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
广西农村正气压倒邪气
本报讯 8月份以来，中共广西省各级党委采取大张旗鼓与深入细致相结合的方法，在广大农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通过辩论，狠狠地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干部的右倾思想扭转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要退社的也不退了，缴纳公粮形成了热潮，农村面貌为之一新。
广西省这一段运动的发展大致是：第一步，打击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第二步，细致地开展大辩论，集中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最后，集中力量解决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现在全省除边远地区和一部分外，这个运动已在全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普遍展开。其中桂西、容县等地区和宜山专区的一部分县和乡已由反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进攻阶段转入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阶段，运动进展得很顺利，群众满意地说：“早该这样做了！”“这才像个社会主义样子！”
展开大辩论以前，由于许多农村工作干部只注意了经济工作，忽视了政治工作，因而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很尖锐。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兴风作浪，造谣生事，杀害干部，进行反攻倒算。有的甚至恫吓农民和干部说：“黄绍竑又要回来当省主席了，你还敢管我！该我管你们了。”
少数富裕中农也散布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言论，甚至公开怂恿农民拉牛退社。而在这种地区，很快就出现了买卖土地、放高利贷和雇佣工人等剥削现象；同时，自由市场也就泛滥起来，严重地影响了粮食征购和收购任务的完成。
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农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的人对流言蜚语半信半疑，说：究竟还办不办社呢？共产党真的要走了吗？有的人怀着焦躁不安的心情进城看共产党还在不在。还有的在暗中准备，如果真的要“变天”，他们就对地主干一场，然后跟着共产党上山。
许多农村干部被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叫嚣迷惑住了，他们看不清广大农民内心的真实要求，而错把某些富裕中农的言论看成是全体农民的想法。于是他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好处，解除了思想武装。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广西省委便于8月初发出在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教育的指示，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强调打击地主、富农反攻，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坚持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运动迅速在多数地区开展起来。一般是先在圩镇上展开宣传攻势，随着农村中黑板报、广播站也活动起来，这样就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打击了邪气。接着，各乡就通过回忆对比，展开大辩论，启发农民觉悟。许多乡首先集中地揭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罪恶，向他们开展斗争。在这种声势下，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纷纷认了罪。部分富裕中农的叫喊也收敛起来，有些退社户又要求回来了。如石龙县中平区许多干部原来看见有些人闹退社，信心不高。后来对九个村的社员进行分析，发现只有7％是真正闹退社的，70％左右的贫农、下中农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就大了。在这基础上，各乡又以乡、片或村为单位召开贫农、下中农大会，吸收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的上中农参加，运用本乡本村的具体人具体事进行对比教育。在大家觉悟提高后，再启发群众进行检查：谁破坏合作社，谁破坏粮食统购统销，谁破坏生产。经过初步检查，全区十三个乡，即查出地主六人、富农六人、被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七人进行破坏活动，同时有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也放出不满社会主义制度的空气。
