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
（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茅盾
彻底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辩论，已经接连举行了二十五次会议。在会议中，许多同志分析了丁、陈反党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揭发了他们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这次会议给我们文艺界和文艺界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这次会议，对于提高文艺界同人的思想水平，加强文艺界的团结，正确贯彻在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都将有深远的良好的后果。
丁、陈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的人，但其中的主要分子都是老党员、老作家，在文艺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因而他们的反党活动，对于党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对于文艺界的团结，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害。
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们，在文艺思想上有共同之点，这就是躲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的修正主义思想。冯雪峰同志可以作为代表。雪峰写过不少理论性的文章，其中也有正确的意见，但在几个基本问题上，却暴露出他的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同志们在会上已经指出：雪峰的文艺思想跟胡风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以为这个批判是中肯的。在冯雪峰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
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们，思想品质上的另一共同点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就一定会骄傲自满，一定会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就一定要把个人摆在党的上面，成为了只许他负党，而党不能管他，就一定要叽叽喳喳，挑拨离间，扩张个人势力，搞小集团，和党对抗。丁玲的个人主义尤其严重，她的行为，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到了不择手段，向党进攻。冯雪峰过去在上海的反党的阴谋，是骇人听闻的。我在会上听了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以后，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才完全弄清。原来抗战前夕，上海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是雪峰的野心与胡风的野心互相勾结而且互相利用的结果！
所有的右派分子虽然各有各的面目，各有各的作法，但在几个根本性问题上，他们是有“共同的语言”的。
反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之一。党外右派分子，文艺界的和文艺界以外的，在大鸣大放期间，异口同声地攻击党。他们有两句口号，一个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又一个口号是“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第一个口号是从正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口号是从侧面来诋毁共产党的领导。我看高喊“有职无权”的人，有的实在是没有尽职，有的实在是想要滥用职权、达到私人目的，或者达到小集团目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就是集其攻击、诋毁的大成的。他们反对党的领导，就因为党的领导妨碍了他们的“自由”。的确，有了党的领导，就没有了他们的从自私自利出发的胡作非为的“自由”，也就是没有了他们的背弃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要全力来反对党的领导的用心所在。他们不但这样叫嚣而已，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章罗联盟有计划地向文艺界钻空子，妄想夺取领导权，而且也计划到如果夺不到领导权的时候就来个分裂，拉一批人出去办剧团，办刊物，唱对台戏。
章、罗联盟的这些阴谋，在不少场合是有党内的右派分子作内应的。丁、陈集团和党外的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的成员，就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联系。这是不足为奇的。丁、陈集团之所以成为反党的集团，就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党对于他们的工作的监督和领导。他们把党交给他们的工作看成为自己的“独立的王国”，党是不能批评和监督的。他们之所以反对党的领导，就因为党的领导妨碍了他们的从个人主义出发的“自由发展”和自我中心的野心扩张，就因为党不容许他们离开或歪曲党的文艺路线。他们说文艺界长期以来有宗派统治，这正因为他们自己有小集团，以己度人。有宗派这句话，早就成为反党者的谰调，反革命的胡风就是放过这一枝毒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算分裂剧团，唱对台戏，和丁、陈集团有关系的“文艺报”编辑部的右派分子也曾计划在夺不到领导权的时候自办刊物，而丁玲、陈企霞、江丰也打算在下届文代大会上搞一个公开的分裂运动。
