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光辉的时代 光辉的人民
宋庆龄
由于身体不适，今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出过门，但是整风后在我国出现的大跃进的局面强烈地吸引着我，要出去看看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冲天干劲创造的史无前例的奇迹。这个愿望在我刚刚能够走动的时候就实现了。10月17日我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18日到了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在这两个地方我接触了党政领导人，也接触了正在进行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接触了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朱英如和五十多岁的女社员、生产能手陈林贞，也接触了年轻的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和青年卫星营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还接触了正在车间、田间从事劳动的机关干部、青年学生和少先队员们。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虽然是短短的两天时间，却使我学习了很多东西，真可以说是“胜读十年书”。回来后一直很兴奋，感触也很多，我觉得应该大大歌颂我们这个时代、大大歌颂我们的人民。
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我看到了些什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首先是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国棉十七厂第三季度比去年同季度增产33％，在纺织工业上这是个巨大的增长。为了提高产量，工人创造了许多奇迹，有说不完的故事。如苦战一昼夜猛攻优级纱，五小时消灭接头白点，苦战八昼夜提高车速30％。曾有一个昼夜出现了五个奇迹。在这个大跃进的形势下，厂长、党委书记带头搬到厂里来住，工人也住进厂里来了，有一位修理间的老师傅六天六夜未睡觉。由于生产速度增加，供电不够了，必须增加供电设备，估计要三十六个班的工作量，经过反复讨论，压缩到六个班，结果只用了四个班就安装好了。
纺织工人生产干劲的推动力首先是农业的大跃进，工人们听到农业的大丰收就哄起来了，一定要和农民比干劲。今年棉花比去年增产一倍，纺织工人就要把这些棉花变成纱布。因此工人们正在争取第四季增产50％，明年要增产100％。
另一方面，我看到农民的干劲也是惊人的。“七一”人民公社的青年卫星营正在深翻五尺的麦田里施肥，这块麦田明年的亩产指标是十万斤。“七一”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农民们挑灯夜战，六天深翻了三千五百多亩。有一个生产队搞到早晨三、四点钟还不肯休息，党委书记劝他们也劝不回去，正在这时，另外几个生产队也敲锣打鼓地来支援了。
目前劳动的特点，一是干劲足，一是共产主义思想高。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往往不能很好地协作，而现在人民公社各生产队之间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已经形成风气。国棉十七厂黄宝妹在消灭接头白点的竞赛中，首先把技术教给竞赛的对手，让对方小组超过自己的小组，若是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这是办不到的。劳动人民这种冲天干劲显然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多得几个工分或工资。他们昼夜苦战，早已把八小时工作制冲破了，干部的工作往往不是鼓动工人们去工作，而是动员他们回去休息。这样的忘我劳动并不是为了报酬，我在国棉十七厂就看到一张大字报，是供销科全体人员写的，他们自动要求取消科室季度奖励制。“黄宝妹”影片从编剧到演员都是厂里的职工，他们谢绝了影片公司的酬劳。从这些事例中我看到了“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是共产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有如高山峻岭，那些帝国主义的矮人和沉溺在资产阶级思想泥坑里的人们对这种风格是无法理解也无法企及的。
我国生产上的大跃进，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由于他们认识到劳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生产上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我国六亿人民吃饭穿衣不要钱，为了让共产主义早日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而自愿地、忘我地劳动着，六亿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面貌在迅速增长着和改变着，这难道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吗？
劳动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其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劳动人民真正成了主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国棉十七厂在整风中间，八千多工人贴出了十五万张大字报；建立人民公社时，群众要求搞公社的情绪极高，每个生产队都写了申请书，有的晚上把申请书写好，连夜敲锣打鼓送到社里，回去还开夜工搞生产，提出“搞好生产，迎接入社”的口号。只有在劳动人民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以主人翁的态度考虑集体利益时，才能出现这种积极性。
