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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师傅和徒弟
大连造船厂机械车间的老车工、共产党员张日良，已培养了十二个徒弟。现在有的已当了总工长、工段长，有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六、七级。这位四十四岁受人尊敬的老师傅，已有三十年工龄。他十四岁时就在一家私人铁工厂当学徒，在学徒期间，给老板端尿盆、替老板娘看孩子、做饭，一不称心就要挨打挨骂。那时师傅不愿意把技术教给徒弟，因为怕教会了徒弟，自己就没有饭吃。解放以后，他不仅把自己的技术经验耐心地传授给他的徒弟，并且用他在旧社会里的痛苦经历，教育青年徒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上图：张日良，工厂的先进生产者。
中图：张日良和同他在一个车间工作的有八个徒弟。第一个徒弟刘桦已是总工长（中），第二个徒弟高惠洲已是工段长，工作上有问题仍经常来请教老师傅。
右图：师徒们结伴欢度假日。
新华社记者 于 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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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年间新建和改建厂矿五百多个
辽宁工业产值增长七倍多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辽宁地区在解放以后，共新建、扩建和改建了五百二十个工厂和矿山，还恢复和建设了八百零五公里铁路和二千五百七十九公里公路。1956年，辽宁省工业总产值比伪满时期最高一年（1943年）增长了一点八倍；比1949年增长了七点三倍。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中，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资源，曾在辽宁省建立一些为其本国工业服务的殖民地性质的原料工业、军火工业和修配工业。日本投降后，这些工业基础遭到了国民党匪帮的严重破坏，1948年解放前，几乎全部停止生产。工人数目由1943年的六十万人减少到五万人。工业总产值约计只能有1943年的5％。全省二十二座炼钢炉只有1947年时恢复一座。解放初期的1949年，虽经我们大力恢复，但与伪满生产水平最高的1943年比较，工业总产值仍下降70％。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全体职工的努力，只用三年的时间，满目疮痍的工业基础就恢复起来了。到1952年，工农业生产就均已超过了伪满的最高水平。以1943年为一百，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已为120.7％。到1956年，更把1943年的伪满最高生产水平远远抛到后边去了。从发展速度上看，伪满十四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点三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0.9％；建国八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七点三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30.3％。从生产水平上看，1956年的生产水平比194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一点八倍。其中计：钢比1943年增长了211.5％，煤增长了30.1％，棉纱增长了92％。
过去的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已经被彻底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消费品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1956年与1949年相比，重工业产值增加了十二点五倍，消费品工业产值也增加了三倍。伴随着工业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来的，再不是剥削和贫困，而是人民的日趋富裕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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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年和四十年
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接近全部完工。根据目前工程进行情况看，这座大桥不久就可以正式通车了。
我国人民，特别是武汉市的人民，为了这座大桥已经梦想了许多年，也曾付出过不少的代价。可是，在解放以前，虽然反动统治者叫嚷了将近四十年，人民却连桥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但这个梦想在新中国诞生以后迅速地变成了现实。在新中国，修建这座巨大而复杂的桥，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比国家原订计划要提前大约两年。
对于武汉长江大桥，用一般的桥的概念来理解它是不正确的。这不是什么单一的桥梁，而是一个复杂的、许多个工程建筑物的总合。首先，它包括一座横跨长江的双层大桥，即武汉长江大桥的正桥，它是全桥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桥的上层铺有公路，下层铺有双轨铁路。其次，它包括有已经在1954年和1955年先后建成的汉水铁路桥和汉水公路桥（即江汉桥）。再次，它还包括有大小十座跨过街道和铁路线的跨线桥，三个新的大车站，联接桥头和车站的铁路、公路联络线，以及防御高水位的挡水墙等。前面讲到的修建长江大桥共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正是指这样一个复杂的“总合”说的。其中长江大桥正桥本身的施工期只两年多一点。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的时候，大肆叫嚣说：共产党对工程技术是外行，不能领导工程建设，特别是大工程的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等等。那末，请问右派先生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如此迅速地建成这一事实，你们作如何解释呢？