从8月2日起，全区每个乡每个角落都揭发了反动地主、富农的罪行。同时，十三个乡就有九个乡展开了对反攻倒算、破坏农业社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斗争。经过斗争，地主、富农等反动丑恶面貌暴露无遗，歪风邪气被打掉了，全区的面貌就改变过来了。现在干部工作积极性高涨，许多闹退社农民通过这样教育以后，也回社了。
全省多数地区通过大辩论，揭露不法地主破坏粮食政策的罪行，辨明了大是大非以后，广大农民迅速掀起了缴纳公粮的热潮。全省开展这个运动前，粮食征购工作进展很慢，有的地区甚至陷于停顿状态。运动开展后，现在全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数字已由8月初的17％迅速增长到67％。容县专区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宾阳县在四天当中，入库粮食由二百三十万斤稻谷增至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多斤。这个县大仙区西甘乡地主造谣说农民生活苦就是因为粮食被政府拿去养干部和工人了，以此煽动蒋村三个生产队的社员抵抗粮食统购统销。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受到影响，谷子晒干风净也不愿交给国家了。中共宾阳县委引导农民开展粮食政策大辩论以后，农民都认识到实行统购统销的好处，知道自己受了地主、富农的利用。蓝田社的社员说：我们跟着敌人叫喊，太不对了。于是农民每天早上都抓紧时间运送征购粮。
第5版()
专栏：市场巡礼
市场巡礼
北京鲜果贺中秋
北京市海淀、昌平、京西矿区等三个郊区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目前正在加紧收摘苹果、梨和葡萄，以便让首都人民在中秋佳节吃到最新鲜的水果。
据有关方面的初步估计，今年北京郊区的水果产量可能超过去年。西郊国营农场的苹果，今年可以收三万多斤；饱满多汁、鲜美可口的“红香蕉”，两个就有一斤重。海淀区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栽植的七千多棵“玫瑰香”等葡萄，今年可以产八千斤。昌平区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对果树采用了科学管理，两万多棵梨树估计能产梨三十多万斤。·甸义·
城市服务部
安排食糖、奶粉购销
城市服务部最近召开糖业糕点专业会议，安排了食糖、奶粉两种商品的购销工作。
会议认为，虽然食糖下一生产年度预计比上年增产十七万吨，奶粉1958年预计比今年增产约三百万磅，但是还赶不上人民消费量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各地服务部门必须加强收购工作，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收购计划。各产糖区的服务部门要迅速同工业部门衔接计划，签订包销合同，加强土糖特别是分散产区土糖的收购，趁即将到来的产糖旺季争取多收购一些。对奶粉的机制和半机制产品，凡符合质量标准的一律实行包销，手工业产品达到一定质量要求，能供食品工业加工用的，根据按质论价原则全部收购。
今后红糖仍应优先供应农村。奶粉以供应大城市及工矿区为主。
·新华社·
上海猪油对调浙江火腿
解决了双方消费需要
入夏以来，浙江省缺乏猪油，上海需要火腿。最近，上海市和浙江省对调了一部分猪油和火腿，双方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困难，同时又支持了对方的需要。
这次物资交换是在城市服务部协助下进行的。·周镇·
呼和浩特
兴修民族用品商店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正在兴建一座民族用品商店。建筑面积是一千九百平方公尺。
目前，呼和浩特市商业局正根据蒙古族和区内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要求，编制出包括四百多种民族用品的目录和品种计划，派遣人员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采购。
将在这座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店里工作的一百六十多个蒙古族、回族等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目前已开始进行业务学习。
·新华社·
第5版()
专栏：
内蒙古农民
兴高采烈送公粮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5日讯 内蒙古自治区新粮开始入库。