右派分子的第二个“共同的语言”是否定八年来国家建设的成绩。在文艺界，这也是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合唱。“电影的锣鼓”敲了闹场，吴祖光之流就陆续上阵。他们的诬蔑歪曲的谰言，可以用刘绍棠所公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虽然刘绍棠不是和他们预谋的）：1942年（即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一年）以后的十五年间，文艺没有成就，不及以前的十五年。刘绍棠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右派分子口头拥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心里是不赞成的，他们的隐蔽的诽谤方法就是否定“讲话”以后，即1942年以后的文艺运动的巨大成就，他们说“今不如昔”、刘绍棠还说，在苏联，前二十年的文学有成绩，而后二十年则远远不及。苏联的后二十年就是正式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艺工作者应当遵守的创作方法和批评原则的二十年。刘绍棠说后二十年不行，也就是暗示，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以后，苏联文学是衰落了。刘绍棠这个看法，也就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有些作家、批评家对于苏联文学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这一看法，就是只要现实主义不要社会主义；这一种对于苏联后二十年文学的评价是歪曲事实的。但是这些错误的言论，在我们这里确有不少共鸣，不过只有刘绍棠是公开地见之于文字罢了。
这种对于中国前十五年后十五年或者苏联前二十年后二十年的文艺成就的评价，不是眼界高低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坚持文艺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的问题。不从文学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出发，而从资产阶级的腐朽反动的文艺观点出发，是那些错误言论的思想根源。
怀疑乃至反对工农兵方向，也是右派分子的“共同语言”的一种。虽然他们的调子各不相同，实质上却并无二致。他们之中，好像还没有谁在文字上公然反对工农兵方向，但是，他们在另外一些基本问题上所持的、所散布的主张，却是从实质上取消了工农兵方向；这就是在“普及”和“提高”、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上，他们歪曲了毛主席的思想。老作家冯雪峰是这样，青年作家刘绍棠也是这样。他们说：“普及”的作品是低级的（有时说得客气些，则是通俗的）作品，是为了适应人民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专为达到宣传效果而写作的东西，因此，普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可能高。他们完全无视毛主席对于“普及”和“提高”问题的主要之点正是驳斥那些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而幻想着什么“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资产阶级文人的观点；正是警告我们，不可以把“普及”和“提高”分成两橛，而应当辩证地来看待。文学史上的事实也证明，凡是人民所喜欢的作品，同时也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以为“普及”作品是低一级的这种看法，是侮辱人民大众的。毛主席的“普及”和“提高”的理论正是工农兵方向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右派分子对于这个问题的歪曲，实质上就是企图取消工农兵方向。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问题上，他们的错误同样地严重。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不应当解释为内容革命的作品可以缺少艺术性，而是指出，在我们评价作品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政治内容。换言之，即使作品的艺术性高，（技巧好），但内容不健康（更不用说反动的内容），我们就必须否定它（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的）。因此，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问题正也表现了阶级立场的问题。可是，右派分子偏偏要把毛主席早已指示得十分清楚的问题，加以歪曲，说什么两个标准不能分先后，而且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文学作品的政治内容必须通过形象（艺术性）来表现”这句话来“证明”两个标准不可分开，硬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在于有这两个标准。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陷进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超阶级”的文艺思想的泥坑。
右派分子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反对思想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是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参加斗争、生活在群众中、和群众共甘苦，加强艺术实践，这三方面长期的反复进行的过程。在文艺作品上，这就是世界观、生活经验和创作方法的互相影响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其中作为主导的，是世界观。我们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在内，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带着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世界观是复杂而矛盾的，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有进步方面，也有落后甚至反动的方面。有着这样的非工人阶级世界观的作家如果不先改造思想如何能够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世界观表现在我们以怎样的观点去看社会现实，站在什么立场上对待自己的工作（文艺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来的。我们要争取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就要改造我们的思想。因此，强调什么“写真实”，而不提世界观对于“写真实”的指导作用，强调只要有生活经验而不提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实质上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违反了党的文艺路线的。右派分子甚至还公开地或半公开地说，马列主义世界观束缚了作家们自由发挥他的才能。这真是十足荒谬的邪说，而且完全歪曲了从高尔基到今天的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文学家的艺术实践所提供的铁一般的事实！所有这些荒谬的言论，实质上都是取消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是不要我们前进而要我们倒退。
