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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反右派斗争扩展到各行各业
中间人士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积极投入斗争
新华社保定7日电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河北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辨别能力普遍有了提高，许多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被陆续揭露出来。
目前，河北省反右派斗争已从党政领导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界扩展到文艺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等各行各业。河北省文联最近揭露出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他们以省文联机关刊物——“蜜蜂”编辑部作为阵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反对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河北省供销社棉麻处和土产局采取联合说理斗争的办法，揭露出以李钟麟、车懋树、张德身、曹增顺等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右派联盟。他们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就进行秘密活动，制订反共计划，并且扬言总有一天要杀共产党。他们还公开煽动群众把棉麻处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赶下台”，夺取了这个单位的领导权。石家庄市揭露出一个以民主促进会石家庄市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楚庄、石家庄教师进修学院教师柳木风、速成中学教员华直等为首的右派集团，他们在学校中到处煽动群众提出“取消党委制”，并诬蔑共产党说：“党就是宗派，要想克服宗派就得取消党。”他们还勾结石家庄市“花间”周刊编辑、右派分子朱虹，图谋创办“鸣放”刊物，作为煽动群众向共产党进攻的武器。
河北省广大农民群众也纷纷写信给有关领导机关揭露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河北省物资供应局右派分子苗钧韬的家乡——滦县西商家林村的农民，来信揭露苗钧韬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惨杀群众的大汉奸，今年苗钧韬回家时，不但阻挠他的家属参加农业合作社，并且煽动五户社员退社，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清河县辛集乡洪河村三十多个农民来信揭露河北省木材公司右派分子任天放向农民反攻倒算的罪恶行为。河北省文化局党内右派分子李国春的母亲从二百多里路远的乡下赶来同李国春讲理，驳斥李国春的反共谬论。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教育了中间人士，他们一面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一面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民革石家庄市筹备委员会在批判右派分子宋天祥的过程中，一些曾受过迷惑的社会人士，在认识到宋天祥是个阴谋推翻工人阶级领导、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政治野心家的丑恶面目以后，就积极起来揭露宋天祥的反动言行。宋天祥曾诬蔑共产党是“三大害”，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害”；并且说，民革将来会变成“执政党”，这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唐山市工商界在揭露右派分子的“军师”朱乾五的斗争中，被朱乾五认为“亲信”的冯绍祥、董瑞生、王子明等人经过教育，认识到朱乾五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表示要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同朱乾五进行斗争，并揭露出朱乾五煽动工商业者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它一些反苏反共的罪恶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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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盟整风的南针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 李纯青
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要时刻，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我们认为，这篇社论体现了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包括理论和政治的启示，也是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整风的具体帮助。有了这篇社论，民主党派就有了照明自己的镜子，彻底批判右派的犀利的武器，同时也有了改造前进的方向了。我代表台盟完全同意和拥护这篇社论的全部论点。我们将把这篇社论作为台盟整风的南针，付之实践。
我们认为这篇社论所写的情况，基本上也符合于台盟的实际。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有过严重的错误。台盟盟内也有右派分子。总的说来，台盟也必要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即本质改造。
