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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
党的整风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经过几个月以来的发展，目前正在扩大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了民主党派、国家机关、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陆续展开以外，全国的工商业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也都正在或者将要分期分批地用摆事实和讲道理的方法，就许多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
这次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原来的个体农民和其他的城乡小生产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这本来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但是，由于都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大辩论的方法，因而都叫作整风。
党的这个方针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大家现在都看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整风的方法，不采取这种群众性的大辩论的方法，就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并且使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意见受到揭露和批判。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在工厂农村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敢发动群众起来大鸣大放大争。他们多少还有些害怕群众的批评揭露，害怕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和混在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煽动，害怕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的斗争形式。他们想：这种办法，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间或者是有效的，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推广到全体工人、农民中间去呢？这不会搞得“天下大乱”吗？
其实，就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间，在大鸣大放的初期，许多同志又何尝没有这样忧虑过呢？但是事实证明，人民的“天”非但没有坍下来，相反地，由于广大群众在辩论中认清了是非，提高了革命积极性，人民的天下是更巩固了。倒是那些得意忘形的右派分子，很快就被群众包围起来，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工商界和知识界的许多中间分子，由于他们的立场还没有根本的转变，虽曾受过右派言论不同程度的蛊惑和煽动，但这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他们也逐步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站到人民群众方面来了。
事情的这种伟大转变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第一，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是不容怀疑的。广大人民已经坚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人要想反抗广大人民的这种意志，都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第二，任何重大的问题，首先是涉及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群众的多数，相信群众的革命性和觉悟性，有领导地在群众中展开讨论和辩论，群众就一定能够分清是非，辨明善恶，决不会被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行所蒙蔽。第三，只有在革命斗争的风暴中间，只有在同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行作斗争中间，才能给予干部和群众最好的教育和锻炼，使他们增长见识、经验和才干。那种不经风雨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鲜花，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次反击右派分子的全民性的大辩论，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凡是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的人，都已经感觉到受了极其宝贵的教育，他们的头脑豁然开朗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共产党人在进行任何工作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坚定地依靠和相信群众的多数。今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演讲中指示我们：“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里所说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党与群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以及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并且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必须在今后坚持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国家里造成这样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更加巩固，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会较易于克服困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快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如前所说，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整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但是都采用了群众性的大辩论的方法。这是因为，在揭露和批判右派的问题上，也必须依靠群众，也必须走群众路线。
为什么有一些同志到现在还害怕用群众性的大辩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的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同志还没有深刻理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还没有养成坚决依靠群众和有事同群众商量的习惯。
有一些同志不希望群众在大鸣大放的过程中公开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听不得群众的批评，一听就沉不住气，就觉得丢了面子。这种想法当然是非常有害的。一个人的缺点和错误是客观的存在，既不会因为受了群众的批评而无中生有，由小变大，也不会因为躲过了群众的批评而由大变小，由小变了。群众如实地公开地批评了，这就给缺点的克服和错误的纠正造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这就有力地推动了而且保证了工作的改进。犯错误的人在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面检讨了而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有什么不好呢？群众看见你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仍然会继续信任你。相反，把自己的错误隐瞒起来，使自己的思想继续受毒害，使党的工作继续受损失，这又有什么利益呢？事实上，错误是隐瞒不了的，愈隐瞒只有使错误愈发展。别的不说，谁要是违反党关于依靠群众来整顿作风的指示，谁就首先犯了一个无法隐瞒的严重错误。
另外一部分同志害怕群众性的大辩论，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能够通过辩论分清是非，他们害怕某些不正确的意见会在群众中乘机抬头，这就会使他们过去的政治教育“前功尽弃”，这就会给他们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这种想法也是完全错误的。群众中间如果有些人有不正确的意见，是根本不让他们发表，因而得不到对症下药的教育好呢，还是让他们发表出来，让他们通过辩论改正自己的认识好呢？毫无疑问，通过辩论以后，群众的绝大多数必然会站在真理的一边，这比人云亦云地甚至言不由衷地附和正确意见要可靠得多，比在普通课堂上的学习要生动得多。这样的政治教育，才能真正解决群众思想上的问题，才能真正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这种政治教育，群众才能得到认真的训练，不但对于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是如此，而且对于先进分子，对于教育人的人，也是如此。
