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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以来的事实证明
罗隆基的反动活动并未停止
本报讯 8月30日下午、31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第九次整风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文宜、萨空了以及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成员赵文璧、曾昭抡等揭发出大量事实（包括罗隆基的大批密信），再次证明这个集团一贯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在1952年以后并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而已。
罗隆基承认他有扩展“无形组织”的计划，但不谈1952年以后的活动
罗隆基在这次会上交代了一点他的反动集团在1952年以前的活动情况。他承认他同张东荪结成了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目的是夺取民盟的领导权。罗隆基说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就有了搞“无形组织”的动机，日本投降后就有所活动。解放后，周鲸文、叶笃义、潘光旦、曾昭抡、刘王立明、范朴斋、张志和、罗涵先等有的没有得到安插，有的自认为安排不当，经常有怨言。罗隆基就“打算团结这一批人在盟内成一个力量”。他同张东荪商量，张同意了。这就开始了北京盟内的“无形组织”。罗隆基承认，他的小集团的人物曾经同各地盟内的进步力量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在上海支持彭文应同史良斗争；在北京支持曾昭抡排斥吴晗；在西南支持潘大逵等反对楚图南。罗隆基承认他有在全国扩展“无形组织”的计划。但是，罗隆基仍然不谈他的小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活动，只承认1953年后同小集团中的人物仍保持着密切往来，1955年后同这些人恢复个别的朋友往返。罗隆基还交代了他同李宗仁的关系。他承认他希望李宗仁当选为伪副总统，认为李宗仁上台后会搞英美民主走第三条路线。罗隆基还交代了在1934年，由胡适介绍，他曾到峨嵋山同蒋介石见过面，在蒋处住了一个月，每天下午给蒋介石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美行政机构。但是罗隆基在交代中仍旧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甚至替自己抹粉。
罗隆基交代后，千家驹等对他提出了严厉的驳斥，千家驹斥责罗隆基不但不交代重要的事实，反而把过去已经交代的东西都赖掉，甚至把自己装扮成抗日联共的“英雄”和“战士”。千家驹列举许多事实包括罗隆基自己写的反动文章，彻底揭穿了罗隆基的这些无耻谎言。
罗隆基至今不承认他组织反动集团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一再声明1952年以后，连这个“无形组织”也不存在了。这次会议上，罗隆基反共小集团中的人以及被他利用过的人赵文璧、曾昭抡、黄大能、张乔啬等，都以参加者和被利用者的身份站出来为罗隆基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作证。
罗隆基曾亲自总结推广上海夺取民盟领导权经验
1951年，赵文璧曾经根据罗隆基的指示，总结了他们的小集团在上海夺取民盟领导权的“经验”，并且在北京罗隆基反动集团的会议上作了介绍。赵文璧在这次会议上详细地交代了这个问题。这个“经验”包括四大项二十几条，有理论基础、有策略、有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这个“经验”提出，要取得据点以建立基础，要培植干部组织核心；要善于制造问题借此笼络群众，暴露盟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个“经验”还提出，对内部要讲究“团结”、互助，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联系增加了解；对外则明打暗拉、巧取豪夺，先发制人等，还要善于争取“反对派”，化消极为积极，使反对者逐渐成为朋友。罗隆基小集团在上海的大将们就是根据这个“经验”控制了上海盟组织三分之二的区分部。罗隆基对这个“经验”极为满意，曾先后介绍四川的潘大逵、云南的李德家、南京的樊光、浙江的姜震中等到上海去学习。当赵文璧在北京介绍“经验”时，罗隆基让罗涵先详细记录，以便在全国推广，并且决定首先在北京试行。事后，他还派他在民盟中央的喽啰罗自梅和黄俊民（这两人都是特务分子）到上海去学习“经验”。
为夺取民盟北京市委领导权，罗隆基亲自出马上阵
