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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共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
杜克洛指斥“根本法”是殖民主义遮羞布
据新华社巴黎28日电 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27日晚间在法共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法共对议会正在讨论的阿尔及利亚“根本法”草案的态度，并且再一次叙述了共产党对整个阿尔及利亚问题采取的立场。
杜克洛指出，“根本法”草案只不过是力图使殖民主义制度在阿尔及利亚保存下去的遮羞布而已。
他说，草案使阿尔及利亚问题得不到解决，草案对帝国主义者有利。草案想造成一种似乎法阿关系有所改变的印象，而事实上在草案第一行里就强调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杜克洛接着说，共产党坚决谴责这个法案，要求给阿尔及利亚人民以民族独立，这是摆脱僵局的唯一出路。他强调指出，只有在举行停战谈判和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权利的基础上，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互利的友好关系。
杜克洛宣布：法国共产党正在组织“全国争取阿尔及利亚和平日”。
据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巴黎报纸报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正在加紧镇压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
法军当局逮捕了五十二名在法军中服务的阿尔及利亚籍军官，因为他们给法国总统写信谴责法国在进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采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
支持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阿尔及利亚劳工总会”的几位领导人已在26日被逮捕。法国当局还在耶兹达伊尔和崩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
据报刊指出，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工会积极分子中间进行搜捕的新浪潮和另一些镇压手段，都证明莫里斯·布歇—莫努里政府力图扑灭阿尔及利亚的自由独立运动，那怕是暂时也是好的，这样可以为法国在联合国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前提供较有利的条件。
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部队最近也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部队不断发生猛烈战斗。
据新华社巴黎28日电 法国国民议会关于所谓阿尔及利亚“根本法”草案的一般性辩论已经告一段落。内阁总理布歇—莫努里27日下午要求国民议会就整个法案举行信任投票。
在过去几天的辩论过程中，这个法案中凡是可以使阿尔及利亚人民得到些许权利的那些条款都受到右翼集团的猛烈反对，特别是关于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联邦行政机构”和实行不分种族的“单一选民登记制度”等规定更是受到他们的攻击。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则反对删去这些最低限度的装饰“民主”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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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特阿拉伯发表公报说
沙叙会谈是阿拉伯民族的胜利
埃及重申拒绝艾森豪威尔主义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29日讯：吉达消息：沙特阿拉伯官方9月28日发表公报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对于他最近在大马士革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会晤的成就感到满意。
公报还说，沙特国王最近到大马士革去，是为了追求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的目标。沙特国王最近的大马士革之行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成功和胜利。
开罗消息：沙特阿拉伯驻埃及大使苏莱曼28日晚间从大马士革回到开罗时说，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的会谈是成功的，这次会谈击败了那些想浑水摸鱼的人的阴谋。苏莱曼说，沙特的声明是他对叙利亚的感情和支持的真实表现。这就是它以个人声明而不以联合公报形式发表的原因。
他还说，在沙特同库阿特利会谈期间，伊拉克首相也来到大马士革，这完全是巧合，伊拉克首相并没有参加沙特阿拉伯同叙利亚的会谈。
同一天，埃及官方人士说，在沙特阿拉伯国王同叙利亚总统会谈以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气氛已经变得明朗了。
新华社29日讯 伦敦消息：埃及情报局局长哈特姆上校9月27日说：埃及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因为这意味着对埃及内政的干涉。
他在伦敦的电视广播中说：“我们将从一切方面来保卫我们的独立，维护积极中立主义的政策”。他说：埃及将接受任何方面的援助，“如果不附带条件的话”。
哈特姆说：埃及经济情况已大为好转，“现在不缺乏任何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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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拉那集会庆祝我国国庆
索非亚庆祝中保文化协定签订五周年
据新华社地拉那29日电 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8日在地拉那举行庆祝会，庆祝人民中国建国八周年。
出席庆祝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马米、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米特罗约尔吉和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等。
据新华社莫斯科29日电 中国留苏联学生一千余人，28日晚间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举行晚会，庆祝中国国庆八周年。应邀出席晚会的有莫斯科市各学校的教员、学生以及其他国家的留苏学生。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巴甫洛夫在会上讲了话。阿拉伯国家的学生代表和叙利亚的学生也向中国学生致词祝贺节日。
