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1957年9月17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郭沫若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底的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同志都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大关。
我早就读过9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我是完全拥护的。在人民日报上我也不断地看到关于攻破丁陈反党集团和揭露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的报道，认真说我每看到一次就要吃惊一次。那些右派先生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有好些在我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陈企霞和李又然等人我不熟悉，我所比较熟悉的是丁玲、冯雪峰和艾青。丁玲、冯雪峰是有二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雪峰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总以为他们的思想立场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即使在私生活和个人历史上有可非议的地方，但总应该是白璧微瑕、不失其为有成就、可尊敬的同志的。那晓得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竟那样见不得天日，但也终于见了天日。
丁玲的作品，严格地说来，我恐怕就只读过“我在霞村的时候”那么一篇。那是在解放前1946年8月我在上海第一次读到解放区作品的时候。那时是陆定一同志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赵树理同志的“李有才板话”，另一本是“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我如饥似渴地费了几小时工夫，一口气把它们读完了。我写过一篇读后感，叫“板话及其他”（见“天地玄黄”四二○页）。我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觉着兴趣的。”这表现了我当时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向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这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感情，而是一般拥护党、拥护革命的人士的共同感情。我们在蒋管区是把延安当成革命圣地，延安来的作品当然就是革命的精神食粮了。但独于对丁玲的那篇“我在霞村的时候”，我却没有表示足够的赞美。我的读后感里面有这样一节：
“创作选集里面一共收了十二个短篇，所写的都是实人实事，但比任何传奇的作品实在还要传奇。第一篇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他的十一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这正好是一个标准尺度，由此可以知道其他的十一位作家是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准”。
这话是说得相当客气的，其实倒不仅是“手法”上的问题。“我在霞村的时候”所写的是同情对敌寇失了节、仍然抱着虚荣心的一个女子，而同时又暴露了解放区的人民好像缺乏同情。我觉得这作品是没有教育意义的，丁玲为什么要同情那样的人，而采取轻蔑人民的态度去写她。我的不满意倒是在这里，但我那时是在蒋管区，不好坦率地写出来。在今天我倒能够了解丁玲了。她之所以同情那个贞贞，事实上是在同情丁玲。画家或雕塑家的人物像往往是有点像自己的，向敌人失了节而依然抱着虚荣心，这是谁的自画像呢？
我那篇读后感，丁玲一定是看见过的。她给陈企霞的信上说“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也许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领受她的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还是令箭。她既然让我“领导读者”，我觉得我的“领导”在对于丁玲的评价上一点也并没有错。少读丁玲和其他右派先生们的作品，少受些毒素的感染，那倒并不是什么损失。
冯雪峰有时候找我帮忙的事，我是帮过忙的。例如他所主持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把注释好的稿本都给我看过，我也尽我的力量提了些意见，作了些修改和补充。去年暑间我在北戴河，他也在北戴河。有一天我正把鲁迅的原作和注释认真校阅，他来看我。他劝告我：“你何必那么认真，把注释部分看一下就好了”。我当时倒有些诧异：“怎么这位自命为继承鲁迅的人会说这样马虎的话”？我现在也才明白了，事实上注释工作是别人在搞，而他是坐享其成，他自己是并不那么重视的。大言不惭的冯雪峰经常爱把鲁迅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说成是由于他的启发。然而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我完全同意许广平同志斥责他的话：“鲁迅死了还要吃鲁迅”。
现在我要更坦白地说，我们已经知道丁玲、冯雪峰等人在党的内部进行反党的勾当，这样的人比起党外的右派分子来，是更值得憎恨的。他们欺骗了党，也欺骗了人民。他们污蔑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配做灵魂的工程师。丁玲曾经说她是“合法反党”，她的这个自我表白我倒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右派分子在今天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都披着一件“合法”的外衣，而丁玲、冯雪峰等人更戴上了一顶“党员同志”的帽子。这样的人不是值得加倍地憎恨的吗？
右派分子一般都很阴暗，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心事和历史。他们不论在党内或党外，不论在中央或地方，不论在文艺界或其它各界，大抵有共同的思想行动纲领。他们一致地团结右派、争取中间、打击左派；一致地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挑拨矛盾。他们不要党的领导，要夺取党的领导。他们不要思想改造，反对马克思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不要集中，要更多的民主。他们不要纪律，要更多的自由。他们不要统一意志，要更多的个人名利。名利思想在右派分子中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文艺界竟有人竟喊出了“为争取人民币而奋斗”的口号。他们都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他们都是一些个人野心家，有的是疯狂的报复主义者，疯狂地公开喊叫要杀人，要放火。他们总有那么大大小小的一些集团，即使是单干户，也并不是孤立的。这些人可以说是一种阶级类型。他们的疯狂进攻并企图疯狂报复正是死亡阶级的疯狂挣扎。这些疯狂的报复主义者假使真的一旦执掌了政权，你怕他们不会成为蒋介石、徐恩曾、戴笠第二吗？
