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经过大辩论起了大变化
安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安徽省各地农业社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已经形成高潮。经过大辩论的地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粮食情况看农村新面貌
全省夏粮征购,在大辩论以前的三个月内,仅完成了九亿八千多万斤,占任务数的67.3%。8月底,各地开展大辩论后,截至9月9日统计,全省夏粮征购已经完成了十一亿二千多万斤,占任务数的77%,不到十天时间就增加了近10%。芜湖市郊区已经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全省秋粮预交预售,据9月10日的统计,已入库粮食十八亿九千多万斤,占任务数的34.44%,比丰收的1955年同期入库粮食增加了一倍多。
瞒产行为在大辩论中受到了揭发和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报实了产量。阜阳县委召开的区、乡、社三级扩干会议上,有五十九个乡二百八十一个社的干部报出了四百万斤瞒产粮。枞阳县长安社十七个小队报实了产量,共报出五万多斤瞒产粮,第四大队还报出了午季瞒产三千二百斤。
节约粮食的风气也有了进步。据繁昌县新民社四个队的调查,原来有25%的户一天吃四顿干饭,浪费了一些粮食;现在都作了计划,节约用粮,不向政府多要粮食了。芜湖县荆西社,大辩论以后,大部分群众由原来一天三顿干饭,改为一天吃两干一稀或一干两稀。
先在干部中进行大辩论
各地都是首先在干部中进行大辩论。阜阳县委是召开区、乡、社七百七十二人参加的三级扩干会议进行辩论的。根据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辩论的中心内容是:粮食统购统销到底好不好?粮食产量比过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国家征购任务是否重?农民口粮标准是否低了?等等。辩论的主要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回忆、算账、对比。例如:通过“解放前荒年饿死人,现在受灾有粮吃不发愁”,“解放前糠菜半年粮,现在夏季吃到秋后还有余粮,过年还可以吃好面”等等实例对比,具体地教育了干部,帮助干部澄清了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分清了大是大非,鼓舞了搞好粮食工作的信心。王仁区永昌社的干部在会上受到了教育,保证回去将二万多斤余粮出售给国家。
然后,深入到落后社有重点地开展大辩论。芜湖专区各县粮食问题的大辩论,都以叫嚣统购统销不好、叫喊口粮标准低等最厉害的落后社为重点。据统计,全区三百九十二个落后社中有七十九个为粮食大辩论的重点,并派出了三百零二名干部具体加强了领导。
辩论之前先要鸣放
各地在社内开展关于粮食问题大辩论的时候,第一步是在党支部和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鸣放。在鸣放中看出:贫农和绝大多数的下中农都是拥护粮食统购统销的,他们要求实行“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舒城县北玉社贫农社员反映说:“我们口粮够吃,不要提高了,但要定得合理。不能大人、小孩一样多”。少数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放出了不少反动谬论,妄图取消统购统销办法。舒城县城北乡北玉社老上中农解安元,就到处叫喊口粮不够吃,说:“田埂也上不去了。”“十成人饿得只剩下两成了。”并进行煽动说:“人急讲胡话、牛急压横耙,扣紧必炸,共产党的江山也不稳了。”寿县水家湖区长岗乡淮新三社的上中农中有90%以上的户叫喊口粮标准低。由于富裕农民的叫嚷,迷惑了少数有右倾思想的乡、社干部,他们不加分析研究,盲目提出要减少征购任务。桐城县有一个社主任说:“不管你讲我资本主义还是本位主义,反正五百二十斤不够吃,最少也得七百斤。”
依靠贫农下中农展开大辩论
鸣放之后,就展开了辩论。做法是依靠积极分子、贫农和绝大多数下中农,展开摆事实、说道理的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统购统销好不好?口粮标准低不低?