我看到了这样的变化：工人从机器的奴隶变成了机器的主人。黄宝妹倡导的女工修机器的运动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历来女工只挡车，机器坏了要等保全工来修理，黄宝妹想要提高工作效率，最好是女工能修理机器。可是保全工不同意，认为女工干不了修机器的工作，于是展开了要不要做机器的主人的辩论，结果女工学会了修机器，随坏随修，因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国棉十七厂普遍展开了学习黄宝妹运动，大家做机器的主人。工人做了机器的主人，就更能大胆开展技术革命，更能创造发明机器。国棉十七厂修机间老师傅祝兴发创制了静电纺纱机，可以从棉花直接纺成细纱。据说资本主义国家曾有过这种发明，但资本家认为这项发明不利于他们榨取利润，因此把新发明的机器买来毁掉了。
和工人做了机器的主人的同时，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农民中流传着一句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决定收获量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靠天、靠土地。我在“七一”人民公社看到的水稻和棉花的丰产情况都是以前不可能想像的。丰产棉田的旁边恰恰好有一块单干户的棉田，农民们说社里的棉花人把高，单干户的棉花尺把高，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看到整个田间是一片动人的景象，田头路旁飘扬着彩旗，农民们歌声嘹亮，无数积肥的熏土窑冒着浓烟，农民们搞深翻、积肥，要让土地翻个身，供给它充足的营养，为的是要明年的农业生产再放卫星，粮食产量再翻一番。过去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听天由命地生活，过去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都被破除得几乎不留痕迹了，代替它的是敢想敢做的气概，是指挥土地、驾驭自然的新农民。
还有，今天劳动人民不但做了生产上的主人，还正在变成文化的主人。国棉十七厂六天消灭了文盲，接着就成立了红专学校，已经有五千多工人入学，他们要在四年内达到纺织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工人下班后，红专学校就展开政治、文化和技术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和生产紧密结合着的。工厂办起了学校，工人不但要做生产的主人，还要做文化的主人；工厂不但生产物质财富，还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上海刚解放时，黄宝妹还是个文盲，而现在是红专学校第五班的学生，她不但是生产能手，劳动模范，还常常给报纸写文章，她是厂里越剧团的演员，在“黄宝妹”影片中自己演自己，被公认为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演员。现在厂里的工人又集体写了一个剧本“三十六班到四班”，写诗的人就更多了，最近围绕着“日日夜夜”这个题目写出了很多诗。
在“七一”人民公社，扫盲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了，也成立了红专学校。出现了田头黑板报，田头文艺表演，对生产鼓舞很大。现在准备搞农民的文艺会演，搞全公社的运动大会。我曾在国棉十七厂和“七一”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吃过饭，饭食很不坏，而且清洁卫生做得很好。“七一”人民公社第十生产队的食堂在诸陈家宅，这里已经是七无村。吃饭的时候，公社的广播站在播送音乐，接着又报告公社的生产消息。
劳动人民做了文化的主人，体力劳动者在迅速掌握文化知识，这和我看到的另一个现象——工厂管理人员下车间劳动，机关干部和青年学生下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的事实结合起来，就将逐渐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已经看到既是工人或农民，同时又是诗人、演员、发明家的事实，这说明劳动人民最聪明，而一旦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识，就更增加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妇女劳动力得到彻底解放
再其次，我对妇女的解放也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广大妇女已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社会工作和生产劳动。得到了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有同样参加工作的机会，同工同酬，使妇女的劳动力得到彻底的解放，这是妇女的大翻身。国棉十七厂的工人中有70％是女工，“七一”人民公社三万多劳动力中有二万多是妇女（郊区男子很多在上海工厂里做工），就是这些妇女在劳动中创造了奇迹。尤其在搞起人民公社后更能看到妇女的解放，在成立公社之前，虽然妇女也能参加劳动，但是被家务纠缠住，如要烧饭、管孩子、缝衣、洗衣等，还是不能和男子平等。成立了人民公社后，生活集体化了，有食堂吃饭，有托儿所管孩子，甚至洗衣服也有专人负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劳动力才算真正解放出来。
这次我接触了很多妇女，她们有的是副厂长、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劳动模范、生产队长、工人、农民，她们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在她们身上找不出任何一点过去在男子面前常表现的那种自卑感，她们性格开朗，敢说敢做，干劲冲天。看那些活跃在田间的姑娘们，她们那样矫健，那样生龙活虎，全身放射着劳动的光采，就不能不想到人们的审美观点已经改变了，剥削阶级把纤弱、苗条、多愁善病等认为是美的条件，而在劳动人民看来这是丑，是没落。
