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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揭穿“黄世仁”的老底 “穷沾富光”谬论彻底破产
刘积学理屈向人民认错请罪
据新华社郑州2日电 民革河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刘积学，8月31日在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承认：在大家义正词严的驳斥下，他已经“理屈词穷，真形毕露”，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两个月来，在各种座谈会上揭露的材料证明，当过伪河南省参议会议长的刘积学一直是一个封建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解放后，他一直诋毁和诬蔑共产党和它制订的政策。在土地改革时的一次集会上，他在草拟的讲演稿中开头第一句就是“亲爱的地主同胞们！”他还辱骂翻身的农民是“短命鬼”。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在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反动透顶的“穷沾富光，富沾天光”的谬论。他说，解放前，穷人（主要指贫农）可以沾地主的“光”，现在地主都垮了，贫农无“光”可沾，就更穷了。他还竭力污蔑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刘积学的反动言论激怒了河南省的人民，特别是他家乡新蔡县的五十万农民。许多工厂、农业社、学校、机关等派代表和刘积学说理。新蔡县有二千多人给“河南日报”、“新蔡县报”写信、写文章或用其他方式，举出大量事实，来揭露刘积学本人就是一个“黄世仁”式的大恶霸地主，并且对他的谬论进行驳斥。给刘积学做工累断脊骨的长工赵天秀，遭遇类似“白毛女”的婢女小云喜，结婚前夕被刘积学霸占了妻子的李中真以及在刘积学的高利贷盘剥下家破人亡的刘曹氏都给“新蔡县报”、“河南日报”写信，说明他们过去究竟沾过刘积学什么“光”。农民段连玉给刘积学当过三年长工，一个人种五十亩地，整天累得腰酸骨头疼。他说：“我用血汗养活刘积学一家，他没有给我分文钱，最后，把我赶出去了。”受过刘积学高利贷剥削的人揭露，1942年河南大荒年时吃刘积学一斗粮食要还七斗。信阳专区（新蔡县属信阳专区）代表杨璞玉在人代会上揭露说：“就在1942年的灾荒中，刘积学家乡荒坡村共七十户人家，就外逃六十多户，死绝了四户，王狗子一家饿死七口。那一年，刘积学却从农民手中劫夺了八十二亩地，他借给农民的三十石粮，收回的却是二百一十石。”人们责问刘积学：这叫什么“穷沾富光”？
在广大农民和人民代表们的据理驳斥下，刘积学不得不承认他“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有企图有目的的。是打算破坏共产党的领导和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是企图把社会主义拉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或封建社会”。刘积学还提到一群被他迫害过的农民的名字，表示向他们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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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危机、转机和生机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马叙伦
人民日报发表了“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强大的说服力量，扼要地叙述了各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深刻地分析了各民主党派内部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肯定地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目前状况下的阶级性质，详细地阐释了各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的迫切和必要，明确地指出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我们认为，人民日报社论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爱护、鼓舞、鞭策和督促，也是对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深刻教育。我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拥护人民日报社论的全部精神。我号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以最坚强的革命决心和无比的革命毅力，勇敢地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的历史考验，使中国民主促进会能够胜利地通过这次考验，取得政治上的生命力，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及时地指明政治方向，各民主党派就不能够存在和发展，就不能够为中国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任何有益的事情。一切政党的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生命力的延续和加强，取决于这个政党的政治路线是否符合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历史顶端、正面指导历史潮流往前发展的伟大政党，它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的、长远的、全体的利益。因此，各民主党派真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和人民利益吻合，就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就能有所依靠，有所作为；反之，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就会无所依靠，无所作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历史的最终鉴定者。1949年，中国人民对各民主党派所作的公允的结论，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表示的充分信赖。中国人民根据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选择和信赖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同样，中国人民根据历史，信赖和支持所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各个民主党派。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各民主党派：这是一个任谁也不能推翻的历史结论。这个结论，对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讲是完全真实的，对于其他各民主党派来讲也是完全真实的。
