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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辩论压倒了邪气扭转了歪风
仙居散伙的合作社迅速恢复
本报杭州27日电 在今年第二季度一度受到资本主义势力侵袭，合作社纷纷垮台的浙江省仙居县，最近经过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之后，正气完全压倒了邪气，哄散的合作社已经大部分恢复起来，整个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这次大辩论，贫农和下中农表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直犹豫不定的富裕中农也表示要和贫农下中农一道走社会主义路，地主、富农也表示今后更要老老实实继续改造；群众对少数乘机破坏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揭发，在群众的要求下，政府已予依法逮捕。经过大辩论后，现在全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由哄散后的16％，恢复到70％。怀仁、尚仁、田市、岭下等四乡农民在“不走回头路”的口号下，许多老单干农民也入社了。现在四乡合作社已恢复到70％到80％以上。大辩论的结果，给全县农民带来了一股新生力量。曾一度生产消极的农民现在生产情绪大大提高了。8月间，全县农民积极投入了紧张的抗旱斗争。如横溪区农业社和农民在抗旱中还组织运水队，到外地运水来浇地，使全区二千二百亩旱得快要枯死的玉米，现在长得粗壮饱满，不久便要收获了。
这个县在城市大放大鸣期间，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曾一度很活跃。今年第二季度，农村吹起一股歪风，合作社一哄而散，当时统计全县入社农户由95％，散至16％。有二十九个乡的群众先后在粮食和合作化等问题发生闹事，少数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趁机破坏，企图复辟。为什么出现了这股歪风邪气呢？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怪。县委对依靠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来办好合作社缺乏信心。忽视对农业社的巩固和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社里存在的账目不清，干部作风不民主和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使问题成堆，以至发生群众闹事后，也不依靠群众，做好工作，而采取压制、拖延，或者放任自流不了了事；对趁机破坏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违法犯罪分子也不给以坚决打击。县委平时领导工作也很不深入，领导活动只限于开会布置，不积极深入下去具体解决问题。全县农村干部直到今年6月间还未参加到生产中去领导生产。
全县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基本上扭转了干部的右倾思想，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风气正在逐步形成。（附图片）
入夜了，安徽省桐城县石河乡翻身农业社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正在热烈的进行。在场地后边的高大的粮草堆，是今年丰收的标志。
马昭运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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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留粮少而是觉悟低
肥东县安乐农业社辩论粮食问题有收获
本报讯 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在蚌埠专区肥东县的安乐社领导的大辩论，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这个三类社社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
安乐社在大鸣大放中，有的社员说口粮标准低了，不够吃；有的贫农和下中农虽然知道够吃，但怕别人讽刺不敢讲；有的怕讲了以后得不到救济；有的则认为再增加一点，可以宽裕些……。这些思想问题，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通过“比现在，比过去，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已经得到解决。
贫农陈邦柱说，解放以前，他租了地主十六亩地，一年能收三千八百斤粮食，但交租交捐就得二千多斤，还得留二百五十斤种子。七折八扣以后，一个人一年只能吃到二百三十六斤粮食，到了春天就得吃榆树叶和槐树花。土地改革以后，每人每年能吃到三百八十七斤粮，现在则增加到五百二十斤。他摆出事实之后，问大家：“你们说这是多了，还是少了？”孙本传、孙本和和孙本海兄弟三个，在辩论会上争论起来。孙本传算过细账后，说是现在口粮比解放前多了，但孙本和不同意。孙本海当即质问他：“解放前我们兄弟三个都帮大工，出的牛力气，可那一年不挨饿？到了过年的时候，地主、富农家七酒八席，可我们家连年饭米都没有！解放后咱那年挨过饿？那年缺过年饭？”问得孙本和无言答对。
全社社员在辩论中又算了几笔大账：现在全社五百六十七户中，比解放前增加口粮的有五百一十七户，只有部分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减少了些，但是也够吃。
讨论后，大家脑子都转过来了。他们说：“要是都像我们这样，干部、军队、工人都要饿肚子了。”最后大家还谈到：现在国家稳稳实实地掌握粮食，让大家都有足够的粮食吃，而且粮价就像钉子钉在板上一样，一动也不动。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好，一定要坚持实行这个办法！并且还把几千斤已发给他们的粮票退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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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教育群众自己先受教育
广西农村干部进行大辩论