在鸣放期间，台盟成员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算很多。但在这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以及在这段期间的前前后后，有一些言论也荒谬到可惊的程度。我们不是要清算历史问题，也不是单凭偶然说错了的几句话，而是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从现在的事实和一贯的言行来看，证明在台盟成员中，仍然有人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当然这种人是少数。值得注意的是，这少数人仍有市场，迷惑了一部分人，因而把台盟造成混乱，使大是大非不明。在政治上，具体表现是坚持反对党对台盟的政策方针，反对党对台盟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严重地妨碍台盟的改造和进步。在台盟内部，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谁胜谁负并没有彻底解决。
台盟也存在过右派的组织路线。台盟一开始就是大事招兵买马，有些反共分子和坏分子也被吸收进来，并让他们在一些地方掌握领导的实权，使那里的台盟组织为坏分子不法资本家服务。台盟的右派也是采取各种办法来笼络、蒙蔽、煽惑中间派，排斥、打击左派。这条组织路线曾经被制止和纠正。台盟用过很大力量去整理组织，最近几年也没有发展盟员。但是右派的组织路线仍然不断在活跃，总是或明或暗地同正确的组织路线相对抗，并且用各种借口企图制造一种形势，非要恢复右派的组织路线不可，以便造成他们所需要的“群众基础”。
台盟的右派分子也玩弄着“两面手法”，嘴里拥护党，实际是反对党对台盟的领导；嘴里说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他们特别反对镇反、肃反和思想改造，一再要平反，要翻案。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决定台盟整风首先是反右派斗争，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全胜以后，再转入一般整风。整风的标准是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右派。绝对不能容许台盟的右派分子把台盟带上歧途。我号召台盟盟员站起来，撕破情面，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右派，弄清大是大非，“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只有这样，台盟才能得到根本的改造。要把台盟改造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它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也才不辜负九百万台湾同胞的期望。
我们坚决相信盟员的多数，一定能够经得起考验，一定能够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严重的任务摆在前面，让我们遵照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南针，坚决地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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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斗争凶恶猖狂的右派分子
农业科学院驳倒陆钦范
把右派论点进行排队，分工研究，充分准备，一一批驳
据新华社7日讯 农业科学院两个多月来经过三十多次大小会议的说理斗争，驳倒了这个院的一个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的右派分子、三级研究员陆钦范。从5日以来的三天中，农业科学院接连举行了三个下午的全院群众大会，对陆钦范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和揭发。
正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陆钦范花了三百数十元印了一万份他自己写的极端荒谬反动的小册子——“人口问题抛砖集”，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企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散发到全国各地去煽火。陆钦范在这本小册子中，把新社会描写成一团糟。他诬蔑新社会说：“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又说什么“人代牲口拉犁，可悲地压低劳动生产率”；妄称中国资源贫乏，人口问题是目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矛盾。他在歪曲地描述了我国人口“过剩”的严重性以后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的骚乱，就会在我国发生了。虽然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仅是寓言性质的，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此百花齐放之春，可以取材于此，写一些产妇群众们如何不满，砸医院，砸牛奶场，砸工会要求福利等，这是第一阶段，接着是父母们为了要求送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们要求就业，砸工厂，农村青年们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纷纷离开合作社，以至牲口们为了养犊育驹，要求饲料地等等。”会上群众驳斥了陆钦范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后，揭穿了陆钦范是假装为了所谓“人口过剩”而担忧，实质上是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
