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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计划一经群众讨论面目全非
保守变先进 亏损变盈余
天津钢厂职工作出了促进的榜样
据新华社天津9日电 新华社记者孟帆报道：天津钢厂职工在讨论今年国家计划中，贯彻整改精神，再一次掀起大鸣大放，批判了保守思想，订出了先进的计划。
新订出的计划同工厂第一次提出的计划草案比较，总产值增长5.8％，成本由原计划亏损四十六万五千元变为盈余十六万元。
这个厂的职工经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责任感，特别是中央提出了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以后，更加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热情。在讨论计划过程中，工人们对于各项指标都作了认真分析，并且展开了先进思想同保守思想的辩论。炼钢部的平炉工段在讨论冶炼时间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的先进指标是五小时十五分钟炼一炉钢。但是也有人强调客观困难，认为需要五小时二十分钟炼一炉钢。司炉王起发也有这个看法，他的理由是天车不够，碰上几个炉子同时出钢就耽误时间；今年用新的原料，质量不好，熔化时间也长。工人们针对王起发的看法展开了辩论。有的工人认为，如果认真贯彻快速炼钢操作方法，冶炼时间还可以缩短。也有的工人指出1956年第四季度冶炼时间就已经达到五小时十五分钟的水平。铸钢工长听到王起发的意见以后，也主动参加平炉工人的讨论，保证加强天车调度，避免发生出钢时等天车的缺点。最后，工人们决定冶炼时间是五小时十一分半，比工厂提出的计划草案缩短十七分半钟，仅此一项全年就可以增产钢七千六百多吨。
为了实现国家计划指标，工人们对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一千五百多条批评和建议。在对领导提出批评的同时，职工们也主动地改进了工作。线材部制钉工段过去产品质量不好，工人除批评领导贯彻操作规程不彻底以外，主动地加强了检查制度，最近已经连续做到五天没出废品。一分厂小型轧钢机老工人丁文祥、王贵才等为了降低煤耗，实行了“勤加煤、少加煤，勤掏灰、少掏灰”以及降低风量等的方法，使生产每一吨钢材的煤耗由九十六公斤降低到七十八公斤。
天津钢厂的领导干部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树立了依靠群众的思想，鼓起了革命干劲。许多职工在整改中提出，工厂1957年的计划缺乏先进性，编制计划考虑困难条件多，考虑有利条件少，以致失去了指导生产的作用。同时批评党委书记、厂长编制计划时发动群众不够，1958年的计划草案没有同职工一起研究，只凭过去的统计资料编制，以致计划保守，一些重要的指标还低于实际达到的水平。如炼钢日产量1956年第四季度已经达到八点七二二吨，可是1958年计划草案反下降到八点四一吨。在成本方面，1958年的草案并没有提出一项节约措施，就要求主管部门批准亏损四十六万五千元。这些批评引起了领导干部的重视。他们立即动员计划部门对1957年的计划工作进行检查，又召集厂内的专业工程师开会征求意见；最后召开几次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经过会议讨论，一致认为1957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是保守的。党委书记和副厂长主动检讨了思想落后于实际、不去主动克服困难的缺点。会议对各车间的生产情况作了分析以后，考虑到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重新提出了比较先进的1958年计划指标，发给工人讨论。
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逐级地传达给车间、工段的干部，也鼓起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在他们接到计划指标的时候，一反过去讨价还价的现象，积极同工人研究设法达到或超过计划要求。如四分厂的干部接到今年降低成本八万元的任务以后，同工人们仔细地核算各种材料消耗，提出二十多条措施，成本只能降低七万元左右，仍然没有达到计划要求。这时，他们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叫苦，而是又进一步分析去年没有完成轧辊消耗指标的原因，提出建立轧辊使用图表，加强管理，争取每一个槽孔能多使用一公分的措施。这样，全年就可以再降低成本一万二千多元，超过了工厂布置的降低成本任务。