据广西日报消息 9月间，广西省各县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或县、区两级干部会议，就粮食政策和合作化问题展开大鸣大放大争，提高了干部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并使他们学会了领导群众大辩论的本领，为全民社会主义大辩论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大鸣大放之后，各县普遍抓住“粮食统购统销是不是搞糟了”“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等大是大非问题展开辩论。说留粮不够吃、粮食统购统销不自由、农民生活没有改善、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农民、合作化走得太快了，这是各地干部提出来的主要问题。会上，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广大干部运用回忆、对比、算账的办法摆出大量事实，批驳这些论调。百色县的会议上，两琶区的二十三个干部一一算了本户的留粮账，按照留粮标准，这二十三户有九户够吃，五户吃不完。有九户认为不够吃，是因为有较严重的浪费现象。河池县的会议上也有人认为留粮不够吃。水任乡党支部书记以该乡几年来生产水平和人口增加情况，说明留粮要从生产水平出发的道理。1954年，这个乡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但现在已增加了三百人。若以四百六十斤留粮标准计算，就需要增加十三万八千斤粮食才够分配。而该乡几年来增产粮食不过十多万斤，勉强够增加人口的需要。他说：“还要求增加留粮，难道能够向城市要粮食来改善农村生活吗？”这一席话有力地驳倒了留粮不够吃的论调。
柳江县的会议上，在辩论到合作化问题时，有人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转高级社后生活越来越糟。四连农业社的主任说：“是不是越来越糟，这要看事实。四连乡1955年收入粮食一百九十万斤，去年转高级社后，粮食产量增加到二百零六万斤；初级社时全乡有四百七十户困难户，现在困难户减少到二百户；初级社时全乡有一百三十个在校学生，现在上学的增加到三百九十人……”。还有的人提出高级社户户借贷，都借穷了。批驳这种论调的人说借贷的事是有的，但要看借贷的真实情况。他们举出借贷多的进德社下街屯第一生产队的事实：这个队十五户社员有十二户借了社的钱。但借了钱去做什么呢？刘振和借了八十元去做鸡贩，陈宏义欠社六十五元，家里却养有价值一百三十元的大猪……，十二户中除一户确实有困难的，其他都是有能力偿还而不肯偿还的。经过分析事实，大家看出借支多的原来是由于资本主义思想作祟和缺乏爱社思想的结果，不是合作社不好。在铁的事实面前，认为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农民生活越来越糟的人都口服心服。
经过辩论，使持有错误看法的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间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同时学会了领导辩论的本领。桂平县的干部说：原来我们不知不觉滋长了资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给搞垮吗？苍梧县的干部说：这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真像“仙丹”，若不及时进行这种教育，不知有多少人要跌下资本主义的火坑呢！据贵县的统计：十五个区的到会干部八百二十六人中，会前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问题不满的有二百零一人，会后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问题仍然不满意的只剩下二十五人，绝大部分人在辩论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到20日止，四十八个县的干部会议已经结束，其他各县的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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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农民经过大辩论积极卖余粮
本报乌鲁木齐27日电 天山南北广大农村掀起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颁布征购粮食新的办法以后，引起了一部分农民思想上的抵触。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叫嚣“社会主义连粗茶淡饭都要限制了。”一部分干部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右倾思想。
针对这些情况，广大农村展开了大辩论。在中共泽普县委会召开的区级以上的干部会上，针对留粮标准是否过低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县委还组织了八十多名干部到农业社实地调查农民的用粮情况，事实证明地委规定的留粮标准并不过低。莎车县十四区四乡在辩论时，农民阿布列孜说：“解放前我们农民桑椹熟了吃桑椹，桑椹完了吃杏子，杏子完了吃桃子，差不多是半年瓜果半年粮，哪有现在这么多粮食。我们不要好了脓疮忘了痛！”
由于农民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提高了觉悟，不少地方都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购粮任务。到9月20日，策勒、于阗、墨玉、洛浦等县夏粮征购任务已经顺利完成。疏附、疏勒、岳普湖、伽师、巴楚等县，已达征购任务95％以上，策勒县还增购了五十万斤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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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整边改的重大成果
北京商业系统管理人员精简过半
据新华社27日讯 北京市三十八个商业公司管理机构的人员，目前已由原来的五千八百八十七人，减少到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精简了57％，这是开展整风运动以来，北京市商业系统边整边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在这些精简机构的单位中，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所属各公司共精简管理人员66.5％，市供销合作社所属公司精简了64.5％，商业局精简了55％，粮食局精简了52.7％，对外贸易局精简了37％。
