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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建筑界展开大论战
华揽洪陈占祥恶意攻击首都建设的种种谬论一一破产
据新华社4日讯 反对共产党领导城市建设、企图用资本主义城市建设方向来代替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方向的右派分子华揽洪、陈占祥，最近在七次大小辩论会上，被首都建筑界人士驳得理屈词穷。
华揽洪和陈占祥是北京市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他们抱着仇视的态度，污蔑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制订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说这个方案是一本所谓“天书”，是“闭门造车，脱离群众，形式主义”。他们主张取消总体规划，主张用资本主义的 “新陈代谢，循环建设”的方法来盲目地自发地建设北京。因而他们对党作了一系列恶意的攻击。
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恶毒的进攻，辩明城市建设方面的大是大非，首都建筑界已先后召开了七次大小辩论会。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经济资料组组长储传亨以大量的事实，驳斥陈占祥所谓北京的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是“闭门造车、脱离群众”的说法。他说，从1955年5月份开始，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领导下，曾先后动员了两万多人，用半年时间，对有关城市建设的自然条件、人口、工业、道路、河湖等十几项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当规划草图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又先后举行过四次大规模展览，征求过一万六千多个参观者的意见，并根据参观者提出的正确的意见，进一步修改了规划方案。在1954年到1957年的三年中，共有八百多项市政建设工程是根据规划方案布置的。储传亨质问陈占祥：“你参观过规划方案的远景规划、近期规划和第一期规划方案，为什么说‘总体规划方案是遥远将来的日子，无法指导实际’！”
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在会上列举许多事实，批驳了华揽洪关于“首都几年来的建设今不如昔”、“城市建设失败是主要的”的污蔑，以及陈占祥所谓“共产党缺乏当年填平龙须沟那么一股劲”的叫嚣。会上指出：解放前，北京比较大的基泰、龙虎等工程公司，几年的建筑面积总和才只有几万平方公尺。那时候，建筑面积有两千平方公尺的三层楼就算大工程了。解放后到1957年底止，北京新建的房屋面积就将达到两千万平方公尺，超过北京城几百年来所建房屋面积的总数。党和政府继填平龙须沟之后，几年来又消灭了十条“龙须沟”，现在正在逐步地把城区最大的“龙须沟”——护城河变成清水河，把龙潭、陶然亭等臭水沟改变成美丽的公园。在劳动人民居住地区和郊区部分农村安装的公共用水站，比解放初期增加了近十倍。
会上进一步驳斥了华揽洪放出的另一枝毒箭——全盘否定几年来民用建筑的成就，挑拨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发言的人用许多事实证明，这些话是毫无根据的。工程师钟国生算了一笔账：解放以来，北京盖的公共建筑物的面积近七百万平方公尺，其中大部分是供机关、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用的房屋。这些公共建筑物为了培养建设干部、进行科学研究、给中央各部创造工作条件，都是必要盖的。而华揽洪则别有用心地污蔑说这是“消费性建筑”。在这个期间，也盖了许多新的供居住用的房屋，面积达到七百四十六万平方公尺，等于解放前十八年中建的所有建筑物面积的三倍。在国民党统治时候，劳动人民无处居住，只能住在用垃圾填垫起来的“草厂大坑”、“枪厂大坑”等地方。这样的地方解放前城内共有二百多处，一到下雨的时候，有些住户的床铺都能漂得起来，房子塌了生命难保。解放后，政府在这些地方修了下水道，帮助居民修缮了房屋。这难道是党和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吗？建筑工人张才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解放前建筑工人住的是用几根竹竿、几张席子搭起的窝棚；现在，政府给建筑工人盖了三十万平方公尺砖木结构的宿舍楼。张才追问华揽洪：“你说‘人民居住水平下降30％’，现在你听了我讲的这些事实，到底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
华揽洪和陈占祥对中共北京市委加强对总体规划的领导，一直仇恨。他们到处散播说中共北京市委是“宗派主义”。直到最近，当他们的造谣污蔑被一一戳穿以后，他们仍一口咬定他们反对的是中共北京市委领导总体规划的“宗派主义做法”。这种说法，引起到会建筑师的激愤，质问的条子像雪片似地送到主席台上。储传亨用事实驳斥了这种颠倒黑白的攻击。他说，现在所制定的每一项规划方案，都有党外建筑师参加，其中像铁路规划、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等中心区的规划，并且都是由党外建筑师主要负责。市设计院总工程师张镈质问华揽洪、陈占祥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吸收了许多党外建筑师来共同制订规划，我就是其中一个。难道没有你们两个参加，就是‘宗派主义’吗？”
华揽洪面对这些事实，无言对答。只说他“动机是好的，效果不好”。这时，曾被华揽洪拉下水的建筑师潘昌侯，当场气愤地揭露：“当我帮你整理‘万言书’时，你明确地声言，中心思想要说明‘失败是主要的，成绩可以说没有。’这难道能说你的动机是好的吗？”
在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召开的这些大会和小会上，发言的建筑界人士有四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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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嗜臭成癖
他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 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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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恶毒地咒骂共产党和工会
涂义山受到群众批判
河南信阳市全体人民代表最近连日举行会议揭发和批判信阳市工商联主任、信阳市副市长涂义山的反动言行。涂义山曾叫嚣“定息要延长到一百年”，并且劝他儿子将来也不要放弃定息。他咒骂共产党是“一党专政”，说现在不是党员不能做官，要做官也只能做“副官”。他骂工会是“青红帮”，骂税务局、商业局是资本家头上的两条鞭子。他竭力排斥工商联的党员秘书，想把反革命分子李燕敏调到工商联去当秘书。