总之，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害怕群众性的大辩论是没有丝毫理由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利益的坚决捍卫者。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我国建立起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目标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同人民群众一起，向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不惜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既然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在推进这个事业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矛盾，不依靠群众的集体力量、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来克服，还依靠谁呢？正由于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唯一依靠，我们才能够放手地发扬民主。甚至在手执武器的人民军队中，党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和集中的指导下实行了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因而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因而使军队的士气高涨，战无不胜。在军队里尚且能够采用的方法，为什么在工厂、农村中反而不能采用呢？共产党人连帝国主义反动派都不怕，难道反而怕自己的亲人——老百姓么？
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通过群众的辩论解决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放弃领导，可以放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放弃劳动纪律和行政纪律。相反，辩论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加强应有的集中和纪律，而不是为了削弱它们。就是在辩论的过程中间，也必须遵守一定的集中和纪律，不允许妨碍生产和造成无政府状态，而且必须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展开讨论和辩论。群众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自发地了解一切事实的真相，因此他们当然也会发表错误的意见，或者暂时受错误的意见所迷惑。但是只要我们加强领导而不是放弃领导，不但善于用群众自身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并且积极帮助群众掌握全面的真实的情况，那么经过讨论和辩论，群众的绝大多数就一定能够站在正确的方面。
通过群众路线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进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通过群众路线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当前的全民整风的内容。这对于中央和省市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逐渐熟悉起来了；对于专区、县、区、乡和厂矿企业的许多干部，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为了熟悉，就需要大谈特谈。要在正确地解决了一批这样的问题以后，就认真地总结经验，广泛地传播教训。这样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而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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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柯庆施同志总结上海人代会上的反右派斗争
辨明大是大非 锻炼大智大勇
摆事实讲道理是教育群众、打击右派的有效办法
新华社上海4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3日闭幕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
柯庆施在报告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经过这场大辩论，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已被充分地揭露出来，他们的反动言论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代表们在积极参加斗争以后，同样也使自己受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现在，上海右派阵线已被打垮了，尽管还有若干右派分子仍在狡赖，这只是更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上海反右派斗争正处在深入开展阶段，我们要保持旺盛的斗志，只要右派分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就决不停止。
柯庆施接着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为什么还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往任何时代的革命都不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这种革命对许多人来说，是不习惯的。在旧社会里生长的人，除工人阶级以外，都养成了一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思想，只关心自己不顾别人。这些人的思想习惯，显然同我们要消灭阶级、组织公共劳动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的。要彻底肃清反动统治者遗留在人们思想上的各种反动毒素，还需要进行较长期的斗争。经过三大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分子、小生产者、富裕中农在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如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立场，还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还有小部分人不甘心反动统治的失败，对工人、农民不服气，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服气。他们当中的右派分子这次曾经对共产党进行了猖狂进攻，结果遭到惨败，但他们还会待机而动，不是一次反右派斗争所能完全解决的。
柯庆施指出，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这种革命之所以特别深刻，是因为，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右派分子的复辟阴谋，另一方面又要把人们的个人主义变为集体主义，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新的制度，新的工作方法，新的道德观念等等，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根深蒂固地树立起来，培养每个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
柯庆施接着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为什么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他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就是用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大辩论来贯彻的。矛盾的存在不仅是思想的反应，而且也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因此，解决矛盾只有摆事实、讲道理。柯庆施说，真理是不怕辩论的。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统治者颠倒是非，蒙蔽人民，使社会上的是非无法分别。今天人民掌握政权不但可以讲清是非，而且群众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大家都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真理已为群众所掌握，真理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采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可能的。摆事实、讲道理不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经验证明，这个办法同样也是打击右派有力的武器。
柯庆施说，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这样做可以避免武断、片面，能够最有效地教育不少动摇不稳定的分子，使他们认清大是大非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办法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好处，通过辩论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去考虑问题，锻炼和提高自己。