据新华社索非亚29日电 28日晚上，保加利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在索非亚市“保加利亚”音乐大厅举行数千人的群众集会，庆祝中保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出席大会的有保加利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托多罗娃、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巴切夫等。
正在保加利亚访问的以郑振铎为首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郑振铎指出：五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中保两国的文化联系范围越来越广泛了，内容越来越丰富了。这种联系对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作出了良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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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障寮国部队公民权法律草案
老挝双方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河内29日电 据万象电台今天广播：老挝王国政府和寮国战斗部队双方政治代表团9月25日发表公报说，谈判双方已经就关于保障寮国战斗部队的公民权的法律草案达成了协议。
公报说，双方同意把这个法律草案提交国民议会审查通过，使它成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双方并且同意由王国政府政治代表团团长尽速把这项草案呈交王国政府公布。
公报说，双方同意将按如下次序进行关于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讨论：一、关于吸收寮国战斗部队干部参加王国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工作以及关于老挝爱国阵线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问题；二、关于成立联合政府和把寮国战斗部队政权以及军队并入王国的问题；三、关于举行有寮国战斗部队参加的补充选举的问题。
公报说，会谈是在亲密和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表示希望其他问题将会获得适当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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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加诺在望加锡群众大会上说
收复西伊里安取决于印度尼西亚
哈迪表示不同意把西伊里安问题提交国际法庭
据新华社雅加达29日电 目前正在苏拉威西视察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9月28日下午在望加锡主持了印度尼西亚第四届全国运动大会的开幕式。
苏加诺总统在27日到达望加锡以后，参加了当地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苏加诺在会上讲话说，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不是取决于纽约，而是取决于印度尼西亚。
新华社雅加达28日电 印度尼西亚兼任代理外交部长的第一副总理哈迪今天对安塔拉通讯社记者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收回自己的领土西伊里安，这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愿望。政府并且将会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统一国家的原则，给予西伊里安地区以广泛的自治。
哈迪批评了荷兰外交大臣伦斯25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谈话。他指出，印度尼西亚不能同意荷兰的关于把西伊里安问题提到国际法庭上去的建议，他认为西伊里安问题也牵涉到东南亚安全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是属于联合国权限之内的问题。
伦斯在25日的谈话中说，联合国对西伊里安问题的辩论，是不会达成什么解决的。他把印度尼西亚收回西伊里安的要求说成是“一个国家提出的对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要求”，并且认为联合国不可以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他甚至反过来诬蔑印度尼西亚说，如果西伊里安并入印度尼西亚版图，它是处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下。他表示荷兰只愿意同印度尼西亚谈判西伊里安主权问题以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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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杂技团到达开罗
据新华社29日讯 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团长张铁生率领下在28日和29日分两批从大马士革乘飞机到达开罗。
中国杂技艺术团在叙利亚将近一月的演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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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乃沙立独揽泰国军权
受任武装部队最高司令
据新华社28日讯 曼谷消息：泰国电台9月27日晚广播，泰国国王已经任命乃沙立元帅为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泰国电台还广播国王的一项公告说，乃沙立已经辞去了曼谷军事总督的职务。
目前曼谷仍在戒严中，但是局面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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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兵又在日本撞死人
日本警察要求交出凶犯
新华社29日讯 东京消息：美国兵温斯顿9月28日晚上在九州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板付公路上，驾车撞死撞伤了四个日本人。
当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山田医院院长山田和他的妻子乘着一辆机器脚踏车在公路上行驶，这个美国兵驾驶的汽车以全速追上去把他们撞倒，造成重伤，这个美国兵企图驾车逃走，在慌慌张张地跑了半英里之后又连续撞死了两个日本女人，然后才把他的汽车丢在一辆电车的前面逃走了。
温斯顿逃回美军板付基地以后已经被美军宪兵逮捕，现在日本警察和美军宪兵正在进行联合调查。在调查中，温斯顿矢口抵赖他所犯的罪行。日本警察已经要求美方把温斯顿交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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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政府放任种族主义分子横行
