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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改中提出勤俭办科学的响亮口号
科学院在京单位烧起反浪费之火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在京单位正燃起反对浪费之火。“勤俭办科学”是这些单位所有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口号；这些研究单位已把“勤俭办科学”当作这次整改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对许多严重的积压浪费现象进行了连续的揭发。一种现象是器材买来后长期没有使用。如物理研究所第五室，两年前买了两架“超声波发生器”，共值五千六百多元，还有一架“干涉仪”，价值五千元，两年来从没有人使用过。物理研究所前第十一组存有大量“多头电缆”，总值一万二千元，也一直没有使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用一万多元买来的“温度电阻电桥”，原订购人调走了，这项仪器也就无人过问。
另一种现象是用得少买得多，或买来后很少使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有一架约值三万元的“圆盘刻度机”，买了一年多，但使用的机会很少。这架极为精密的机械，需要在恒温、防尘、防震的条件下工作，需要专人掌握和保养；可是因为它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作用不大，一直没有被放置在适当的场所。在应用物理研究所一个实验室里，光是各色电炉就有四十多个。据估计，这些电炉每天的利用率还不到50％。化学研究所有一个组，有十八台“检流计”，而用得着的不过五、六台；有折光仪四台，用得着的也只是一、两台。类似这种现象许多研究单位或多或少都有。
还有一种情况是，买来的器材根本不适用，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如物理研究所订购的一架价值一万三千多元的“桥式单梁电动起重机”，就根本不适用。这架起重机的吊钩的最低位置是二米，机宽是二点七米，而放置这架起重机的房间，高度才三点五米，宽是四米。用这架起重机只能把物件吊起一米多高，而且只有一米多宽的活动余地，因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改用一架同样起重一吨的“手动起重葫芦”，只需要这架电动起重机价格的八十分之一左右。类似这样用了很多钱买来而并不适用的器材，在物理研究所还有，如他们用了六万一千多元订购的“卧式搪床”，价值一万六千元的锯床，价值八千元的插床，以及1956年专案采购的价值四千多元的橡皮布，等等。
有些单位损坏、偷盗、丢失仪器的现象也很严重。据物理研究所一个所的揭露，一年来损坏精密贵重仪器有三十多件，其中“万用表”十三只，值二千五百多元。1957年第一季度物理研究所各室丢失的仪器有四十八种之多，价值近三千元；白金、真空管、水晶镜等贵重物品被偷盗的事件也有发现。
出版方面的积压浪费现象也相当惊人。如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的“五代十国文”，是一部二百多万字的文稿，出版社早已经全部发排，直到二校以后才发现文中错误很多，如果不加修改就不能出版。而出版社已经为这部稿子付出稿费近万元，排版费近万元，存版二年，还得付出存版费好几千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地理图”一书，花了二万元的印刷费，但印出后发现有重要错误，不能发行。科学情报所的同志们算了两笔账：一是“产品目录”；一是“期刊译名卡片”。这两项工作所用的人力和材料，共折合六千多元，结果全部报废。
科学院在京各单位揭发出来的这些浪费现象，已受到本单位领导上的重视。物理研究所为此特召开了所务会议，号召全所工作人员动员起来，进一步揭发积压、损坏、偷盗器材和器材供应、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浪费现象，并开展辩论，提出具体有效的改进办法。地质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专设了仪器小组，负责调查研究解决关于仪器的积压浪费问题。这个仪器小组对该所各研究室的仪器进行了检查，并把检查结果向全所工作人员作了报告。随后，全所各研究室对于仪器的使用问题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批判了本位主义倾向，对各种仪器是否充分发挥了效用，重新作了检查；各研究单位有的推定专人，有的组织了专门小组，对所有仪器进行了清查和登记。在清点中，有些单位清出了常年搁置而现在又很急需的仪器。力学研究所在“勤俭办科学整改小组”的领导下，举行了专题座谈会，成立器材检查小组进行了库存清查和登账工作。目前，力学研究所已经把器材供应管理制度和财产管理制度拟出草案让全体工作人员讨论，定稿后即公布施行。有的所还举办了或即将举办反浪费展览会。昆虫研究所举办的反浪费展览会向参观者证明，“小庙出不了大神”、“生物研究单位的浪费比不了理化研究单位”的想法不对头。这个单位的浪费现象也是惊人的，也应该深入检查。动力研究室在开展勤俭办科学的辩论中有人提出建议，在北京中关村地区，把基础较好的金工场稍加充实，改为中心金工场，为周围的几个研究所服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器材，符合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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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揭发 大辩论 大改进
不让高等学校实验室中有浪费
本报讯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结合整改工作，成立了实验室的专门检查小组，以“大揭发、大辩论、大改进”的精神，检查浪费。初步统计，仅物探教研室由于积压浪费造成的损失即达十万元以上。
许多人都片面地认为，仪器设备要全、要新、要好。积压最严重的重力组，1954年买了八台电动计算机，不但使用效率很低，反而由于长期不用而致运转不灵，或齿轮卡住，倒花了修理费二百多元。为什么当时买这么多呢？就是在所谓