请看，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的情绪”，这是多么的疯狂！萧恩所恨的是地主，所要杀的是地主的全家，而李又然和其他右派分子所恨的是党，所要杀的是全体党员和全部左派。我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这些叫嚣，才更容易体会到反右派斗争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这些叫号，也才更容易体会到反击右派分子是丝毫也不能容许温情主义的。你温情，他不温情。容许了温情主义让右派分子发展下去，我们不仅要亡头，而且要亡国，而使我们的国家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态，为帝国主义所统治。
尽管右派分子要杀我们，我们反击右派倒并不要杀他们，而是要救活他们。我们倒希望他们能够幡然悔悟，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我们反击右派，倒是要借这个机会来辨明大是大非、展开全民大辩论，广泛地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后代，教育国内国外一切愿意接受真理的人。
右派分子毫无疑问是毒草，但可以做肥料，也可以做我们的“教员”。他们的发展途径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教训的。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里有这样的一节话：
“为什么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呢？除了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严重的教训。”
党严厉地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而同时更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使我发生了猛省，提高了警惕。我在这样想：我们今天在批判丁玲冯雪峰，如果我们不经常鞭策自己，不经常接受党的监督，我们明天难道不会成为丁玲冯雪峰吗？
凡是五十岁左右，未经过彻底改造、从旧社会渡过来的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恐怕谁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灵魂深处不仅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还会有大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残余。旧社会虽然基本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但这些人还活着，旧时代的风俗习惯还存在，即使更年青的人也不能保证不受影响。我们一般是轻视劳动，重视读书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贵族老爷式的想法在老一辈人是根深蒂固，在年青一辈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在茁发萌芽。如果党内作家的错误思想行动，有时有被“姑息”的可能，那么党外作家的错误思想行动，便更有被“姑息”的可能了。更何况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般地说来，总是惯会自己姑息自己的。看到党内作家的蜕变，难道党外作家还不应该加紧进行自我教育的思想改造吗？
文艺创作本来是一种辛勤的脑力劳动，但在它的性质上没有体力劳动那样艰苦，又由于大体上是个体劳动，容易与群众脱离。大约是由于习惯上重视精神食粮的原故吧，文艺作家也容易出名，只要有得一两篇像样的作品便容易受到称赞，就好像旧时代中状元名扬天下一样，“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记得英国的诗人拜伦也说过这样的话：“一觉醒来，名声已传遍了世界”。这样就很容易使一些作家骄傲自满、不可一世。丁玲要把自己和老托尔斯泰并列，是良有以也的。她的“一本书主义”，说什么“只要写出一本书，便谁也把你打不倒”。这种思想，倒也是一种阶级类型。这种想法不限于丁玲有，不限于右派分子有，凡是容易骄傲自满的人应该说都有。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灵魂工程师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把你自己所做成的东西，靴子、椅子、书本子，当成偶像”。这不仅在教训丁玲那样的人，同时也在教训我们一切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高尔基是把做书的工作和做靴子、做椅子等工作等量齐观、一视同仁的。他没有把做书的工作看得特别高贵，而且还是把它放在做靴子、做椅子的下边的。高尔基真是有点“侮辱斯文”，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正确表现。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母亲。没有农民耕田种地，没有工人做靴子、椅子，我们的衣食住行就成问题，那里还说得上脑力劳动、做书立说、写小说、写剧本、写诗呢？当然，高尔基所做的书是不止一本了，他决不曾把自己的书当成偶像，更不曾把自己当成偶像。他的有名的剧本“夜店”是描写流浪人的情绪的，尽管受到广泛的称赞，而他自己却说那剧本含有毒素。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有高尔基这样谦虚克己的精神，他们是勤勤恳恳，一直不断地创作，决不轻易自我满足的。
高尔基常常称赞德国的诗人歌德和他的“浮士德”。“浮士德”悲剧是资本主义上行阶段的杰作，悲剧中那位浮士德博士就是不知道自我满足的那种精神的象征。浮士德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和恶魔订下契约：在他没有表示自我满足之前，恶魔做他的奴才；待他一旦表示了自我满足之后，他便成为恶魔的奴才。于是恶魔奉侍着他走出了中世纪的书斋，返老还童，经历了种种的生活，不知厌倦。最后浮士德因忧愁而盲了目，在盲目中想像到他所从事着的移山填海的工作和在那新土地上人民安居乐业的乌托邦景象，他不禁自我满足地赞叹了一声：“美呀，停留一会！”于是他便成为恶魔的奴才而死去了。高尔基之所以欣赏“浮士德”，列宁流放在西伯利亚时在他少数爱读书中之所以也有一部“浮士德”，我相信这种主题的教育意义，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告诫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本书主义”者的丁玲和其他骄傲自满的右派先生们也都成为了“恶魔的奴才”，而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沼里去了。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殷鉴的。