迫害黑人事件层出不穷
马尼拉市长也在洛杉矶受辱
据新华社29日讯 美国政府对小石城事件所采取的纵容态度鼓舞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分子，这一点从9月27日这一天美国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特别可以得到确凿的说明。
据报道，奥尔巴尼城（佐治亚州）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放火烧毁了接纳黑人学生的州立学院的两所房屋。威尔峙城（西弗吉尼亚州）有四百来个中学生在种族主义分子的煽动下拒绝同八个黑人儿童一起上课，并且在该城的一条主要街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扛着横幅标语，上面写道：“我们支持小石城”。
著名黑人律师格雷27日在蒙哥马利城（亚拉巴马州）被捕，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法庭上为白人黑人合校辩护。格雷的全部“罪名”是他在市营航空站的“白人”候机室等飞机。
最典型的事件是在洛杉矶的航空站上发生的。菲律宾的马尼拉市市长阿塞尼奥·拉克森携带家眷从墨西哥旅行回来的时候在这个航站上受到种族歧视的侮辱。拉克森对记者说，航空站的美国公共卫生机关的代表不许他们去见移民问题的官吏，说“美国公民应当先去”。拉克森说，这个代表甚至不理睬我们的外交护照，先叫十来个美国人去见这个官吏，然后轮到菲律宾人。“泛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安慰”拉克森说，“类似事件在美国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这些事实雄辩地驳倒了美国宣传机关所谓美国的种族仇视只是南方几个州的“极端分子”煽动起来的说法。这些事实明显地表明，美国的种族歧视遍及全国，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官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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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技术比美国高明
英报评美国导弹试验再次失败
据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伦敦28日讯：“英格兰人报”评论美国放射“阿特拉斯”式弹道导弹的第二次试验失败说，目前，苏联在技术方面肯定的比美国领先。
这家报纸说：“这个星期对美国的威望是不吉利的。紧跟着由于小石城事件而在道义上的失败而来的是技术上的失败——即‘阿特拉斯’式导弹第二次试验失败”。
报纸说，“当苏联在上月声明已经试验成功了能达到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导弹时，美国惊惶失措。尽管官方声明说美国在这个重要部门同苏联并驾齐驱，但是国会却表现了明显的不安迹象……”。报纸接着说：“苏联显明的优势再一次表明了这两个国家的技术力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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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向南极大陆中心挺进
苏联第三批科学工作者启程
据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讯：苏联南极考察队的“鄂毕号”柴油电动船27日离开加里宁格勒港，开始了第三次南极航行。
在这艘考察轮船上载有四千多吨供苏联在南极的考察基地——“和平”观测站、“东方”站和“苏维埃”站使用的装备。“鄂毕号”把六架飞机、十五台拖拉机、十台牵引机和五辆新式的大马力运输机械运给南极陆地考察队，供他们从地面深入南极内陆之用。
这只船和“合作号”内燃机船将把第三批去南极工作的人送往南极。目前正在南极四个苏联科学站上工作的一百八十九位工作人员（包括美国气象学家卡特拉特在内），准备在1958年初乘“合作号”离开南极。
这批新来大陆的人将由叶·托尔斯季科夫领导，他在1954—1955年曾经领导过“北极—四号”浮冰科学站的工作。
新考察队将扩大苏联极地工作者于1956年在大陆开始进行的科学工作。科学家们将继续向大陆中心的高原地带前进。现在准备把离印度洋海岸六百三十五公里的“东方一号”站迁往南磁极，在南极内陆，将建立一个新的站——“苏维埃”站。
在货卸下以后，“鄂毕号”将继续进行它在1956年开始的南半球高纬度海洋考察工作。海洋考察队的参加者将到南极作四万五千浬的远洋航行，对南极洲附近的海洋进行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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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反革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基什·卡罗伊
除苏联共产党而外，匈牙利共产党人最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最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与加强。六亿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不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及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世界局势的形成及和平力量的增长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深切地注意着中国右派分子危险的活动，以及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揭露右派分子有害的反党活动的坚决而有效的斗争而高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裴多菲俱乐部在10、11月反革命事件的思想准备中以及事件的爆发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裴多菲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实际作用，只有当我们观察了当时那种匈牙利和国际环境以后才能理解，在那种环境中这个俱乐部是那些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周围以“党的反对派”自称、而实际上是敌对分子所组成的。
众所周知，我党中央委员会具有历史意义的1953年6月决议分析并揭发了过去领导在1949年以来所犯的错误，并指出了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党的领导的多数愿意迅速而彻底地改正错误。遗憾的是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斯同志之间日益尖锐的个人和权位斗争使得错误的改正受到极大的阻碍，乃至后来几乎完全成为不可能。纳吉·伊姆雷为了实现其修正主义的目的，早想把政权集中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拉科西同志则顽固地坚持他原来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已无能彻底改正错误。