黄大能和张乔啬详细地揭发了罗隆基利用他们争夺北京市民盟组织领导权的无耻勾当。据黄大能揭发，1950和1951年，罗隆基曾多次用吃饭、座谈会的名义，纠集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叶笃义、陈新桂、浦熙修、罗涵先、张乔啬和黄大能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权。罗隆基要排挤吴晗，把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曾昭抡提在民盟北京市委的领导地位，把陈新桂、潘光旦、浦熙修、张乔啬和黄大能都提名为市委候选人。1951年7月，罗隆基夺取北京市委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了，他又把这一伙人找到一起，商讨“对策”。罗隆基和张东荪竭力主张向民盟总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告状，诬蔑北京盟市委操纵把持选举，他指着张乔啬和黄大能说：“有张表老（张澜）和黄任老（黄炎培）的儿子出面，他们就一定要买账”。他当面授意张、黄二人写一式两份控告信，一份要交张澜，另一份故意让交给罗隆基自己，写明委托他考虑是否交给统战部。信写好了，罗隆基认为太软弱无力，于是，他亲自动手代替张、黄二人起草“控告”信。起草后交张、黄抄写签名，他自己则把原信收回。张乔啬还揭露，罗隆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张乔啬在他父亲张澜面前为罗说项，要张澜念共患难之情，把罗当做心腹，支持他争夺权利地位。
1952年以来这个小集团密信往还活动频仍
曾昭抡也用他亲身参加的活动证明1952年以后，罗隆基的反共集团并没有停止活动。1952年民盟中央机构改组，曾昭抡担任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罗隆基还一定要安排罗涵先去担任委员，企图通过这两个人控制民盟的组织工作。1953年4、5月间曾昭抡到华东去，曾受罗隆基的委托，给小集团中的人带了许多口信。在上海，曾昭抡转告赵文璧、彭文应、陈仁炳，罗隆基要他们加强团结；到南京找过陈敏之，告诉他将来建立江苏省的盟组织时，罗隆基愿支持他当主任委员；在福州见了陈碧笙，告诉他罗隆基要他努力搞盟务；同时罗隆基还要他到青岛支持陈仰之，在浙江支持姜震中。罗隆基的所谓这几年没有派过人、没有写过信或带过口信给他的反共小集团的谎言，至此已完全破产。
罗隆基总说，他搞“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对付章伯钧。李文宜就已经揭发出的大量事实和罗隆基集团之间的密信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罗隆基反共集团的战略目的是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利用民盟的合法地位，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野心服务。在解放前他把民盟作为实现“中间路线”（即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资本；在解放后是要使民盟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也就是反对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区别仅只在于活动方式不同。李文宜揭露了罗隆基反共活动的两面派手法：不要信任共产党，但要骗取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他给他的党羽的密信中曾指出：“与友党（指中共）彻底联系取得谅解”，但是“不要盲目服从，更不要私自讨好，以自乱步骤，拆散团结”。又说：“……不是无条件驯服（指对统战部），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我们全局输了。”罗隆基的两面手法还有：要利用任何人，但对任何人都要留一手。他的密信的传阅范围就有很多讲究，有的只给收信人自己看，有的只给少数骨干看；有的只能当面传阅，有的则可自由传阅。李文宜说罗隆基集团的阴谋活动方式，是隐蔽的、分散的。现在要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困难的。李文宜指出他们的活动方式有以下几种：写密信，派联络员传达意图；以文会友，约小集团和盟外的对象，议论国内外大事，扩大反动影响；地方骨干分子来京汇报和请示；介绍和交流阴谋活动经验。
萨空了的发言引用了罗隆基和赵文璧、彭文应、潘大逵等之间来往的大量密信，无可辩驳地证明罗隆基的反共集团的矛头是指向党和人民。（发言见另文）
这个反动集团的人物，大都是老牌右派分子