只要回忆对比一下解放前后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历史，右派分子的谰言是不难戳穿的。
人们知道，在横亘我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浩瀚的长江上，有史以来一直是没有桥的。这并不是这样一座桥没有需要，相反，它是太需要了。没有桥，只是因为在旧中国人们无法把它修起来。
武汉长江大桥是早经动议修建的。远在1911年和1913年，中国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曾经先后两次发起筹建过武汉长江大桥。1913年，北洋大学桥梁系有十三个毕业生，同一个德籍教授一起来武汉第一次测量过桥址。可是，那时的军阀统治者对修建这座桥没有兴趣，不愿意支持他们。结果，测量过后也就算了，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再没人来谈修桥的事。
在这以后，到1930年和1936年，武汉长江大桥的筹建工作又进行过两次。1930年的那次，是一个叫华尔达的美国桥梁专家为了在中国作一笔赚钱生意，建议国民党反动政府设立机构来进行筹建工作的。当时，一批中国工程人员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参加大桥的筹建工作，好像大桥势在必修一样了。可是结果呢？这位美国专家用了半年时间，在长江钻了八个孔，在汉水钻了两个孔，以后就无声无息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华尔达为了赚大钱，设计了一座造价很高的桥式，而蒋介石本来就是为装门面才同意搞筹建工作的，一听说花钱多就不愿干了。这样，热闹一时的大桥筹建计划又成了泡影。1936年那次，筹建工作是钱塘江桥工程处派工程师梅暘春等来进行的。因为经费困难，他们采取劝募投资的方式来经营大桥工程。为了刺激当时的豪绅权贵们的投资兴趣，他们故意地把造价订得低些，并宣传说桥修好以后过一次桥收一次费，多少年以后就可以把本利一起赚回，可是这样也募不起多少钱来。一年以后，他们把工程计划方案作出来了，但因无钱，不得不把筹建工作搁置起来。
十年又飞快地过去了。到1946年和1947年，长江大桥的筹建工作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头一次是一批中国工程师负责进行的，结果同样因为经费困难而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是美国顾问团提出了所谓“三孔大吊桥式”的筹建计划，因为设计本身的不合理，施工队伍也组织不起来，再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不愿出钱，这次筹建工作又破产了。
这就是新中国诞生以前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辛酸史。可以看到，无论是北洋军阀也好，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也好，美帝国主义的专家、顾问们也好，他们对修建这座桥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关心的是赚钱、打内战、装门面。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民修建长江大桥的多年愿望，中国工程人员为此所作的各种努力，只能付诸东流。解放以前，长江两岸有这样一首歌谣：“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这对旧中国的实际状况来说真是千真万确的断语。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为了配合国家建设面临的宏伟任务，实现我国人民的多年愿望，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很快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建国以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就责成铁道部进行这座桥的勘测设计工作。1953年，经过初步勘测以后，筹建工作正式开始。1954年2月，政务院正式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
工程开工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陆续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员到大桥工程中担任工作。开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不懂桥梁建设的外行，但他们有着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决心，有着善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方法，并且善于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提高。这些，再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他们终于把一支庞大的桥梁建设队伍组织起来，领导人们在汉水和长江上展开战斗。几年来，他们是遇到过许多这样或那样的困难的。本来，既然一切都得从实践中摸索前进，困难当然在所难免。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困难并没有压倒他们，而总是被他们出色地领导着群众一一克服了。