会上，群众一一批驳了陆钦范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表的其他许多破坏性、煽惑性的反动言论。陆钦范公然要求该院党员副院长陈凤桐下台。他恶毒地说“不找老和尚”是不行的。他和储安平一样，诬蔑国务院总理都是党员是宗派主义；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骂党员是“坐轿”叫别人抬，是“慈禧太后”，污蔑“党员极大部分是坏的”，大呼“党员们赶快下轿”。
批评者在会上揭穿了陆钦范反共反社会主义、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五个步骤：第一步，以造谣手法，挑拨党群关系；第二步，伪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并且号召群众去找党的领导人争吵，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让地主资本家篡夺政权，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出身资本家家庭的陆钦范是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十分顽固、猖狂的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当群众驳斥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时，他就出大字报，一一反抗、诡辩，谁批判他，他就找谁争吵，态度十分蛮横，妄想把批评者压下去。后来他看到形势不对，就大喊“要退出整风”，扬言今后不参加会议，不看大字报，不订人民日报，并且闭门不出，企图逃避斗争；同时，他向人宣布：“我准备流放，我不致于饿死……群众到他办公室去找他参加辩论会，他竟敢叫群众“滚出去！”并想把群众推出门去，还用棉花塞住两耳不听别人劝告，耍无赖态度。受到群众严厉驳斥后，他不得不参加了辩论会。经过多次的说理斗争和大量材料的被揭发，陆钦范的罪恶面貌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斗争开始，还有些群众认为他是思想问题。而这时，大多数群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积极参加斗争。和陆钦范接近的人以及陆钦范的老同学，也起来参加战斗了。在群众集中力量揭发和批驳以后，向来不肯、也从未承认过错误的陆钦范，终于开始低头，嚣张的气焰已被打垮。群众斗争情绪越加高涨，许多人绘制了数十张标明新中国各种生产建设成就的图表，贴满在会场的墙壁上，集中地攻破了陆钦范的王牌——“人口问题抛砖集”。于是，陆钦范不得不承认了一部分反动言行，但还坚持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右派分子的顽抗，激起了群众愤怒的火焰，大家感觉到开大会发言的机会太少，纷纷要求与陆钦范开小会，短兵相接，一问一答，面对面地激辩。群众把“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几个基本论点排了队，分工准备意见，同陆钦范论战。这样，经过长期的、深入的、群众性的论战，陆钦范才不得不在最近初步承认自己主观上有反共情绪，因而产生了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但是群众认为他的交代还是很不老实、不彻底。
在这次全院大会上，发言批评陆钦范的有三十多人。还有六十多人已经写好了发言稿但是没有机会在会上发言。大批得不到发言机会的群众纷纷用大字报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愤怒。
农业科学院对陆钦范的斗争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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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八一农学院揭露出一个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
关五玉狂妄透顶反共成性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日电 新疆八一农学院师生连日举行大会小会，揭露和批判反共成性的右派分子关五玉。
关五玉是副教授。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是这个学院里 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他穷凶极恶地在学生中煽风点火，企图推翻共产党在八一农学院的领导。
关五玉制造了一套极端反动的所谓“社会发展论”，来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抗。他说人类历史最初是牧民当权的社会，之后是农民当权的社会、商人当权的社会，现在是工人当权的社会，将来是知识分子当权的社会。他说，工人当权的社会最野蛮，只有将来知识分子当权的社会才是最文明的。他反对阶级斗争，说“阶级不是人的天性，斗争更不是人的天性”，“生物学得出结论，同种间无斗争，凡人都是同种，不能有斗争存在”。关五玉反对劳动人民的解放，说“应该先解放老牛，老牛最辛苦”。他说，到了他的那个“文明社会”，要“把老牛都放到山上去游玩”。他声称所谓统一战线不是共产党对他的统一战线，而是他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他是为了实现他理想的那个“文明社会”而保持这一统一战线的。他反对群众路线，对学生说：“哥白尼是不走群众路线的，发明了地动说；慈禧太后是最走群众路线的，起用了义和团，弄得国破家亡。”
在鸣放期间，关五玉高唱“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没有知识的不能领导有知识的”等谬论，说什么“没有知识的办工厂、学校就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说“知识分子是最讲真理、最科学的”，“知识分子是火车头，应该挂在列车的最前面”。他狂妄地明目张胆地要求取消党委制，要求实行教授治校，要求在八一农学院组织“联合政府”，把共产党对八一农学院的领导骂为“封建形式”。他勾结八一农学院的其他右派分子，积极鼓动他们向共产党进攻；根据他们进攻的恶毒程度给以评分，把若干右派分子都只评了两三分，认为只有他和另一个右派分子鸣放才刚刚及格。关五玉是一向反对学生参加任何运动的，这次他露出真面目，煽动学生“行动起来”。他责备水利系的学生说，“我们已经替你们讲了话，你们应该起来斗争。”他还嗾使学生到国务院去闹事，向学生献策“要集中力量搞，不要单干。”他还散布学院领导要被撤换，某某人要当教务长等等谣言。