柯庆施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历史上看，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没有今天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这样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知识分子被当作国家的财富；而知识分子也只有在今天人民的时代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他说，经过多少年来的革命斗争，使得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和工农结合，成为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时，右派分子的言论很容易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这说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十分重要的。
柯庆施说，从社会发展来看，知识是从劳动中来的，也是劳动人民所需要的。阶级社会把知识和劳动人民分开，使知识分子养成一套自高自大的思想。其实，掌握知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工人农民在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知识，他们只要有学习文化的机会，经过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同样也能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柯庆施说，知识分子自命清高，事实上他们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有所依附。因为他们既不能种田，又不能作工，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要依靠农民养活。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依附地主资产阶级。今天知识分子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不剥削别人的工人农民服务，才是最清高的。
他又说，绝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受的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教育，并长期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在他们思想深处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如果不改造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知识的作用。
他说，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是个体劳动，如作家出了一本书，科学家有了一项创造发明，都是通过个人体现出来。其实这些劳动成果都是在前人无数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知识分子往往只看到自己的成就，因而容易滋长个人主义和名位观念，漠视劳动人民的成果，忘恩负义。这点最值得知识分子警惕。
柯庆施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也有许多长处。如他们对事业的爱好，对国家的热爱，对辨别是非有一定的敏感。这说明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而且是可以改造好的。
柯庆施最后说，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少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是殷切的。我们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打成一片，逐渐将自己改造成为工农的知识分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科学文化事业、热爱真理的知识分子，一定不会辜负人民对他们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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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高等学校教授谈在反右派中的体会
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
必须参加实际锻炼，向工人阶级学习，彻底改造思想
本报讯 北京市各高等院校教授，通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普遍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对党更加信任和热爱。从本报记者的访问和他们在校刊上发表的感想中，可以看出他们深深体会到：今后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思想改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许多教授更加认识到党的领导是我国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更加热爱党和信任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庞景仁说：我参加了这次反右派斗争，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将是多么危险。当右派分子最猖狂时，是党引导我没有迷失方向。我这次能够坚决起来和右派分子面对面地展开了斗争，也是由于党给我的教育和力量。在斗争中，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像我这样长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多么需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过去，我总以为自己经过了几次运动，思想改造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次运动中，证明我对分辨是非、分清敌我的能力是多么不够。我是逐步认清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的，而工人阶级一开始就是站在反右派斗争的最前线，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方向。通过这次运动，使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和考验，我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才能站稳工人阶级立场。
师范大学副教授刘若庄说，右派分子给我们上了一次生动的政治课。他们的目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就可以保证走到社会主义。他们提出高等学校要“民主办校”，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如果这种企图真的实现，学校的负责人将都是些右派分子，那时学校将变成一个反动集团，就要使历史开倒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杨葆昌教授说，对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经过这次思想斗争就更明确了。党是能领导科学的。右派分子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要挑拨科学家离开党的领导，其次是他们看到高等学校大部分教师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就在其中寻找市场，企图在高等学校中向党进攻。可见，在高等学校加强党的领导更为必要。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教授薛琴访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辉煌成绩，没有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不可能的。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工人和农民首先站出来反击右派，完全和共产党一条命一条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热情非常高。这都说明了工农联盟的关系是十分巩固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党的领导。今天谁要想削弱党的领导权，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许多教授认为加强社会主义立场的锻炼很必要。
清华大学教授李酉山说：这个阶段的反右派斗争中，我受到了锻炼。向右派分子作斗争，就要要求自己对于工人阶级有深厚的感情，否则斗争本身就会缺乏力量。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不是像工人阶级立场那样坚定，但是一想到右派分子的言行对于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如何不利的时候，认识到自己与工人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自己的战斗力就坚强充实起来了。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工人同志们战斗力很强。这是由于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感情。他们以极为淳朴的语言，生动的事实，表达出来对于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无限的热爱，给了我很深刻的阶级教育。我体会到知识分子只有向工人学习，与工人相结合，才能站稳立场。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金瑞莘说，知识分子原是一向富于感情而又爱管是非的，但是，为什么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却又是那般的迟钝、冷静、沉默、甚至于寡情？涉及到自己的利害得失，我们常常是非常敏感，甚至多疑；而对待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却为什么又会钝若木偶？