在“统购统销好不好”的辩论中,由远到近地摆出了大量事实,以理驳倒了富裕中农的叫嚣。怀远县五岔社有一个贫农说:“解放前的世界不像个世界,粮价一天涨几回,有一次我到蚌埠卖了二担麦子,卖的价钱回到家一天只值二斗粮食钱了,过没几天,二担粮食的钱只能买二打洋火、一斤洋油了。解放后要不是统购统销,粮价那能有这样稳当,我看统购统销对那个人都有好处。”五河县淮河社贫农孙长弓说:“你们(指反对统购统销的富裕中农)这些没良心的,俺这里年年受灾,要是没有政府调来粮食吃,早就把你们饿死啦!”寿县淮新社贫农金道登,在辩论会上针对上中农金照启对统购统销不满而放出的谬论,进行反驳说:“金照启是粮贩子,贩粮食时掺糠兑水都干过,一年要剥削到三、四十担粮食,统购统销堵死了这条剥削路,他当然不满。”通过辩论,绝大多数的社员 都认为统购统销好。据阜阳县东清社统计,在参加辩论的一千一百零一名社员中,有一千零五十一人拥护统购统销,占95.5%。
在“口粮标准低不低”的辩论中,通过算细账的办法,具体地说明了标准不低而是年年有了增加,有力地驳斥了富裕中农“口粮不够吃”的叫嚣,也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枞阳县长安社算了三笔账:第一笔账是解放后口粮年年有了增加。解放前全社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零六斤口粮。解放后逐年有了增长,到1956年,除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每人每年平均已达到六百四十斤口粮。1957年的口粮预计还要增加。第二笔账是人口和牲畜的增加,扩大了食用量。说明解放后几年来,由于政府大力支持,粮食增产很多,但口粮的留用量还不大宽裕的主要原因是:人、畜增加的速度很快。长安全社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仅四周岁以下的小孩就增加了一千五百零八人。第三笔账是农民比工人、干部的口粮吃得多些,不是吃得少些。算细账结果证明:全年每个农民比工人平均要多吃三十二斤米,比干部要多吃七十多斤米。通过辩论,一致认为口粮标准不低,表示说:“现在比过去吃得多,还说不够吃,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粮食投机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在辩论的同时,还对一些粮食投机分子、对统购统销有破坏行为的分子进行了适当的说理斗争,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肥西县馆驿乡李河农业社对煽动闹口粮、不卖余粮、破坏统购统销的一个地主分子,一个反革命分子和五个富裕中农,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说理斗争和批判,打击了他们的叫嚣和破坏活动,帮助农民在粮食问题上进一步分清了大是大非。斗争后该社有一个下中农反映:“过去受了他们骗,跟在他们后面也瞎叫口粮不够吃,今后要站稳立场,不听他们的鬼话了。”
掀起预交秋粮的热潮
在经过辩论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掀起预交预售秋粮的热潮。在送粮中,具体安排好劳动力,做到了生产、送粮两不误。对征购任务分配不当的,根据秋粮(主要是早、中稻)的实收情况作了调整;对群众一些合理的要求作了正确的处理,普遍宣传和贯彻了“以人分等定量”的办法,使粮食的征购工作做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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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有无前途?
福建晋江洋埭乡二百多名知识青年展开辩论
据新华社福州29日电 中共晋江县洋埭乡党支部领导全乡二百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有没有前途?党对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是否关怀?
有一小部分知识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较多沾染了好逸恶劳、贪名好利的小伙子,在辩论会上发表了“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前途”、“党支部对他们不培养”、“党对知识青年不敢放手使用”等意见。很多贫农和下中农成分的知识青年和农民,都以本乡和本人的生动事实和他们说理争论。高小毕业生林淑卿说:“前途是靠人去争取的,整天坐在家里不到劳动中锻炼,不把知识贡献给农村生产,前途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1953年我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现在当了副社长,假如我不和土地交朋友,整天闷在家里,那确是没前途。”社员施胜趣说:“你们说没有前途,实际上是看不起农业劳动。”1953年毕业回乡的老上中农成分的李文展声辩说:“一辈子拿锄头,还有什么前途?”中农李翠英说:“现在不安心拿锄头,不老老实实学生产,将来既没有本事当知识分子,也没有资格当农民。”有的青年发表在农村工作收入少的意见,也受到很多人的反对。贫农黄朝送说:“做点事就想赚大钱,这算什么革命?大家都像你们这样,中国六亿人民的翻身大业靠谁来干?”这番话说得李文展哑口无言。党是否关心农村知识青年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也很激烈。李声明说:“我们村里的五十八个知识青年,大多安心生产,积极工作,有二十二人参加了共青团,现在有三人当乡政干部,二人当团支部委员,二人当小学教员,十一人当了民校教师,这难道不是党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关心培养的结果吗?难道是党不信任知识青年吗?”