信阳市人民对涂义山的反动言行极为愤怒，一致表示要和涂义山展开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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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学社的严重政治任务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涂长望
九三学社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民主党派，应该是忠实于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但是，就在帮助党整风期间，它非但不是党的助手，相反的，却成了进攻党的“打手”。九三学社的问题非常严重，它正在经历着历史的严重考验。
从两个多月来反右派斗争所揭发的材料来看：第一，我社全国各级组织已经揭露出大批右派分子。例如北京的储安平、顾执中、薛愚；兰州的陈时伟；青岛的陆侃如；南京的高觉敷、周拾禄；昆明的秦瓒等等。这些人都是在地方上或者在一个单位中充当了向党猖狂进攻的主帅或大小头目。第二，近两年来执行反社会主义的“大发展”方针，只强调发展，不注意巩固，一味追求数量，许多政治上复杂的分子也被拉进了“九三”。武汉分社的十五个右派分子中，就有十一个是新社员；去年新建立的太原分社筹委会，八十几个社员中就有十八个是右派分子。不少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为右派分子所控制，形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第三，近年来社中央对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漠不关心，只团结，不教育，放弃了社员的思想改造工作，致使右派分子在许多组织中得势。由此看来，我社一年多来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已经右倾，社的成分正在逐渐起着质的变化，有人问“九三学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要到那里去？”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非常及时，社中央和广大社员应该正视和解答这一问题。社中央深感愧对党和全国人民，我们怀着沉痛的负罪的心情，决心彻底地检查中央两年来的工作。
解放以来，我社社员在国家各级机关的党政培养下，通过政治学习和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觉悟提高，因而迫切希望组织帮助他们，把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但是非常惭愧，社中央对推动和帮助社员自我改造的工作，做的很不够，没有能够满足广大社员的要求。相反的，最近一两年来，有人却企图把我社引向资产阶级右倾的错误政治方向，这是为我们所疾首痛心的。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就九三学社的成员来说，多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出身，长期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社”，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为发扬“五四”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精神而组织成立的。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号召和领导下，和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一道，做了一些反美反蒋有益于人民革命的工作，而九三学社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因此，就它的政治方向、组织成分、思想体系看来，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的爱护与培养下，我社光荣地被列为民主党派之一，参加了人民政协，才算有了伟大的政治前途。但是由于几年来我社的政治工作做的很差，没有经过重大的政治锻炼和考验，它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基本上还原封未动或动的很少。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要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不可能的。在这次伟大的整风过程中，揭发出大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进行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上的改造，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重政治任务。我认为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下定钢铁般的决心，克服一切温情主义，领导全国各级组织深入普遍地展开反右派斗争。我社中央整风工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已经决定召开全国整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任务，统一认识，交流经验，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这一斗争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去。只有通过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我社各级组织才有可能为进行根本改造创造有利条件，才有可能扭转过去的错误政治方向，重新获得政治生机，争取人民的信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它应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我社要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上，坚决贯彻推动和帮助社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判别是非的六条标准，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完成根本的自我改造。我社社员大都是科学文教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的旧民主自由思想非常严重，资产阶级习惯作风相当浓厚，特别是社成员中很大一部分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中有不少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就不熟悉，可是又自以为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唯物的，因而片面地强调通过工作实践进行思想改造，忽视或放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自我教育；少数人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不着思想改造了；也有少数人虽然在思想上和口头上承认党能领导科学，但一接触到本岗位具体业务，就片面强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不自觉地又否定了党的领导。我社许多右派分子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事实，足以证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何等迫切需要！