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足以说明这种情形的例子，就拿对长江大桥工程意义极大的新施工方法——“大型管柱钻孔法”的创造经过来说吧！在这个方法提出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上旧有的桥梁施工方法在长江上无法采用，大桥的设计曾经处于基本停顿的状态。后来，苏联专家工作组把上述新施工方法提出来了，但在当时，一部分中国工程人员对它却是怀疑甚至反对的。中共长江大桥工程局委员会为了说服那些对新施工方法怀疑甚至反对的人，组织了技术辩论，提出要先组织试验以后再正式使用，以便用事实教育大家。在试验过程中，党委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组织工作，教育职工认真地和专家合作，党委的负责人也亲自日日夜夜地参加试验。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工作，新施工方法才试验成功，有不同意见的中国工程师们也被说服。新施工方法在工程中成功运用的结果，整个工程中最复杂、重要的基础施工问题得到了良好的解决，促使工程以难以想像的速度进行和完成。
共产党究竟能不能领导工程技术呢？社会主义是否比资本主义优越呢？从前面所述的事实中，人们是可以得到正确的回答的。
新华社记者 方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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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烧结厂动工兴建
武钢进入施工高峰
本报讯 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烧结厂9月2日开工兴建。这是武钢今年施工的五大主厂房之中的一个大厂。至此，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已经有二十个系统工程全面施工。
烧结厂的任务是把贫铁矿烧结成人造富铁矿，然后再供高炉冶炼，保证铁的质量。武钢烧结厂有三个主要部分：精矿系统、配料系统和主厂房。2日开工的是配料系统受矿槽的钢筋混凝土基层工程；在此以前，精矿系统的翻车机室、主厂房的基础等七个项目，都开始了土方工程。这个工厂将在1959年第一季投入生产。
9月，武钢的建设工程开始进入施工高峰。站在热电厂的屋顶上了望整个武钢工地，在刚挖去的山丘上，一排排厂房柱子和高大的起重机已经竖起来了，横亘厂区的公路和铁路组成了繁密的运输网，火车和汽车川流不息地运送着各种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这里是以四大主厂房为中心的建设工程。它的中心炼铁厂正在紧张施工，艰巨复杂的一号高炉和热风炉的基础工程已在8月浇灌完成，现在正在进行高炉本体安装准备，预计一、两个月内即可安装。在高炉的后面，炼焦化工厂有三十多个工程同时施工。第一号焦炉和第二座焦炉已经开工了。不久，第三座、第四座焦炉也要开工。在焦化厂的侧边，是耐火材料厂。这个厂的进展很快，它的三个主要车间——粘土高铝砖、火力、石灰焙烧车间——有的在挖基础，有的在竖柱子。新开工的烧结厂的厂房，按照设计有四十六公尺高，它的烟囱有一百二十公尺高，将是武汉最高的建筑物。除这四个主厂房以外，在辅助修理设施区里，也出现了一片新的厂房。这些是金属结构车间、机械修理车间、电气修配车间、汽车修理车间、铸钢车间、铸铁车间和六、七个各种用途的仓库。建设较早的金属结构和机修车间已经安装了一、两百台机器设备。最大的铸钢车间正在吊装目前工地上最大的柱子。其它像办公楼、电话局、职工住宅等工程也都在兴建中。
大冶、乌龙泉、焦作等矿山工程也在今年下半年全面展开了。在铁山、石山剥离工程正在紧张进行。为了把铁路修上铁山，8月间，工人们完成了大爆破任务以后，已经开始铺轨。在乌龙泉和焦作，正在兴建铁路、公路、供排水、住宅等工程。 （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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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参加大辩论 掀起生产高潮
甘肃职工举行广播大会表示决心
本报兰州3日电 昨晚，甘肃省工会联合会召开了动员全省职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掀起生产高潮的广播大会。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王耀华在会上作了报告。兰州工程总公司第二工程处孙海龙、混凝土队、铁道部第一工程局桥梁工程队青年突击队等单位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全省各地厂矿企业近三十万名职工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
大会进行期间，各地有五十多个单位和个人送来保证书，或者从收听实况的现场打来电话，表示了他们反击右派的决心和更出色地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信心。兰州热电站全体职工保证要按国家规定的日期投入生产，全年要节约五十万到八十万元。兰州榨油厂职工要在下半年增产油脂二百顿。兰州工程总公司家属委员会第一分会的会员，表示要以管好家务、鼓励亲人积极参加大辩论和完成国家计划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号召。（柳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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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呆滞物料修的车间
