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中央工业交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
摆出有力的事实粉碎右派的谰言
证明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
据新华社6日讯 在最近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中央各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在大小座谈会、辩论会上发言，张贴大字报，在报纸刊物上写文章，揭露和驳斥了工程技术界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各工业和交通邮电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在驳斥右派分子诬蔑 “五年计划搞糟了”、交通邮电事业“今不如昔”的谬论时，把亲身经历的新旧中国两个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做了鲜明的对比。工业部门的一些技术人员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用在工业建设的资金约一百九十八亿元，而旧中国发展工业一百年的结果，全部工业企业的资产才值九十多亿元。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么巨大的建设成就从何而来呢？建筑材料工业部的工程技术人员，举出解放以后水泥、玻璃工业飞速发展的事例，驳斥本部门的右派分子黄大能、王恩明、朱祖培等否定建设成绩的谬论。他们说，在解放初的1949年，全国水泥产量只不过六十六万吨，1957年就能达到六百八十万吨，比历史上年产量最高的1942年还提高两倍。1949年全国玻璃产量只有一百零七万箱，1957年就能达到四百二十万箱。解放以前，水泥只有四个品种，现在已经有十五个品种；目前玻璃的品种，也比解放以前增加了一倍多。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驳斥右派分子雷天觉所谓“全国技术力量萎缩、技术倒退”的谬论时指出，旧中国不能制造的机器产品，如喷气式飞机、汽车、高炉和平炉设备、水电和火电设备、制糖机和精密机床，现在都能制造了。只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工厂中，八年来就生产了近三千种新产品。难道在“技术萎缩”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冶金工业部在驳斥右派分子阎绍玺诬蔑设计工作成就的谬论时，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指出，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几乎没有冶金方面的设计人才。现在，冶金工业部只是在钢铁工业方面就建立了三个黑色冶金设计院、一个矿山设计院、一个热工控制设计院。设计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现在不仅能够担任各种大小高炉、平炉、轧钢车间的单体设计，而且还能担任一般联合企业的总体设计。这不是巨大的成就吗！
工业和交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举出许多事例，驳斥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电机制造工业部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指出由于共产党坚持把学习苏联作为领导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之一，从而使我国的电机制造工业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全面仿制，达到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他们举例说，解放以前，电瓷产品的设计，由于盲目抄袭英、美、日、德各国，品种杂乱，许多产品重复，造成技术力量的分散。解放以后，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统一了电瓷产品设计，将原有复杂、凌乱、重复的品种加以整顿、简化，建立了产品系列，这样就将我国电瓷产品的发展引上正确的道路。城市建设部民用设计院工程师汪熊祥指出，由于他们单位的党组织通过技术会议对民用设计院的工作进行了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批判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向，提出“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这一符合我国当前经济条件的正确方针，引导着广大设计人员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还举例说，在民用设计院的一次技术会议上，讨论制定1957年的节约措施时，有几项重大项目的节约措施，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由于党坚持了勤俭建国、降低标准的方针，终于制定出正确的节约措施。事后证明，这些措施仅在部分工程上实行就降低了造价一百三十四万元。他说，这样坚持不懈地、不分巨细地维护国家的总利益，不倦地教导设计人员树立勤俭建国的思想，引导设计工作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不正是右派分子称之为“外行”的共产党吗？右派分子口口声声嚷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对共产党的诬蔑。
第2版()
专栏：
从政治上、思想上过社会主义关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 黄鼎臣