“要最完善的设备”，“世界第一流”等思想指导下花了数万元去买来的。这个组还花了一万九千元购进了十台进口密度计，闲搁了两年没有用，而按目前同样性能的国产密度计计算，只要二千元就够了。其它如盲目购进六台电钻（实际上只要两台就够了），一下子买了八台捷克万用表和超过实际需要的有机玻璃，买回价值一万元左右但并不适用的充电机等的浪费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
有的组在试制和装备仪器和实验室方面，缺乏全面考虑和精打细算的态度。如放射性组装了一台计数器，待装好后，发现其中电阻不好，拆下全部重做，浪费了四百多个电阻；但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又大批的装置，结果因电子管不适用，又拆卸一次，使买回的二百多个电子管全部积压下来。这样来回折腾，不仅浪费了一千三百元，而且花了大量的工时。
本报讯 山东工学院几个教研室揭发了教学设备的积压和浪费现象。
压力加工实验室购买了一台价值九万多元的水平锻造机，使用效率不高，浪费了国家资财。许多实验室揭发了多买、重买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实验室已经有了另序变流器两个，金合闸继电器六个，自动整步仪两套，而实际上不要这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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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师范学院浪费有多大？
浪费的钱买米可够二千四百学生吃一年
本报讯 南京师范学院进入整改后，成千张大字报尖锐地批评浪费现象，各系科先后举办小型“反浪费”展览会。该学院于本月2日举办全院性的“反浪费反积压反破坏公物”展览会。
展览品分陈三室。第一个落进观众眼内的是一架电话总机，这是去年花五百多元在市场上“抢购”来的，机器本身毛病多端，又无人能够操纵。两架手风琴，价值一千五百六十元，无人使用，只得让它生锈了。价值三千七百多元的望远照像机和两架显微放映机，无声无息地躺在屋里。十四付双杠、六付高低杠、二十个垫子（共值二千五百多元）至今还睡在储藏室中。水电的浪费使人吃惊，光去年11月份就超支三百一十八元，以全年计就得三千八百一十六元。一架珍贵的切片机就积压资金四千多元。
被损坏的公物都陈列在第三室中。有位“驾驶员”，不遵守规则，撞坏了篮球架，使崭新的摩托车身受重伤，损失一千多元。化学系两年来打破的玻璃仪器共有四百多斤，价值二千零八十元。地理系一年中损坏了皮尺、罗盘、花标杆等共值六百零一元。音乐系损坏了四架手风琴、十七把二胡。这些仅不过一小部分而已。
展览会出口处，有一张显目的统计表，题目为“算笔账”：损坏和积压物资——六千七百件，折合人民币——十万元。这笔钱的价值——一、相当于一千六百六十七个农民的全年生活费用。二、可买五千七百三十九担大米，刚好够全院二千四百个学生吃一年。三、可买二万五千丈普通蓝，男制服可制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七套。四、等于八十三个讲师全年的工薪。
（朱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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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师范学院学生辩论结果
师范生要成为优秀的红色人民教师
据新华社9日讯 北京师范学院两千四百多名学生在最近的六周时间内，对师范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使命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问题是由学生黄然写给学院院刊的信引起的。他在信中说：学师范是不光荣的，当教师是被人轻视的，前途是“无望”的。为了对祖国有更大的贡献，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专家”或“伟大的工程师”。他不愿献身给所谓“平淡庸俗”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很低的教师这个职业。对教师职业的错误看法，在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中轻重不同地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师范生的光荣使命是什么？将来是作红色的优秀教师还是当什么其他专家？各班各系的大辩论就迅速开展起来。
最初，有些学生同意黄然的第一个观点，认为社会上轻视教师是因为教育事业本身不好，这是“存在决定意识”。但是，许多学生批判了这种看法。物理系一年级学生王志勋说，社会上轻视教师的现象确是存在的，但要看是哪些人看不起教师，他们的思想深处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当过两年中学教师的董鉴源根据北京市中学飞快发展的情况和教师们生活改善的事实证明，党和政府是重视教育工作的。农民出身的学生李凤才说，他在农村二十多年，从没看到过农民轻视教师的现象。相反，农民有点好菜，自己舍不得吃，却送给老师吃。经过辩论，大家明白了社会上轻视教师的只有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以及深受他们思想影响的人才不尊重教师。不愿意当红色优秀教师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影响的人。
主张师范生应当成为教育工作以外的什么“专家”的学生的主要论据是：国家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大量的工程师、科学家，因此，党号召我们成为又红又专的专家。这些人给自己规划的路线是由大学生而助教、而讲师、而教授、科学家，并且说这是从国家需要和党的号召出发的。许多学生不同意这种看法。董鉴源认为，这样理解国家需要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国家对干部和青年的一般要求和对每个人的具体要求混为一谈。他说，对于师范学院的学生来说，就是要求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抛开这个具体要求，强调一般要求，实际上是用国家需要为借口来掩饰自己个人主义的打算。
