元，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报酬弄得越来越悬殊。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又反转来刺激了等级观念的发展。有一些工作人员本来思想就不算好，共产主义成份很少，个人主义成份很多，这一来就更加斤斤计较等级，计较待遇。1956年和以前几次评级中，都有一些工作人员为自己的等级争得面红耳赤，伤感备至，把一部分机关闹得乌烟瘴气，不成样子。从前经常被批判的个人主义、地位观念，评级时期事实上合法化了。
同一时期，等级观念和名利思想在社会群众中也有所发展。最明显的是青年学生追求学位、追求名利的现象增多了。解放初期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情，被阴冷的个人利害的打算挤掉许多。有的青年公开提出专而不红、先专后红的个人主义纲领。同是革命工作，却被分成光荣的和不光荣的，有前途的和没前途的等等。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同一时期，许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把生产劳动视为畏途。连劳动者本身也觉得劳动是没出息的低人一等的事情。只要能够脱离生产，大大小小当个干部，就觉得高人一等，再也不愿回到生产劳动中去。一时形成能升不能降，能上不能下，能进城不能下乡，能脱离生产不能回到生产的一股坏风气。
有一些未经彻底改造的医院和医学院中，接触病人最多的护士对医疗措施没有发言权。研究工作则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做。高等学校中也有类似情形。
党中央所倡导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尤其是紧接着整风后期所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和大跃进运动，猛烈地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这些思想影响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原因是这些东西妨害着大跃进。人与人之间残存的不平等关系——等级制的残余，对领导者说来，是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意见的最大障碍。不能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当然也就不可能把群众组织到运动中来，实现党的政策和国家的计划。对被领导者和广大群众说来，残存的不平等关系和等级观念会妨碍他们发挥主人公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创造性。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不敢或不肯直截了当地提出和坚持改善的意见，不能勇敢地同不正确的意见进行斗争。他们会抱着“你叫我怎办我就怎办”的被动态度。
为着大跃进，为着共产主义，我们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尽可能参加生产劳动，在生产中了解生产，领导生产；在生产中运用自己学得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发展这些科学知识。教育、科学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教育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也是生产发展的道路。反之，三者都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些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然而，腐朽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对于体力劳动的轻视，官架子，妨碍着人们参加生产劳动。
很明显，不扫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伟大的整风运动使人们看清了这个道理以后，许多干部就自动投入农民和工人群众的队伍中去了，他们开始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紧接着，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队伍也纷纷走上了这条道路。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也都开始同工农业生产劳动结合成一体。许多工厂的工人自动起来废除了计件工资和加班费，取消了某些不合理的奖金。上级和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生活待遇上的某些不必要的差别和悬殊现象，在若干地方也被自动废除了。人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的事业，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与此同时，学生们也开始参与教师的工作和以往不敢问津的尖端科学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党中央把反映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失，当成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并正式在文件上提出来，大大地增加了运动的自觉性质。现在展开讨论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主要的目的应当就是进一步促进运动的发展，加快上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消灭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革。
经过运动，我们要使干部和知识分子统统共产主义化，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他们能官能民，能城能乡，能上能下，能脱离生产也能回到生产，能做脑力劳动也能做体力劳动。他们能做出旧社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所绝对做不出的伟大贡献，但又只是一个普通人和普通的劳动者，不要求任何特权和特殊待遇，没有一点老爷派头和官架子，能与工农群众完全平等地相处，做工农群众的好朋友。这是一种在一切方面都完全脱离了原始状态和动物状态的新型的高级的人类，他们将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的骨干。
经过运动，要使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更进一步提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自觉的主人。他们没有自卑感，不允许任何人不尊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不是为着糊口或挣钱，而是为着整个社会和全体人类的幸福。他们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利害得失，能够无私地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教给别人。他们不迷信任何资产阶级社会的教条，敢于从事任何专家和学者们所做的高深的研究试验工作。对于领导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敢于随时随地提出批评促其纠正。
经过运动，应当把官架子、知识架子、绅士派头之类的东西彻底搞臭，把资产阶级等级制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残迹彻底扫掉，使一切的人（专政对象除外）都成为平等的伙伴和亲密的朋友。这种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社会动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则将最后地埋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在分配制度方面的表现，使人类社会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类社会的正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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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共产主义观点看分配制度