在讨论国家计划中，这个厂从领导干部到职工都根据勤俭建国方针，做到少花钱或不花钱而多办事。全厂没有提出一项要国家花钱的措施，许多问题都是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如电炉工段原来打算花几百元安装一个化铁炉，以提高生产、节省材料。这次讨论计划，领导干部同工人研究利用废料，自己动手安装，不要国家花钱。现在，这个化铁炉已经用废料安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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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
大连机车车辆厂反复调查多次辩论
确定今年机车产量比去年增长54.6％
本报讯 据旅大日报报道：要不要跃进？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如何跃进？这是大连机车车辆厂讨论今年国家计划时遇到的几个问题。经过多次的辩论，他们对这几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现在大连机车车辆厂领导干部正在满怀信心地组织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
这个工厂1958年的生产计划比1957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主要品种——机车的产量增加54.6％，即从去年实际完成的九十七台，增加为一百五十台。这一巨大的增长比率，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他们在认清全国建设的新形势以后，经过不断讨论，调查，核算，不断批判消极、保守思想而得来的。最初，他们计划今年生产一百一十台机车。当时，他们认为这个数字还可以，因为这个产量已经比去年的计划提高了23％，同时今年全部是生产建设型机车（去年生产的九十七台机车中有六十二台是冖ㄎ1型机车），而一台建设型机车的工作量等于一点二台冖ㄎ1型机车的工作量。看来，任务不算轻。但是，上级要求他们更高地提高机车的生产量，因为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机车的需要量很大。同时，经过整风运动，大家的革命干劲十足，都想尽可能地为国家生产更多的机车。于是更高的数字——一百四十台、一百五十台又被提出来了。产量要提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哪一个数字是既先进而又可靠的呢？当时领导上是心中无数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组织一部分人到车间去进行了“摸底”。在“摸底”中，他们不单纯了解生产能力，而是用积极的态度找出每个车间的薄弱环节，并想出各种办法加以解决。如锅炉车间其他方面都不成问题，只有加修组能力薄弱。生产科长找车间主任和工段长一研究，认为增加几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人是可以调整的。他们就这样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核算能力，依靠车间干部和工人研究解决薄弱环节的办法。最后，每个车间都有可能达到一百五十台。经过党委会议讨论，终于把计划订为一百五十台。
为了动员干部拿出革命的干劲，保证完成1958年计划，工厂党委召开了干部会议，对当前形势作了分析，详细地布置了今年第一季度的工作。他们要求干部有信心，有决心，有勇气，有干劲，有办法，有毅力，并且认真发动群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厂决定在第一季度继续开展整风运动，认真做好整改工作，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以整风做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使各项工作都能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一步；把整改高潮同生产高潮密切结合起来。
目前，这个工厂的科室、车间干部正在讨论党委为保证实现1958年生产大跃进而提出的第一季度工作计划，以便订出本车间的计划。同时，全厂工人也正在讨论今年的生产计划。在讨论中，工人热情十分高涨，普遍掀起了想办法突破关键的热潮。锅炉车间工人在讨论计划中提出了四十八件合理化建议，一一突破了关键，保证今年生产的机车锅炉比国家计划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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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北大街上的新事
七个单位合伙办浴室、理发室、托儿所
据新华社西安8日电 都设在西安北大街的西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西北勘察分院等七个单位，整改中接受职工建议，把原来分散经管的职工福利事业逐步改为统一经管。