经过这次辩论，学生们明确了国家对师范生的要求是要他们成为优秀的红色人民教师。许多学生澄清了各种错误观点，感到眼睛明亮了，精神愉快了，劲头饱满了，并且认识到教师工作是一种艰巨复杂的有创造性的高尚事业，愿意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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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前门区第一中心小学，最近在一年级的学生中进行汉语拼音字母实验教学，已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样写对吗？”一年级小学生葛翠珠（左）写了汉语拼音字母后，问她的同学程北莲。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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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时代的旧眼光
芝生
时代变了，有些人还习惯于用旧眼光来看新事物。
最近在鲁迅全集上读到一段故事：满清末年，开始兴办洋学堂。鲁迅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母亲因此哭了一场。“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头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那时，人们把做八股文，考进士当成最有出息的正路，而把受资产阶级教育看成不光彩，没出息的邪道。今天看来洋学堂比起“读书应试”来自然是有其进步性的，但是那时的社会舆论却是用封建社会的旧眼光来鄙视资产阶级教育的。
现在，经过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崭新时代，然而不少人，甚至有些青年仍然用旧的资产阶级的眼光来观察新事物。我们党对青年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有些青年却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先专后红”或者“只专不红”，这实质上也就是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当成“有出息”“有前途”，用旧的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理解社会主义时代党对青年的要求，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
为了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掌握科学技术，向自然界作斗争。可是，一部分青年却把掌握科学技术同提高政治觉悟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既要做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政治上就不必要求太高，做了“大科学家”以后再提高政治觉悟还来得及。这就是所谓“先专后红”论。其理由之一是，过去的科学家不是有些人“先专后红”了么？既然过去没有按照又红又专的方向培养自然科学家，为什么现在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呢？
说过去没有培养出大量红色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这是事实，但这只是过去了的旧时代的事实。那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在反动统治的限制和旧思想的束缚下，他们的大多数是不愿也不能和工农群众结合的，只有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才逐步提高了觉悟。他们之中少数人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也就是所谓“先专后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目前还处在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过渡状态之中，正在由“专”到“红”的转变之中。主张“先专后红”的青年大多是羡慕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好薪水高”或者“受到党和国家重视”。是的，我们应该把现有的知识分子当作宝贵的财产来加以爱护，可是，党不是同时也强调指出改造现有的知识分子是过渡时期的一项特殊历史任务么？主张“先专后红”的青年又大多具有一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有技术，不管思想如何，客观上总是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真是这样么？像钱伟长、曾昭抡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文教科学事业主要是起了推动还是破坏的作用呢？他们“客观上”是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呢？有人会说，他们是右派分子。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如说，强调技术不要党的领导，个人名利第一，不顾国家利益，强调理论，轻视实践，强调个人兴趣，不顾国家计划……这些思想不正是这类右派分子活动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市场么？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不相容的，思想改造正是克服这个矛盾的手段。我国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我们必须认真团结现有高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样的，他们的思想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如果说他们的“先专后红”是一种由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既成事实，那末要求新时代的青年“先专后红”再来重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则是开倒车的作法，违反历史发展的要求。