这些荒谬的言论，是有市场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个事实。右派分子不要思想改造，认为马克思主义讲多了，就是教条主义。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胡说！从文艺界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讲得太少。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是党在文艺工作上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几年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学习这一方针政策，没有根据这一方针政策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这是文艺界所以会存在着大量右派分子、流行着右倾思想的原因，这也是丁、陈反党集团的荒谬言论和阴谋活动之所以能够骗取一部分文艺界同情的原因。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我们遵循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广泛地进行深刻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帮助大家过社会主义关的一个开端。文艺思想上的批判和建设工作，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今后必须加倍重视，而且要有个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对于这，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这次的反右派斗争使我们每个人获得教育。我们希望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和其他有反党言行的同志们在这次斗争中真能无情地解剖自己、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如果依然口是心非，希图蒙混过关，那就是最后毁灭了自己。
扩大会议虽告结束，斗争还将继续深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这一任务是繁重的，所以还得我们大家加倍努力，在斗争的深入扩大中，克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克服温情主义，坚决批判反党的文艺思想，无情地揭露反党的言行，借此教育自己，改造自己，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在新的基础上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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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次辩论进行得好
——介绍上海工商界对右派分子高方的说理斗争——
据上海新民报晚刊和解放日报消息：上海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正在胜利地发展着。21日下午，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召开了执委扩大联席会议，和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高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说理斗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彻底驳倒了这个有三十年反人民历史、曾任伪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的右派分子的谬论。这次大会是上海工商界进行反右派斗争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会议，到会的近千人。发言者极为踊跃。他们的反驳有充分的说服力，是反右派的说理斗争的一个生动的范例。
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才能迅速发展
右派分子高方是一直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他有一系列的反动理论，其中之一就是从根本上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曾经说过：“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畸形的经济制度，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祖先基业上才能够迅速发展。中国今天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还得要补课。”右派分子高方嘴里的所谓“补课”，就是叫嚣要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高方的这个反动理论，在21日的大会上被棉纺公司业务室副主任庞鉴勋用这样的事实驳得粉碎。庞鉴勋说：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阵营里，除了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那一个国家在革命前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呢？苏联在1913年，工业生产总值只有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多一些，其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到1920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工业已经濒于破产了。但是勤劳勇敢的苏联劳动人民，终于赤手空拳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今天，苏联经济的发展已经高于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他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工业基础也是非常薄弱的，现在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拿钢铁产量来说，1949年我们年产钢铁十五万八千吨。八年后的今天，迅速增长为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达三十四倍之多。这里面生产量从一百万吨增加为四百万吨的经过时间是四年半，而在日本是十一年，美国是十七年，英国是二十二年，法国要四十八年。