自治区凉城、托克托县农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分清了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送粮入库的农业社社员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今年卖的余粮都是簸了又簸，筛了又筛，为的是支援国家建设和支援灾区人民。昭乌达盟赤峰县“五三”农业社，全社不几天就完成了出售五万斤新小麦的任务。
今年自治区入库粮食的质量都很好，黄河后套陕坝镇、凉城等地入库新粮都在二等以上。陕坝镇最近入库的四万六千多斤小麦中，一、二等粮占了96％。
第5版()
专栏：
新疆莎车县入库公粮增加
本报讯 新疆塔里木沙漠西部边缘的莎车县，在农村中开展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使全县每天粮食入仓量由以前的十五万斤增加到五十万斤。
在大辩论中，由于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批判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打击了地主富农的破坏言行，使社会主义思想占了绝对优势。
（新疆日报编辑部）
第5版()
专栏：
甘肃入库公粮质量好
银川专区超额完成征购任务
本报讯 甘肃全省截至8月20日，入仓公粮达一亿七千多万斤，占夏征粮任务的52％强。银川专区夏征公粮已全部入库，为三年来完成最快的一年。而且，公粮质量也比往年好，一般达到干、净、饱的标准，头等粮占到一半以上。天水专区天水县花牛乡东升社在打碾中，提出“牲口歇、人不歇、抖打不停”的口号，驻社干部和社干亲自动手，发动妇女簸晒，检验粮质，在四天中就超额完成公粮入仓任务。（柳梆）
第5版()
专栏：
四角竹
新近，在福建南部南靖县西坑村一片碧绿的竹林里，发现了一种稀有的山竹——四角竹。这种竹高大粗壮，竹叶尖长，竹节上有尖刺，竹身呈四角形。这种竹质地坚韧，不易腐烂，宜作各种竹器手工艺品、雕刻之用。
据当地农民说：这种竹大约是在1833年左右，由台湾移植来的，距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了，现在它仍然枝叶茂盛，丝毫没有颓老的象征。该县有关部门正在妥善保护，准备加以培植。
（张善籙、林秀玲）
第5版()
专栏：
“金面奇兰”新茶种
在福建省平和县的九峰、皇田一带的茶山上，新近发现了一种极其稀有的新茶种——“金面奇兰”。这种茶，茶身重、叶肉厚、冲水次数多、泡水后色泽金黄有光、气味芳香，除了具有一般名茶的优点之外，还有治疗初期郁症和发高热等疾病的特殊功效。
目前，这种茶的数量还很少，有关部门正在产区采用包土分枝育苗法大量培植。 （张善籙）
第5版()
专栏：
生产咖啡的基地
云南省德宏、思茅、临沧等专区，今后将成为生产咖啡的基地。
云南省德宏等地区的农民历来就有种植咖啡的习惯，据调查，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就有咖啡老树三万株左右，每年生产咖啡豆约五千斤。近年来由于在当地党和政府的提倡下，许多地方已有育苗成片种植的，如德宏、思茅、临沧等地约种了二万四千多亩。
云南省种植咖啡的计划已初步确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要在德宏、思茅、临沧等地种植咖啡三十万亩。
第5版()
专栏：
四川棉花丰收
今年，四川省各地农业社的棉花又获得了丰收，仅简阳县射洪乡解放农业社的二千六百三十亩棉田，就可收获十七万斤以上，平均每亩比1955年大丰收年还多收十五到二十斤。图为四川简阳县解放农业社第四耕作区的社员们在摘棉花。
李煊摄（四川日报社稿）
第5版()
专栏：
父子一夕谈
李振生
7月中旬我回家看爹。吃过晚饭后，我和爹无边际地谈着。爹给我介绍村上几年来的变化，合作社的生产情况，村上新近谁们又结了婚等等。忽然爹谈到：“新社会就是好……”稍停了片刻说：“可是有人说就是卖给国家粮食多了，不大够吃。”我就问：“每口人平均留粮多少？”爹说：“咱村年时（去年）灾了，除了卖余粮、交公粮、牲口料什么的，每一口人还留下三百六十斤；不过不一，有的还多。”我说：“那末，一口人一天一斤或一斤多粮食了。”爹看看我说：“可不。”这时候我心里头盘算着：“我们县机关干部每人每天也是一斤粮食，还吃的很好，月月有少许的节余。”因此我不相信地问爹：“不能吧？我们也是一人一天一斤粮，吃得挺好嘛。”爹说：“你们人多，能匀出来了，细粮又多，还是坐着的活，吃不多。我看咱今年的粮就不怎么够吃。”我听了也开始为家里的粮食问题担心了，一时陷于无话可说的场面。
在灯光下，爹一低头，我看见他头上那片月牙形的伤痕，光光的没有头发。我很快就想起了我祖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说的关于爹头上这片伤痕的故事：那是我爹在十三岁上，因为家穷没吃的，爹上树揪槐叶吃，不小心从树上跌下来，碰的头上掉了一片皮，露着骨头，还碰掉两对牙。后来，头上留下了这一片月牙形的疤痕。我记得清楚，祖母说起这回事来总是眼夹着泪说：“险些要了你爹的命！”……
“爹！你说解放前咱家每年打多少粮食？那时候够不够吃？”爹惊异地看了我一眼说：“唉，那社会还能提！解放前咱家七口人，种着十来亩破地，哪一年不是除了出租米以外，捐地亩税、人口税也是出粮，除刨一切捐项以后，好年成一人能有一石（160斤）粮食，年成一歪就说不定糠菜也吃不饱肚。”爹说到这里停下来吸烟。我又问：“那么那时候怎么过活哩？”爹又看了我一眼说：“大概你还该记得吧？解放前咱家吃的是什么食水？齐年三百六十天哪一吨饭不见糠和豆叶菜？”这时候我爹又低下头去光吸烟，再不往下说了。显然我爹是竭力想避开谈旧社会的苦处的。