胡愈之也就罗隆基反动集团问题作了发言。他从罗隆基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那些人和这个集团搞了些什么活动，彻底地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反动性。罗隆基交代说“参加他的所谓‘无形组织’的一批人到了今天差不多都成了右派分子，这是各人思想落后的缘故”。胡愈之说：这完全是狡辩。实际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老牌右派分子，也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长期地坚决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些人。其中有同美帝国主义有紧密联系的买办政客、有国民党反动政权中的军阀官僚残余、有英美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美蒋特务分子和政治上的蜕化分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仇视进步分子，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留恋剥削阶级生活，具有程度不同的反苏亲美情绪等。由这些反苏反共的老牌右派分子组成的阴谋集团，除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的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活动无非是：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把右派分子和政治上可疑的落后分子打进机关学校；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反对思想改造，反对党对文教科学事业的领导；控制报刊和其他出版机关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和学术思想，散布亲美反苏谬论，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和平阵营的团结等，一直到“鸣放”期间对党的猖狂进攻。因此，胡愈之指出，罗隆基阴谋集团，是完全违反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所决不容许的，是与人民为敌的。
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对罗隆基这次回国以后的阴谋活动作了详尽的揭发。（发言见另文）
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章罗很早就勾搭上了
罗隆基和章伯钧尽管为争权夺利闹过宗派纠纷，但是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却早在这次章罗联盟之前，就勾勾搭搭。罗子为和罗涵先在联合发言中揭露章罗二人互相勾结反对民盟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民盟跟着共产党走的一边倒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在香港、罗隆基在上海。罗子为和罗涵先两人也分别留在香港和上海。罗子为和罗涵先之间的通信，就是在香港的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和在上海的罗隆基之间的联系方式之一。罗子为和罗涵先之间的通信从1948年3、4月间开始，一直继续到1949年初，所有的信件都交给罗隆基看过。在这些通信中，他们曾经向罗隆基报告香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的动向，并且给罗隆基在国内的反动活动撑腰打气。他们告诉罗隆基说，三中全会以后盟内意见很不一致，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分子认为民盟仍然应该起“中间”作用。他们还鼓励罗隆基说，“民主运动”要依靠国内，香港一隅，民主人士浮在上层，作用不大。他们要罗隆基在国内积极努力，继续搞中间路线活动，要罗隆基抓紧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在罗子为和罗涵先从中为章罗二人联系的同时，章伯钧还曾派卢广声到南京、上海探听情况。卢到上海时见过罗隆基，回港后向章伯钧汇报时说，罗隆基认为时局十分困难，但仍可努力打开局面，港沪两地可以分头努力。叶笃义也揭露，在1948年5、6月间，罗隆基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拉登在上海会过面。拉登到上海前曾在香港和章伯钧会过面。章伯钧向他表示他是反对三中全会决议的，并托拉登过上海时转告给罗隆基。以后，章伯钧的妻子李健生从香港到上海，也曾去找过张澜和罗隆基，转达了章伯钧反对三中全会的意见，并且证实章伯钧在港和拉登会过面。
罗隆基给浦熙修的信上说：“……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