这些单位已经把两个托儿所合办，又把浴室和开水灶合并，省出了三个保育员、三个烧水工人和五间房子。原来准备添购的用具不必再买，每月还节省五吨煤。合办了理发室以后，理发员不再忙闲不均，还节约不少水电。他们又拟出医务所、食堂、俱乐部等的合办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医务所、伙食合办后，可以发挥设备和人的潜力，减去四个医疗人员，九个管理员、炊事员。减去的四个灶每月能省煤三吨多。他们还准备统一使用体育、文娱用品，用腾出的大食堂作俱乐部，既少花钱，又多办事。
过去，这七个单位的职工福利事业都是各干各的，浪费很大。如三个医务所，相距不过三百步远，共有十三名医务人员和三个辅助人员，医疗药品和器材各搞一套。三个医务所忙闲不均，管理不好，每月都要超支一百五十元到三百元。
整改中职工对分散经营福利事业的办法提出批评和建议后，这七个单位领导上便联合成立了统一合办职工生活福利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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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跃进？
静宇
农业生产战线正在积极准备大跃进，工业生产要不要跃进，如何跃进？许多工厂企业在讨论1958年生产计划时碰到了这个问题。大连机车车辆厂和天津钢厂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答复。
工业生产也要跃进，这是目前的客观要求。农业大跃进的形势，要求工业生产很快地跟上去；国家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也要求工业生产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前进。在这种形势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一种是认清形势，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做个促进派，促进事业的发展。另一种是对当前形势，消极怀疑，等待观望，像小脚女人走路，摇摇摆摆，欲步不前，做一个促退派，甘愿落在形势的后面。
企业的领导人员应当做个促进派，头脑冷静，目光四射，既看到困难的一面，也看到有利的一面，消极困难的方面也包含有积极有利的因素，只要发动群众，通过先进同保守的思想辩论，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有利因素，原来困难的东西就可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大连机车车辆厂和天津钢厂推翻了保守计划，订出了先进指标的事实，就是例证。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讨论1958年生产计划的时候，把机车产量由1957年的九十七台提高到一百五十台，也有人过多地考虑困难的一面，认为生产安排太紧，不好完成。他们认为不如把计划订为一百四十台，而把一百五十台作为争取达到的目标，这样，既稳妥而又灵活，党委会否定了这个主张。粗看起来，他们的打算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看出其实是个消极保守的计划。过去，有些企业在稳妥的借口下，常常留了很大的保险系数，作为取得超额利润的保证；也有一些企业的计划指标订得很低，生产总结超过原定计划许多倍。无论那种情况，都使原有计划失去了指导作用。
当前，工业生产上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人员有没有促进的思想，在制订1958年生产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充分发动群众，鼓起革命干劲，把生产计划制订在先进的基础上。我们知道，计划是行动的方向，先进的计划是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先决条件，没有先进的计划就没有生产大跃进的行动。当然，计划订得先进一些，指标卡得紧一点，可能会带来一些紧张，这种紧张，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先进计划的本身就是一支鼓舞力量和组织力量。它鼓舞着群众奔赴一个方向。群众当中有很多促进派，如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等都是属于这一派。工厂企业在讨论计划的时候，充分发动他们去带领群众深入讨论，并在计划确定以后，动员他们带动群众付诸实施。那么，国家的计划就会很快成为千百万群众的行动。
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订出先进的计划，促进工业生产的新高潮，使工业生产也来一个跃进，这是当前一切工业生产企业领导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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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铁路车辆段工人决心促进生产大跃进