在今天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时候。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特别负有重大的使命。我们要建设新的上层建筑，就必须毁弃旧的或对旧的加以改造。我们要铸造别人的灵魂，尤必须预先铸造好自己的灵魂。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进行自我改造，要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不断地改造，不断地进步，然后我们才能够免于堕落，才能够不辜负
“灵魂工程师”的荣誉称号，才能够不断创造出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都相当高度的作品，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要怎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呢？我想，我们首先就应该不断地克服我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其他落后思想，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事求是地以脑力劳动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事业服务。
永远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忠实地接受党的领导，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绝对必要的。永远紧密地与劳动人民保持联系，体现工人农民的劳动精神，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要让工人农民把自己当成自己人，这是绝对必要的。毛主席要我们“下马观花”，党的整风指示中有从事适当的体力劳动的指示，毫无疑问，是使我们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具体方法。这样也才能使创作的源泉不会枯涸。请让我们每一个都鞭策自己，并相互鞭策吧。
然而个人的努力是容易懈怠的，最必要的是要有党的领导、党的监督、党的教育。我们自己决不要姑息自己，同时也恳求党决不要姑息我们。就像当前的大会一样，不论党内党外都一律加以锻炼。
今天新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恳求党对于整个文艺战线、整个知识分子大军加强领导、严格监督，不姑息党内作家，也不姑息党外作家，要使大家都养成高度的纪律性并具有坚强的统一意志，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工人。
同志们，我要再说一遍，请让我们共同努力，相互鞭策，在党的领导、监督、锻炼之下，作为一个文化工人，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阻碍，永恒不懈地战斗下去，争取全面的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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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来自尼罗河畔的客人
——祝埃及电影周开幕
文化部部长助理 王?西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民族，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为人类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近世纪以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更是息息相关。殖民主义者都曾侵略过我们的国土，蹂躏和屠杀过我们的人民，掠夺过我们的财富。但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两大民族始终不屈不挠，高举着反抗侵略的旗帜，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并且相继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我们两个古老的国家，都相继地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陆上。我们的共同命运使得我们两国人民建立了极其珍贵的友谊。
去年10月间，当英、法侵略者向埃及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表示了极端的愤慨，以全力支持了我们的朋友——埃及人民。而当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声援下，最后击毁了英、法侵略者的时候，我们也是举国欢腾，全民欢乐。我们深深地知道，埃及人民这一胜利，不仅是保卫了埃及的民族的独立和主权，保卫了埃及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也保卫了世界的和平。
我们深深地知道，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也是非常友好的。1956年5月间，当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在埃及人民间到处流传着这样一支歌子：“友谊来自东方，太阳升自东方……”这表达了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埃及人民对于中国影片也非常喜爱。去年，正当埃及人民在反抗英、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的时候，我国的影片“鸡毛信”和“智取华山”相继在开罗等地映出，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正义斗争的一种实际支持。中国人民，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对此感到莫大的鼓舞，莫大的光荣。