浦熙修在这次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这封信讲的是他支持李宗仁竞选伪副总统的事，可是把这些话和这一次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以及他在知识分子中点起的一把野火等对照起来看，罗隆基想做王莽，罗隆基和章伯钧同样有着“收拾残局，舍我其谁”的“气概”就十分清楚了，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还有吴茂荪和徐伯昕。吴茂荪揭露罗隆基利用第一届政协的外交组和第二届政协的国际问题组为据点，竭力设法扩大这些组织的职权，企图篡夺国际活动领导权的事实。徐伯昕揭露罗隆基建议政协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阴谋。最后，主席指出，罗隆基的交代一次比一次倒退，上一次交代了的，下一次又推翻。要求罗隆基在一定期限内对自己的反共反人民罪行作出全面的交代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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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批密信证实
罗隆基反共组织不是无形是有形
本报讯 萨空了用赵文璧、潘大逵自动交出来的一部分密信，来证实罗隆基集团所进行的确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
罗隆基狡辩，说他小集团是搞宗派斗争的。萨空了揭发的第一部分密信，证明了罗隆基的小集团并不是搞派系斗争的，而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统战部和盟内的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的进步人士的。罗隆基在他的密信中，一再告诫他的党羽不要对统战部让步，一定要争持，并痛斥有点气馁的人，骂这些人胆小。1951年2月10日罗隆基给潘大逵的信中说：“西南为必争之点，兄务必努力。有一次重庆统战部负责人（仿佛姓杨）报告重庆情况，对兄颇有指责，……我在会场中立即加以反驳，使他无话可答”。同年4月30日、5月23日、6月18日在给赵文璧的信中，指示赵文璧“不必绝对服从统战部”，“更不要个别私自讨好以自乱步骤，拆散团结。”“倘上海统战部必须操纵上海民盟……，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并以此意转告我辈朋友，以便加紧进行努力”。“不让上海民盟进行选举（指上海统战部）是公开帮救国会，是侮辱上海全部盟员，公等忍而受之，实过分胆小，实亦可笑。”由于罗隆基要和统战部“争持”，所以他极力仇视统战部到民主党派帮助工作。有一次统战部召开的会上，有人提出要求统战部用“派大员”的办法帮助各民主党派工作。会后，罗隆基在给赵文璧的密信中写道：“我在会上大闹一场，而后统战部才放弃此种意见，假使真派大员，诸位的斗争就更困难了。”
罗隆基在他的许多密信中，对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内进步分子极尽谩骂、污蔑之能事。当周新民同志（共产党员）调离民盟工作时，罗隆基连忙给小集团的成员潘大逵写密信，信中说，周新民调走后，“一般左倾幼稚病偏狭自私之徒失去靠山，必更检点，此于盟务及我辈必更有利”，于是指示潘大逵对于盟内进步分子“善于应付”，“争取助手，以组织对付组织，以集体对付集体，而前途是巩固与发展，民盟则必有最后成功。”这封信是1951年1月14日写的。1951年2月10日他在给范朴斋的密信中又一再对此事表示“鼓掌称快”，并极其恶毒地说“兄以往总认为奸臣不去，盟无前途，我辈无做法。今奸臣已去，兄可以起来做了。”也是在这天，他给潘大逵的密信说：“今年共产党本身求巩固，不发展，共产党有些人会被开除，有些人会让其自愿退出，故左派幼稚者无论是党与非党，今年会受相当制裁。……望兄将此意转告友人，在进行上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团结。”
不仅如此，罗隆基还竭力将他的党羽安插在国家机关。1949年10月26日他给赵文璧的密信上说：“中枢各机关设立，人才十分缺乏，政院中已决定广泛搜罗旧时工作人员。……此事兄可在上海立即进行，但不必言及弟有此函，以为他人攻击材料，并请兄将接近之友人如朱高融、孙斯鸣、周承德、薛葆康等之履历及愿望速即寄弟，以便参考。”
萨空了在揭发了罗隆基的这些密信后说：以上材料完全证明罗隆基集团的矛头是指向共产党的。
萨空了揭发的第二部分密信证实了罗隆基集团也确曾在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作了许多打击、排斥左派、夺取民盟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领导实权的勾当。1951年1月5日罗隆基给赵文璧的密信中说：“概括来说总部已做到平衡，若我辈能团结努力，则我辈实已占了优势，因宣、文、财三委由我辈主持。而组、秘两方我辈均已有了负责人。一年奋斗，有此结果，自可满意，今后应力求发展。”“北京市最近亦好转，……本年5月间北京市选举可操全胜。但此事切不可向外人多说，使他人多有准备。朋友们最关心的还是上海问题，此重点我辈必用全力争取。”在此以前和以后，罗隆基对于夺取上海盟的领导实权，的确是煞费苦心的，当时赵文璧还在上海，罗隆基在给赵的密信中说：“兄之前途弟以为应在盟中领导地位上打算。用民主党派身份参加政府，地位将来可高。若以公务员身份硬欲短时提高实非易事。”潘大逵到上海的时候，罗隆基又写信给赵文璧，指示赵与潘大逵“对沪盟务详商一切，与之恳谈，弟对沪上盟务亦已托其转达”。