尽管爹不愿再谈论旧社会的苦难，但是旧社会痛苦生活的情景已在我脑子里驱它不散。在解放的那年，我已经是十五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楚。我祖母活了七十七岁没见过褥子，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我母亲十五岁上结婚到四十五岁上病死只盖了一条棉被，到她死的时候那条被子千补万纳的像一块僵硬的瓦片。我们每天吃两样饭：玉茭面和糠少的干粮只许我和爹吃，母亲、祖母和妹妹们，虽然她们小的刚会吃饭，老的七十高寿，但每日三餐只能吃到糠面糊汤汤和光见菜叶不见面的窝窝头。因为我祖母上年纪了，吃那些东西大便不下去，三天两头喝大麻油（后来我才知道是利大便的）。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妈临死的情形。我妈病得很厉害了，想吃馒头，可是家里没一点白面味，买又没钱，当时没有吃到。隔了两天，刚吃过中午饭，妹妹们出去玩了，妈妈已经接近了死亡的边境，她还是要求爹给她点馒头吃，爹硬着脸皮到我一个远房伯伯家说是借两个馒头（实际是要）给我妈治病，好容易才要到。可是赶拿回来时妈妈只吃了一口，第二口好不容易才咽下去。我在她跟前，爹坐在她脑后，她把一个整馒头递给爹，把破馒头塞到我手里说：“宝儿！俺孩吃了吧……”妈妈再没有讲出声来，在她那深深的眼窝里已经充满了泪水。我失声大哭了。爹的眼泪从鼻子两侧滚下来滴在妈的手上。我们哭成了一团。
我回想到这里，情不由己的又淌出了眼泪，爹已经看见，我也不能作别的解释，只好向爹说：“爹！你还记得我妈临死的时候吃馒头的事吗？”爹又低下头去。我不知道他掉泪没有，只听得爹捏了一把水鼻涕。
“还是说现在吧，往事再想也好不了。”还是我又把话题扭转了。我不愿意让痛苦的旧事折磨我们的心。爹又重新吸着了一锅旱烟，在灯光下还可看见他睫毛上闪亮着的余泪，但脸面却变的慈祥喜悦。
“这时候的光景，那诚然是毛主席老人家给咱的福气。”爹用手指了一下炕上一叠花红柳绿的被褥和正睡着的妹妹们盖的毯子说：“这些东西你奶奶和妈妈活着时哪里见过，唉！她们死得太早了。”我爹又陷入了沉思。
“爹！别再想过去那些了，咱还是合计合计咱今年粮食到底够不够吃吧。”爹笑了笑说：“说实话，解放前咱吃的是三分粮食七分糠菜，这时候吃的是黄鲜鲜的净粮食。自然，你奶奶和妈妈老家（死）以后，靠你妹妹们做饭也不会节省，春、夏、秋、冬和早晨、黑夜都吃的是上等干饭。不用说照解放前那样吃法，就照刚解放时候那样颠调着多少吃点糠菜（因刚解放后生产水平不高，粮食打的不多），粮食还是有余的。”爹用手指了指门口的七斗菜瓮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哪一年不吃这么两瓮豆叶菜呢？年时（去年）秋天捣了半瓮，现在还有少半瓮，只是吃个稀罕了，糠也早不吃了。”我性急地问：“爹！你说咱今年的粮食够不够吃呢？”他向我靠近了些笑着说：“吃不完的。”
爹看看我穿得一身崭新的漂白夏衣，捏了捏他的腿上穿的我那条旧海昌蓝裤子说：“这东西你就嫌不好啦！从前咱家过新年也穿不上的。一句话，这时候的人们是不节省了！”我满意爹的批评。后来我就给爹谈了些关于右派分子们如何想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如何反击右派。爹听了站起来狠狠地说：“痛痛地打那些家伙们，可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好光景。”天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和爹在一盘炕上睡了觉。这一夜睡得挺甜，一觉睡了个通天亮。第二天早晨爹给我吃了白面烙油饼。临我走时，爹送我到村外，再三叮嘱我：“回县里要好好做工作，狠狠地打击右派。不要惦记家里，家里什么都好得很。”
（按：本文作者是山西省平定县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附图片）
第5版()
专栏：
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记红星农业社粮食问题大辩论的经过——
白兴华
粮食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焦点。坚决地维护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克服富裕中农带头掀起的“闹粮”歪风，已经成为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农业合作制度的关键。山西省平遥县苏家堡红星农业社开展粮食问题大辩论的情况，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闹粮”的歪风