纷纷要求修改陈旧定额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吉林铁路车辆段工人，最近通过大字报、决心书、小组会等形式，纷纷要求修改陈旧落后的定额，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新任务。
客车木工组老工人钱富民和他的徒弟共青团员周成明，首先向全段工人提出修改技术定额的倡议。他们说：四项常用的技术定额，虽然都是去年6月才查定施行的，但是因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个新的定额又大大落后于实际了。如电箱每件定额是二十五分钟，实际上现在二十五分钟可以作四件。为了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求把已经落后了的定额修改得先进，更先进。根据他们的要求，每辆车修车的时间可以缩短二百四十三分钟。
他们的倡议，引起了全段有技术定额的工人的普遍响应。老工人杨万桐在大字报里写道：我修理暖气止垫用五十分钟就可以，定额却是九十分钟。我们应当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希望领导上把定额改为五十分钟吧。车电年修工人张成文、杨志远，提出要降低五种定额，使每辆车减少一百零九分钟完成年修任务。他们在小组会上说：我们每月的效率都超过40％—50％，经常因为任务供不上而停工，就白拿国家的钱。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修改定额，多给国家贡献些力量，少拿工资。我们要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机械钳工、共产党员崔振汉，共青团员孙德照，他们互相商量，提出要修改二十一种常用定额。
仅仅两天的工夫，吉林车辆段就有二十多名工人，提出要修改七十多种定额，减少工时一千多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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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筹建大型化学肥料厂
本报济南9日电 山东省第一个可年产氮肥和纯碱各六十万吨的大型化学肥料厂，已开始在青岛筹建。
这个化学肥料厂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青岛附近胶州湾盛产的海盐。为能及早地供应农业肥料，整个工程将分期施工，和采取一边建设一边生产的方针。这个厂预计到1960年第一期工程完成以后，可年产七万吨氯化铵（氮肥）和七万吨纯碱；1963年完成第二期扩建工程以后，可年产十六万吨氯化铵和十六万吨纯碱；全部建成以后，每年可以产氯化铵、纯碱各六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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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上又能下
右图：天津机床厂今年要试制几种精密的齿轮机，由于产品复杂，木型组感到完成制造产品模型的任务有困难。这次技术科长刘宪民下放到木型组，他带动工人校对了新产品的图纸，和设计科一起修改了不合理的设计，解决了木型制造的困难。这是刘宪民（中）和这个组的工人察看已制成的模型质量。刘宪民原来也是这个组的老工人。
左图：天津机床厂动力部门党支部书记张振卿，原是作丝槓、复箱槓的能手，在作支部书记时，很受群众欢迎。去年11月份他响应党的号召回到车间。最近他的工作量超过了定额二倍以上。
新华社记者 田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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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房租补贴不合理
我是一个作劳保福利工作的工作人员，我觉得目前有些福利制度不够合理，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开支，还影响到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这里，我只举出实行房租补贴制度的实际结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市商业企业职工租用私房和房管局房屋，企业给予补贴的制度，是1956年7月开始实行的。市商业局所属各级企业的二万多职工中，有八千五百多人享受这项补贴。一般是每月拿八、九元，最多的拿十八元，等于升一级到二级。企业每年支出房租补贴费达三十三万多元。