罗隆基在他的交代中，曾矢口抵赖1952年以后小集团有什么活动，他说：1952年以后，没有派人出去，没有写过信，没有带过口信。萨空了揭发的第三部分密信恰恰证实了罗隆基集团从1953年到1957年中，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只是干得更加隐蔽而已。1953年8月26日罗隆基给赵文璧的密信中说：“我8月1日到了庐山牯岭……，休息了一个月，准备9月1号下山北返。江西省负责各位和江西盟中许德瑗同志都同在山上。……我过沪时绝不敢叨扰朋友。但盟中几位负责朋友希望能有机会晤谈，如沈志远、彭文应、陈仁炳和兄等，我总希望能见到”。1953年10月30日彭文应致罗隆基的密信，还向罗隆基请示工作，信中说：上海市支部经过两月筹备之选举已竣事，委员由二十二人增至三十八人，正副主任及各部会大部照旧，今后如何做好，盼来信指示。”1957年赵文璧调来北京后，在2月27日给上海彭文应的密信中说，刚到北京，罗隆基就要和他长谈，因此要先在罗隆基家住几天。信中还说：“关于你的事，已与他谈过。他说和以前一样，此次提名，他提到你，……但圈定时被否决。”
大鸣大放开始以后，彭文应于6月1日写给罗隆基的密信中说：“最近报上发表你所提意见，（按：指罗‘平反委员会’的谬论）我及此间同志均一致认为很好，有见地及代表性。……上海宣传工作会及政协最近两次会中均热烈。我亦都发了言，反映颇好。过去所被称为‘乱说说’实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恶势力所加我之打击压迫，今日看来，错在他们而不在我。我在最近统战部座谈会中已把历年来操纵把持上海盟那些宗派分子（包括一些反动分子）当面揭露。由于政协中有人尖锐批评一些民主人士曾引起那些拍马屁分子恼羞成怒的反击，但是，社会舆论及民主党派基层群众均认为批评得对，而认为民主党派上层领导人中那些奴颜婢膝之辈，确属可鄙。”同一天，彭文应给赵文璧转罗隆基的密信中说：“最近盟内形势，表面上看虽无大变动，不过基层中及群众中跃跃欲试动荡情绪是可以看出来的。广大群众长期被少数人压抑操纵的局面，看来是迟早会要发生问题的。最近参事室鲁莽、张大椿、华文奎、韩鸣、宋式马、许卜五、吴振南等向政协发言，指责那些拍马的民主人士，一方面引起各党派中同类人的反攻围剿，同时却得到社会上及基层成员的支持。我是支持他们的。”
萨空了说：以上这些密信完全可以证明从1953年到1957年罗隆基反共阴谋集团一直在继续活动，有指示，有报告。罗隆基在庐山给赵文璧的一封似乎是报告行踪的信，现在已经完全弄清：其中包含着两次阴谋会议，所谓“江西省负责各位和江西盟中许德瑗同志都在山上”，就暗示现在大家已知道的庐山举行的罗隆基、马哲民、许德瑗、刘德烽四头参加的密会。而所谓“我过沪时不能叨扰朋友，但盟中几位负责朋友希望有机会晤谈”，就是预先安排他过沪时召开的上海阴谋集团密会。总而言之，“1952年就不搞宗派了”，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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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慈云继续揭露罗隆基
一副阴险毒辣的面孔 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本报讯 在8月30、31日民盟举行的第九次整风座谈会上，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对罗隆基这次回国后的阴谋活动，作了详尽的揭发。这里是邵慈云的发言摘要。
邵慈云说：罗隆基一回国就表示自己问题不大，不过是个“陪客”，主角是章乃器他们。所以他没有打算交代自己的问题，更没有打算揭发其他右派分子，特别对章伯钧有意照顾，他对我说：“叶笃义叫我揭发章伯钧，我揭他干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又说：“我弟弟（罗兆林）告诉我，不要把人牵扯太多，这话也对，我牵扯别人，别人倒过来揭发我更多”。7月1日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指出了资产阶级右派中许多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话后，他就别有用心地曲解了这段话的含义。强调自己是“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进一步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抵赖与狡辩。