关五玉是一贯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他对共产党员仇恨入骨。学院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去看望他，他说是去监视他。学院给他提级提薪，他说是共产党想“收买他”。他把靠拢共产党的教职学员都骂作“无品行，想升官发财”，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骂作“当特务的”。他的一个儿子是共产党员，在作记者工作，也被骂作是“到处告密”的。
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历次革命运动一概反对。他诬蔑共产党抗日为“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土改是“二流子当权”。在“三反”期间，政府对他的贪污罪行加以宽大处理，没有判刑，他反而怀恨在心，屡屡反噬，企图翻案。只要提起知识分子改造，他就怒从心来。他还狂妄地要把八一农学院领导肃反运动的干部拉来打板子。
他经常在学生中散布反动言论，骂人民解放军“野蛮”，并且一向歧视从部队转业就学的学生，说这些人只会开机关枪。
在说理斗争会上，关五玉对他的反动言行一再地掩饰辩解，把他的反动言论说成是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鄙陋之见；又说他自己年岁大了，有些糊涂，说他并没有什么政治见解。但是他的层层防线，在大家的说理斗争中节节溃败了。大家严正地揭发了他一贯反共的丑恶面目。不但有一套谬论，而且有行动。在事实面前，关五玉不得不低头认罪，表示愿意交代问题。现在，八一农学院师生正在对关五玉的反动言行进行深入的揭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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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既是斗争对象又是反面教师
上海三百多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深刻教育
新华社上海7日电 上海市三百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次座谈会是和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同时召开的，从8月16日到9月5日举行了二十天。
座谈会上，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医师们在会上摆出大量亲手所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粉碎了右派分子王恒守、姜庆湘、杨荫溥、陈子展和潘序伦的反动言论。会上还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罗隆基的亲信孙斯鸣和另一个右派分子薛映辉的丑恶面目。
这次座谈会的重要特点，是既把右派分子当做说理斗争的对象，又真正做到了把右派分子作为反面教师来教育自己。会上对每一个右派分子，都从他的反动言行中归纳出几个有关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问题，一个个地摆事实、讲道理，逐步深入地展开大辩论。辩论中允许右派分子随时申辩，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这样，就使问题愈辩愈深，真理愈辩愈明，大家的斗争热情也愈来愈高。复旦大学教授吴斐丹、陈传璋都说：听了右派分子王恒守关于反共言行的检查，想到解放以前茶馆、酒楼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条。假使王恒守那时对国民党政府说了像现在这样多的敌对的话，他早已被捕甚至杀头了。今天王恒守讲了举不胜举的反共言论，我们都还同他摆事实、说道理，这不能不说明我们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六十七岁的老音乐家黎锦辉把参加这次斗争比作胜读一年书。他说他过去关心政治不够，以后要提高政治嗅觉。著名的中医石筱山，戏曲演员傅全香、王文娟和石筱英等人表示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锻炼，站稳立场，不能不问政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教授李锐夫也表示一个人不能离开政治，他说：“我不问政治，政治要问我的。”
这次座谈会在同右派分子展开说理斗争之前，出席的委员和列席人员一起热烈地讨论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中间分子与右派分子的界限、反右派斗争和整风的关系等问题，批判和澄清了“中间路线”、“不问政治”、“言多必失”等许多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他们参加斗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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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业者家属投入反右派斗争
据新华社7日讯 各地工商业者家属相继投入反右派斗争。据全国工商联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无锡、镇江、苏州等地工商业者家属中的骨干分子，在当地民主妇联的领导下，已经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和有关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文件。现在她们基本上懂得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有的已经参加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会议，向右派分子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上海、镇江、苏州等地不少工商业者家属骨干分子鼓励她们的丈夫坚决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