庞鉴勋拆穿了右派分子高方的阴谋说：事实很清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经济才能得到这样空前速度的发展。高方之所以颠倒黑白，是要想把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回去，妄图动摇我们的根本，达到他要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罪恶目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动力，不如资本主义吗？
高方污蔑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动力是靠宣教和运动，不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动力利用自私心理来得自然。”
庞鉴勋痛斥了高方的这个荒唐的论点。他说：就是以高方所从事的棉纺业来说，上海市公私合营的棉纺厂，在私营时（1949年）的棉纱总产量是三十四万八千件，而在实行公私合营后（1956年），企业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棉纱总产量就达到八十六万七千件，增加了一倍半；劳动生产率，在1949年二十支纱的千锭时平均单位产量是一六点五六公斤，1956年达到二五点三一公斤，增加了53％。他责问高方说：这是事实吧？是社会主义生产动力大呢，还是资本主义“利用自私心理”的生产动力大呢？庞鉴勋说：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增长和提高，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全体人民才能够忘我地劳动和发挥无穷的智慧，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无限动力。你能说这是假的或是勉强的吗？
高方污蔑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积累建设社会主义资金的根本办法——增产节约是“乡下老太婆的经济”。潘襄德用申新九厂的增产节约成就，驳斥了高方的谬论。
申新九厂今年增产节约指标是一百六十六万元，由于工人群众发挥生产积极性，单是上半年就增产节约了一百零五万七千元，完成全年计划的63.4％，因而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潘襄德叫着高方的名字问他：你说说看，这是“乡下老太婆的经济”吗？增产节约建设社会主义，正是为了全体人民和祖国的长远利益，你根据什么说这是“节我的约，浪你的费，节今天的约，浪将来的费，节单位的约，浪大众的费”呢？
从储蓄方面看社会主义优越性
右派分子高方污蔑说：“人民失去了储蓄的对象和储蓄的目的。”从事银行工作二十八年的公私合营银行经理孙瑞璜指出：这句话只能适用于高方当伪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时期，而今天的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回顾解放前的历史说：1937年6月——1949年5月，伪法币发行额增加了一千七百六十八亿倍。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数字，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遭到无法估计的损失。从1937年起的十年中，伪法币币值的变化是：1937年一百元伪法币可以买到二条大牛，1938年还可以买一条大牛、一条小牛，1939年只能买一条大牛，1940年只能买一条小牛了，1941年少到只能买一口猪，1942年则降低到一只火腿的价钱，1943年以后币值跌得更惨，由可买一只鸡、一小袋米、一条鱼、一只蛋，1947年一直跌到一百元伪法币只能买五分之一根油条了。在那个年代里，人民的膏血被榨干了，那里还有人储蓄。而解放后就完全是另有一番新气象。人民储蓄事业蓬勃发展，这是由于具备了物价稳定和生活温饱有余两个基本条件。
八年来人民存储金额的增长是：1949年一千零零七万，1950年一亿一千万，1951年四亿七千万，1952年八亿四千万，1953年十二亿，1954年十四亿，1955年十六亿九千万，1956年二十二亿三千万，今年到6月底止已达到了二十四亿八千万，目前已超过了二十五亿。银行存户共有二千三百六十八万户，接近于全国职工总人数，差不多人人都有储蓄。存期到1956年止，平均为一百二十八天，存款类别定期存款占70％。孙瑞璜还算了这样一笔账给右派分子高方听：从1906年中国开始有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到1936年的三十年中，全国公私银行的人民存款最高额是伪法币五亿八千多万，折合黄金五百八十万两。解放后的八年中，人民存款最高额以二十四亿八千万元计算，折合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万两。两相比较，四分之一的时间，存款增加为四倍。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人民生活的逐年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所在，同时也给右派分子的恶意污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的民主自由才是人民的民主自由