各地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多劳多得并不公道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10月26日召开座谈会，根据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的若干论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言的同志在讨论中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按劳取酬的原则，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以及改行供给制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张春桥的文章没有更好地指出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人认为，解放初期如果全民实行供给制，那是既没有物质基础，也没有思想基础的。当时，可以在部队和干部中保存供给制，并且逐渐扩大实行供给制的范围。但是，有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当时如果两种分配制度并存，那就必会引起许多紊乱，因此，改工资制是必然趋势。
关于按劳取酬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个分配制度同旧社会的分配制度比较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是不平等的。比如，熟练劳动者比不熟练劳动者是否多劳呢？大学毕业生是否比小学毕业生多劳呢？他们都是社会对他们作了不同的安排和培养，因此，如果认为他们就是多劳，从而应该多得，那就是貌似公道实不公道的。
有些人认为，要把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加以区别。对前者不得不有所让步，因为还要利用它，但是，对后者不能有丝毫妥协。
供给制更接近共产主义
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最近展开了“供给制好还是薪金制好？”的热烈讨论。少数来信在为工资制叫好，但是，多数来信反对这种观点。有的来信认为，做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区别事情好坏的唯一标准，是看哪个制度更符合共产主义精神。离开了这一点，就争论不出什么是非来。说供给制好，是因为它更接近共产主义，更有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来信说：有些同志之所以对供给制不欢迎，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不断革命的思想，似乎革命革到社会主义就可以了，“照这样生活下去也就不错了”；这种思想的实质，正是与共产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
讨论中很多同志指出：对供给制和薪金制问题的态度，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如何对待劳动和报酬的问题。有两种对待劳动和报酬的态度：一种是雇佣的态度，另一种是共产主义的态度，共产主义的劳动是无偿的劳动，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无偿劳动者。革命者首先关心的不应该是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实现共产主义，使全体人民获得最大最多的物质利益，也就是对革命者最大最好的报酬。
不该中断供给制的传统
安徽日报
安徽日报在10月23日转载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并在按语中提出了开展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24日刊载了柯柏的“供给制好还是工资制好？”一文，对张文的若干论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作者认为供给制是比工资制优越的。其理由是：一，它可以堵塞人们追求高级享受的可能性；二，它可以防止人们追求高额工资等级的想法和做法；三，它能减少人们在劳动报酬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但是，作者认为，我们也不应把解放后工资制所曾起过的积极作用一笔抹煞，张文正是在这方面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同时，作者又不同意那种认为解放后实行工资制是“势在必行”的观点。他说，势在必行的不是工资制，而是按劳取酬制度。目前，由于生产力还不够发展，我们还只能采取按劳取酬的原则。作者认为，当时我们可以把供给制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根据新的情况适当调整一下它的内容，使军事共产主义的性质逐渐减少，按劳取酬的原则能够恰如其分地得到体现，特别是要使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增加。这会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动力是政治不是物质
山西日报
山西日报学理论专页从10月14日起，开展了“实行供给制好不好？”的讨论，讨论已发表了三期。这三期的讨论集中在“物质利益”是不是推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动力的问题。10月14日这一期上发表了李山的文章。他认为供给制虽然有它的优越性，但是它也有使人不求上进、不积极劳动的副作用，产生“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他说，认为现在人们的觉悟比过去大大提高了，实行供给制不会有那些副作用，这是过“左”的。因此，他认为普遍实行供给制还不到时候。第二、三期发表的讨论文章中，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李山的意见。许多同志用具体事例说明：当前我国人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不是物质的刺激，而是政治挂帅，是共产主义的教育的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忘我地劳动已成为今天的主流。
在10月29日的一期上，又发表了读者白岐山的来信。白岐山的思想情况归结起来有两点：一、他认为实行供给制会使单身汉吃亏，工作使不上劲；二、他想积钱买辆自行车，听说要实行供给制，不买了，怕归公。编辑部希望大家对白岐山的思想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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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让步”
童畹书
在供给制改工资制这一问题讨论中，意见纷纭，有人说是倒退，有人说是前进。我认为既非倒退，亦非前进，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党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让步”。这种“让步”党是意识到的，考虑到了它的影响和后果。而且这种“让步”是革命实践中的复杂性所要求的。我所以这样来认识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必然涉及到解放后党的分配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解放后的实践证明，党的分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把供给制改工资制简单而笼统的说成是倒退、妥协、让步，那就必然会导致党在分配政策上是犯了错误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
虽然这一改变不是倒退，但今天还必须强调指出，它毕竟是“让步”，而不是像何培煋同志的文章中所说的：“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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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
王任重
有人说，目前工农业生产够忙了，还搞什么文教、卫生、生活福利大检查。难道生产紧张，就可以不顾群众生活吗？我们说，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
生产发展生活提高生产更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毫无疑问，要鼓足干劲，要苦战，要克服一切困难发展生产，这是大前提。但是，不管干劲怎么冲天再冲天，仍然必须吃饭、睡觉。吃不饱，睡不好，干劲哪能持久？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方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当忘记它。特别在目前的钢铁战线上，全省几百万人上山，要保证他们吃的饱，睡的好，才能巩固他们的忘我劳动的热情，才能生产更多更好的钢铁。