我记起毛主席最近曾说过：“如果每人每年没有一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我们今天的工作，也只有我们这样的工作，才能真正达到使妇女彻底解放的目标。
共产主义社会已不是遥远的事情
总起来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今天大跃进的形势。这是一个生产力大解放的时代，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一个人和人的关系、人们的精神面貌起着深刻变化的时代，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在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方面一年内增加一倍，这是古今中外不可想像的事，而我们正是创造了这样的纪录；广大的人民群众忘我地劳动着，没有人强迫，不计较工作时间，不计较工作条件，不计较报酬，昼夜辛苦而心情舒畅；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学校的课堂扩展到车间和田间，工厂的领导干部跟班劳动，和工人同劳动，“劳动”已经从卑贱变成了光荣的事情，“劳动”已经从人们的义务变成了权利：广大的劳动人民要做文化的主人，劳动人民要能文能武，工厂里生产诗，生产电影，生产创造发明，农田里生产黑板报，生产文艺表演，生产农业科学；在我国出现了人民公社，五亿农民的思想不但要搞社会主义，而且要搞共产主义。这一切都是奇迹，同时也都是历史的必然。事实正是如此，文字的形容只会感到不够而绝不会有所夸大，那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有意歪曲和诬蔑只能显得可怜亦复可笑，浮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我国大跃进的形势是历史的必然，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通过整风，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更空前提高了，党在每次运动中都把群众的思想提到新的高度，群众更加信赖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群众看得更远，干劲也就更大。人民群众今天看到的不但是要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还看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了。六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党指向哪里，人民就奔向哪里，凭着这股力量，我们就能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能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丰衣足食，能够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凭着这股力量，我们就能对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对我们进行疯狂的战争挑衅，只能加速它的灭亡。我国六亿人民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下，正在一方面拉紧绞索，一方面搞生产大跃进，因此我们有充分的力量和信心解放台湾及其他沿海岛屿，有充分的力量和信心最终统一我国全部领土，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
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繁荣昌盛的时代，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有了党的领导，人民将摧毁一切陈旧的东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将像垃圾一样被人民清除掉；人民将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是一个多少世代以来人们就梦想着而未曾实现的社会，这是一个消灭了一切不平等，社会产品极为丰富，人们的道德品质极为高尚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是一个最终实现永久和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们有这样光辉的人民。让我们用最美的声音歌颂我们的人民吧，让我们推动这个时代向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飞驶前进吧！（文内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附图片）
宋庆龄副委员长于10月17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视察工作。这是宋副委员长在该厂纺织工人、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右第二人）等同志的陪同下观看无梭织布机。 新华社记者 张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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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共产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全国文化工作行政会议提出宏伟奋斗目标
据新华社郑州31日电 1958年的文化工作，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带动下，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局面。10月10日至27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的全国文化工作行政会议，分析了这一年来文化大跃进的形势，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明年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主要措施。这次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如何在文化艺术方面大放“卫星”迎接国庆十周年的问题。