洋埭乡二百多个知识青年,通过二十多天的大辩论和在老农民的教育帮助下,逐步分清大是大非,主动靠拢党支部,更加安心和积极参加生产和各项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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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
——记石景山钢铁厂的大字报
本报记者 顾雷
石景山钢铁厂从8月23日开始大鸣大放。工厂的党组织号召工人用大字报揭发企业各方面的缺点,并且表示了狠狠改正缺点的决心。工人们回答说:“整风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定拿出领导阶级的样子来,有什么说什么,帮助党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二天,全厂出现了三百七十三张大字报,到了27日,新贴出的大字报突破五百一十张。许多上夜班的工人,下了班睡不到五个小时,便跳下床来跑回工厂,为的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大字报上。会写字的人,忙着领笔、墨、纸,不会写字的人赶快找人代笔。大家努力回忆,要把每一点意见写到纸上,亲手贴出去。到9月23日,全厂已贴出大字报八千一百一十四张,所有贴大字报的地方已几易新旧了!大字报震动了每一个人,有的写、有的看、有的议论、有的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有的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案、有的互相交换意见……。工厂里的各种生活,随着大字报的出现,比往日活跃了。
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厂内曾有人这样怀疑:工人会不会只谈生活福利问题呢?会不会在批评领导的时候表现得不冷静呢?现在看来,这些耽心都是多余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用正确的态度使用大字报这一武器。我阅读过一两千张大字报,也访问过一些被批评的同志。这些大字报和这些同志的谈话,都说明工人提出的批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情绪是正常的,态度是积极的,是从提高生产的愿望出发的。根据9月22日的统计,大字报共提出意见七千九百五十二条,其中属于生产的二千六百二十八条、干部作风的一千六百四十三条、文化学习和文化生活的二百二十条、党群工作的四百七十一条、工资奖励的一千零四条、生活福利的九百二十八条、政治问题的一百四十二条、其他九百一十六条。不难看出,我们的工人主要想的是什么了!大字报上,很少有挖苦、嘲笑、谩骂或进行人身攻击的词句;所能看到的,大都是实事求是、开门见山、语意淳朴、充满同志感情的批评或建议。下面这张质问厂长的大字报,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炼焦车间倒焰炉一—二排,今年6月19日至20日,连续两天因为焦 炭灰分分别为14.2%和14.4%,造成六十八点八七八吨不合格品。但在炼焦车间要求下,厂长批准了按合格品报产。请问厂长的决定根据是什么?无故把不合格品报产,那末厂颁发焦炭质量标准有什么用呢?我们希望厂长今后也要按制度办事。 监督站”
当然,也有些大字报的措词比较激烈,但这只能给人以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合乎情理的,看不出有什么恶意。有一张题为“赠张工长散诗两首”的大字报写道:
“张工长的个性强,领导工人真有方,工人出了事故后,没鼻子没脸数个够;
气得小伙子要炸肺,能忍的老师傅暗流泪,
人活脸,树活皮,请问谁人心愿意?
王彬”
工人们同时提出了不少的建议,许多建议都是可行的、合理的。这些善意的批评、中肯的建议,坚定地表明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愿望。这一切,令每一个领导人员感动。他们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忙着从大字报上抄下对自己的批评,找寻对本部门工作的建议,或用大字报表示对批评者的感谢,或找到批评者当面进行检讨,或拟定改进工作的方案和计划。全厂形成了群众性的改进工作的热潮。问题摆开了,有些问题解决了,上上下下都觉得心里头痛快。运输部副主任褚德义感动地说:“这回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搞运动,叫群众做的多,领导上只是向下布置工作,习惯于发号施令。现在是群众自下而上要求领导改进工作,改变作风,大字报这股子力量是很大的。”这就是人们对大字报的估价。
实际上大字报对改进生产工作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大字报公开揭露生产工作的缺点,确是过去没有过的事。大字报的威力伸展到每一个角落,涉及到各方面的工作,从科室到车间、从计划到定额、从产量到质量、从设备利用到成本工作、从安全到劳动条件、从组织机构到制度,无所不包。这是生产工作缺点的大暴露,也是一次大扫除。由于全厂贯彻了边整边改的方针,由于群众的督促,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大部分都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其中有许多是好几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这是促进各种生产改革、全面提高生产的重大力量,因为每解决一些问题,生产就有新的变化。例如,第一炼铁炉有的工长不坚持执行一周检查一次料尺的制度,大字报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以后,炉长王才去检查这件事,发现料尺与指示数据相差三百七十公厘,经过校正,第二天就超产生铁四十三吨。又如,管理机构庞大、臃肿,是石景山钢铁厂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大字报批评的一个中心。现在已研究出精简机构的方案,要把三十一个科室合并为二十个,把十七个车间和股、队合并为十个,管理人员由一千九百七十五个减至八百九十六个,减少一半以上。实现这个方案,这个厂的管理机构就将是精干的、效率高的了。