据调查，在领房贴的职工中只有一千一百多人生活上有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企业帮助解决一部或全部房租；其余七千四百多人都有负担全部房租的能力，根本不需要补助。市百货公司第三门市部田敏，夫妇都有工作，每月工资收入一百多元，只有一个小孩，每月还拿到房租补贴九元一角。由于有了这个制度，促使了一些职工不管租金高低，抢租结构好、间量大的房屋，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市化工原料公司刘起超原住着七元租金的房子，实行房租补贴以后，就积极找好房，在去年1月搬进了每月十八元租金的房舍。这样的事并不是个别的。也有些家属不在本市的职工，自从实行房租补贴的制度后，就积极的租房子，接家属来。仅百货公司第三门市部一个单位，就有二十人把家属从农村搬进城来，增加了城市住房紧张。因为有上述这些缺点，所以职工们的意见很多。不少职工提出了改进或取消这个制度的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国家应该统一考虑，通过这次整风，改进这个不合理的制度。
赵振吉本报记者 曹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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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找到了靠山
本报记者 曹葆铭
只在嘴上尊敬老师傅
据汉口江岸车站在这次整风中检查：这个以“二七”斗争著名的车站，目前只有顾老造是“二七”老工人。但是，党委书记在江岸工作两年以后才认识他，很多干部至今还不认识他。有着几十年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的顾老造，因为年纪大了，自动请求由主任扳道员改为扳道员，在评级的时候，才被评为二级。有些刚进铁路，确定职务的新工人，拿的工资就跟他一般多。车站在选拔干部和发展党组织的时候，也只强调老工人文化低，历史复杂，而看不到老工人的优点，所以老工人可以提拔的不提拔，可以吸收入党的不吸收。于是，有的青工就错误地认为：“老师傅有什么本事？要有本事，早就提拔了。”有的新工人刚和老工人订包教合同时，称老工人为“师傅”；定职后，就叫“老×”；计件工资比师傅拿的多了，便叫“老落后”。很多老工人因此情绪不高，说：“党员有党管，青年有团管，就是我们老年人谁也不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像党委书记赵玉豪说的：“我们嘴上尊敬他们是‘老师傅’，但思想上并没有依靠他们。”许多干部一提起老工人，就说：“老工人么，生产上是有一手，经验多，但在政治思想上可不怎么样。”所以，有些同志往往只在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找老工人商量、研究，平时很少根据老工人的生活特点和思想特点，关怀他们，照顾他们。
老工人也有了前途
江岸车站党委是在遇到困难没法解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在整风中，群众提了一千四百多条意见，处理了一千二百多条，群众还有意见。领导上摸不着底，才召集老工人座谈。老工人一共反映了八大问题，其中有批评领导对犯错误的干部没处理的，有批评干部作风的，也有批评不尊重老工人的。党委根据老工人的意见，检查和批判了不依靠老工人的思想，并采取了两项措施，认真发动老工人。
一是合理安排老工人的工作，合理调整老工人的工资等级。如把顾老造改为一级扳道员，恢复黄东山原来的工资。提拔二十多年的调车员周邦和为值班员。这些措施，得到工人的拥护。黄东山不仅工作认真，连续六次查出有人偷窃车站的东西，并且积极参加学习，回家征求他老伴儿（党员）的意见：“你看，我从哪些方面争取入党？请你帮助我。”没有调整工资的老工人刘运国也兴高采烈，星期天也来上班，下班后就唱“东方红，太阳升”。有人说：“你疯了？”他说：“我高兴嘛！在新社会里，老人也有前途。”
二是各级干部分头到老工人家中“登门请教，促膝谈心”。本来，马彪骏对站长刘继长很有意见。这次，刘继长去访问马彪骏，便首先检讨自己的缺点，急得马彪骏直说：“事情都过去了，这还检讨！刘站长，算了，算了。”后来，几个老工人也聚拢了，向刘继长说：“刘站长，你坐着。今天你当主席，我们给你提意见。提完了，喝酒。”大家谈得很和谐，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
有几个老工人闹过生活问题？