目前工商业者家属骨干队伍已经形成，并在不断扩大。各城市的工商业者家属们，在当地妇联、民建会、工商联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对工商界右派分子的家属进行了不少工作。现在各地还在拟订全面的反右派斗争教育的规划，准备进一步向全体工商业者家属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
据有关方面谈，这还仅仅是开始，目前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例如有些地区只注重了对少数右派分子家属的帮助，而忽略了对广大工商业者家属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家属的骨干队伍还迫切需要培养、提高和扩大；对家属宣传教育的内容、方式还需要更加通俗、更加活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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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公然叫嚣上街闹事郑子修是个党内右派分子
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郑子修，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
去年年底，郑子修便公然叫嚣：要“到大街上去闹事”。郑子修还扬言要把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吊在电线杆子上”，并且那时他要“叼着烟斗走到面前问：‘喂，怎么样？’”。他还说：“把他们吊在树上，我才痛快”，“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同志，说不定明天就成了你们的敌人”。
为了实现他的阴谋，郑子修便利用交通局所属沈阳地区运输公司部分装卸工人对工资不满进行煽动活动。郑子修在一次会上大肆诬蔑，说地区公司“克扣工人工资”，是“新把头”。会后，他还到工人中去散布这种谬论，并且煽动工人说：“不解决问题就得请愿”。
郑子修这个混进党内多年的凶恶的右派分子现在已原形毕露。交通局工作人员现正猛烈追击中。
工程师外衣下面的狰狞面目
丁树尧妄制反共谰言
包头市道路公司职工连日开会，揭发了右派分子丁树尧的反动言行。
右派分子丁树尧是包头市道路公司的工程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为了疯狂地向党进攻，否认党的领导，诋毁党的成绩，他大肆诬蔑地说：“共产党的资本是从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的，胜利后，沉醉在胜利的欢呼中，看不到缺点，今天是消耗这些资本，坐吃山空。”他诬蔑共产党员说：“全国都一样，大部分党员都是坏的，包头有三分之二的党员不好，好的是个别的。”为了煽动别人不安心在包头工作，他就造谣说：“大青山下建立一个公墓，将来在那里会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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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图推翻共产党对整个文艺事业的领导 为丁陈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
梅朵是文艺界右派的急先锋
据新华社7日讯 文汇报右派分子梅朵妄图推翻共产党对整个文艺事业的领导的阴谋活动，在昨天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举行的全体人员座谈会上被进一步揭露。
梅朵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文化艺术报道的负责人。在整风开始后，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一道，曾同陈企霞的密友柳溪，丁、陈反党集团的积极支持者艾青，“人民文学”的唐祈、吕剑，以及“文艺报”的唐因和唐达成等党内外右派分子相勾结，积极参加他们的阴谋活动，并把文汇报作为他们共同的反共基地，一时成为文艺界右派分子中的“红人”。
会上揭露，梅朵除曾和姚芳藻一起同柳溪、唐祈和吕剑等密谋“攻开作协”，将丁、陈的问题在报纸上公开出来，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以外，还曾企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做翻案文章。
今年6月3日，梅朵以文汇报评论员的名义，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反对曲解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讲话”的文章，污蔑近几年来共产党对文艺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曲解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条主义思想”，造谣说，这种指导思想窒息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他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主张艺术为政治服务，正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重要原因”；他还宣扬了文艺可以不顾现实而去单纯暴露所谓“阴暗面”的观点，以使文艺作品成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会上有人指出，梅朵在他的文章中曾把自己装扮成似乎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捍卫者”，在这个幌子下偷运反共的毒草，其用心和手法是十分阴险的。