企业中的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在过去许多运动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致命的打击,这次却被大字报搬倒了!大字报开始不几天,有二百三十八名干部被点了名。那些不深入车间、不关心工人思想教育、对工人态度粗暴、不了解工人工作和生活的疾苦、生活特殊、不遵守制度、工作不负责任、作风拖拉等现象,被登在几百张大字报上,受到舆论的责备,其中有许多现象是早已存在的;由于过去没有这种声势浩大的公开的批评,以致保留了下来。像这次这样公开批评干部作风的做法是过去没有的。一开始干部觉得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同时受到几十张大字报批评的同志,心情很沉重。这时,党组织鼓励他们勇敢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大字报提出批评不久,厂和车间的领导干部建立了每两周十二小时下车间、每两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的制度。深入车间、深入工人的结果,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炼铁部主任崔孝庆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亲身感到铁车运转不灵,对工作、对工人健康有很大损害,立即组织力量修好了。要是在过去,这件事不知要拖多长时间才能处理呢。凡是受到大字报批评的同志,都找提意见的人开座谈会,当面检讨,表示改正缺点的决心,解释某些误会。这就是整风,这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从此,领导人员解决问题及时了解,对下边的情况清楚了,同工人的关系亲密了,而厂内的民主生活也更加活跃了。工人普遍说领导干部大大变了样子,领导干部则说工人比过去好领导了。这种气象,是过去见不到的。
工人们一方面在大字报上揭发各种缺点,提出自己的建议,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意见。这样,有少数工人也很自然地暴露出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不可能引起多数人的同意,会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会发生争论的。这些天来,工人们在生活福利、工资奖励、劳动保护等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自发地在大字报上展开了。争论大都是从具体问题上引起的。例如,全厂有一部分工人住厂里的宿舍,房租非常低,完全不符合“以租养房”的原则,另一部分工人在乡下租农民的房子住,厂里发给房贴,每年一共要支出二十余万元。有人在大字报上提出住厂内宿舍应按市内房租标准收费,同时取消房贴,这样每年就可以给国家省出五十多万元。这个建议提出以后,一部分工人表示赞成,理由是国家不应把工人一切生活福利全包下来,这是不符合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精神的,要求领导上马上办这件事。也有一部分工人反对这个建议,理由是这样做会降低工人生活水平,认为国家应该不断地改善工人生活,而不应当降低。如果要提高房租或取消房贴,等增加了工资以后再说,否则就是不替工人着想,就是资本主义的做法。而且有人说提建议的人“一定是资本家出身”。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工人所有的生活福利,是不是应该由国家全部包下来。其他如工资、奖励、劳保等问题,也有争论。这种争论的意义是重大的。领导上可以通过大字报上暴露出的问题,根据本厂情况,归纳成几个或几十个问题交给工人去辩论。由于大字报是工人十分喜欢的讲坛,在这上面进行辩论能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就会成为工人辨明是非、进行自我教育的最生动和最有效的一种形式,工人们将会在大辩论中提高阶级觉悟。
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崭新的、极其重要的一页。这一时期企业里的大字报,就是活生生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从石景山钢铁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大字报在解决各种矛盾时具有极大的威力,这不单是一种形式,而是深刻的走群众路线的实践。通过群众性的批评,群众性的改进、群众性的辩论和自我教育,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顺利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运动。现在,石景山钢铁厂已经把大字报抄下来汇编成集,作为永远的纪念,同时发动工人继续贴下去,继续改进各方面的工作,并着手组织大辩论。厂里的一位领导同志告诉我说:“大字报如果能经常化,会时刻把企业各种工作放在群众监督之下,免得问题成堆,免得干部脱离群众,免得错误思想发展,还可以保证民主生活永远是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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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力量改进工作
首都高等学校整风进入新阶段
据新华社28日讯 首都高等学校的整风运动的重点已进入改进工作阶段。
现在各校正在把教师和学生在大鸣大放中所提出的正确的和善意的批评重新加以整理,认真地逐条处理逐条公布,并且在处理时发动群众讨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已把群众所提出的三百多条意见,包括已经解决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全部印发给教师和学生进行讨论。