现在，我们又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首次举办“埃及电影周”；同时，在埃及的开罗也首次举办“中国电影周”。在开罗举办的“中国电影周”已经结束，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我们深切地感谢埃及共和国政府在中东局势紧张的关头，仍对“中国电影周”所给予莫大的重视和无限的关怀。在中国举行的“埃及电影周”，现在即将开幕了。我们将这看成是对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支持，看成是对全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支持。因此我们深信，“埃及电影周”也将获得同样的成功！
“埃及电影周”将映出埃及的四部优秀的艺术片和八部出色的纪录片。这些影片虽然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但一定会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因为，这些影片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们所渴望了解的，也是我们所能理解的。这些影片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埃及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反映了埃及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埃及人民开发祖国、建设祖国的蓬勃向上的生活情况。
“七月的风云”描写了埃及人民推翻法鲁克王朝统治的革命斗争；“山谷里的战斗”反映了埃及农民反抗地主的伟大力量；“我们美好的日子”和“生与死”，却是表现了埃及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爱情。这些影片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题材很新颖，故事情节紧凑，艺术结构严谨，能紧紧地抓住人心，引人入胜。另外，演员的表演都很朴实，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影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特别是这些影片都创造了一些优美的正面的艺术形象，不管是“七月的风云”里的革命者阿罕默德，或是“山谷里的斗争”中的农学家阿赫默德，也不管是“我们美好的日子”里的三个大学生和霍达姑娘，或是“生与死”里的药剂师，他们都是有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品质、纯洁的心灵的人，都是值得爱戴和崇敬的人。这些艺术形象，将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埃及的八部纪录片，也是丰富多采的。彩色纪录片“英军撤退节”，纪录了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军最后撤出埃及，埃及人民得到完全的自由和独立的伟大事件；彩色纪录片“幸福的日子”，反映了埃及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革命政府颁发“土地改革法”的事件；“埃及早期的伊斯兰教”、“开罗，世界的母亲”和“巴德尔·加迈里”，反映了埃及的古老的文化和优美的建筑，是埃及光荣的历史的颂歌；“拿突路的山谷”、“埃及的石油”和“工业的复兴”，也反映了埃及人民改造大地、建设祖国的宏伟事业。这些影片，都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而且有着很高的艺术技巧。
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民正以高度的热情和满怀信心，为发展自己的经济，建设自己的祖国而辛勤地劳动着。
特别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在电影周举行的时候，以耶雅·哈基先生为首的埃及电影代表团又应邀来到我国访问。代表团的团员中有著名演员法登·哈玛玛女士，她曾主演这次电影周中上映的“山谷里的斗争”，“七月的风云”和“我们美好的日子”等影片；有著名的男演员奥马·薛里夫先生，他也是这次电影周上映的影片“山谷里的斗争”和“我们美好的日子”的主演之一；另外，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穆罕默德·马德库先生。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些来自尼罗河畔的客人，我们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可尊敬的同行朋友们。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电影周的举行，通过你们的访问，能够增进我们的友谊，加强我们的团结和合作。
祝“埃及电影周”成功！祝中埃两国电影工作者友好合作，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更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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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电影事业的发展
金声
埃及在1955年以前，一直是非洲和阿拉伯各国唯一能够生产影片的国家，因此，过去埃及的进步影片也是唯一能够正确反映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思想、表现和描写阿拉伯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影片。这些优秀的埃及影片不仅深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所喜爱，并且也向全世界电影观众展示了有着悠久文化艺术的传统埃及人民的才能；和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好莱坞影片商们所拍摄的专门嘲笑、歪曲和有损于阿拉伯人民、为殖民主义作宣传的反动影片予以有力的反击。
埃及电影还是比较年青的。1927年，才摄制了埃及第一部故事片“柴那勃”。这是一部描写在封建传统和旧礼教压榨下如何葬送了一个无辜的年轻姑娘生命的悲剧影片。这部影片从1928年4月开始公开放映后，在埃及人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埃及民族电影诞生后的最初几年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934年多果·米查奇在巴哥斯建立了第一座摄影场以后，才算正式奠定了埃及制片事业的基础。1935年在开罗和古查相继建立了摄影场，开始大量摄制影片。到第二次大战开始时止，共摄制了四十多部有声影片。其中以1936年古查“米斯尔制片厂”摄制的影片“蕙达”较成功，这是描写一对青年恋人悲欢离合的爱情片。与此同时也摄制了一些暴露当时封建社会制度的影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埃及电影事业的发展，不少投机商人进入了电影界，拍摄了很多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质量低劣的影片。到1952年埃及革命时止，在埃及电影市场上放映的埃及片多数是历史片、歌舞片和社会片。当然，这个时期法鲁克检查机关对有进步倾向的影片所采取的扼杀手段，也是迫使一些艺术家脱离现实而逃避到神话、传奇和歌舞题材上去的原因之一。