梅朵在写那篇文章时，事先曾和文艺报的唐达成等人商量，确定文章的主要论点，写成后又曾经过唐等修改补充。在梅朵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唐达成也在文艺报写了一篇性质相同的文章，梅朵又拉了别人在文汇报上写了同样的文章，进行有组织的进攻。此外，梅朵和唐因、唐达成等还曾筹划创办一个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刊物”，或者在文汇报搞一个专门贩卖他们的反动文艺理论的文艺副刊。梅朵曾代表文汇报答应每月给唐因等二百元编辑费，并主张这个副刊由梅朵自己出面主编。
会上揭露，梅朵除曾和姚芳藻共同勾结钟惦棐在文汇报上发起对电影界的进攻外，在鸣放期间，他还曾约唐达成等写文章攻击电影局的领导人，要文艺报的另一人攻击 “中国电影”，又在吴祖光的家里，与吴祖光右派反共集团的骨干分子田庄等人订立“合同”，约他们写专门进攻电影局的文章；此外，他还曾指使姚芳藻去对蔡楚生进行恶意的访问，提出许多挑拨性的问题，但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就这样企图以一系列的内外夹攻搞垮共产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梅朵在他的反共活动被揭露后，还常吹嘘自己“多年来一直跟着共产党走”，掩饰他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动机，并拒绝作老实交代。今天会上揭露的材料也揭穿了他的这个假面具。曾经在1939年参加过共产党的梅朵，不但在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当即变节自首，还曾向敌人供出五个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做了投敌叛党出卖同志的可耻叛徒。不久，国民党监狱管理人员因日本飞机轰炸而溜掉，许多被关押的人都乘机逃走，而梅朵不但不逃跑，反而动员另外一人和他一起再次投敌。后来，他还在集中营中积极参加敌人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因此而“受奖”。梅朵在1942年被敌人放出来后，就一直和胡风本人以及不少胡风分子来往密切，互相吹捧，直到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破获，他曾一贯地积极宣传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而这次鸣放期间他用来向党进攻的反动文艺理论，仍然是与胡风的思想一脉相传的。
现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和梅朵以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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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准复辟旧大公报的反动方向
大公报揭露副总编辑赵恩源的阴谋活动
本报讯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工作人员揭发了企图复辟旧大公报的反动资产阶级方向的一路大军、右派分子、副总编辑赵恩源和他的妻子徐文兰（民盟盟员、财务科科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经过多次说理斗争，赵恩源和徐文兰已初步交代了向党进攻的背景和一些事实。
赵恩源是民盟大公报支部的主任委员。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始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赵恩源也在报社内部大肆活动起来。5月15日和6月2日，他擅自盗用民盟大公报支部名义，举行了两次放火的座谈会，煽动群众向党进攻。
赵恩源在会前积极鼓动应邀参加会的人“提意见越尖锐越好”，并拒绝盟内党员参加。在座谈会上，他宣布发言记录“不记名”，保证为发言人“保密”，鼓动群众“吐苦水”，然后他捏造事实，向曾经要求入盟的同志说：“不是盟不吸收，而是党不允许”。他想把民盟支部几年来没有发展组织的责任归罪于党组织。
由于赵恩源的煽动，座谈会很快就响起一片向党进攻的叫嚣。某些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对象和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在会上发表了许多抹杀肃反成绩、诋毁党的言论。对这些谬论，赵恩源在会上公开表示“完全同意”还叫大家不要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忽略过去”，煽动群众放更大的火。
赵恩源的妻子徐文兰还煽动一些人到会上去诉苦。
赵恩源为了扩大放火范围，又举行了第二次座谈会，并准备召集在肃反中被清查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举行第三次座谈会。
赵恩源在煽风点火的同时，还企图招兵买马，大量“发展”民盟组织，向部分盟员作了紧急布置，主张让以前曾口头申请入盟的人，不必办理入盟手续，马上即可参加 “组织生活”。要吸收超龄团员和其他党外知识分子，把盟员人数发展到七八十人，以便和党抗衡。
赵恩源如此猖狂向党进攻是别有用心的。他承认召开座谈会放火，是为了把党“抹黑”、“搞臭”，以便实现他的阴谋。他主张“多吸收一些党外人士参加编委会”，反对在编委会上讨论“成品”，以便削弱党的领导力量，达到他篡改大公报政治方向的目的，重温他解放前掌握天津大公报编辑大权的旧梦。在报社内右派分子复辟旧大公报的阴谋活动中，赵恩源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赵恩源在解放前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主任，一贯利用职权压制进步的编辑记者，把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的稿件任意扣发，勾结国民党特务分子，竞选天津市伪参议员。解放八年来，赵恩源受到了党的多方照顾和帮助，但他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思想改造，把他的反动思想立场一直保留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