但是，事物在前进，历史在发展。中国人民在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又取得了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发展着的历史，要求各民主党派继续前进，要求各民主党派从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立场跃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立场。然而，就各民主党派总的阶级基础来看，就它的主要的政治倾向来看，就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思想体系来看，也就是说，就总的方面来看，各民主党派现时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指出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能令一些人情绪上不痛快，发生抵触。但是，指出这一点，使我们有可能冷静地、严肃地用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来观察、测量、衡度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组织，使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巨大的矛盾——资产阶级性政党和社会主义客观形势要求之间的矛盾，横着一段不小的距离——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觉悟之间的距离。因而，也就会使我们痛切感到，要克服这个巨大的矛盾，缩短这段不小的距离，我们的成员和我们的组织必须急起直追，进行根本的改造，进行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上的改造。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各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是要向他们所代表和联系的阶层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推动和帮助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同时代表他们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利益。各民主党派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则是进行普遍深入的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我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稳社会主义立场，胜利地完成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历史任务，各民主党派才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做到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成立到现在，还只有十一年的历史。这十一年，正是中国革命步入高潮并取得节节胜利的伟大时代。这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长和发展，应当说是一个较为顺利的客观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主促进会不曾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和深刻的政治锻炼。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内部，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已经显示出左、右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种政治分野向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过去是潜伏内孕着的，我们没有机会、也来不及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进行大是大非的辩论，因而在表面上就呈现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现在，已经临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这个历史时刻，要求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根本上解决两条政治路线谁胜谁负的问题。中国民主促进会往何处去？取决于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的最终结局。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有70％以上是中小学校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会，在今天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队伍。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估计。如果以为我们的成员大多是“小知识分子”，问题不大，忽略我们队伍的阶级基础和阶级特性，因而放松了反右派斗争，放松了自我改造，那么，我们就要在政治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已经揭露的事实表明：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中央和许多基层组织，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是严重的，大多数成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情绪也是严重的，我们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思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也是严重的。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我们深感愧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我们怀着内疚负罪的沉重心情。但是，我们并不悲观。我们坚定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中国民主促进会内的左派，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向左走，向会内的右派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就一定能使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坚定地相信，中国民主促进会将迅速结束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克服危机；彻底打垮右派的进攻，夺取转机；然后获得力量充沛的生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死心蹋地地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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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文艺复辟的道路不通