1955年初，中央委员会撤除了纳吉·伊姆雷及其一、二伙伴的职务，后来被开除党籍。
如果这是完全为了坚决执行6月决议，并在必要的思想斗争基础上进行的话，那么这将对党有很大的好处。然而拉科西同志却是在1953年6月决议的无声的修正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派系的优胜的精神上来执行的。因此——虽然有些初步的改进——错误不可能有彻底的改正，而且这方面的拖延使形势更趋恶化。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同志在1957年6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恰当地指出：“由于拖延错误的改正所带来的损失比以前所犯错误的损失还大”。
1956年2月底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公布。众所周知，这些决议是具有伟大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些决议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党内没有像在匈牙利在劳动人民党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
这一点从上面叙述的情况中已经容易理解。由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3年6月决议的许多方面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似，因此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日益坚决地要求党的领导根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检查工作，真正坚决地贯彻中央委员会1953年6月决议。但是宗派主义的保守分子起着决定影响的过去党的领导表现无能实现这一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坚决要求摆脱过去领导的政治上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方法的党内健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种子日益加强。然而我们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上来改正错误，而避免陷入当时还不是以叛变而是以右倾机会主义闻名的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境地。
然而遗憾的是，旧的领导的指挥者在那时还阻碍着大部分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根据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坚决改正错误来实现早该到来的转变。这样就为聚集在纳吉·伊姆雷和罗松兹·格查周围的修正主义集团创造了异常有利的条件。自此以后，这些人利用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而把自己标榜成要为彻底实现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而斗争的战士。这一伪装使他们取得民心，并在党内，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1953年6月，特别是1955年3月以后，以纳吉—罗松兹为首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大学师生拼凑起来的集团逐步形成。这一集团粗暴地夸大了错误，并从反对党的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出发来批评错误，躲藏在社会主义口号的后面为资产阶级复辟而活动。这一集团那时已成为有组织的派别，并在各种公开有组织的形式和名称（作家协会、记者协会、文学报等）后面阴谋策划，已不仅反对党的领导，而日益猖狂地向党和人民政权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自始至终反对人民民主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而起，他们在以前无法找到合法的方式，现在欣然应承党的反对派奉送他们的合法的可能性，并使之为自己服务。
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纳吉·伊姆雷修正主义派别分子于1956年4月组成的，旨在为自己黑暗的目的创造新的更重要的公开讨论方式。
纳吉分子当时的目的就是以“党的反对派”来推翻整个党的领导，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到党和国家的各个重要岗位，当如此夺得政权而后，逐步实现他们的真正目的，取消人民政权，建立某种民主的资产阶级制度。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来夸大错误，阻碍错误的改正，造成思想混乱，总之，利用一切方法破坏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威信。
他们不仅以诬蔑、密语宣传等方式来攻击党和人民国家，而且以“民族共产主义”的伪装公开进攻。例如他们密谈党和国家的机密，日益无耻地公开在咖啡馆里谈论，把机密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到大街上去，动员非党群众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以这种态度为还有相当数量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创造了机会来参与这种“批评”，借以攻击党和政府，进行反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煽动，在纳吉分子反对派的阴影下积极组织活动，准备渴望已久的“大好良机”。
纳吉分子的意图暂时也同样适合西方帝国主义的口味。他们很了解人民群众是不能以公开的资本主义复辟或法西斯口号来诱惑的。一个纳吉之类的、过渡性的、以“民族共产主义”伪装的所谓民主政府形式正中他们的心意，这个政府短期内可以由纳吉之类的伪共产主义者为首，因为他们估计，更如他们意的霍尔蒂旧制度的代表能较容易而迅速地从这些人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
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进程及其决议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更正确地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反映得最为迅速而强烈。他们倒的确想通过公开、真诚的讨论来揭发他们在政治、业务活动中体会到的错误和缺点，并寻求改正的方法。