会议认为，一年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在生产大跃进的鼓舞下，在扫盲的基础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创作热潮。同时，这一年中，专业文艺工作者在整风、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坚决执行党的文艺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下乡、下厂、下连队，参加劳动锻炼，实行专家与群众结合，专业与业余结合的方法，繁荣了创作活动，培养了文艺队伍，大批新型的文艺工作骨干不断从工农兵群众中涌现出来。这些，标志文化艺术大普及的形势已开始形成，它构成了我国开始进入高潮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并有力地配合了我国人民的各项斗争，也相应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会议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化工作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继续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发展生产服务的方针，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继续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大力实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文化艺术大普及，基本上建成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文化大军，创造出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彻底改变我国的文化面貌。根据上述方针、任务，会议认为1959年文化艺术工作应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和出版、发行展览等工作，在全国人民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密切配合工农业、交通运输——特别是钢铁、农业的更大跃进，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劳动热忱；协助有关部门对前线战士和广大民兵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继续完成群众文化网的建设，基本上完成县和公社的文化网的设置（其中电影放映网到1960年完成）；继续改造、提高现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大力培养工农兵群众中文化艺术新生力量，壮大和提高文化艺术队伍。特别重要的是，大放文化艺术在创作、表演、理论研究等方面的“卫星”，迎接国庆十周年。
这次会议还指出，当前文化工作大跃进中，仍然存在着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各项工作的质量一般说还不高。文化艺术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还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特别是还不能适应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以及文化大普及的客观要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也还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根据这些情况和客观形势的发展，会议认为：今后几年中文化工作部门的领导上必须大力改进领导方法，注意抓思想，抓创作，抓队伍，抓设备。特别要注意抓思想。今冬明春，各地文化工作队伍应该根据教育者必先自己受教育的原则，结合农村中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
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作总结报告。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会上作了关于河南省全面大跃进的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电影局、出版局等单位负责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等文艺团体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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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清思想障碍 适应建设需要
太原厂矿办学遍地开花
本报讯 记者冯建伟报道：太原市各厂矿普遍举办学校以后，正逐步走向巩固和提高。有些办理较好的厂矿，还创造了群众办群众教的好经验，把厂矿办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太原市的厂矿办学，以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和形式多种多样为显著特点。全市较大厂矿目前都已办了业余的、半工半读的学校，每一种都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组织相当完备。据最近八十九个国营和地方国营厂矿的统计，第一类业余学校，是目前大量的主要的形式。第二类学校目前还在试办。以上两种学校，共有学生十三万两千多人，占职工总数的72％多。