姚雪垠的狂想破灭
作协武汉分会揭穿了这个右派分子的一贯反动本质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从8月5日至29日召开了七次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姚雪垠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姚雪垠长期以来仇视社会主义文艺方针，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攻击毛主席提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原则“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他还把党对文艺事业的政治思想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他还提出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来代替党的文艺方针。他还说马列主义对作家的创作也是“教条”，他还反对作家深入生活，甚至说作家到工厂、农村生活是“划地为牢”，是“捆缚”了作家的手脚。
姚雪垠还借反对宗派主义之名，诬蔑党由于“宗派主义作祟，发生了轻视和打击老作家的现象”。他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有些作品不好的，却被捧到天上一样高，这些被推崇的大都是党员作家或解放区出来的作家”，企图借此煽动一部分作家反对党，破坏党与非党的团结，制造“两个文坛”。他还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是阴暗凄惨的，是“臣不能议其君，子不能议其父”的“封建时代”，“到处布置了绊马索，等着你一万个小心中的一个疏忽”。
在全国大鸣大放期间，姚雪垠还从北京写信到武汉，要右派分子李蕤在“长江文艺”辟一专栏，专门发表攻击党的文章。
与此同时，他还跟北京、河南等地的右派分子彭子冈、姚芳藻、梅朵、苏金伞等过往频繁，交流反党的“内幕新闻”，并到处传播谣言。
姚雪垠一贯以“进步作家”自居，剥开其外衣来看，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的灵魂。他1927年混入共产党，不久便开了小差。他1937年重新混入党内，但却拒绝党分配给他的工作，并坚决主张“抗日必须统一服从国民党”、以后，他又写出“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低级色情的作品，来帮助国民党腐蚀和麻醉青年。他还与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勾勾搭搭，并与文化特务陈纪莹合办刊物“微波”，同时跟文化特务孙陵保存着“极其温暖的友情”。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和叛党分子张松和、石小萍以及一些特务组成伪地下组织“中共中央华东局江南工作委员会”，他自任“宣传部长”，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政治投机活动，最后被党取缔。直到解放后八年的今天，他还在“芦沟桥礼赞”一文中，还丧心病狂地对全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作了肉麻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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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穷凶极恶
沙蒙郭维吕班率队向党冲锋
提出一套资本主义纲领妄想把电影事业推向歧途
据新华社长春2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工在8月29日到31日一连三天的反右派大会上，揭露出以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小白楼”反党集团。这个反党集团是在大鸣大放期间由过去“小白楼”（长影导演宿舍）俱乐部的一股反党暗流逐渐发展而成的。以后又利用长影改革体制的机会进行阴谋活动，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纲领，继续扩大反党的队伍，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有计划地向共产党和人民电影事业发动了猖狂进攻。
自己承认是“小白楼”俱乐部首领的沙蒙，原是长影中共党委委员。他在大鸣大放中实际上成了长影右派分子的首领，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起了动员和号召的作用。5月18日，长影导演组党小组长黄粲、李华和党委副书记刘西林在开展鸣放的时间和步骤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刘西林因为说话时有些激动，用手中握着的美工尺拍了桌子，黄粲、李华就夸大事实向导演们说刘西林“耍棍子”要用棍子打人。沙蒙作为党委委员不问清是非、不首先在党委内部进行研究，不向导演们作解释，反而向群众进行煽动。当荏荪提出向省委“请愿”时，沙蒙积极支持派人到吉林省委“请愿”。他们在“请愿”时，坚持要求省委书记参加导演的鸣放会议，否则就不开会。参加这次“请愿”的有吕班、荏荪、黄粲、李华。
接着，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书记召集了长影党委开会，解决党员“请愿”问题。会上省、市委领导人特别强调长影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党委决定的事情任何党员必须执行，不能进行违反党委决定的活动。但是会后沙蒙却违反党委的指示，极力主张扩大党内闹事范围。沙蒙向导演们宣布：这次“作战”“要整倒几个领导人，我们自己也可能躺下几个，谁躺下算光荣牺牲”。
由于党内右派分子在反党活动中打先锋，用“请愿”的方式放起第一把火后，长影的右派分子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接连发生了翻译片导演、演员上书“请愿”和长影乐团篡夺党的领导权等反党闹事活动，弄得乌烟瘴气。沙蒙等右派分子声称这是“党内外一齐鸣放”，是对长影官僚主义的“内外夹攻”，是在打开长影的“缺口”。
这个反党集团以为他们在政治上向党进攻已经得势，还企图利用长影改革体制机会，进一步向党进攻，来达到他们取消党对电影事业领导的目的。据大会揭露和郭维交代，他们这个创作集团是要从经济到政治，从艺术到行政取消党的领导，把人民电影事业拖向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反党集团的首领沙蒙，虽然是1945年入党的党员，但是他至今保留着他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立场。人们揭露，在他的思想深处，认为作一个“党员”远不如作一个“艺术大师”光荣。郭维是长影的故事片导演。他入党虽然已经十八年，但一向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他自以为“年轻有为”，骄傲自大，目无组织，自称是“老牌自由主义”。1955年，他导演了“董存瑞”后，更是骄气十足，不顾一切地追名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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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毒草丛生的“芒种”被摧毁