前面说到了旧的资产阶级教育是不能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大量的红色技术人才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历史原因：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前，工人阶级首要的历史任务是领导广大人民推翻反动统治，消灭剥削制度。那时的觉悟的青年不能不为了革命“投笔从戎”，放下了书本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那时候的革命斗争暂时还不需要大量的工人阶级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今天也还没有现成的工人阶级的科学家队伍。可是，正是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锻炼出大批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没有这个强大的干部队伍，革命是不会胜利的。有些人把“专”了解的非常狭窄，似乎只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才是“专”。难道说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政权工作者、经济工作者、作家、记者……不是又红又专的人才么？自然，毛主席教导过我们：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在向大自然进军的时候是应该下苦功学习科学技术，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既然我们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能够使资本主义在我国一去不复返。革命的敌人强迫我们熟悉了一切最复杂形式的革命斗争，我们也一定能征服自然界的敌人。
其实，就在科学技术方面又红又专的道路并不只是理想。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也一再承认他们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落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数量比他们大、质量更高、发展速度更快的不可比拟。这个队伍不是按照“又红又专”的方向训练出来的么？
主张青年知识分子要走“先专后红”的道路，认为过去没有办到的事以后也办不到，从思想方法上说，也是一种没有丝毫预见性的爬行经验论。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青年一代应该彻底摆脱资产阶级陈旧观念的束缚，继承革命前辈的革命传统，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满怀信心地走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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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岭地村都是识字人 文盲扫完了争取再提高
本报讯 被称为“文化村”的浙江常山县白石乡岭地村，又是全省扫盲的模范村。六年来，一个文盲村已经变成了无盲村。现在是人人识字，人人都会写信、开便条、读通俗的书报。
岭地村六十三户人家，一百二十四个成年人，在六年前，只有五个人认识几百个字。那时，写封信、开张便条，都要跑遍全村，有时还要跑到外村去请别人写。在日常生活中，油证当粮证，布票当米票，三元的当一元用，这些笑话时有发生。可是现在完全不同了。高级社里有夜初中班、有民校、有冬学，还有一所村校。真是家家有人读书，人人都识字。从1954年起，村里的每户人家就没有请过别人写信、开便条了。高级社里的会计、记账员全是从文盲中培养出来的。
要是提起他们村里是怎样扫除文盲的？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这多亏是党、团支部的领导好。”这个社里的社长、党团支书、社务干部全部都参加了民校学习，社长、党、团支书，现在已读初中班了。他们没有经费，社里就从公益金中抽出解决。开会和学习有矛盾，他们就早开会、早排工，开完会，排完工就马上学习。这个村里的民校、冬学从1951年开办以来，从没有停过一天课，不论是刮风、下雨，都是天天坚持学习。五十七岁的妇女杨金玉，带着老花眼镜，也没有缺过一天课，现在她已认识八百多个字了。全村1952年前认识一些字的不算，仅1952年后的九十四个文盲中统计，现在已经取得高小毕业证书的有二十一人，他们都转读夜初中了；有二十个人已认识一千多个字，超过初小程度；其余的五十三人都识字在五百个以上。现在全村除掉二十多个幼孩和十多个年纪大、确实不能参加学习的以外，人人都识字，再也找不到文盲了。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后，社员们学习文化的劲头更高了。他们说：“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要有文化。”现在，他们作出的规划不再是扫盲的问题，而是争取到1960年，全村二十一个社员达到初中毕业程度，其余的全部领到小学毕业证书。 （凌济忠、王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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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勤学苦练的老大娘
天津市张月英老大娘是一个为人们所经常称道的学习模范，同时又是热心于街道扫盲工作的“小先生”。