太原市各厂矿办学是从5月开始的。在创办初期，首先遇到一系列的思想障碍。有些厂矿领导干部把学习和生产机械地对立起来，认为厂矿办学校是不务正业，势必影响生产；有的虽然感到办学的必要，但还认为远水不解近渴，抱消极犹豫的态度。开办学校后，还有些文化较高的干部和职员存在正规化思想，追求大、洋、高，看不起现有的学校，瞧不起教员。为了彻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中共太原市委在5月和7月，分别召开两次厂矿党委书记和宣传负责干部的会议，采取从实务虚，边辩论边行动的办法，对错误思想开展严肃批判。市委特别强调要和群众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另外还要各厂算清目前和今后需要技术力量的账。许多厂矿负责干部开始想不通，回厂和工人一商量，工人说，机械化电气化，没有文化很难化。而现在却是班前会，班后会，学习文化没机会；要求办学，要求学习。有的厂计算了生产发展需要补充新的技术力量后，大吃一惊：感到现在缺，将来还缺，如不及早动手培养，就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影响生产。思想问题解决后，办学积极性随着提高，各厂都由被动转为主动，各种形式的学校便在厂矿里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
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各厂矿普遍遇到紧张的生产劳动和学习时间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各厂矿学校都根据不同的生产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半工半读学生的劳动和生产时间安排，有的采取“四四制”，即每天四小时劳动四小时学习。车间要预先给入学职工配好徒工或技工，使他学习时剩下的活由徒工来干，不致间断生产。车间劳动力缺额，由厂内发动干部劳动或组织家属生产来补足。有的实行“隔日六二制”，每周学习六小时，这样劳动组织不受大影响，职工收入也不减少。还有的实行四班制，每天工作八小时，三天工作一天学习。有的是三班大轮换，即每天有两班工作，每班劳动十二小时，一班学习，每三天或两星期对换一次。这样既能保证生产时间，又使学习时间集中和延长。
矿山机器厂和晋西机器厂，最近试验厂级、车间和工区三级办学。这样，不仅发扬了下层组织的办学积极性，便利解决学习时间、缺乏教室和教员等问题，而且使教学更加结合生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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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新型农业科学技术大学
闻健
河南长葛县阎楼乡建设十七社红旗农业科学技术大学是在该社青年试验场的基础上建立的。该社三个自然村，十个生产队，一千七百多人口。在1955年挑选了一个青年队，各种生产成绩都很好，数次受到省县的奖励与表扬，1958年3月转为农业科学技术试验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要求，以科学技术和新式机械把农业武装起来，1958年6月在各地大办红专大学高潮的影响下，转为农业科学技术大学。
转大学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过程。首先遇到的是人们的迷信思想，他们说：咱们这文化水平，谁见过大学是啥样？怎能办大学呢？主张办大学的同志说：我们办的是农业大学，只要能把各种庄稼搞好，能高额丰产就行了，又不是比洋楼的，怎么不能办大学？其次是某些生产队领导同志的近视观点和本位思想。他们认为办大学既要供应设备，又要调动劳动力，他们怕影响本队生产。主张办大学的同志说：先进经验、科学技术、高额丰产都在大学创造，是帮助各队提高生产，决不能近视眼。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办起了大学。
他们实际上并未花什么钱，仅把试验场调拨给大学管理，把青年队员调整充实一下就成了。因为生产全部归社，他们对大学的投资，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产投资。这个农业试验场包括房屋三间（最近拟新建十一间），耕地一百五十五亩，牲口十头，和胶轮车、播种机、双轮双铧犁、水车等各种农具，煤气机、抽水机、钢磨等各种机器，以及雨量计、地温表、温度表、百叶箱、风向风力计等仪器，此外，有颗粒肥料厂、沼气站各一所，参考书一百多本。
在组织领导方面，由社支部书记冯海成任校长，下放干部崔绍华（党员）和乡党委书记胡福根、试验场场长李留记任副校长，并由党支书、社长、乡社团支书、下放干部、乡、社技术员等七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分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农业机械、土壤、工业、水利、肥料、病虫害、园艺、气象、畜牧、文化体育等十二个系，设农业科学研究室一所。由社干部、老农、生产能手、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分别担任系主任和教授，由本社的技术员作顾问。
教学组织就是生产劳动组织，学员八十五人（女十二人）就是青年生产队的队员。他们系由各队挑选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劳动积极、勇于钻研的男女青年组成。另有各队队长和试验小组组长二十人参加学习，共计一百零五人。文化程度大都是高小，少数是初中，他们根据个人特长与爱好，志愿选入各系学习。每人可以主学一门，兼学三门。口号是：精通一门，学会三门，互相交叉，连环挂钩。
教学计划与学习要求和队的生产计划、指标完全一致。即生产什么，学习什么，生产指标多高，技术水平就要求多高，生产的实际措施就是他们学习研究的具体内容。他们规划小麦试验田单产七千斤，大面积四千斤；早玉米一万二千五百斤，大面积六千斤，早红芋三十万斤，大面积二十万斤；白菜十五万斤，大面积十万斤，等等。要求在二年内每个学员达到上述生产技术水平，即行毕业，回原队生产，另选一批学员入学。