我们感谢党对我们敲起了警钟，感谢社会上的很多朋友和我社广大社员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和监督。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在全体社员的努力和督促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完全胜利，从而把九三学社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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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人民代表坚持说理斗争
右派分子一个个缴械投降
据新华社保定4日电 在9月1日闭幕的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五百多名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向代表中间的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右派分子经过代表们的揭露和批判，不得不缴械投降，低头认罪。许多原先对反右派斗争抱中间态度的代表，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这些右派分子是：河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戴练江，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陈迪庵，政协张家口市委员会副主席王君彦，河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高振声、刘竹村和许蕴珊。这些人都是河北省右派骨干分子。据揭露，陈迪庵虽然从来没有研究过水利问题，却一口否定河北省历年来治水的伟大成绩，说政府让人民“束手待毙，听候淹没”，借此来挑拨人民同共产党和政府的团结。许蕴珊否定定息是剥削，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为了想做邯郸市副市长，他还组织小集团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右派分子高振声特别欣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的反动言论，且自称是向共产党进攻的“硬手”。刘竹村散布章乃器“红色资产阶级”的谬论，以此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资产阶级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右派分子戴练江用卑鄙手段排斥医院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干部，想把附属医院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他独断专行，却说自己“有职无权”。
会上，各地代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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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州市工程技术界
揭发批判史玉琏
福州市工厂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五十多人最近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工程技术界右派分子史玉琏的反动言行。
史玉琏是福州第一机器厂的工程师。在党的整风开始时，他恶毒地在职工中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诬蔑建党工作“像入青红帮一样”，叫嚣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史玉琏对于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事实也采取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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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准办反社会主义的报纸
浙江新闻出版界打破了右派分子的白日梦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新闻出版界在一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一批党内外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这批右派分子主要人物有：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高光、记者管白宇、编辑徐勤，浙江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实际担负社长责任）谭克、文教编辑室主任潘一平，浙江工人报记者鲁天、宋哲，杭州日报记者兼文汇报特约记者乌鹏廷，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杨少；还在浙江日报和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揭露了两个右派小集团。浙江日报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是文教艺术组主编谢狱、副主编夏钦瀚、主编助理白刃、编辑葛进；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是周永明、顾井汾、高扶小、李冬野、汪秀樵等编辑、记者。
浙江日报右派分子高光去年夏天利用总编辑余冠西去学习期间，打着“改革报纸”的旗号，通过他起草的一个检查报告，号召编辑、记者的思想要“钻到实际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中去”，反对报纸介绍推广先进经验的报道。而就在这段期间，浙江日报连续几期出现了整版整版的歪曲事实的所谓批评揭露的报道。浙江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谭克反对出版通俗的、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小册子，主张今后要多出 “第一流作者”右派分子宋云彬、任铭善、王中的作品。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浙江工人报、杭州日报的右派分子疯狂地叫嚣：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报纸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应该削弱，只有大量揭发生活的阴暗面，才能代表群众呼声等等。