由于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确凿，而又不肯老实交代，因此，总想到处摸底、窥测别人的态度。6月25日，罗隆基向民盟中央作第一次交代时，恰恰与国务院会议时间冲突。他对我说：“今晚国务院会我想去看总理是什么态度，可是民盟整风会又不能不参加。你给国务院打个电话，说民盟会散之后我一定赶到国务院，请他们务必报告总理。”他在李维汉部长处也非常注意窥测别人的态度。7月上旬，他从中央统战部回来后，曾说：“我觉得党不一定有什么材料，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张东荪事件可不是这样呀！”
邵慈云说：7月3日，民盟中央在整风会上宣读了我为揭发罗隆基写给沈钧儒主席的信后，他一方面质问我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以便由他自己去交代。另一方面又威胁我说：“你的信如同我那平反建议一样，是起了放火作用……。”接着，又用缓和的口气向我说：“不要写信了，要写信先告诉我一声，我好作准备。”罗隆基很关心赵文璧的情况，当我告诉他赵文璧已经开始交代时，他连忙问：“他交代什么？应该让我知道呀！”罗隆基为什么听到赵文璧交代就这么着急呢？这大家会知道的。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罗隆基的确有些“悲哀”，怕大会对他作出什么决定。人大闭幕下午，他得知大会不对他们作任何决定，他的气焰又高了，立即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人大交代后不久，罗隆基又提出了洋洋二万言的所谓补充材料，在那个“补充材料”中，他不仅将在人大所已经交代的全部推翻，对别人揭发他的罪行逐条加以辩驳，尤其恶毒的是：除了浦熙修和赵文璧外，他对其余揭发了他的阴谋的人，几乎普遍进行了人身攻击。
罗隆基为了阻止我对他的揭发，从没有放松对我拉拢的机会。他往往是伪装得很和善，很关心地问我：“你在部里好不好处呀！他们是不是怀疑你呀！”“孙平毅（党员）是不是不和你讲什么了”，“搞政治可不是好玩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敢’鸣放不”，“共产党只讲是非，不讲温情，像咱们小资产阶级是讲点温情的”，另一方面则表示极为欢迎的样子说：“你很好还到我这来，别人都不敢来了……”于是在他回国之后，我在他面前的地位，似乎“突然增高”，这与他出国前对我那种冷眼蔑视，不睬不理的态度，何啻天渊。
这里我再揭发两件他企图通过我给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
罗隆基的行动证明，“党天下”谬论的内容他是事先知道的。
一、罗隆基回国以后，曾绝口否认他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但他没料到潘大逵在人大四川小组会上又给他抖了出来。6月27日，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关于储安平发言稿问题，有人已经相信我没有看过，事情本来已经平静了。但糟糕的是潘大逵偏偏在四川小组会上说我亲口对他讲我看过，谁不知道潘与我的关系，这事真伤脑筋。”我反问他一句：“就是看了发言稿，交代不就行了吗”。他连忙说：“那还了得，没看稿子只不过是右派，看了就是有组织有行动，岂不成了反革命了。上面正是怀疑我与章、储有组织，我怎么能承认……。”这还不算，他甚至异想天开地妄想利用我去帮他与潘大逵订立攻守同盟，他对我说：“这事必须潘在四川小组会上更正，我又不能和潘谈。我想你去找潘一趟，叫他‘更正’。潘住新侨饭店，爱人也来了，他不是你的老师吗？你同他谈很方便的。”继而又笑笑说：“你和他爱人熟不熟，先和他爱人谈更好……。”
罗隆基在他的补充交代中说是：“6月2日浦熙修首先告诉我储安平发言太胆大了……。”这是罗隆基企图说明他在浦熙修告诉他以前，是不知道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但真象并不是如此。罗隆基的行动证明他是事先知道“党天下”谬论的内容的。
第一，6月2日上午八点多钟，赵文璧去罗隆基处汇报请示时，他就对赵文璧说了储安平给毛主席与周总理提了意见的话。这说明6月2日一早他已知道储的发言。同时，6月2日一早浦熙修并不在他家。
第二，那么罗隆基6月1日是否和浦见了面呢？我说不会。根据我为他作的工作日记，这一天他的工作排得极满，上午他参加政协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的招待会至下午二点；下午三点多到部指示工作直到下班。晚出席和大等单位为支持科伦坡和平会议召开的群众大会直到夜深，因此，可以肯定他这天不会找浦闲谈，当然他自己也没有说是6月1日和浦见了面。那么从何处得来消息，在6月2日一大早即可向赵文璧谈到储的“党天下”的谬论呢。
第三，或者罗隆基说是看到报纸的，储是6月1日发言，2日必然见报，但问题是6月2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去罗家听到赵文璧向我转述“党天下”发言后，才到罗的传达室找到报纸，那时报纸刚来，但罗已经向赵文璧谈过了储安平发言，并且罗已经到民盟去了。可见罗隆基又决非自报上得来材料。