据新华社青岛2日电 青岛植物油厂新建的浸出车间昨天正式试车生产。根据几次浸出试验生产的结果，花生饼中残油率由原来的4％左右下降到0.5％左右。这样，每百斤饼能多出三斤半油；按每天压榨八十吨生米计算，能多出三千多斤油。从9月份到12月份，用同样多的原料，可以多产花生油一百五十多吨。
这个新车间的机器设备，全部是本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利用库存旧料和闲置旧机器经过改进安装的，国家只投资十五万元；这笔投资，半年内就能从利润中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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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手工艺品介绍
不谢之花
江苏扬州的通草花盆景，是解放后从民间工艺品中培养出来的新的花盆之一，现在，上海土产出口公司已经把它向国际市场推荐了。
扬州通草花过去是专供妇女装饰的。解放前后，妇女戴花的减少，制花艺人也就纷纷转业。直到1953年，艺人钱宏才创作了通草菊花盆景，参加菊花展览会，博得观众的好评。从此，通草花就找到了发展的新途径。
这种盆景是用通草、宣纸、铜丝、铁丝、油彩色、石膏等原料制作出来的。 蒋雄 方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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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个月多出五千多吨纸
上海造纸工业提前完成今年增产计划
据新华社上海3日电 上海二十五家造纸厂在今年前八个月比计划多生产了五千七百多吨纸，提前完成了今年全年增产五千一百吨纸的计划，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些厂可以比国家计划增产八千吨纸。
产量约占全国六分之一的上海造纸工业，已经有六十六年的历史。解放后，这个行业并没有增添新的设备，今年纸的产量却比1949年提高五倍多。纸的品种这几年来也增加了四、五十种，其中有三十多种是工业用纸。过去一直依靠进口的电缆绝缘纸、电话线绝缘纸、浸渍绝缘纸、棉料纸、半导体纸等，近年来都已开始自制，质量也都符合要求。高级纸张中的打字纸，现在不但不需要进口，而且已经开始出口。
上海造纸业今年增产计划的提前完成，是在克服纸浆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年上海纸浆产量比八年前增长将近六倍，增长的速度比纸张快。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造纸工业准备一方面加强和邻近省区的协作，利用南方盛产的稻草等草类，发展草浆的生产；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发挥现有制浆设备的能力和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以适应社会上纸张消费日益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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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奶皮子
奶皮子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或锡林郭勒盟牧区的名产，是蒙古族人民所喜爱的传统的乳制品。色洁白，味香适口。每年冬天，当草原上飘着银白色的雪花，四周寂静无声，人们在蒙古包里围炉取暖，喝着奶茶，小孩子烤奶皮子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包里，真是别有风味。
奶皮子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脂肪、乳糖、水份等都不次于黄油。黄油的蛋白质仅有5％左右，奶皮子的蛋白质有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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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略谈我国河流综合利用规划
张昌龄、王伊复、陆钦侃
要综合利用一条河流，必须事先进行规划。而要规划得正确，一定要全面地考察和分析一切有关的问题：既要看到支流，也要看到干流；既要看到防洪、排涝和灌溉，也要看到发电、航运以及城市和工业用水；既要看到水库，也要看到堤防和洼地蓄洪；既要看到水电站，也要看到火电站；既要看到自流渠灌溉，也要看到扬水灌溉和掘井筑塘；既要看到河流开发的效益，也要看到国家投资和水库淹没的代价；既要看到近期的要求，也要看到远景的发展。这样，才能做到既能满足各有关方面近期的要求，又能满足国民经济远景发展的要求；才能做到以最少的投资修建水工建筑物，消除水旱灾害和利用天然资源，使国民经济获得最大的效益。
八年来，我们在许多河流上建造了不少水利工程和水电站，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给水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工程没有经过全流域的通盘考虑便设计施工，有些工程单从某一方面出发，没有考虑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要求。例如，官厅、大伙房、佛子岭、梅山诸水库工程，都是在开工以后，经过有关部门反复研究，边施工边修改，才成为防洪、发电、灌溉和城市及工业用水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已完成的淮河石漫滩、板桥、白沙、薄山等防洪水库，也都准备加高坝身，扩大库容，兼顾灌溉的要求。这些更改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施工中途更改设计，或在完工以后再行改建，都要或多或少地给国家造成损失。这种经验教训教育了水利、水电工作人员，使我们重视了河流的综合利用规划工作。