张月英今年四十多岁了，过去半辈子连简单的数字都不认识。1951年她参加了街道扫盲班学习，在学习中，她刻苦、认真，白天因为忙于家务，无法学习，她就紧紧抓住晚上的时间，常常到深夜了，她还是手不释卷。从入学到现在，六年如一日。由于这样的勤学苦练，现在她已经小学毕业，而且成绩优良。
张月英和儿媳杨桂华（右）都是街道扫盲班的“小先生”。这是婆媳俩正在研究功课。
新华社记者 梁一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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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路职工学习文化好
文盲逐年减少 工作有了提高
本报讯 铁路职工文化教育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很大发展。1956—1957学年度第二学期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职工有五十二万八千多人，比1952年增加了二点一倍。从1952年到1956学年度第二学期，已经有十三万多人摆脱了文盲状态，有一万一千多人提高到相当于高小毕业水平，有九百多人提高到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有五十人提高到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铁路职工的文化面貌已经起了变化，文盲人数在职工中的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58％强降到36％上下，具有高小、初中程度的职工逐年增加，有部分基层单位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广大职工提高文化以后，对于学习技术、学习政治、改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起了积极作用。锦州铁路管理局彰武工务段的桥梁工郑金1956年摆脱文盲状态以后，能够阅读资料，因而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更换桥梁枕木的工具，提高工作效率一倍，被评为锦州铁路管理局1956年的先进生产者。又如太原铁路管理局口泉桥梁工区，1953年刚成立时，全工区十四个人当中有十三个是文盲，连工长在内，只有三个是技术工人，其余都是杂工。这个工区的职工经过几年来的刻苦学习，已有十二人摆脱了文盲状态，并分别升入了高小五、六年级。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原有的十一名杂工都已升为技工，并且培养出了新的工长，现在一般工人都能计算面积、比重，有的能作工程统计、工程计算和工作总结了。从1954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大小事故，生产任务也完成得好，因此，曾多次被评为大同工务段的优胜工区。
在组织职工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时候，有些地区注意了尽先组织干部、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积极分子入学，有不少文化低的领导干部也积极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文化程度低在业余时间坚持系统学习有困难的干部，各铁路管理局和工程局都为他们举办了干部文化学校，或者在干部学校中设立了文化班。这类学校目前已有二十三所。铁道部也在干部学校中设立了文化部，分批地抽调文化低的干部学习中、小学课程。1956学年度第二学期在上述干部文化学校里学习的干部近四千人。 （张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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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抱住一个大西瓜
——记铁道科学研究院“反浪费展览会”
本报记者 蔡鉴远
科学仪器设备的积压浪费，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问题。因此，“反对浪费”“勤俭办科学”就成为铁道科学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在这次整改中发出的第一个响亮的口号，也是他们在这次整改中抱住的第一个大西瓜。
整改开始，铁道科学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就以战斗的姿态，大鸣大放，勇敢地向久已存在的严重的积压浪费现象普遍进行了揭发；并在检查浪费的同时，进行了整改工作。为了进一步教育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特地举办了“反浪费展览会”。通过这个展览会，人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科学研究机关中，由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本位主义和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而造成的严重浪费现象，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么大！
下面就是在这个展览会上表现出来的一些怵目惊心的事实。
有一种仪器叫“150吨万能试验机”，七万多元一台，我们国内目前只有两台，其中一台为铁道科学研究院桥梁研究组所拥有。展览会告诉人们，桥梁研究组有了这样的珍贵仪器，不是爱护备至，而是无人负责、任意糟踏，以致机器的准确度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只能作二十吨以内的试验了。这就严重地影响研究工作。这台仪器遭受损害，是谁的责任呢？当然有关领导人应该负责。但是直接负责人是谁呢？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又如金属研究组的“金相显微镜”，价值两万多元，它可以放大一千五百倍。这个仪器的说明书说得很清楚，它的心脏部分不能拆动。可是几个没有光学知识的青年人却要自作主张地把它拆动一番，结果给弄坏了。现在这架金相显微镜只能放大到二百五十倍了。因为无人负责而损坏贵重设备的例子还有。这样的事情，铁道科学研究院领导上是经常看到的，然而他们视而不见。