因此他们在几个月内就有差不多一千人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其中最多的是青年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哲学者、法学者、作家、记者、教师、大学生；无疑的，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工农出身的有为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带着加强团、党以及人民民主制度的愿望而参加的。唐础斯·卡卜尔之类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却完全相反，他们接受了纳吉—罗松兹派别分子的委托成立这个俱乐部，并组织敌对性的讨论以便在那里宣传纳吉的反党纲领，并在他的名字周围树立新的个人崇拜。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表面上只是举办科学性的讨论。但实际上没有一次讨论是按照他们口头上宣布的方式进行，每一个题目都只有利于立即转入对党对人民政权和经济、文化组织及其领导人的诬蔑。纳吉分子的信徒到处招兵买马，第一次讨论会——青年经济学者1956年4月讨论会——上还只有五至六百人参加，历史学者讨论会上已经有八至九百人参加。
裴多菲俱乐部的集会开始是在象征着1945—48年党内生活的热烈情绪中进行的。因为以“共产党人”伪装自己的修正主义者特别巧妙地利用了过去领导的一切错误并在开始时摆着好像改正错误是他们的唯一目标的样子。因此愈来愈多的人感到兴趣，在以青年知识分子和老的地下党工作者、游击队员会晤为目的的一次讨论会上已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哲学者讨论会上有一千六百—一千七百人，新闻讨论会上有六千人参加。
这一飞速的发展当然不单说明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异常的政治积极性，而且与宗派的保守的，党的领导的无能和党内批评继续受到压制的情况密切相关。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不但成为不合乎党的原则的活动，而且在日益增长的速度中完全违反党的原则，甚至敌对的活动敞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在那里诬蔑、谩骂政府和党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在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中不但是修正主义者，而且反动分子也感到如鱼得水，欣喜若狂。
严重的错误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及时认识到裴多菲俱乐部所组织的讨论的危害性，没有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把讨论纳入合乎党的原则的范围内或引导入党的组织内进行。相反，本该党的领导起来在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上领导大家实现政治上的转变的时候，党本身却被迫退入防御地位。
试图揭露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的反党性质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6月30日决议为时已晚而不起作用。由于事先缺乏反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由于对宗派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和解，党员群众没有执行这一决议。因此党的领导和党员群众之间不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起来，而是裂痕越来越深。
由于过去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只想使用行政手段来反对裴多菲俱乐部，甚至拉科西·马加斯要利用不幸的波兹南事件作为借口来压制一切批评——包括健康的合乎党的原则的批评在内。因此过去的领导不能以此决议来削弱，反而加强了裴多菲俱乐部，并从而增加了纳吉—罗松兹集团的政治影响。
如果以正确的政策，基于二十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思想斗争及撤换某些领导者的方法，当时还能较容易地争取正直的共产党员力量认识纳吉分子的修正主义和反党活动，使他们团结在新组成的党的领导周围。错过了这一可能性的利用乃是过去宗派的、保守的领导的一个错误乃至罪恶，它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纳吉分子的策略相当巧妙，他们知道他们的听众的大多数是人民政权的坚定信徒，因此他们适当地掩盖了他们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例如在裴多菲俱乐部经济学者和历史学者讨论会上，修正主义者开始只展开了他们的诽谤。当然，某些发言人借口批评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早在那里反对经济的国家集中领导和国家计划，要求“完全分散”。历史学者讨论会上则有人同意把整个解放后的历史和党史的著作简单地称之谓“历史的伪造”。
由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观点的代表者那时还执迷于旧的错误，因此没有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愈来愈陷入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下。
老的地下党工作者、游击队员和裴多菲俱乐部青年知识分子的会晤已经变成了敌对分子有害的煽惑的现场。这一场面的出现，也是由于过去领导没有像1953年6月中央委员会决议所规定的那样迅速而彻底地来弥补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损失。
就这样，在后来的哲学和新闻讨论会上，右倾机会主义，纳吉之类新制的修正主义“民族共产主义”思想有可能得到实际的公认，并以“真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纳吉——罗松兹集团的代表者在这些讨论会上已经以真正的胜利者自居，他们口头上所宣传的“民主”似有更大的荣誉，他们简单地大声吆喝共产党人，不准不同意他们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开口。
例如，在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上，鲁卡奇·吉尔捷却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祖自居，殊不知他在哲学、政治中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几十年来举世皆知。鲁卡奇把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称之谓道地的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应该抛弃，在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热烈掌声中他作了如下的“客观的”声明：“几十年来在主要方面我们一直是在那种有助于促进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理论路线上活动的，而同志们基本上在主要方面却代表了一种宗派的斯大林主义路线”。
鲁卡奇在裴多菲俱乐部竟如此夸大事实，他说：“我敢说，今天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情况比霍尔蒂时代还要坏”。
裴多菲俱乐部的修正主义者在新闻讨论会上露出了他们真正的马脚，他们在那里已经露骨地表明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新的革命”，换句话说就是颠复人民政权。