一句委屈自己的话，我们要常常据理力争，难以容忍；而对待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为什么那样宽宏大量，甚至若呆若痴呢？对待与自己有矛盾的人，我们不是常常会恨到咬牙切齿，不肯放松吗？而对待企图粉碎六亿人民幸福生活的右派分子却为什么又是那样温情？这是严重的立场问题！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以鲜明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去感受一切。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患政治伤风病，而能够明辨是非，爱恨分明地去分析和对待一切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曾威说，立场的锻炼是要经过长期考验的。在歪风正盛时，首先起来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右派放第一炮的是他们，而不是知识分子。通过这次运动体会到“疾风知劲草”的意义。因此，知识分子就必须紧紧靠近党，接受党的领导，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副教授杨起说，我在政治上过于天真，丧失政治警惕性，根本没想到在帮助党整风时，会有右派分子乘机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向党进攻。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在鸣放期间，我的立场不稳，后来受到反右派斗争锻炼才站稳了立场。学会站稳立场，是我在这次运动中最大的收获。
许多教授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说：反右派斗争彻底粉碎了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揭露了党内党外的右派分子。没有这一运动就很难设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右派斗争，也教育了广大的群众，特别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整个反右派斗争所揭露的事实告诉我们，思想改造是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所必经的道路，忽略了这一点，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俘掳，被阶级的敌人所欺骗。脱离了党的领导，放弃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要求，忽视政治就一定要犯错误。经过这次斗争，做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自己科学研究领域中，树立马列主义的红旗。
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张鋆说，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的还留学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许多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有些人有了些改变，但是还有不少人没有改变立场，甚至坚持反动立场。在整风开始时，有些问题我就不太清楚。像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言论，我只认为他提的意见太尖锐了。为什么政治嗅觉不高了呢？这就是立场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要改变立场，就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更重要的，还要参加实际锻炼，使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授周作仁说，在这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很好的一次锻炼。最初我对反右派斗争并不是认识很清楚的，那些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揭露以后，才使我大吃一惊。在运动中，我深深感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光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问题，一定要很好地参加实际斗争，在实际斗争中考验和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副教授胡克谨说：我对右派分子费孝通、潘光旦曾经产生过温情，怕把意见提尖锐了以后不好见面，通过这次检查，去掉了顾虑和温情，一定更坚决地揭发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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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欧洲和平前哨的亲密战友
民主德国军事代表团到北京
彭德怀元帅设宴欢迎贵宾
新华社4日讯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邀请前来我国作友好访问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在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上将率领下，今天下午乘图—104专机抵达北京。
当维利·斯多夫上将和代表团全体人员走下飞机时，在机场上欢迎贵宾的彭德怀元帅和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李达上将和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上前和代表团人员一一亲切握手。到机场欢迎的还有萧华上将、萧向荣中将、张令彬中将、罗舜初海军中将、王秉璋空军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人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也到机场欢迎。
维利·斯多夫上将在彭德怀元帅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接着，在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
彭德怀元帅在致辞中，对来自欧洲和平前哨的亲密战友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这次来我国访问，对于进一步增强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兄弟友谊，必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维利·斯多夫上将致答辞，他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军队向中国的人民和军队表示敬意。他说，由共同的斗争目标联结起来的德、中两国的友谊和团结，给予正在为巩固欧洲和平和争取祖国统一而斗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军队以力量和信心。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一行十六人。代表团团员有华尔德马尔·维尔纳海军中将、蒙施克少将、伦奇少将、阿伦施太因少将、卡尔曼上校、布兰迪斯上校、维耳佩特上校、盖包尔中校、魏恩霍德中校、勃兰特大尉等。
新华社4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维利·斯多夫上将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
彭德怀元帅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两国人民正在忘我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处在和平斗争的前线。这种共同的事业和愿望，使我们两国人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真诚合作的亲密关系。他接着代表中国人民和军队，热烈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忠实的保卫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他们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而进行的斗争给予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支持。彭德怀元帅在讲话的最后，表示衷心地希望代表团同志们在访问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缺点多提意见。
维利·斯多夫上将接着讲话。他说，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斗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我们德国正在为争取祖国的统一而斗争，我们很高兴得到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他特别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表示敬意。
宴会上，宾主频频起立，互为中德两国人民和军队间的兄弟友谊干杯。
陪同出席今天宴会的，有黄克诚大将、谭政大将、李达上将、李克农上将、萧华上将、萧向荣中将、张令彬中将、刘导生海军中将、罗舜初海军中将、周希汉海军中将、吴法宪空军中将、王秉璋空军中将、向仲华中将、郑维山中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比尔巴哈以及各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前，彭德怀元帅接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附图片）
彭德怀元帅（右）和斯多夫上将（左）谈话。
新华社记者 于澄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