1954年，水利部、电力工业部、交通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共同合作，在苏联专家组的帮助下，对黄河进行了综合利用规划，考虑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各方面的要求，提出了治理与开发黄河的全面方案。
这件工作为治理与开发全国各大河流创造了范例。1954年以后，对长江、淮河、海河、珠江、黑龙江、辽河等大河流都相继开始规划，现在淮河和海河的综合利用规划报告已初步完成，正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两本报告的规划人员都详尽地研究了流域的自然特征和经济特征，进行了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但是，这个规划仍然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主要是：是否防洪标准过高，没有和排涝相结合？是否过分注意大型水利枢纽，忽视了群众性的水利措施？是否忽视了国家的经济情况，而从一个地区着眼，要求过多、过快的投资？例如淮河流域的综合利用规划，从根治淮河，彻底解决水、旱灾害出发，在支流两河上建议建造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和两河口四个水库。查两河口以上的渒河流域面积仅四千二百八十平方公里，两河口多年平均径流计三十一亿公方，而四个水库的总库容共达七十五亿公方，要投资三亿六千万元。这个方案是否经济合理，值得怀疑。这个方案还建议在淮河干流上建造临淮岗大控制。据报告估计，堤坝长一百公里，迁移人口五十万，淹没耕地一百五十六万亩，投资四亿多元。修建这个巨大工程的目的，是用来控制淮河中游或许发生的三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方案中规划的平原区农田的排涝措施，仅保证在十到二十年一遇的暴雨时不受灾害。实际上，当发生三百年一遇的洪水时，大部分地区一定会渍涝成灾，这时，只能防洪而不能排涝，工程的实际意义有多大，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海河流域规划报告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了消除几十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这个报告几乎在每条支流上都建议建造大型水库，只是近期就要兴建十一座，投资二十余亿元。
我们认为，应当适当降低防洪标准、减少大型水库，而大力开展群众性、综合性的水利建设。例如山区可以多修小水库，整修梯田，培育林木，平原则开拓沟泊洼田，整修沟渠，利用坑塘蓄水，推行作物改种等。这样做，投资既少，效益又快。但是有些人存在单纯依靠国家投资举办工程的思想，忽视了这些群众性的工作。他们在考虑投资时，没有从国家的实际条件出发。像淮河报告建议国家近期投资五十四亿元，海河报告建议近期投资七十二亿元，群众性投资在外。一个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费如此之巨，似乎与我国近期的经济情况不相适应。这样的规划报告，现实意义是不大的。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条大河，它的治理与开发对各个国民经济部门都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自从去年开始编制长江流域规划要点以来，曾有过很多的论争。主持这个规划的负责同志的意见，只是想在长江干流的三峡修建一个大水库，以便一举而解决长江的千年洪水；还主张集中建设大量耗电多的工业企业来消纳每年一千多亿度的电力；并要求万吨大轮船直通重庆。另一种意见认为长江的治理与开发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先开发支流，后开发干流；先做小工程，后做大工程；先充分利用现有堤防及湖泊洼地，后做综合利用的干支流大水库；发电能力逐步增加；防洪标准逐步提高。我们认为，这种论争是很好的，可以从论争中获得正确的结论。
从前面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出，河流综合利用规划是一件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涉及的部门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全国性的设计规程。我们希望在国家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各有关方面共同编制一个比较统一的河流规划规程，对于规划工作中普遍而重大的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例如确定各地区、各种条件和不同时期的防洪标准的原则，综合利用工程效益和投资分摊的计算方法，淹没农田城镇的经济价值的计算原则，等等。规程中还可附上各有关部门的分别要求（或补充规程），由国家统一颁布，成为各部通用的规程。
关于编制河流综合利用规划的组织工作，到现在国家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而引起了各部门间工作上的某些重复和脱节。对于大河流的规划工作，已有黄河的范例，应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组织规划委员会，有关各部门和地方机构会同起来编制。中型河流，根据具体情况，可由一个部门为主，结合地方机关负责进行规划。但必须随时注意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在共同协议之下，达到真正的综合利用的目的。
河流的综合利用在原则上现在已为大家所接受，但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几个国民经济部门，关系很复杂，往往遇到一些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目的是为了便于今后做出更为完善的河流综合利用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