去年冬天在进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时候，红星农业社内有以刘廷富为首的四个富裕中农成份的管理委员，主张把五万余斤粮食隐瞒下来，少交统购任务。而以社主任刘玉杰为首的一部分干部，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主张，把实产报告给了国家，接受了国家所给的二十一万九千余斤的粮食征购任务。于是，那些主张隐瞒产量的干部，一方面在社内多次阻挠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一方面向某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和落后群众散布不满言论。结果，使社主任刘玉杰陷于孤立。那时，他们扬言：“叫他（指刘玉杰）去完成征购任务吧！一过年大家就‘闹粮’”，并且规划了“3月小闹，4月大闹，5月全社闹”的步骤。今年春耕开始，“闹粮”的风潮就出现了。社员到处叫骂：“三百八不够吃，苏家堡社长刘玉杰，只顾国家不顾社员的死和活”。每天有成群的人到他家要供应，还有人经常给他房上扔石头，真是闹得乌烟瘴气，正气不能抬头。社员劳动不积极，队长给社员分配营生时，有些人说：“先拿粮食来”。春耕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大大影响了今年的生产。直至夏季，国家供应了三千八百多斤粮食，“闹粮”之风才稍平息。但由于在夏收中社主任刘玉杰又揭发了刘廷富等隐瞒八千斤小麦的错误，坚决完成了国家所给的小麦征购任务，又触怒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他们又在酝酿新的“闹粮”风潮。
真缺粮还是假缺粮？
正在这时，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苏家堡。工作组一进村，便陷入“闹粮”的重围之中。带头“闹粮”的干部和群众都嚷粮食不够吃，很多人说：“要不是靠单干时的旧存粮，靠高级社早饿死了”。那么，粮食究竟够吃不够吃，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吃粮究竟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工作组和社内的党支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摸底。结果，事实相反。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民的吃粮是增加了，不是减少了；农民的粮食不仅够吃而且有余。1955年合作化以前（单干户占87％），全村共产粮食八十万五千九百六十八斤，除过各种扣除，群众实际留粮四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四斤，每人平均留粮四百二十七斤。1956年共产粮八十万八千六百九十四斤（扩大棉田七百五十亩），除过各种扣除，社员共留粮五十二万七千零九十八斤，每人平均四百四十七斤；国家供应三千八百八十斤，每人平均实际留粮四百五十点八斤。全村1956年比1955年每人平均多留二十三斤，即提高5.5％。不仅留粮的数量增加了，而且质量也大大提高了。1955年全村每人平均吃麦四十二斤，1956年增加至一百一十五斤。今年由于小麦减产，每人平均吃八十一斤，比去年虽有减少，但比合作化前还高92.8％。是不是卖给国家的任务过多了呢？也不是。1955年全村共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二十五万九千六百六十七斤，1956年共完成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九斤。1956年与1955年比较，粮食增产二千七百二十六斤，征购任务却减少了三万九千七百八十八斤。
究竟谁在“闹粮”
摸实以上情况以后，党支部和工作组肯定了红星农业社不是真正缺粮，而是“思想缺粮”。于是，首先在党和共青团的支部内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隐瞒产量欺骗国家的思想斗争的指示”。经过学习，大家擦亮了眼睛，树立了向“闹粮”的歪风进行斗争的勇气，并且初步揭发了许多假缺粮的事实。但是，着手在管理委员会和群众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却遇到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的强烈反抗。管理委员张志智肯定说：“现在农民吃粮比阎匪统治时代是提高了，比抗日战争前是降低了；高级合作化以后吃粮又比高级合作化前降低了”。有些富裕中农乘机否定高级社的优越性，说：“高级社一年不如一年”。
为了冲破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包围，党支部和工作组研究，必须首先发动贫农和下中农来分清是非，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来向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于是，便首先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组织了辩论，逐户进行了算账。结果，事实又推翻了某些富裕中农的谬论。全社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之中，有85％的户比高级合作化前留粮增加了。比如丘奎信回忆他在土地改革以后分到九亩地，每年的粮食收入除去支出，每人只能平均吃到二百五十七斤粮食，不足部分靠卖短工过活。任根生土改前有二亩地，一年粮食收入每人吃不到二百斤，其余全靠掺菜吃，土改后分到十二亩地，但每人每年平均吃粮也不超过三百斤。总的看来，合作化前贫农和下中农每人每年平均吃粮一般都在三百八十斤以下。贫农和下中农比高级合作化前留粮不增不减的只占10％，留粮减少的只占5％。老下中农比高级合作化前留粮增加的占35％，不增不减的占45％，留粮减少的占20％。新老上中农留粮不增不减的占30％，留粮减少的占70％。过去的地主富农有50％的户留粮不增不减，有50％的户留粮略有减少。总计，全社留粮增加的户占51.8％，不增不减的户占25.2％，留粮减少的户占23％。经过这样一算，贫农和下中农猛然觉悟到：“原来叫缺粮是跟上富裕中农和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胡跑了”。随着大家又揭发了“过去上中农有牲口，给咱们耕一亩地赚二斗半粮食”；有些上中农合作化前产粮多，卖粮少，历来就抵抗统购统销；有些农户虽然留粮比合作化前减少，可是留粮还是够吃的。