王化南郭墟反党集团崩溃
本报沈阳2日电 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最近召开的文学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击破了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的反党集团。
毒草丛生的刊物“芒种”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阵地。这个刊物自一期至七期共发表了作品近二百篇，其中六十七篇是毒草，而王化南、郭墟、吴山及编辑部自己放的毒草就有二十二篇。这些毒草攻击了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辽宁日报、作协沈阳分会等领导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据会议揭露，郭墟是“芒种”反党纲领的制作者和专门从事放毒的“作家”。吴山是“芒种”具体编辑工作主持人、反党纲领的合谋者与忠实执行者。王化南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主要头目。
鸣放开始后，这个反党集团就更为猖獗。他们把党对文艺的领导说成是“教条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谩骂省委开会是“按手印”的会。在沈阳市政协会上，他们进一步污蔑党不懂文艺，不能领导文艺，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反动文艺纲领。
会议揭露，王化南一向以“中国的保尔”自居，原来这个“传奇式的英雄”，本是个贪生怕死、伪造历史的骗子。他一贯宣扬的两次负伤：一次是1947年在四平撤出时，他因惊慌失措，脚指头被铁丝网挂破受了伤。第二次在1948年我军解放锦州前夕，王化南因患感冒坐大板车到后勤部去休养，大板车路过不平处，王化南不听劝告，拒绝下车步行，结果车翻了，腰部被砸伤，下肢瘫痪了。然而他自己编造的却是另一套：他说过去在战争中一条腿被子弹打伤还要求上前线，在四平战役坐在大板车上托着双拐指挥作战。国民党飞机来了，身体好的同志都跑掉，没有一个管他，结果马惊，车翻，成了特等残废。
会议还揭露，沈阳市文化局局长、“芒种”常务编委鲁坎也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同谋者和“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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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说理斗争中涌现大批积极分子
外贸部全面追击右派又有进展
据新华社2日讯 对外贸易部广大职工群众正分成几十个大小“战场”，对本部门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展开全面追击。大部分右派分子已经在群众义正词严的说理斗争面前低头认罪，个别右派小集团也已经分化瓦解。
对外贸易部在反右派斗争初期，有少数单位由于贯彻说理斗争的精神不够，曾经发生过简单急躁的现象，影响到运动的深入开展。自7月下旬以来，对外贸易部领导成员根据这种情况，分别向职工群众作了九个报告，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立场问题，肃反问题，以及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对外贸易工作、社会主义制度是三害的根源吗等问题。这些报告不但阐明了道理，而且针对本部门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作了透彻有力的分析和批判。这样，武装了积极分子，提高了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分析能力。与此同时，各战斗单位也都加强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分析研究工作。许多小组不但在说理斗争前有充分的准备，斗争后还随时总结经验。例如法律室对右派分子董士濂的斗争，在克服了初期的简单急躁情绪以后，重新整顿队伍，组织力量，把董士濂的四十八条反动言论，归纳分类，集中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党群关系、土地改革、肃反运动、统购统销政策等主要问题上，一一加以有力的驳斥。经过两个多月时间和四十多次大小会议的充分的说理斗争，终于迫使这个旧社会的“讼棍”和“刀笔吏”不得不低头认罪。
对外贸易部在对右派分子的坚持说理斗争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例如矿产公司共青团员顾品璐，两个月中在黑板报上连写了十八篇稿子，这些稿件立场鲜明，内容充实，针对着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和抗拒交代的阴谋，作了有力的驳斥。共青团员朱宜珣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虽然身体不好，也仍然积极参加说理斗争，为了整理反击右派分子的材料，常常工作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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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理据实展开争辩
高振声的谬论被驳倒
本报讯 最近召开的河北省人代会预备会议上，代表们驳斥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振声的反动言行。
高振声是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委兼唐山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副主委。他在鸣放期间，和章乃器一鼻孔出气，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公私之间的墙愈来愈高。污蔑党的统战工作一团黑，污蔑党提出“好”、“多”、“快”、“省”的方针，是“活神仙也做不到”的。
代表们都据理据实同他展开辩论，指斥他把统战工作说成一团漆黑，是昧着良心说黑话。大家指出，他自己身任工商联副主委等要职。统战工作的成绩，他应该十分清楚，不能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唐山赵家庄煤矿工人代表李长福指出：解放前该矿煤的日产量是三千五百吨至四千吨，每天平均死一两个人；解放后，由于正确贯彻了“好”、“多”、“快”、“省”的方针，现在煤的日产量已经提高到九千余吨，伤亡事故也大大减少了。
在代表们的揭发驳斥下，高振声吹嘘自己进步积极，企图蒙混过关的狡计终于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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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不容狡辩否认
陈仁炳低头认罪交代反共罪行