1952年7月，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至此，埃及电影事业也才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共和国建立不久，埃及国家指导委员会即向电影界提出了：“我们要有使观众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高明故事。所有新的影片都应该具有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文献价值。……我们认为运用电影来教育群众是非常必要的。”共和国政府并对电影审查等制度作了较大的改进。这些新的措施深深地鼓舞了埃及电影工作者。从1952年埃及摄制的影片来看，在内容上显然现实主义现代题材的影片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些影片多方面地表现了埃及人民的愿望，以及他们在法鲁克统治时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埃及共和国政府建立后对于本国电影的积极扶植，还表现在埃及电影企业较过去有着更为迅速的发展上。目前埃及已有八十六个电影公司，七个电影制片厂，其中金字塔和埃及两电影制片厂不仅设备新颖，而且规模也相当庞大。这些制片厂平均每年生产七八十部影片。由去年起埃及制片厂并且已开始摄制彩色片和宽银幕影片。在放映机构方面埃及现在有三百五十八家电影院，仅首都开罗一地即有一百零六家，较大的影院能容纳三千左右的观众。
从这次“埃及电影周”映出的影片中我们更可以了解到：埃及电影工作者不仅在掌握电影技术方面做出了较出色的成绩，而且对于熟悉和运用电影艺术技巧上也是有才能的。从这些影片中还可以看出，埃及电影剧作者力图把善良、正直和淳朴的普通劳动人民作为他的影片中所称赞的积极力量，而对于伪善和恶毒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则给予适当的揭发。反对殖民侵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们所有影片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来。同时我们深切地感到：埃及人民和埃及电影工作者是怀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信心百倍、勇往直前地在为自己祖国的今天和未来劳动着。埃及电影事业将在他们的努力下更加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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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盟整风工作会议结束
本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整风工作会议已于24日结束。在十一天的会议上，各地方组织汇报了整风情况，并对工作进行了检查。大家认为，目前台盟反右派斗争的主要障碍是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会议根据具体事实，指出台盟没有右派的看法是错误的。台盟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是极其严重的；反右派斗争是搞好整风的重要关键。
会议一致认为：台盟毫无疑问地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不论盟组织或者盟员个人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自我改造。这次整风一定要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使台盟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会议肯定，台盟绝大多数盟员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台盟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右派路线。这种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不是如右派所说的是一种宗派斗争。会议希望盟员不要被右派的“两面手法”所迷惑。希望中间分子向左转。右派支持中间分子的落后一面，那不是温暖也不是帮助，而是使中间分子走上错误的道路。
会议号召各地盟员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坚决地站起来，站稳立场，破除情面，对右派分子进行彻底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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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摆事实说道理的斗争
交通部一批右派分子已低头认罪
本报讯 交通部自7月间召开全体职工反击右派分子大会，同右派头子章伯钧及其反共集团中在交通部的骨干分子，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系统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面貌后，紧接着转入各单位采取中小型辩论会的形式，把反右斗争逐步引向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同右派分子展开了群众性的大辩论。经过两个多月的论战和揭发，右派分子在群众中已完全陷于孤立。许多右派分子在群众义正词严的说理斗争面前，理屈词穷，低头认罪，并初步交代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章伯钧反共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杨逸棠（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整风期间，曾积极参与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组织的六种点火会，布置他的爪牙，组织交通部各单位内农工民主党召开的点火会。他捏造所谓“两条线”的谬论，说“行政是虚线，党组是实线”。因此，他把章伯钧之所以不积极到交通部工作，说成是领导上“安排不当”，并且说“这当然是制度问题”。他为了忠实执行章伯钧的大撒网方针，到山东去招兵买马。经过群众的揭发与驳斥，杨逸棠虽已开始交代了若干问题，但其态度仍很不老实，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妄图顽抗。