在这次访问中，干部受的教育最大。原来，有的干部认为老工人思想保守，政治上不开展，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老工人在对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老工人甄玉山家里去年一连死了两个人，连治疗带安葬，欠了一百多元债。工会代表去调查，要给他补助，他不要。他说：“每个人有困难都靠公家补助，那还行？”他把吸了三十二年的纸烟戒了，每月节约六元。他又卖了皮袄，并动员爱人去挑土。他就这样一个补助没要，还清了债。刘万顺很直爽地问赵玉豪同志：“赵书记，有几个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工人向你闹过生活问题？”谈到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时，几乎每个老工人都对目前车站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马彪骏向站长刘继长讲：“我们小组过去有‘六谈’，都是生产技术问题。现在却是‘七谈’，谈的是电影、戏剧、跳舞、手表、自行车、恋爱和计件工资。”老工人冯百川反映：“保健站不负责任，谁请假就给，一天不行给两天，三天不行给五天。小伙子一出门就举起病假单子说：‘妥了！’”老工人郑冠卿说：“我们搞工作，就要当自己家里的事来搞。”
江主席的作风变了
原来，有的干部认为老工人文化低，能力弱，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事实证明，老工人在大会上做报告确有困难，但他们最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解决问题使人心悦诚服。例如，杨明伟要把破雨衣换成新的，但库房里只有旧的。他跟管理员扯皮，被顾老造碰上了。顾老造向杨明伟讲清实际困难和勤俭建国的道理后，说：“你先拿旧的去穿。我明年换了新的就先给你，换你这件旧的。你看，我现在穿的雨衣比你的还坏哩。”杨明伟当时很不好意思说：“我哪能要顾老师傅的？”换一件旧的就走了。
顾老造兼任工会劳保委员，在群众中威信高，年轻的工会主席江忠林特地去请教他：“工会工作怎么做好？”他说：“要随时体贴工人需要，解决问题。举个例子说吧，下雨的时候，你最好叫行政提前十分钟点名上班，你就去跟大家讲讲：‘同志们，你们谁没带雨衣来？家近的就赶快回去拿，家远的我们通知家属送来。’只要这么做，大家就会感动。我们平常就是没人关心这事，有时就淋着雨干一班。还有，最近事故比较多，你应该在交接班时去现场转转，谁没有带安全带，你就当
场纠正，并且在第二天交接班大会上提出批评，他也会满意。”当江忠林
照着顾老造的意见去做以后，工人普遍反映：“江主席的作风变了。”
“让我们去说服这些同志”
江岸车站在鸣放中，也有些工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如要求值夜班时喝排骨汤，要求发住房津贴等。其中闹得最凶的有两次：一是铁路上现时是每人每年有两张免票，有些人还不满意，要求恢复旧社会的每年十二张免票。一是车站现时有十八种奖励制度，有些人不满足，要求恢复旧社会的十四天事假折薪（每人每年可请十四天事假，不扣薪金），如不请假，可多领十四天薪金。工人刘海生还说：“这十四天是‘二七’斗争来的，被你们取消了！”当时迷惑了很多人，使有的小组辩论不下去。
当然，车站党委很快就在“二七”斗争史上查明：当时根本没有提过十四天事假折薪的条件。但是，怎样来说服这部分工人，使他们自动取消这些过高的要求呢？党委书记赵玉豪找老工人说：“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农村，我们找叔伯大爷们商量。在企业，我们就请老师傅来出主意，想办法。”刘正元马上就批评这些提出过高要求的工人说：“他们没受过旧日的苦，也就不知今日的甜。就拿工作时间说吧，过去是两班制，一天干十二小时，现在是三班半，还有大休，好得不能说。我们应该替国家想一想，没有国家哪有自己！我们国家的建设工程一个接着一个，还长着呢。这些人就想一天长成个‘大菜苔’，那有这种事？”刘运国也谈到他过去要进铁路工作，他父亲去哀求了姓刘的段长多少次，也进不来。后来，有人告诉他父亲：“你得给段长塞钱，钱要塞在他的大烟盘子底下，把大烟盘子垫翘了起来才行。”他父亲只好借了一百块银元，把段长的大烟盘子垫得翘起来了，他才进了铁路，但头三个月一个钱也没拿到。他说：“这些人现时一入路定职，就是五十多元，跟老工人一般多，还要求这要求那，真不知足”。
老工人们又具体分析了十二张免票和十四天事假折薪的问题。郑冠卿说：“过去一年十二张免票，哪个用完了？我一年只用一张。拿着免票到处跑，影响个人收入，也影响国家生产。”甄玉山还具体算了笔账：过去多发十四天工资，不过三四十元。一开支的时候，物价就暴涨，买不到什么东西。现时取消了这个制度，却有许多奖励制度，而且物价稳定。仅仅扳道员的安全奖，一年就有六七十元，比十四天工资多，同时对生产有很大好处。有的又补充说：“调车员拿计件工资，有的一个月挣的钱比站长的工资还多。为什么还要这不合理的十四天呢？”许多工人都从住房、劳保等各方面进行了回忆对比，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二张免票加十四天事假，就会造成劳动纪律松懈。他们还主动提出：“让我们去说服这些同志。”
老工人的意见给了江岸车站领导干部启示。他们又总结了甄玉山勤俭持家和勤俭建国的模范事迹，总结了1951年入路的一个工人的忘本思想，准备一齐交给工人辩论。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老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这些老工人的阶级觉悟，都将给全体职工（特别是新工人）很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