右派分子高方在政治生活上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宣扬资产阶级的“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他说：“西方民主才是真正民主。”他污蔑我们的选举“像棉花抽样一样”，不民主。对于这个反动谬论，杂品出口公司经理董寅初、申新五厂副厂长韦特孚，给予右派分子高方以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在美国就只有反动派剥削人、压迫人、迫害人的民主，广大劳动人民和黑人遭到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委员会等特务机关的监视、侦察、传讯。1947年3月，有几千个国家公务员被解雇。从1948年到1956年2月，有一百多个共产党人被无理逮捕，连为他们辩护的五位律师也连带遭了殃。在选举制度方面，美国有些州规定，要有四十英亩土地或缴纳三百美元以上税款的人才有选举权。美国有十几个州的选民要会写英文，甚至还要考试；其他如财产、居住年限、妇女等等都有限制。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呀！至于英国的情况怎样呢？英国规定，每个候选人必须缴纳一百五十英镑保证金，如果得不到八分之一的票，保证金还要没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所选出的西方议会，当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只能体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英国上届议会，下议院有六百二十五个席位，其中资本家一百七十三席，律师九十五席，军官官僚五十一席，资产阶级专家一百三十二席，工党右派一百四十席，其他三十四席，他们都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那有什么民主可言。至于上议院议员则全是英皇任命的贵族，那就更谈不上民主了。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面目就是这样。严谔声以亲身的经历把解放前后两个时代的选举作了对比：在国民党反动派选举伪国大代表时，反动官僚、流氓制造了假选举，选民的姓名都是从监狱里犯人的名册上抄下来的。反动派还规定在选票上要盖手印。于是那伙制造假选举的家伙，把指印拍了照，做了锌板，在空白选票上像盖图章那样的一叠叠盖下去，又一叠叠的塞进了投票箱。另外用请客吃大菜、吃面、吃香烟拉选票的更是比比皆是，真是丑态百出。解放后我们的选举是照顾各方面，考虑代表性，初步协商出候选人，请选民们讨论修正，自由选举，秘密投票。今昔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这难道是“棉花抽样”吗？
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
右派分子高方是怎样一个人呢？原来他在1922年就参加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大屠杀时，他是上海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委员。其后历任国民党要职。他最后一项经历是担任伪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在五十元到五十万元的伪金圆券上，就有高方的签名。
在21日的大会上，人们也让右派分子高方起来辩论。可是在真理面前，他理屈词穷，只好承认有罪，没有别的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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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
右派分子原形毕露有些已低头认罪
本报讯 江西省反右派斗争向广、深、透方面发展。8月下旬以来，在工商界，医学界，教育界，文艺界，工程技术人员和小城市中，连续揭发出来一批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其中有工商界的罗时炀（民建南昌市委会副秘书长）、吴伯申、吴叔清，医学界的姚荷生（江西中医实验院副院长）、罗秉忠（南昌市第一医院矫外科主任），教育界的赵则平（南昌一中教员）、贲效育（南昌师专校长办公室主任），文艺界的矢明（江西群众艺术馆馆长）、魏新（江西省话剧团演员），工程技术人员中的袁九章（某矿山副总工程师），小城市的李树华（吉安市民革主委）、陶逸民（工商联全国执委）、何星南（上饶市民盟主委）、刘一燕（景德镇民盟主委）、周达洪（抚州市农工党主委）等。
这些右派分子大都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步骤、有策略地向党进攻，其中许多人是一个方面的“主将”或幕后指挥人。上饶市的右派分子何星南在整风运动初期，在知识分子中煽动地说党对知识分子“怀疑有余、尊重不足”，歪曲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景德镇市的右派分子刘一燕，一方面大放反共厥词，一方面还恶毒地煽惑说“含苞待放，引颈待鸣”，罗时炀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进攻步骤是：第一步宣传章乃器、李康年等所放出的谬论；第二步收集进攻材料，分工准备；第三步全面放毒。小集团的成员有具体分工，他们的目的是驱逐出公方代表，让资本主义复辟。吴伯申、吴叔清反党小家族要搞起一个“匈牙利事件”，要共产党下台。他们并提出实现这一阴谋的策略。用吴叔清的话说就是“既恶毒，又隐讳”。
各小城市的右派分子大多是章罗联盟的爪牙。他们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章罗集团的指示。抚州市右派分子周达洪私自召开无数次秘密会议传播章伯钧的谰言，主要传播以下几点：（1）美国的原子弹能毁灭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2）将来世界会起大变化（说社会主义要解体）。（3）中国人口多，不应提向科学进军，不然会造成大批人员失业。（4）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他说这些都是章伯钧当面对他讲的，强调保守秘密不能外传。中医界姚荷生说共产党的领导是“莫大的阻力”。他托病不上班，却在家看门诊赚钱装进自己的荷包。身为某矿山的副总工程师的袁九章提倡“技术人员治企业”。说党的领导干部是“没有本领而高居要位拿钱的人”，他把自己比作字典，说党“不会用字典，不会用还说字典坏”。党内右派分子矢明、魏新与党外右派分子合唱“江西文艺衰颓，根源是党不懂文艺”。
这些右派分子大多系历史反革命分子或死心踏地的阶级异己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很大仇恨。现在这些右派分子已原形毕露，有的已向人民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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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张云鹄、金瑞晹谰言破产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两个责任编辑、右派分子张云鹄、金瑞晹，利用共产党整风机会，联合起来争夺电台领导权，他们操纵鸣放座谈会，以全盘否定电台工作成绩来企图推翻共产党对电台的领导。他诬蔑报社“把非党记者像牛马一样地使用”，党员领导人“靠资格吃饭，靠宣传指示把口”，同时他们还进行密商，制订了争取电台的一个领导人、打击另一领导人，分化领导核心，层层下剥，争取党员“起义”等向党进攻的具体策略。现在这两个右派分子已经受到揭发和批判。
王禹的一封反党建议书