右派分子刘永立（民革交通部支部委员，交通部北京干部学校教员）造谣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试验”了七八年，已“证明”处处都搞“糟”了，并认为已经不能继续下去，非“改弦更张”不可。现在交通干校职工们正在对这个仇恨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有系统的驳斥。
右派分子赵琪（人民航运报记者）在北京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诬蔑我们国家的报纸，是三种“所有制”——即：机关所有制（党报）、团体所有制（工会、青年团的报纸）、人民群众所有制（即所谓“同仁”报纸）。并且竭力赞扬“人民群众所有制”的“同仁”报纸“可以不受领导机关约束”。他还贩卖了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宣扬报纸的“商品性、趣味性”，妄图篡改人民航运报的社会主义方向。经过群众的批判，他已低头认罪，并作了初步交代。
交通部揭发出来的另一批右派分子，如孙九阳（民盟北京市委委员，交通部航务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潘维耀（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候补委员、交通部公路总局科长）、杨铭瑞（交通部水运设计院技术员）、管彤贤（交通部海河运输局技术员、共青团员）等，在群众的揭发、驳斥后，也开始低头认罪。
为了驳斥右派的反动言行，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明辨大是大非，交通部于9月12日至20日，召开了辩论会，向右派头子章伯钧的文化策士丘克辉（民盟候补中委、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展开了说理斗争。在京机关全体干部三千多人都参加了收听。
这一周来，经过四十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工程技术人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的工作人员）向右派分子丘克辉展开一场“激战”，使大家明辨了大是大非。同时，一些原来想坚持反共立场的右派分子，也表示要低头认罪，如交通部教育局的右派分子董鸣岐，就在辩论大会期间，向领导上和群众表示低头认罪，要彻底交代。群众一致认为这次辩论会上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这次大会对于大家的反右斗争的信心作了有力的鼓舞。一定会促使交通部今后的反右斗争更加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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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自治区又揪出几个右派分子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最近又揪出一些右派分子。
内蒙古人民检察院书记员右派分子吴士正攻讦说：“自治区人委会成了内蒙党委办事机关，失去了独立性，党所领导的肃反工作是代替了检察院和司法机关的职能”。这个右派分子并恶毒的攻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是“一党专政”，诬蔑“老干部法律观念差”，因此恬不知耻的建议要“旧法学家来担任检察院的领导工作或法律顾问”，要非党知识分子来担任检察员。其目的就是要党放弃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掌握专政武器。另一右派分子张居仁（自治区民政厅干部）公开诬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说它只有“官主”，没有民主。同时诬蔑说：“共产党是代表少数人的群众团体，不能领导国家政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右派分子刁可成到处点火，煽动起义人员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并组织一部分人勾结内蒙古政协的右派分子，企图以内蒙古政协为反党阵地夺取领导权，再进一步扩大势力进行所谓“和平的反革命”，以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目的。
以上几个右派分子，经过批判后，已理屈词穷，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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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问题真相大白 陆续的谎言已破产
文汇报5月15日刊登的“江苏不重视音乐工作”一条新闻中说，“全国闻名的二胡名手阿炳去北京录音回来以后饿死了”。这完全是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陆续颠倒黑白的一篇报道。18日在江苏省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熟悉阿炳身世的宋益民揭穿了这个谎言。
宋益民说：“阿炳是江苏省无锡人，从小就跟着道士华清和学音乐。到十七八岁的时候，阿炳的二胡、琵琶等乐器已经演奏得相当好了。三十五岁的时候，双眼失明，流浪在街头卖艺。抗日战争期间，无锡沦陷，瞎子阿炳常常把一些抗日故事编成唱词，鼓舞群众的爱国情绪。他因此受到日寇特务的警告和毒打，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那时阿炳已经五十多岁，经过几十年饥寒交迫的生活折磨，他得了严重的肺病。由于年老多病，不再演奏音乐，群众逐渐忘记了他。全国解放不久，在1950年暑假，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荫浏特地来无锡找阿炳，请他演奏，替他录音。由于阿炳多年没有演奏，录音效果并不好。当时杨荫浏和他约定，寒假再来录音。但是，还没有等到寒假，12月4日阿炳便因为严重的肺病亡故了。那一年他已五十八岁。”
杨荫浏说：“阿炳死了以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对他的艺术作了鉴定，肯定了他的艺术成就，替他写了传记，编辑、出版了他的作品，组织专家写了好多篇对他的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文章，并且选择录音中的‘大浪淘沙’‘昭君出塞’‘听松’等曲子灌成唱片。许多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节目，介绍阿炳和他的作品。从此这个从来不被人注意的人，才成了‘全国闻名’的民间艺人。”
宋益民说：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陆续的报道，完全颠倒是非，是一个企图煽动文艺界反对共产党的阴谋。 （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