据新华社上海2日电 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骨干分子陈仁炳，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受到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陈仁炳也在会上交代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向人民低头请罪。
右派分子陈仁炳交代说，他在1949年投靠了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同年11月民盟召开四中全会修改盟章时，楚图南代表沈钧儒提出“在民盟中央政治局增设正副书记各一人”的临时动议。陈仁炳认为这对罗隆基在民盟中的地位不利，就立刻反对。这样，陈仁炳就立下了帮助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争领导地位的第一功。此后在民盟的一切活动中，陈仁炳都忠实地执行了罗隆基的反动路线。从1953年到今年，罗隆基和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不断地阴谋夺取全国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陈仁炳也参加在内。陈仁炳从最初充当章罗联盟的打手、参谋，逐渐成为这个集团驻上海和华东的一员主将。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骨干陈仁炳、彭文应、赵文璧、周永德等用了八年时间，逐步夺到了几乎上海民盟的全部领导权。
陈仁炳交代说，自从共产党提出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章罗联盟的中心政治纲领就是加紧在文化、教育、科学界放火，与共产党争夺对知识分子和文教事业的领导权，企图通过“两院制”、“政治设计院”等方法，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陈仁炳等就在上海积极推销章罗的反动纲领，明目张胆地与共产党分庭抗礼。陈仁炳又唱起早已破产的“各民主阶级如同一张桌子四条腿一样平等”的谬论，要求恢复资产阶级旧政治学系，计划组织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座谈会。陈仁炳等企图篡夺共产党在各方面事业的领导权的具体做法是抹煞共产党领导的成绩，只谈缺点，并且夸大甚至捏造缺点。把缺点作为向共产党的进攻的“武器”。陈仁炳和他们的小集团就是用这些“武器”和“弹药”，在很多基层单位去放火。
陈仁炳和他们的小集团以向落后开门、广泛吸收对共产党不满的分子、请客拜访、封官许愿等卑劣手段，大大扩大了民盟的组织。去年9月，陈仁炳还把章罗联盟这种恶性“大发展”的做法带到郑州，告诉当地的民盟负责人，劝他少听中共统战部的话，放开手发展，向上海看齐。
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朱伯康、崔明奇、胡其安等教授，以充分的事实揭露陈仁炳是一个投机取巧、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政治野心家。教授们表示为帮助陈仁炳彻底改造，一定继续与他进行斗争，直到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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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职无权”乎？别有用心乎？
新华社记者 张济生
“共产党不信任党外人士”、“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进攻时经常使用的毒箭。记者最近访问了由右派分子担任厅长、副厅长的浙江省司法厅、林业厅和交通厅的中共党组负责人，他们用无数具体事实驳斥了这种谬论。
就从已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姜震中（民盟浙江省委主任委员）、李士豪（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和蔡一鸣（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三人的情况来看，所谓“有职无权”的谎言都不堪一驳。姜震中是浙江省司法厅长，李士豪是林业厅长，蔡一鸣是交通厅副厅长。在实际职权上，姜震中、李士豪都担负着整个厅的领导工作，姜震中还分工直接领导司法厅三个处中最重要的两个处；蔡一鸣分工领导交通运输方面的基本建设。司法、林业两厅所有的行政电报、文件都首先送给姜震中和李士豪批，即使是共产党内的文件，只要是有关司法和林业方针、政策的指示，中共党组也都送给他们看。所有的厅务会议以及厅里召集的重要会议都由他们主持，并由他们作结论。交通厅召开的关于基本建设的会议也都由蔡一鸣主持。司法厅和林业厅的中共党组讨论业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干部问题时，都邀请姜震中和李士豪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司法厅、林业厅在做总结、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时，都请他们提出意见，并由姜震中、李士豪最后决定，从无疏忽遗漏。
但是，这些右派分子在工作中的表现又是怎样？姜震中每次主持厅务会议时大都只宣布开会，不发言。送给他批的公文，姜震中很少认真细看，只签个名就算，对公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从不表示意见。蔡一鸣经常迟到早退，在办公室闭目养神，当共产党员干部向他请示工作时，他总是用“血压太高”、“不了解情况”的话来拒绝。中共党组每次邀他列席党组会议研究工作，他从不发表意见。1955年一年中，交通厅交给蔡一鸣审批的公文有七百五十四件，由于他不大到厅办公，只批了二百零八件。姜震中在担任司法厅长的两年中，从来没有到处里去了解过情况和指示过工作。
和姜震中、蔡一鸣比较，李士豪对林业厅的工作是“积极”的，但他的“积极”实际上是利用业务上的便利来向共产党进攻。当林业厅中共党组根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林业部的指示，提出浙江省林场方针应以发展用材林为主时，李士豪大发脾气，说应该以发展多种经营为主，并且拒绝党组劝告，在全省林场工作会议上布置他自拟的方案，结果使得许多林场毁掉苗木，耽误了苗木供应和造林工作，造成巨大损失。
这三个右派分子除了在工作上怠工、捣乱外，还利用职权积极进行一些不正当活动。李士豪曾经提出要把诸暨县两个被政府开除的坏分子（农工民主党员）调到林业厅来当办公室主任，并且吹嘘这两个人有本领，“能文能武”，还说：“他们要是来，办公室的工作就有办法了。”交通厅派蔡一鸣到黄岩去参加大桥完工的典礼，他到了黄岩不问大桥的工程质量如何，典礼一完便匆匆乘汽车到温州市去搞招兵买马的勾当去了。姜震中平时从不与下面干部接近，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忽然对厅里一位新从大学出来的年轻女共产党员发生了兴趣，问她是什么级别，说她的工资太低，并且劝她抽空到浙江医学院去看反动大字报上所写的反共纲领，企图煽起这个青年人对共产党的不满。
尽管共产党对姜震中等人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们仍然在叫嚣“有职无权”。蔡一鸣说：“我到下面局里去检查工作，还不如一个党员处长解决问题。”实际上，他在交通厅两年多从来没有到局里检查过工作。这些事实证明：这些右派分子所要求的并不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正当职权，而是企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