这些右派分子无例外地大肆攻击党委，污蔑和丑化党的领导。潘一平则发表“文化第一”、“工农干部不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等谬论。
这批右派分子还积极筹办“同仁报”“同仁电台”“同仁出版社”同党报分庭抗礼，如浙江日报的右派小集团要办“慧星周刊”，新华社浙江分社右派分子杨少要办“西湖游报”等，并且从人事、组织、经费、纸张到组稿、发行、广告都预作周密的筹划和安排。杨少还计划将创刊号免费送沪、杭、甬等各商店、机关。他说：“这样一来，浙江日报就没有人要看了。”
这批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猖狂地要求党开放一切机密。他们提出非党记者应该参加党的一切会议，阅读党内文件。
浙江新闻出版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批右派分子还顽强抵抗，可是当群众起来以后，所有右派分子都一一显露原形，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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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煽动群众进行所谓“报纸革命”
高光是个反党的“革新家”
据新华社杭州4日电 浙江省新闻出版界最近连续举行座谈会，揭露了党内右派分子、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高光妄图篡改党报政治方向并猖狂向党进攻的罪恶活动。
高光是中国共产党员。去年下半年，他趁自己代理总编辑工作的机会，打起了“革新家”和“反教条主义”的招牌，在编辑部内煽动群众进行所谓“报纸革命”。在他起草的给中共浙江省委的“改进”报纸工作的报告中，他首先反对党委领导党报这一最根本的原则。他攻击浙江日报编委会对待党的领导一贯的严肃态度是“没有主见，只能跟在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的后面跑，自己无法独立思考。”他把浙江日报的一些缺点连同编辑人员在主观努力上不够的地方都一起归罪于是“党的机关报”这一点上。高光竭力反对党报要为政治任务、中心工作服务。
更严重的是，当中共浙江省委指出了高光的严重错误，指示报社对高光的办报思想要进行认真的检查以后，高光都始终拒绝改正。后来，高光到了温州，竟以介绍经验为名，向温州市新闻界变本加厉地贩卖他的反党的办报观点。
高光自己近年来所写的二十多篇文章中，除了个别的以外，都是恶意地攻击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的。他百般地丑化、讽刺和谩骂党的干部，把他们比作“骑在人民头上的昏庸无知的皇帝”。
在“大放大鸣”期间，高光写了一篇题为“病和药”的杂文，要求共产党自缚手足，让右派分子用毒箭射击。高光还写了“难办，难办”的诗，把老干部描绘成只会“抡棍子打狼”、只知“小葱拌豆腐”的粗野无知的人，要这些“三八式”、“二七年”的老干部“下台”、“下轿”。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攻击中共浙江农学院委员会的放火报道，高光积极主张刊登，省委不同意，他就大为不满。
右派分子高光还积极参加浙江日报右派小集团谢狱等人发起的签名运动，支持北京的右派分子林希翎向共产党进攻。
浙江日报和浙江省新闻出版界揭露高光的座谈会先后共开了十多次，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方面取得了一次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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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贾唯英把持重庆日报疯狂反党
她是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始终没有彻底改造的野心分子
据新华社讯 重庆新闻界8月底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重庆日报副总编辑贾唯英反党的罪行。
这个党龄近二十年的反党分子，由于怀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长期对党不满，在这次“鸣、放”期间竟利用所谓 “左叶事件”不经过中共重庆市委的同意，擅自以党报名义倡议、组织重庆的一部分记者召开抗议“左叶事件”的座谈会。贾唯英在这个座谈会上一开始就煽动说，类似“左叶”的人重庆也有，号召大家“有气出气”。在她的鼓动下，重庆日报、广播电台等单位的右派分子便在会上借题发挥，大放厥词。他们捏造、渲染了四十二件“事例”，借此攻击、谩骂中共重庆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等全市二十九个单位的所谓“左叶”。
座谈会后，贾唯英一方面说会开得很好，另一方面指挥记者将会上经过渲染、捏造的“典型事实”加以集中，写成了长篇消息和长达四千多字的通讯，并发了社论，配了漫画，在重庆日报头版连续刊登三天。这些稿件本来就已写得很恶毒，但贾唯英在审稿时还嫌火气不够，又挥动大笔再渲染捏造，突出标题。
重庆日报总编辑离职学习两年来，贾唯英实际上是代理总编辑的职务。在鸣放期中，她就利用这一地位把党报作为阵地，大量刊登煽风点火的消息和文章，企图打乱鸣放步骤，引起混乱。在鸣放初期，贾唯英要记者在报道中“大揭盖子”，“四面开花”，“造成声势”。为了搞乱局势，贾唯英不顾中共重庆市委当时的部署，极力设法在基层点火。5月中旬以来，重庆日报上连续出现了“厂矿领导按兵不动”、“机关干部要求创造鸣放条件”等大量恶毒放火的消息，造成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一度紧张混乱。
据许多人的揭发，她几年来对市委的领导一直是采取阳奉阴违和抗拒态度，企图把重庆日报变成她的独立王国。她经常在报社采编人员中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市委的领导威信。在“鸣、放”初期，重庆日报在她的把持下，在一个短时期内脱离了市委的领导，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5月份，中共重庆市委刚批评了重庆日报对机关点火的消息，在第二天报上又出现了厂矿领导按兵不动的点火消息。贾唯英还不止一次地出题目，企图煽动新华社、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单位驻重庆的记者写稿批评中共重庆市委。她还指示重庆日报工作人员用读者投书办法在人民日报上对市委进行攻击。
许多人在发言中分析、揭露了贾唯英反党的历史根源。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剥削阶级思想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1950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时期，她曾包庇她的三个反革命兄弟，并因此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贾唯英在受到处分后不但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对党怀恨在心。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她终于与党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走上了反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