因此，从以上这些事实中，我肯定认为罗隆基事先知道储安平“党天下”发言的内容，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不会向赵文璧谈及。
亲手批示给反革命分子复信叫“造成舆论”
二、“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是罗隆基向党进攻的具体行动之一。罗隆基回国后，以为别人不知道他曾给反革命分子复信，要他们“造成舆论”，进行“平反”。直到民盟史良副主席在会上正式揭出，他才惊慌失措，一方面企图卸责，强调打印复信是秘书办的，另方面则向我提出严厉质问。7月1日一早，他一连串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问我：“我的批件怎么会到史良手里去了”，我告诉他批件在部内，由孙秘书保管着。他说：“这是你管的事，凭什么要交给孙平毅？这构成了我的罪证，这要置我于死地的。”又说：“是孙平毅搞的还是你搞的，你要想想。”这里有必要声明一下，关于罗隆基指示给反革命分子复信要他们“造成舆论”的亲笔批示，所以交给孙平毅，因为是他反党的铁的罪证。至于史良副主席对罗隆基的质问，我可以声明，正是我反映给他的。
之后，他赶忙跑到部里，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笔批示后，无话可讲了。但他究竟是老奸巨猾的政治骗子，马上就转移目标，不说他批示的动机，反而一再强调我不该打印。最可恶的是他在7月2日居然以强硬态度对我恐吓和斥责，说：“我怕什么，我没有叫你打印呀，你要负责，你要声明是你打印的。”好像问题的严重是打印了复信稿，而不是他批示的阴险动机。事实上，就是打印复信也是他的亲信赵文璧批准的。为此，我在这一天和罗隆基这一个右派头子展开了一场尖锐的争论。为了揭发他的丑恶面目，在这里引用部分我与他的对话：
我：打印是我打的，但这是执行你的指示，你批示叫回信，信太多不能件件都写。我看问题不在于打印，而是你批示“由各界造成舆论”的动机，这样批示准备达到什么目的？
罗：动机在脑子里谁看得见，可是打印就成了行动，要是用手写情况还好一点，而打印就是准备大批放火，这我受得了吗？你应该“交代”！（？）
我：到那去“交代”呀？
罗：到民盟大会去“交代”。你说是你自己打印，不是罗部长叫你打印的，你应该声明罗部长虽然5月29日批示回信叫造成舆论，但6月2日又指示“不要”复了，是你体会错了部长的意图。
我：我是奉部长批示办理，你6月2日分明指示我说：“每信必复，”我不能歪曲事实。
罗：那不行，你这样“交代”我就完了，你应该负责。你承担只不过是错误，我承担则是行动。
我：这说得上“陷害”你吗？这是事实，你怎么不挖掘你批示时的思想根源，我可以声明打印是我办的。
罗：不是“可以”声明，是“必须”声明，你决不能说是奉部长批示办理。
我：你叫我怎么说呢？
罗：这又不对了，你问我怎么说，好，将来你又说是罗隆基叫你这么说的，你自己讲你该怎么说。
我：我说打印是我请示赵主任（即赵文璧），因信太多。回信则是根据部长指示。
罗：（发火了）这行吗？就这么简单，你要说罗批示只是一封信，而在6月2日（出国前一日）又指示叫不要答复了。
我：你6月2日没说不要答复，你是说所有来信都要回信。
罗：（火了，手拍着沙发）不行！这不是陷害我吗？潘大逵、章伯钧等说我看过储安平发言稿，将来对证起来他们要负责任（用意是我“陷害”他也要负责任），你应该实事求是的“交代”。
我：我那点不实事求是，我要对国家负责，对党负责，也要对你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何只强调枝节，不从根本动机检查，我觉得这种态度有点本末倒置。
罗：（更火了）你说对党负责，我不反对你，但不能给我加重罪过。
叫嚣成立“平反委员会”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叫反动分子造成舆论，那么究竟他手中掌握了多少待平反的所谓“冤屈”案件呢？我必须揭出，只有五件，这就是他叫嚣肃反搞错了，要成立平反委员会的物质基础。
也许罗隆基自己也感到材料太少，还不能危言耸听。于是安心捏造事实，想在知识分子座谈总结上加以夸大。于是在总结提纲上写着他就有二十多件材料。我看到后，骇了一跳，这比实际所收到的来信多了四、五倍，未免离题太远，于是给他指出，他不得已才修改了他的提纲。
就算上述几个案件有问题，但党早已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作了严肃的处理。例如陈堃问题，罗隆基在3月份提出，公安部立即进行调查，4月11日即送来一份四川工学院肃反情况检查报告，证明陈堃是个坏分子，肃反被斗并不冤枉。无锡孙翔凤一案，人大常委会于5月9日转来中央统战部信，信中说，公安部早于去年12月（罗隆基等反映前），即对孙案进行研究，已于3月18日宽大释放。
最后，邵慈云说：现在我要正告罗隆基。你不是要我“交代”吗？我正是尊重你的意见到民盟来了，可是我不是交代，而是向大会对你作新的揭发。奉劝罗隆基把对我使用的“交代”这两个字收回去，需要交代的正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