新疆石油管理局职工揭发出党内右派分子王禹。王禹是该局生产技术处炼油主任工程师。他曾经向党中央写了一封建议书，污蔑我国没有法制，是封建王朝，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比不上。他咒骂党的高级干部是“国家生活中的贵族”。他公然替胡风喊冤，叫嚣对肃反中的保卫干部应该实行法律制裁。他在建议书中大量散布帝国主义的理论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
张朝杰反党言行受到揭发
上海青年报工作人员正对该报政治组副组长、党内右派分子张朝杰，进行说理斗争。这个右派分子叫嚣要从肃反打开一个缺口，污蔑“肃反是宗派主义，是为了整一批人、抬一批人”。在报社，他组织了反党的小集团，和正确贯彻中央方针的整风领导小组唱对台戏，主张算旧账，煽动搞大民主，同时提出“改选编委会，自由结合，同人办报”，“取消机关报”，他们一度把青年报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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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筑材料工业部
反右派队伍越来越壮大
本报讯 建筑材料工业部的反右派队伍已经越来越加壮大，绝大多数群众已经在大争大辩中明确了大是大非，右派分子杨德让、宫万和、安毅之、张中叟等已经陷于完全孤立。
右派分子杨德让是该部企业局水泥技术处的副处长、民盟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大放大鸣期间，他和另外的右派分子黄大能（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水泥设计院右派分子朱祖培一起结成了小集团，利用民盟组织，向共产党猖狂的进攻，公然污蔑党的干部政策，公开为肃反对象“叫屈”“伸冤”，为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言论喝采。经过群众的揭发，这个右派分子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
右派分子宫万和原来曾投靠过日本人和国民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横行霸道了，就昧着良心说这个社会不如从前。在群众严词驳斥下，宫万和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是卑鄙的肮脏的，是一个十足的右派分子。
曾经叫喊要“取消保卫部门”、“公开人事档案”，并污蔑法制工作的右派分子安毅之，以及积极支持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张中叟，在辩论会上，都被群众驳斥得张口结舌，只得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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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论坛
谁对真理最敏感
易槐
在谈到知识分子怎样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对真理最敏感”，不应该对知识分子的“过关”表示失望或没有信心。为了社会主义，谁都希望知识分子能够顺利地过好这一“关”。可是，如果用知识分子对真理最敏感作为知识分子容易过关的根据，那就是值得考虑的了。
让我们看一看事实吧：当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是谁首先挺身而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六月初，北京和其他各地的工人一站出来讲话，立即就揭穿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之流的谬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实质，迎头给以痛击。而知识分子们呢？很多人却把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的挑战说成是什么“用辞不当”、“个性不好”，他们的“动机”还是好的，错误也不过是“故作惊人之笔”、“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已，而且，对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维护社会主义的人向右派分子的正义的反击很不以为然，说这是对提意见者的“围剿”，责备共产党“气量狭小”……。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这一真理面前，远远不如普通工人和农民敏感呢？很明显的，这不是知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
不少知识分子常常不爱听“立场”二字，特别是不喜欢把“立场”和“真理”联系起来。可是，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里。当你还存在着资本主义思想，甚至对资本主义还有所留恋，不管你的知识有多高，你对社会主义的真理是不可能有任何敏感的。你的敏感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常常使你不习惯甚至不满意，为资产阶级招魂的呼声，往往在你这里很快地得到呼应，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情况不正是如此吗？普通的工人、农民所以能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那么敏感，不也正是因为他们是牢牢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以致任何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也逃不脱他们的眼睛。有些知识分子常说群众的眼睛亮，自己的眼睛不亮，道理也就在这里。
我们并不菲薄知识，知识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工具。可是，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立场转到工人阶级方面，他们的知识才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真理敏感起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就是很好的榜样。既然过社会主义关对于知识分子说，本来就是改变立场问题。这时候又要去强调知识的作用，这岂不容易使人回避立场问题，给“过关”增加阻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