他们要代之以一个想像中的“完全民主”，事实是丝毫也无法改变的，在一个没有议会民主传统的匈牙利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后，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只能是法西斯专政，血腥的白色恐怖（10、11月反革命期间及历史上均证明了这一点）。道尔多斯·蒂波尔在新闻讨论会上已经在煽动说，要学习1848年3月青年的榜样，就需要而可能通过强力的道路实现新闻自由！公开地打起纳吉集团的旗帜宣称：“党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日益壮大的集团。”
当梅奈伊·蒂波尔要求为每一个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时候，显然他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了。德利·蒂波尔认为我国“近十年来错上加错”，他说：“我们要来鉴别一下，在我们整个思想体系中难道就没有一定的错误吗。”据他看来，如错误不能得到根除，只能达到“以小坏换大坏”，或“以跛驴代跛马来拉国车。”因此按他的看法“任务应该是：二者皆废”。他也确实向听众发出了号召：“青年们，匈牙利青年们，我要求你们别忘记前辈，3月的青年。我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为1848年的青年。同志们，我希望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拯救民族于未来的1956年的青年”。
纳吉的信徒们“共产党员”作家和记者就是如此煽动裴多菲俱乐部的青年起来进行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一部分受到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如此阴险狡诈手法欺骗的青年在10月23日真的拿起武器来反对人民政权，值得我们奇怪吗？
纳吉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和作家协会等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反党的同伴们不是本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不是为了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是完全为了别的目的，为了黑暗的反革命目的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不仅为10、11月间他们变成叛徒这一事实所证明，而且另一事实更能说明这一点，当党中央委员会以1956年7月决议（拉科西撤职）已经为改正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实现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创造了条件，那时纳吉分子并未表示丝毫愿意靠近或帮助党的迹象。7月决议后，修正主义集团的活动也的确停止过几个星期。但是，纳吉坚决要求继续进行敌对活动。7月后，纳吉集团的成员看到没有他们也能改正错误的情景大吃一惊，他们深怕失掉掩盖他们敌对斗争的最好的借口，因此他们顿时向党和政府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集团在10月23日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爆发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给予暴乱的爆发以可能性的学生游行就是他们组织的。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裴多菲俱乐部的“英雄”们所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终于在纳吉—罗松兹集团内找到了他们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和纳吉分子始终紧密地在同一个斜坡上前进，从修正主义直到叛变。
在这一方面我只想举几个例子。一个名叫山道尔·约瑟夫的作家，他与裴多菲俱乐部的关系很密切，11月他在“中央工人委员会”（反革命的一个中心）会议上说：“宁愿要二十次法西斯主义亦不愿意要一次布尔什维克主义！”格麦斯·米克罗斯（裴多菲俱乐部的一个记者头目）在作家协会说：“在国家领导中应该实现多数原则，如果匈牙利人民的绝大多数要求法西斯主义，那么就应该来搞个法西斯主义。”
又如裴多菲俱乐部的书记唐础斯·卡卜尔，不但在10月23日到11月4日之间不愿意承认我们这里发生的是反革命，就是在很久以后他还想把这个反革命说成是：“民族民主革命”，关于这一点法国“世界报”已于11月10日就这样写过：“当黄昏的阴暗伴随着战斗的烟火降临布达佩斯时，人民民主之不复存在乃尽人皆知”。
中国同志们知道，匈牙利这个“民族共产主义”曾倒向何处，叛徒纳吉分子昙花一现的荣耀曾如何结局，同时亦一定会从报上看到那些裴多菲俱乐部的头目们，流亡西方的历史学者纳吉·巴拉兹，哲学者梅沙拉斯·伊斯特万，作家阿采尔·托马什，梅奈伊·蒂波尔，巴洛兹—霍瓦特·吉尔捷和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上知名的许多其他悲惨的好汉们是如何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这些人不但出卖了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们的祖国，而且现在还在为了讨好于供给他们面包的美国主子，提供虚假的材料，为一切旨在破坏我们祖国的帝国主义阴谋，如最近联合国五国委员会污蔑性的报告而服务。
虽然晚了一些，但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终于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反对右倾和“左”倾偏向的尖锐斗争中重新建立了我们的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巩固了匈牙利人民政权。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而巨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及苏共、中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支持起着莫大的帮助作用。
10、11月反革命不仅对匈牙利共产党人，而且对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次极其有益的教训。它使我们认清：党的团结的破坏，对党内敌对派别活动的容忍会蕴藏着如何致命的危险。同时也可看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之间存在着如何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列宁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只有对保守主义、教条主义、新型的修正主义及其他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只有在公开的思想斗争中战胜这些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像保卫我们的眼珠一样来保卫我们党的团结，才能顺利地加强党，赢得并保持人民政权，保卫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