教学方法，技术课是课堂讲解，田间实习，重点培养，一般传授。上课时老农或技术能手讲解生产经验，由一知识分子作记录，讲完后学员讨论，最后由技术员总结，并加上简单的理论说明。这些记录即印发其他各队，以指导各队生产。学员按照最后的总结，在老农或生产能手的指导下，在田间作实际试验与生产，并向一般队员传授技术知识，使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结合起来，以提高全社的生产水平。传授系分工包干，具体负责，保证学习好传授好。
全社除试验场外，每队有试验组，每组有试验田，每人有实验片或垅。这些实验田除学习先进经验外，还创造新的经验。
政治课由党委统一布置，六天上课一次，结合中心学习。此外，还有评比与批评表扬制度，不断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
文化课是分班学习，学员大部在高小班，学习语文、数学，少数在初中班，有语文、数学及理化常识等课。由下放干部任教师。其他各队有业余小学或中学。
上课时间是：早晨两小时学文化，晚上两小时学技术，白天作实验，搞生产经常固定，每天上课。
在上课学习和实际生产劳动的同时，他们开展了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除了个人的试验片外，在每块试验田里还划出了标本片
（每片约二十——三十棵），对这片作物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每日作出详细记录。如烟叶，从下种到出苗，到成长以至头茬二茬，每天作记录，记录操作过程、时间及作物生长情况，生长速度、颜色、株高、叶长，病虫害发生情况、特征、治疗经过、所得效果等等，同时每日三次记下空气温度，地表温度，湿度，风向，风力，雨量等，五日一小结，结合作物生长情况，研究分析科学理论与经验。在各种操作过程中，都有不同形式的、内容繁简不同的观察记录工作，以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如观察记录中曾发现烟叶黄疸病，按老农经验，不能用肥田粉救治，他们研究后，用碱铜药水注射，并用肥田粉加硝酸铵水随浇灌水流入烟垅，结果救治过来了。这一新的经验，就成了他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进行了推广。为了掌握烟叶的质量与改进炕烟的方法，他们对试验片的每株每个烟叶都作了记号（挂牌），以便观察研究烟叶生长与炕烟情况，找出经验。
他们不仅学习老农经验与书本知识，注意吸收外地特长，甚至还请苏联专家指导。今年4月，他们发现烟叶发黑，就通过有关部门和苏联科学院取得了联系，在苏联专家的书面指导下，用钾肥把问题解决了。此外，和商丘、禹县、长葛二中等单位都有过联系，或订了协作合同。
这样，他们从学习到试验，从观察研究到总结推广，作到了三结合。即学习与试验相结合，生产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重点提高与普遍推广相结合。学习推动、提高了生产，生产丰富充实了学习。
为了便于学习，便于试验和生产，他们全体学员在社办的公共食堂吃饭，夏季并集体住宿（在田间）。这样，集体吃住、劳动，共同研究、学习，生活非常有规律，真正成了新型的农业大学。
在劳动生产和收益分配上，他们和其他队并无所区别，同样包工包产，各人都有底分。在搞试验田时，由于各人所付劳动不同，由参加者临时评分；但不超过参加人员底分的总和。由于他们生产好，每人都比别队队员多一些收入，主要是生产超额奖。为了帮助劳动较弱的队搞好生产，他们还时常组织学员为他队突击生产（如送粪），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由于学习、生活、劳动。整个大学的工作都和农业社联系在一起，使大学成了农业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群众歌唱它：提起试验场，心中喜洋洋，技术数它好，试验作榜样，农业大学办的好，生产跃进有保障。
现在，他们正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以百倍的信心与勇气，向着更为完整的新型的农业大学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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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远水不解近渴吗？
萧敏
一件事情不能马上生立竿见影之效，人们往往把它比之为“远水不解近渴”。现在，在工厂办学问题上也有这种说法，认为工厂办学对于当前的生产无补于事。
真的是这样吗？不然。太原钢铁厂技工阮成普在本厂中等专业学校里学习一些物理知识以后，他便结合自己的生产经验，创造了一种不停车的机械设备，全年为国家增产薄板四百二十吨。这种例子很多。许多工人都有实际的生产经验，他们一旦掌握文化科学知识，马上就能用之生产，对生产发生作用。工人参加学习不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是立即生效。
“远水不解近渴”论者，持有这样一种理由，说工厂生产紧张，劳动力技术力量不足，如果再办起学校，一部分职工参加学习，就要减少生产和工作时间，会影响生产。诚然，工厂的生产任务很重，生产和学习在时间上有一定的矛盾。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工厂办起了学校，经过三年、五年乃至十几年以后，如果工厂的大多数或全部工人都参加了学习，工人的文化水平由文盲、小学达到中学、由中学达到高中、大学的水平，从现有工人当中培养出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那么，暂时紧张一下，将来就会有莫大的好处。反之，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顾眼前，没有长远之计，工人没有学习的机会，文化和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现在生产紧张，将来生产依然紧张，那么，这“近渴”岂不是老解不了吗？