人民的生活越是集体化就越需要党的领导
我们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些什么呢？大体说来，第一件事情是领导思想，就是要政治挂帅。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件事情我们做了没有？做了，做的有成绩。当然，今后还应当做得更好。第二件事情是领导生产。发展工农业生产，这是全党工作的中心。这件事情我们做了没有，做了，做的成绩很大，特别是今年工业农业生产上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当然，我们还应当加倍努力，争取更大的跃进。第三件事情是领导生活。有人说，生活还要领导，谁不会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集体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办理。人民的生活越是集体化，就越需要党的领导。党是人民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党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
在生产中既要抓紧共产主义教育，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一般说来，这三件大事，大家都做了的。不过，有些地方有的时候没有把这三件大事紧密地联系起来。本来，这三件大事是一致的，互相结合的。领导思想，领导生产，领导生活，就是领导人、关心人。这是每一个领导者应当全面负责的，不应当只忙生产而不管生活。现在，钢铁生产、农业生产、各项工作都处在大跃进中，为什么有的地方搞得好一点，有的地方搞得差一点？主要关键在于：是否把思想、生产、生活三件事全面地领导起来？是否善于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既抓紧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而又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
有人说，这也要办，那也要办，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太复杂了？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是做人的工作，党经常教导我们，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所以，对于人民的思想、生产、生活，我们都有责任领导。
有的同志有时搞不清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正确关系。在今年农业生产收益的分配问题上，他们只强调扩大公共积累，而忽视在增加积累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不，我们为了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于它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的需要也就不断增长。能不能绝对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呢？办不到。人民生活的需要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得到相对的满足。人民的改善生活的要求，不断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过来，生产的不断发展，逐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要不要扩大公共积累？很必要。不扩大积累，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就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过要弄清楚，扩大再生产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搞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为了节省人民的体力劳动，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要服从长远利益也要照顾暂时利益
有的同志说，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还有一条不可缺少，那就是要照顾暂时利益。一方面，我们要求个人的、局部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把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今年工农业大跃进，苦干一年，生产增加很多，应当把生活适当地改善一下，使大家欢天喜地，心情舒畅，加倍努力，争取明年的生产出现更大的跃进。
是今年多分一点，适当地改善一下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欢天喜地、心情舒畅呢？还是今年只顾增加积累，不注意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使大家不太欢喜、不太舒畅呢？两者比较起来，何者更符合于长远利益呢？很显然，只有前者才符合于长远利益。
由此可见，把关心群众生活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把扩大公共积累和增加消费对立起来，把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把有条件地适当改善生活和长远利益对立起来等等看法和做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生产正在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我们不使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那末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不高，群众观点不强！
对除四害讲卫生注意不够就是不关心群众生活的表现
党和毛主席一向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的。例如，消灭血吸虫病，过去我们说过没有？说过。是不是很关心？不是。毛主席针对我们的这种思想情况，在1955年冬季杭州会议的时候，把消灭血吸虫的问题提到会议讨论，并且立即把卫生部的负责同志找来商量如何消灭血吸虫。许多次会议上，毛主席都问过关于消灭血吸虫的情况。最近，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兴奋得“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的时候，“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了两首“送瘟神”的诗。我们看，毛主席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啊！又如，除四害讲卫生，我们注意了没有？不能说不注意。但是注意的很不够。为什么对除四害讲卫生注意不够？这是我们思想落后的一种表现，是我们对群众生活不够关心的表现。毛主席针对我们的这种思想，差不多在每次会议上的讲话，都要提到除四害讲卫生，可以说是一竿子扎到底地抓住这件事情。这次，毛主席到武汉也问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看，毛主席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啊！又如，在今年以来的工业农业生产大跃进当中，广大人民群众干劲冲天，日夜苦战，毛主席反复地教育我们，要苦战和休整相结合，要有节奏地进行生产。这次毛主席到武汉，指示我们，在国庆节这一天要放假，要会餐，要开庆祝会，要大家在大丰收之后，适当地改善生活，要让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我们看，毛主席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啊！最近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副主席到各地视察的时候，都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毛主席早在1934年就以此为题目，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到现在，我们每一次读到这篇文章，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此文是作者10月8日在湖北省沙市文教、卫生、生活福利现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原载本月1日出版的“七一”杂志第五期。本报作了一些删节。小题是本报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