在展览会上人们还看到另一种现象：一些科学工作者，明知道我们的国家很穷，却要按着阔少爷的派头办事。水油研究组本来只需要七架天秤，现在他们保存了十六架；本来用普通天秤完全可以完成任务，并且普通天秤已经有几十架放在大连，但是化学研究组、木材研究室和土工研究组都还一定要用外汇去买电天秤。金属研究组的高温和低温的“抗张抗压试验机”，价值二十一万多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交通部负责人说，这样的仪器是他们生产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从研究工作来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铁道科学研究院没有这样的设备，丝毫不会受影响。实际上，这部仪器安装上以后，仅只把它当作“烘箱”用了几次。真是“大材小用”。为什么要购买这种不迫切需要的仪器呢？据说是负责购买仪器的人，看到这种仪器的广告，考虑到“可能要用”，同时还认为“仪器愈全愈好”，于是就把它买来了。连仪器的规格、性能都还没有弄清楚就盲目地购买仪器的例子也不是个别的。还有另外一种更荒唐的情况：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研究组需要一台“汽压焊机”，这种机器每台价值一万多元，他们拟请某厂承做。承做厂开头“不肯做”，于是订货人想出了办法：做两台，送一台给承做厂。这样，承做厂才答应做。当然，这是经领导上同意的。这种情况也许人们不相信，但是这是事实。
有没有根本不是研究工作需要，而是借“研究”之名买来图好玩的设备呢？展览会告诉人们：有。一个研究人员逛大街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架美丽的小座钟，他脑子一热，借口“研究工作需要”，经有关方面批准，就花五十元把这架小座钟买下了。半导体收音机是新鲜玩意儿，一个研究人员动了脑筋要“研究半导体”，于是也就请求购买了三台半导体收音机，用去试验费一千一百多元。实际上铁道科学研究院的研究题目中根本就没有关于半导体的项目。
展览会告诉观众，许多浪费现象是因为研究工作人员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作风所产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仪器设备的使用，都是各用各的，各搞一套，互不协作。如“示波器”，通讯研究组就有好几架，因为用不着就闲放起来，而机务研究组却又花外汇在国外订购了九架。其它如电气仪表、计量工具、压力表、天秤、绘图仪器、计算尺、照相机等等通用仪器设备，在铁道科学研究院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因为大家有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以致不能集中管理，协调使用。
在铁道科学研究院还有这样的说法：“在购置仪器设备上，研究人员有无上的威权。”展览会证明在这种“无上权威”的思想指导下购置仪器设备是造成浪费现象的重要原因。金属研究组拥有的关于电焊条的设备，相当于一个小工厂，估计每年可以生产一百二十吨电焊条。实际上，长期以来他们只用这些设备做了极其微量的试验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是对于研究课题的确定，领导人往往迁就了某些研究人员的片面意见。电焊条的研究是需要的，但是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一堆设备呢？领导人员却没有充分考虑。其次，设备的购置也没有集中审查，研究人员认为需要，填个单子，研究组的事务人员盖了章，研究组长、院长也就一律通过，形成“研究人员说了算”。实行“权力下放”，结果却连必要的审核制度也等于给取消掉。混凝土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需要几块钢玻璃做垫板试验，一买就给买了一千四百六十块。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在全部库存材料共值四十五万四千元，但是其中属于浪费和积压的就有二十三万六千多元，占一半以上。许多材料一买就数以吨计，而且还大多数是进口货。这件事实说明，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关领导人员除了批准计划时的不负责任以外，对待工作人员也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明知有些工作人员犯了过失，却不加以教育，以致怪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铁道科学研究院几年来在铁道科学研究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他们对我国铁道科学事业作出很多贡献。这个展览会，是他们在浪费国家资财方面的集中表现。在这个展览会的面前，铁道科学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受了一次极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铁道科学研究院在割除这些病毒和放火烧毁这些缺点的同时，还邀请在北京的四十多个科学研究工作的兄弟单位，来参观了这个展览会，同声声讨浪费。另外，他们揭发错误的同时，还在设法积极改正这些错误，使大部分积压浪费的仪器设备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告诉来参观的各兄弟单位，有需要这里面什么仪器设备的，请记下来，他们将把这些仪器设备调剂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他们机关内部也还即将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以防止这种浪费现象的重新发生。目前，俭朴的风气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已经开始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