1956年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新形势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各民主党派绝大部分成员对这一方针是热烈拥护的。可是，我们必须认识，任何一个政党的存在，都是为了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党派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共产党长期共存，其条件只能是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真诚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我们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此要使我们民主党派能够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还必须大力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使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从思想上政治上过社会主义关。但是在今年5月，中国共产党展开整风运动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把我国拖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右派分子，很多是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成员。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的民主党派成员，由于立场观点没有很好的转变，认识模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面前竟袖手旁观，甚至有些对右派分子还有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这种严重的情况，不仅说明了我们民主党派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而且提出了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任务，这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投入反右派的斗争，彻底地揭发和批判隐藏在我们民主党派内部的右派分子的言行和民主党派中存在着的右倾思想，使我们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
我们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既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我们民主党派内一定会有不少右派分子。因此，民主党派有些地方组织还未揭发出右派分子，并不能说没有右派分子存在，只不过是右派分子还未暴露。就我们致公党来说，也正是这样。在我们有组织机构的北京、广东、福建和广西地区，都存在着右派分子，只不过揭露的时间先后不同而已。在我们上一阶段的斗争中就有这样的经验。在北京地区反右派斗争尚未深入以前，有不少人存在着麻痹思想，以为致公党在北京地区的组织中大概没有右派分子，但等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深入下去以后，就证明了事实并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致公党有些地方组织的情况在这方面还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在领导上和成员中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右倾观点、温情主义，右派分子还没有被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这种情况今后必须坚决予以扭转。我们必须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有关单位的配合与协助，并加强整风领导小组的力量，更须克服右倾观点和温情主义，依靠群众将斗争继续深入下去，使右派分子的罪行受到彻底暴露和批判，体无完肤，威信扫地，陷于孤立，从而迫使他们低头认罪接受改造。为着彻底深入、全面展开这一伟大的斗争，致公党已决定在9月中旬召开全体中央委员会议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整风工作以明确方针任务，统一认识和步骤。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认识目前我们的严重任务和这次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并使全体成员在这次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逐步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第2版()
专栏：
扬言今天已无坏人 抗拒党的肃反方针
陈仁刚要对反革命施仁政
安徽省揭露了这个久藏党内的老右派的反党言行
本报讯 安徽省揭发了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司法厅副厅长陈仁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这个久藏党内的老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
去冬今春，安徽省农村中的反动分子，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农业合作社，展开了猖狂进攻，企图倒算和复辟。当时安徽省政法部门某些干部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没有给予反动分子以应有的打击，因此，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安徽省委曾指示各地批判右倾思想，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但是，身负司法领导责任的陈仁刚，却抗拒省委指示，竟在蚌埠召开的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布置反“左”的任务。接着，他又背着省委赶赴皖南，召集了九县一市的法院院长、审判员会议，布置他的查 “错”反“左”计划。他还擅自以司法厅的名义，把他在蚌埠、皖南召集的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发给全省各级司法机关，要求司法干部不要“脑子发热”“盲目附和”，妄图煽动全省司法干部与党委批判右倾的指示相对抗。他并且大肆宣扬，说“省委今春提出在政法部门批判右倾是错误的，与中央文件精神不符，与下面情况不符”，以此来攻击省委。
陈仁刚有意制造社会上没有坏分子的谰言，并说：“安徽是个大省，发生一两件反革命案件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