各校师生在大鸣大放中,对学校领导干部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中,有一些问题在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已经作了处理,如有些干部多领补助费、工资级别评高了以及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等。而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有些问题,也有一些作了处理。如有些学校的专业招收的学生人数和国家计划需要不相适应的,在新学年开学时,都已帮助这些学生转了学。中医医学院缺乏师资和教学房屋的问题,也已由国务院解决。但教师和学生所提的意见中,有很大一部分因为前一时期反右派斗争的任务迫不及待,因而没有来得及处理。各校已决定从9月下旬开始集中主要力量来整顿领导作风改进各方面的工作,并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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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物界右派分子的野心全部暴露
郭沫若在文化部座谈会上指出,文物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势不两立
新华社特约稿 文化部最近连续召开座谈会,集中揭露和驳斥文物界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会上揭露的材料说明,农工民主党、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在章伯钧、李伯球等亲自策划之下,在大鸣大放期间组织和串连北京和各地文物界的右派分子向文化部和各地文物部门大举进攻。在北京文物界有农工民主党的叶恭绰、齐念衡等,在浙江有民盟的宋云彬,在洛阳有文管会副主任、民盟郭文轩,在湖南,也有文管会主任、民革陈浴新。这些右派分子同博物馆内部的右派分子,如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马非百,安徽省博物馆馆长李则刚等相互勾结呼应,到处点火放毒,有的并组织反党小集团,企图篡夺文物事业的领导权。
文物界右派分子否定社会主义文物事业的巨大成就,说文物事业“今不如昔”。宋云彬、陈浴新等诬蔑共产党“破坏文物”,宋云彬造谣说:“土地改革时把民间藏书几乎烧光,等于秦始皇焚书”。右派分子们还说,“共产党是农民意识,反对文化,反对科学”他们公开叫嚣要来“抢救文物”。
右派分子在散布上述反对谬论的同时,就公开或变相地提出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口号。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要求“调整”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人,由“非党专家”来领导。北京的张伯驹,提出在文化部之外另组织由所谓“专家领导”的“中央文物检查委员会”,阴谋篡夺党对文物事业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还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对文物事业的政策,宣扬资本主义的路线。他们攻击政府禁止文物出口的法令,反对博物馆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方针。右派分子陈浴新利用担任文管会主任职务的便利,把珍贵文物、书刊盗窃到自己家里。甘肃省图书馆长、右派分子冯国瑞,利用搞展览名义将名贵敦煌画骗卖,获得巨利,也就是这个冯国瑞在向党进攻时,却口口声声说什么:“领导上不重视文物保管工作”。
应邀出席座谈会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学术界著名人士和文物工作者们,都列举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郭沫若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事业。他指出,文物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发掘、整理、研究文物遗产,从而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坚决反对少数人垄断文物、盗卖文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路线。翦伯赞驳斥了右派分子宣传文物工作是“纯技术性”、应“与政治隔离”,纯粹是烟幕,是用来掩饰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梁思成、裴文中、吴晗等都根据亲自所见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所谓“共产党轻视文物工作”的谬论。
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在会上讲了话。王冶秋指出,几年来党对文物事业的领导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不是要“退出”,而是要大大加强;文物事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虽然坚持了,但是很不够;走群众路线来保护文物的工作,今后也必须大力推广;在团结专家、技术人员的工作中,特别要注意加强政治、思想上的相互帮助和自我改造。
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谈到文教事业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希望文物工作者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文教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国家的巩固和富强,历史文物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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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烈开展工厂企业中的整风运动
辽宁一百多万职工进入鸣放高潮