还有一层。物质产品是由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的多寡好坏，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工人的觉悟愈高，工人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加强工人的教育，积极的提高工人的文化科学知识，乃是增产的不可少的因素。刘少奇同志说过：“工厂在生产钢铁、机器、电力等等物质产品的同时，还应该负责培养有文化知识有劳动本领的新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工厂里应该出大学生、出技师、出工程师、出干部。”
远和近是比较着说的，是相对的。有些事情，从当前着眼是较远的事情，但如果从长远着眼又是较近的事情。工厂办学就是如此。现在，我国正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之一就是要全民受教育，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工厂办学校，正是为了在工人群众中普及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使工人知识化，逐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的重大步骤。因此，工厂办学校一方面为了当前的生产需要，同时，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远水不解近渴”论者，既没有认识到本厂跃进的关键，又没有认识到大大提高人类文化水平对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要意义。
工厂办学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问题在于厂矿领导干部对办学采取何种态度。中共太原市委会在办学之初，首先召集厂矿党委书记和宣传干部务虚，解决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已破，各种形式的学校便风起云涌般的发展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地区也能像太原一样，抓一抓工厂办学问题，扫除思想障碍，使工厂办学也来一个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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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个兄弟国家优秀无线电运动员齐集北京
国际无线电快速收发报竞赛开幕
据新华社讯 1958年国际无线电快速收发报友谊竞赛，1日晚在北京体育馆隆重开幕。
七时十五分，开幕式在军乐声中开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苏联和中国等七个国家的运动员，高举着本国的国旗，迈着有力的步伐走进了会场。这时，首都一万多名无线电爱好者，向他们鼓掌表示热烈欢迎。
竞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首先向远道来我国参加竞赛的各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他还说，群众性的无线电运动，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次友谊竞赛对于交流无线电收发报经验和提高技术，会产生有益的结果。
保加利亚无线电代表团团长依·别依切夫、民主德国无线电代表团团长里斯·法郎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线电代表团团长崔炳善、蒙古无线电代表团团长日·沙尔湖、波兰无线电代表团团长阿尔宾·拉松、苏联无线电代表团团长波克罗夫斯基等，都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们都表示对来我国参加竞赛感到十分高兴，并一致指出，通过这次友谊竞赛，将进一步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
竞赛已于2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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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快速收发报竞赛
电报是由一方发，另一方收来完成传递消息的。电报在传递军事情报和民用通信中，是最迅速最好的一种方式。组织快速收发报竞赛，就是比赛收发电报的速度和准确程度。在一些电报事业发达的国家和业余无线电活动比较开展的国家都举行过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快速收发报比赛。我国在1956年和1957年也曾举行过全国性的收发报竞赛。但无线电快速收发报成为国际性的比赛，还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主义国家间于1953年开展组织快速收发报友谊竞赛。那次比赛是1953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只有苏联和保加利亚两国参加。1954年11月，又在苏联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性无线电比赛，参加比赛有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六个国家，中国、朝鲜、蒙古都派了观察代表参加。这二次比赛都是苏联获得优胜。1956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第二次国际无线电快速收发报比赛，有捷、苏、保、罗、德、中、朝、波八个国家参加。我国代表队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取得很好的成绩，以五二二七点六三分获得第一。我国运动员王祖燕还以每分钟三百个字母和每分钟四百个数码的优异成绩，获得打字机抄报男子组第一名。
田绪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