在今年5月安徽省委宣传会议期间，陈仁刚又向党疯狂进攻。在司法厅干部当中，大肆宣传他在皖南和肥东所制造的假材料和他反对批判右倾的荒谬论点，来争取人，拉拢人，组织反党力量。陈仁刚在宣传会议上发表了谬论，遭到批判，陷于孤立。但是这个反党分子利用党组书记的职权，居然非法召开司法厅党组扩大会议，组织打手，向党反扑。他首先在会上发表了带煽动性的反对省委批判右倾指示的意见，接着便有一些曾是肃反对象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公开附和。陈仁刚即以这些人的话为依据，硬说会议“一致认为”今春省委提出的批判右倾不当。会后，他率领了自己笼络的一批打手，在政法工作座谈会上叫嚣“批判右倾把下边搞乱了”和“批判右倾把几年来建立起来的法制搞掉了”等等。甚至扬言“要解决党委思想”，明目张胆地要党服从他。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陈仁刚和党外右派分子、安徽省司法厅厅长李湘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李湘若为人奸诈，一贯对党不满，陈仁刚是知道的。但陈却毫无原则地吸收李参加不必要参加的党的重要会议，把党内机密文件给李湘若看，并将他自己下乡收集的那些反动的所谓“调查”材料，告诉李湘若。李湘若在向党进攻时，就运用了不少上述材料。
陈仁刚一贯抗拒组织决定，反对党的领导，对工作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陈仁刚担任滁县专员的时候，也和地委分庭抗礼，有关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也不经地委研究，并且还荒谬地认为地委对其“干涉过多”，是“以党代政”。
陈在工作中还一贯包庇、重用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并利用职权加以提拔。陈在滁县工作时，对曾在伪军当过团长的反革命分子权世超十分信任，将专员私章交给他保管。伪安徽省青年军联谊会主任杨战国，在专署管理图书，陈认为是“大材小用”，后提拔为计划科长。地委多次不同意，但陈仍一意孤行。此后，杨战国因进行破坏活动，才被我逮捕。今年3月间在皖南的时候，陈仁刚要歙县、绩溪、宁国、屯溪四个县市复查1955年早经多次检查并据实判决的案件。他还亲手检查两个案件，企图把因造谣污蔑人民政府、破坏统购统销而判罪的原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俞伯渊改判“教育释放”，把不法地主分子汪碧玉“免予刑事处分”。陈仁刚还把他这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为“榜样”，要这些县市的司法干部仿效，企图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
从这个反党分子的阶级出身，可以更加看清他一贯右倾、始终站在地主富农立场、进行反党活动的丑恶面目。陈仁刚是半地主式富农家庭出身，混入革命队伍以前，曾参加过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1940年他混入党以后，为了保护其地富家庭利益，曾自动脱党。1942年重新混入党内，他仍然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甚至在参加1943年的整风以后，还帮助家里买了八十多亩地。土地改革时，更明目张胆地包庇地主家庭。在三反时，他向积极分子和群众泼冷水。在肃反运动中，他主张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代替对敌斗争。在这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他又多方阻止群众对司法厅厅长右派分子李湘若的斗争，企图尽力掩护这个右派分子蒙混过关。陈仁刚这个老右派分子，终于在群众揭发下彻底暴露了丑恶的原形。
第2版()
专栏：
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马列主义指导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陈振汉
新华社6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3日到5日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复辟的政治阴谋，暴露了起草所谓“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的右派分子陈振汉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会上指出，右派分子陈振汉是披着“学术”的外衣，在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他纠合民盟成员徐毓枬、罗志如，民革成员谷春帆，民进成员巫宝三，九三成员宁嘉风草拟出这个所谓“意见书”，在这里面公开提出让资产阶级右派经济学家上台的政治要求。他以所谓“参预讨论”和“事先征求意见”为幌子，企图让资产阶级右派“经济学家”染指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决策；他以所谓“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幌子，企图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国家经济建设工作，这样来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阴谋。
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右派分子陈振汉在“意见书”中肆意攻击共产党对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抹煞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就是为了达到让右派分子上台的目的。他们说，如果我国的经济工作领导人真像陈振汉所说的连“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常识都不懂，怎能在1950年3月就提出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的口号，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呢？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真是“碰碰试试”、“盲目摸索”，“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难道还能取得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巨大成绩，并且在1956年使我国工业增长31％，成为这一年中世界上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吗？