本报沈阳29日电 工厂企业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辽宁十个工业城市陆续开展,全省一百余万职工大鸣大放的高潮正在迅速形成。
鞍山钢铁公司所属中型厂、第一炼钢厂、第一中板厂、初轧厂等都已相继开始了大鸣大放。有的厂已贴出了五六百张大字报。中型厂在鸣放的第一天,群众在大字报上对某些党员工资偏高提出了批评,共产党员石效先等三人在第二天就主动提出要求将工资降低一级,现党委已同意他们的要求,决定从10月份开始执行。第一炼钢厂的大字报批评了工会劳保委员林士福不关心职工福利,林士福把这些批评都记了下来,并虚心表示要彻底转变作风。营口市已有三十二个工厂开始鸣放,营口造纸厂已贴出大字报三千张,职工对工厂新修厂房的烟囱质量不好提出批评,并写了顺口溜:“烟囱打鼓肚,领导心无数,到底谁负责,赶快弄清楚”。现在工厂领导正在组织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大字报对食堂排队的问题提出批评后,副厂长立即亲自深入食堂研究改进,现情况已有改变。中共本溪市委在9月20日召开工厂企业立即进入整风动员大会。本溪第一炼焦厂已有80%炼焦工人发表了意见。党委书记看到工人在大字报上批评他作风不深入后,他立即重新安排工作,抽出时间到现场去和工人交谈,听取工人的意见。科室的领导人员也主动下车间抄录大字报上的批评,及时进行研究处理。阜新新丘矿职工已贴出大字报一千多张,提出意见六千多条,所有坑口、车间都设立了“鸣放园地”。矿党委委员、矿长、总工程师每天都深入各单位,研究职工提出的批评。安东市已有十二个工厂企业开始大鸣大放,安东铁路分局职工提出的三千多条意见,已有65%作了处理改进。锦州市有七个工厂开始鸣放。旅大、抚顺、辽阳三市也已在试点工厂展开了大鸣大放。(附图片)
拖拉机厂各车间生产整风两不误,最近他们创造了不少新成绩,作为向国庆节的献礼,这是职工在看生产捷报。新华社记者 田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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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字报琳琅满目 领导上认真研究
陕西十余万工人大鸣大放
本报西安29日电 陕西地区已有八十多个厂矿企业的十余万工人,掀起了大鸣大放的热潮。走到这些工厂里,都可以看到全厂披红带绿、到处贴满大字报的可喜气氛。西北国棉三、四、五厂开始鸣放的第三天,就贴出六千多张大字报,提出一万多条意见。国棉四厂十二个大字报代书处的六十多个代笔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工人们已经给领导上提出了十多万条意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办好集体事业和社会主义企业这一中心问题提出来的。新西北印染厂不少工人贴出大字报,对学徒工人升级太快提出批评。如该厂工人李忠信是十几年的老保全工人,每月收入工资五、六十元,而他的儿子是进厂才六个多月的工人,每月工资收入就和他父亲一样。
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人员都热忱地欢迎工人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他们每天都抽出时间来认真的阅读大字报,并指定专人把每一张大字报都抄录下来,分类排队,进行处理。很多单位都成立了由党政负责干部亲自领导的处理问题小组,每天晚上对职工提出的意见逐条进行研究,对能够解决的马上解决,并用大字报答复群众。如宝鸡车站站长过去工作不深入,最近他接受了群众的批评意见,每天早晨和晚上十二点钟还深入客、货车和装卸车间进行检查。工人反映,领导不嫌辛苦,我们更应该好好生产和帮助领导改进工作。新西北印染厂职工提出领导人员晚上都不上班,宿舍离办公室又很远,发生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意见。该厂领导人员接受群众的意见,建立了厂长、党委书记等主要领导人员晚上轮流值班制度。
很多单位在发动工人鸣放的同时,还对生产进行了安排。如新泰纺织厂成立了整风和生产两个领导小组,做到了生产和整风两不误。该厂9月份以来棉布产量、质量都超额完成了计划,出勤率比过去提高了,事故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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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加紧生产 下班大放大鸣
重庆十万职工积极参加整风
本报重庆29日电 重庆三十个厂矿企业单位的十万多职工,热烈地投入整风运动中。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所在单位有关干部作风、生产管理、生活福利等各种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各单位分别设立了搜集整理和处理这些意见的专门机构。在整风中,这些厂矿企业单位的民主生活非常活跃。重庆钢铁厂八个车间职工发表意见的已达66%以上。他们在四天内提出的一万八千一百九十条意见立即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大型平炉车间许多干部不分白天黑夜研究职工的意见。重庆电工器材厂调整了夜班工人作息时间,使全厂90%的工人都有机会参加每周八小时的座谈会,每个车间又在小组座谈会的基础上召开车间座谈大会,效果很好。到22日全厂70%以上的工人都发了言,提出三千八百七十九条意见,其中很多都是批评各级领导干部三大主义的。厂党委指定三个党委委员去领导处理职工意见的机构。104工地建筑工人提出的意见,第一批已处理完毕。当职工意见处理结果公布之后,职工表示热烈欢迎,更加踊跃发言。
各厂矿对整风和生产事先都作了妥善安排。南桐煤矿的矿和车间的干部分别负责领导整风和生产,并召开区班长,老工人等座谈,细致研究了在整风期间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具体办法。中国毛纺厂工人们制定了保证整风和生产两不误的公约。重钢工人们提出“上班加紧生产、下班大放大鸣”的口号。大型平炉车间在整风期间展开了质量、节约、安全的“三好”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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