经过这样算账，把粮食问题上的谬论戳穿了。但是还有些富裕中农说：“社内留粮确实不够吃”，不承认今春闹供应是假缺粮。那么，究竟够吃不够吃呢？党支部和工作组又在群众中把供应户的粮食情况进行了排队。今年全社九十四户（三百一十四人）吃了供应粮三千八百八十斤，每人平均供应十三斤，有些社员每人只平均供应了三斤多粮食。再从九十四户供应户去年分粮数来看：有去年每人平均分粮四百斤以上到六百斤的八十一户，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的十三户。而以分粮四百五十斤以上的户“闹粮”的最多，占这些户的45％，分粮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的户，“闹粮”的只占30％。按照实际缺粮的情况，九十四户供应户中，只有一户因娶妻带来三口人留粮不够吃，有三十三户是留粮本来够吃，因吃粮浪费而实际缺粮，其余六十户都是假缺粮。
算清了这两笔账，干部和社员的头脑清醒了。大家认识了“原来是粮少的不闹，粮多的闹”，是“过去靠粮食发财的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分子闹”。
统购统销对谁有利，谁拥护，谁反对？
在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社员中分清了粮食问题上的是非界限以后，召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由工作组根据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社内粮食情况和几天来小组辩论的情况，做了一个报告，着重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会后，群众的思想更加清醒了，那些带头“闹粮”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孤立了。但他们还是不服。说什么：“咱们这一带是产粮区，农民吃粮应该宽裕些”，甚至说：“统购统销对全国有利，对苏家堡不利”，质问“苏家堡过去粮食很多，现在那里去了”。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统购统销政策的辩论。
辩论的第一个题目是统购统销对个人究竟有利没利？有的提出：“过去不统购统销能随便买粮，现在有钱买不到粮”。大家辩论说：“过去能买粮穷人受剥削，现在没有粮食投机，物价稳定，还是对农民好。”比如粮食商人刘惠章过去贩卖粮食一个下午就能赚一头骡子，贫农李春晋在入社前一年，麦收前吃了别人的五斗高粱，麦收后就还了五斗小麦。于是，大家说：“不实行统购统销对富裕中农和粮食投机商人好，实行统购统销对缺粮的农民好”。接着，有些正直的富裕中农纠正了这种说法，他们说：“统购统销也不是对上中农不好，咱们过去担粮进城，粮贩子‘三拐’（拐两、拐合、拐零钱）‘一熬’（大秤），既误工又吃亏，现在把粮一次卖给国家，分毫不吃亏。看来，统购统销只对靠粮食投机发财的人不利。因此，咱们拥护，他们反对。”
第二个题目是：粮食究竟那里去了？富裕中农张子治提出“过去村里有多少存粮户，现在都是个刚够吃”。刘玉印反驳说：不能光看粮食，还要看人口也增加了。抗战前咱村七百多口人，现在一千一百七十八口。再说过去粮多的只有地主、富农，现在是人人富裕”。大家还说：“抗日战争前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粮多的地方卖不了，粮少的地方不够吃，现在实行统购统销，能在全国调剂。”弄清了这些道理以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个题目是：国家不统购统销行不行？有些社员说“现在粮食紧张是国家工业建设规模过大了，要让农民多吃粮，除了兵工厂外把工厂都关掉，省下粮食让农民先改善生活，国家再建设”。李守奎反驳说：“这个做法不对，现在每天建设新工厂，日用品还是不足，工厂再少些，就该穿不上裤子了。”最后大家又联系到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军，一致认为是应该的，认识了“国家粮食紧张是由于咱们国家兴旺，人多，建设规模大，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解决了这些思想问题以后，工作组又启发大家讨论要想多吃粮必须搞好生产。这样，大家就把情绪转到了生产上。有人说：“好好生产，向土地要粮吧，不要再向国家闹粮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