会上，经济学家们驳斥了“意见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及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污蔑。指出“意见书”中说马列主义等同于教条主义，说马列主义经济学“过时”了，就是为恢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制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说，陈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先说是“规律”）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 “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八十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的指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亚南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为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
会上有人揭发了陈振汉一贯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观点。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揭发了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他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所谓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北京大学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所谓“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差不可能消除。
在会上发言的人对陈振汉的两次“交代”表示不满，指出他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
在这三天的座谈会上，有二十多位经济科学工作者对陈振汉进行了批判和揭发，还有二十多人因为时间限制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第2版()
专栏：
首都中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
右派夺取党的领导煽动学生闹事的阴谋惨败
本报讯 北京市中学的反右派斗争已获得初步胜利，目前一百三十四所中学（包括中等师范学校、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中，已经暴露或经过群众揭露批判的右派分子有一百八十二人。在这些右派分子当中，民进、民盟、农工等民主党派的成员占17％，其中又以民进会员为最多，有二十一人，并且许多人是民进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这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特点之一，是要以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基地，企图与党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民进支部主任委员的右派分子宗家瑞，在鸣放期间，不顾中小学暂不整风的决定，在学校里到处放火，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他说：“这次我们要大干一下，把什么问题都兜出来，非揭他们（指党）的盖子不可。”又说：“学校里没有党员可以，没有民进就要垮台。”扬言“要以组织（民进）对抗组织”，他甚至把学校的领导人员都暗地里作了安排，企图取党而代之。第五中学右派分子刘庆寿（民进支部副主委）、刘圣时、李慕白（民进支部组织、宣传委员）则结成小集团，同学校党组织对抗。刘庆寿说：“党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只有民进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刘圣时则说：“以后有事情不要找党支部商量。”
有的右派分子则提出中学里应实行“校务会议制”，企图排斥党的领导。二十八中右派分子巫宁慧就说：“校务会议的任务是决定学校的工作计划、人事调配等重大问题。”
这些右派分子还在青年学生当中散布反动言论，煽动学生闹事。三十二中右派分子何叶健针对初三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的情况，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好”，鼓动学生闹事。五十一中右派分子张德智对学生说：“你们考不上学就到教育局去闹，站在那里不走，看他们怎么办。”
北京各中学的反右派的斗争是从7月初开始的。经过这一阶段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已陷于孤立。目前，北京各中学反右派的斗争暂告一个段落。开学之后，北京市中等学校将全面深入进行整风。
第2版()
专栏：
揭开“党的所有制”“四大不自由”的秘密
河南人代会驳倒许凌青
本报讯 参加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举出各种事实，严正地驳斥了右派分子许凌青的反共谰言。
许凌青是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他污蔑说：“这几年来所有制改变了，但还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是党的所有制”，他的根据是“农业社都由党员主持”。他还造谣说党限制了他在言论、出版、工作、生活方面的自由，叫嚷“四大不自由”。
代表们对许凌青的各种谬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延津县农业社社长周炳臣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我现在就担任着正社长的职务。我们全社二十二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党员只有八名。这怎么能说农业社都是由党员主持的？”遂平县农业社社长赵玉合说：“我是个党员社长，但社里五元以下的财务开支才经我批准；十元以上的开支，都要经过社务委员会甚至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许凌青只得承认他是“歪曲了事实”。
列席会议的开封师范学院副院长郭晓棠，将许凌青所说的“四大不自由”逐条加以批驳。原来许凌青所说的言论不自由，是由于他曾代表地主阶级说话而受到过批评。他说出版不自由，是因为他写的一本有严重错误的“新逻辑学”，曾在人民日报上受到过批评。他的工作不自由是指他原来作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大区撤销后到河南来，做教育厅副厅长是“降低职位”。而他所谓生活不自由，是他对新社会严重不满，因而想归隐山林过隐居生活，但是合作化了，土地入社，“欲归不得”。（新华社专稿）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不许彭达破坏国家的监察工作
编辑同志：
我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兰州材料厂的职工，也是一个兼职监察通讯员。当我从报纸上看到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彭达，主张取消监察通讯员，说“人民来信是鸡毛蒜皮，不起作用”，诬蔑处理人民来信的同志是“制造废纸”等荒谬言论时，感到非常气愤。现在我要拿我们监察通讯员的工作成绩，来驳斥这个右派分子毫无根据的谎言。
我们兰州材料厂的监察通讯员，从去年1月成立以后，曾经协助监察部门审查过厂里的采购计划，停购材料二百多项，压缩采购资金四十三万多元。当我们向监察部门反映了机械配件库“库存储备定额”有积压资金现象以后，引起领导的重视，将原来的机械配件采购计划推翻重编，因而降低了“库存储备定额”六十多万元，加速了流动资金的周转。另外我们还提出旧废千斤项、轨道平车等翻新利用和竹材代用木材的建议，给国家节约了二万多元的财富和三百多平方的木板。
事实证明，右派分子彭达主张取消监察通讯员，轻视人民来信，是没有根据的，只不过是为了达到他破坏党和国家监察工作的可耻目的而已。 王镜澄
第2版()
专栏：
农工民主党反右派一大胜利
小集团开始分化张云川陷于孤立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4、5两日连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在会上揭发的大量的事实，揭穿了张云川对他的反动活动说成是“独来独往”的所谓“跑单帮”的谎言。以张云川为首的小集团现在已经分化，张云川完全陷于孤立。郭则沉、程明亦、庄明远等人在会上指出张云川和章罗联盟，和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反共集团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执行他们的反共纲领的一员“悍将”。
在政治路线上，章伯钧、罗隆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轮流坐庄，张云川就坚决主张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罗隆基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张云川则叫嚣“共产党员是外行”；章罗反对肃反，罗隆基提出要组织“平反委员会”，张云川诬蔑说“肃反上轻下重，内轻（共产党内）外重”，主张“将范围缩小”。章罗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张云川说，知识分子“改造多年了，已有了提高，可以不必再提思想改造了”。
在组织路线上，章罗主张民主党派“大发展”，张云川是狂热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主张向中小城市、向各阶层、中下层发展。他在修改农工中央工作报告中关于发展组织的部分，将各民主党派共同遵守的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组织方针，加上“以发展为主”五个字，将原有成员发展一倍至二倍改为“二倍至四倍”。张云川还亲自到河南等地去招兵买马，到处宣传章伯钧的大发展方针。罗隆基反对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企图由民主党派把知识分子包下来，张云川完全赞成罗的这个反动主张。
张云川不但和章罗联盟的关系很深，同时和罗隆基反共小集团的张东荪、周鲸文、汪世铭、范朴斋、张志和的关系也是很深的。
去年章伯钧从北戴河回来，也就是章罗联盟形成的时候，章伯钧曾召集黄琪翔、李伯球、杨逸棠、何世琨、张云川、王一帆等人在他家里开会，密谋建立核心领导，发展农工党组织，打击农工党内的左派，排斥异己。今年春天，章伯钧又召集张云川等八人开“八仙过海”的会，要“八仙”加强团结，分别负担农工中央的工作，企图把农工党变成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张云川对章伯钧的“安排”表示非常满意。
王善继、王大鲁、何大钧等在会上系统地揭发了张云川反动小集团的丑恶面貌和阴谋活动。这个阴谋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远在1949年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这个小集团人数多，散布广，从中央到地方，从农工党内到农工党外，是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组织。它的成员，在农工中央有何仲珉、丘锷仑、丁方拓、阎道莹、王仲英等重要分子；在地方组织中有安徽省合肥市的李湘若、天津的吴孟辉、蚌埠的金白描、北京市的孟雨村等。在一般成员中有张朋非、杨任之、张振华、张祚延等，在非成员中，有张觉非（张云川的叔父）。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的历史上有血债，有的作过汉奸、特务，有伪军人，有贪污分子，另外，还有张云川的六亲好友，他们都是一些仇恨共产党，仇恨劳动人民的心怀不满的人。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一致拥护张云川做“统帅”，何仲珉是策划一切的“军师”，丁方拓是阴谋活动的组织人和“打手”，丘锷仑是章黄李右派集团的牵线人，阎道莹负责宣传造谣，王仲英通风报信，孟雨村、张振华、杨任之、张觉非等这一批人担任情报联络。这个小集团有议事处，有联络站和进行策划时的密室。
这个小集团在农工民主党内争权夺利，他们把每个成员都安置在重要岗位上。他们披着“打抱不平”的外衣，支持右派分子，打击左派，孤立共产党员。几年以来，农工党的许多问题，许多纠纷，都是这个小集团制造的。
经过大家系统地揭露以后，张云川反共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丁方拓、丘锷仑、孟雨村等人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过，愿意低头认罪，重新作人。张云川的“军师”何仲珉，虽然经过丁方拓的对质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没有具体交代。
张云川在大家揭发的事实面前，在他的小集团成员纷纷投降的情况下，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去各地视察是“专为找缺点”，搜集材料作为他反共反人民的根据。他在河南、安徽、新疆“讲了一些放火的话，到处制造人民与政府的矛盾，煽动群众对共产党不满，挑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关系。”他承认“他的这个小集团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