北京市商业系统各公司普遍存在着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如北京纺织品采购供应站有二百五十六个工作人员，人多事少，工作效率很低。这个供应站的一个外勤组甚至被群众称为“闲人仓库”。市国营商业仓储公司业务科，有一个干部每月只写一份基建预决算统计表。职工群众对这种情况早就有许多意见，在整风运动中各单位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都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各专业公司在运动中都组织全体职工对精简机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于领导干部，特别强调必须通过整风彻底改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这样，各单位从上到下认识一致，使精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经过讨论后，提出了简化不必要的表报的办法，订出新的制度，减少了层次和领导干部的助手、副职。经理、科长都亲自动手，直接解决问题。如有的单位将业务相近的公司或科室合并，市商业局已决定将针棉织品公司、钟表眼镜公司和百货批发站合并为百货批发公司；粮食局已经将饲料公司和粮食供应公司合并为粮食供应公司。这两个公司里的人事科和劳动工资科、业务科和杂品科、秘书室和监察室也都分别合并，这几个科室就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一人精简为四十九人，减少了60％。
被精简的人员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其中有一千九百三十人下放到基层商店参加生产和管理工作，另有四百五十多人参加了郊区农业生产。这批干部充实基层后，开始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粮食局原饲料公司的秘书主任田春革，分配到基层商店做售粮工作后，已经逐渐熟悉粮食品种和价格，他并准备帮助领导研究和改进群众购粮排队等候时间过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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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进工作方法 改善领导作风
清河制呢厂大批减少干部
管理人员将只占职工总数百分之五点五
据新华社27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铭惠报道：北京市清河制呢厂昨天宣布了把现有管理人员精简将近一半的措施。
北京市清河制呢厂是全国地方国营企业中规模较大的一个，拥有职工两千一百六十七人。管理人员经过今年春天的一次精简，现在占职工总数9.8％。这个比例在全国地方国营企业中是比较小的。现在经过再一次精简，这个厂的管理人员将只占职工总数的5.5％。精简下来的九十八名管理干部，将要下放到基层去领导生产或直接参加体力劳动。
按照已经确定的精简方案，全厂现有的十三个科室经过合并、取消，将只剩下五个科；管理人员将由现在的二百一十二人减到一百一十四人。全厂除财务科、供销科、总务科还保留以外，原来的计划科和劳动科，由于很多工作相互重复，决定合并为计划科。原来的生产技术科、技术监督科、实验室等，为了生产指挥上的方便，决定全部取消，改为分设专职负责人，作为生产副厂长的助手。原来的监察室，由于它的工作可以由中共党委会担负，这次也取消了。
这个厂调整管理机构和精简管理人员，是在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基础上实行的。例如财务科过去分两个组，工作忙闲不均，这次经过全科讨论，决定取消组的形式，采取协作办法，按人来分担工作；过去科长不做具体工作，只是原则领导，现在决定亲自担负银行贷款业务；原来的材料余额账和仓库的账重复，决定取消。经过这些改进，这个科由原来的十五人减到十一人。其他如供销科、计划科、总务科等科的科长，都由过去只做原则领导而改变为担负具体业务。同时，各科取消了一些重复性质的工作，精简了一些表报和工作手续，因而都大大减少了人员。如原来的计划科、劳动科，这次经过合并机构和改善工作方法，只要五个人就可以做原来十个人做的工作。供销科原来共有二十七个人，改进了工作方法，只要十六个人就行了。
据工厂负责人说，全厂经过精简机构和人员，生产指挥将更加统一、灵活、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
昨天下午，精简下来的第一批管理干部四十人已经下放到车间。当这个消息由厂长袁振明向职工宣布时，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北京市清河制呢厂曾经多次精简过管理机构，但是由于管理方法和领导作风很少改进，精简过后不久，各科室又纷纷要求增加人员，结果一度减少的管理人员又不得不重新增加。由于这次精简是建立在改进工作方法和改进领导作风的基础上，因此工厂许多人把这次精简机构叫作“革命”。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地方工业大型企业管理人员在全体职工中的比例，一般都在10％几，有些企业甚至高达20％几。
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能不能减少呢？北京市清河制呢厂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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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工厂改进工作形成高潮
九十九个单位已解决各方面问题七千七百多件
新华社天津26日电 天津市工厂企业在职工大鸣大放高潮以后，又开始出现一个群众性的改进工作的高潮。到24日止，据工业、交通部门九十九个单位统计，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一齐动手，已经解决了有关生产管理、生活福利、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七千七百多件。
例如天津造纸总厂司泵工人王桂林建议安装一架搅拌机，这样每年可以节约一万多元。这个建议已被领导方面立即采纳。永明油漆工业公司职工提出，有一个车间因为没有试验室，影响到中央试验室的技术研究工作和车间的生产。这个问题在厂长亲自参加下，也已经迅速解决了。橡胶杂品厂第四车间工人过去在露天生产，每当刮风下雨，工作不便，最近领导方面根据工人意见已经搭起了罩棚。天津市运输公司第三汽车队工人夜班吃冷饭，下班后没有文娱活动。工人提出意见以后，汽车队的领导方面根据“勤俭办企业”的精神，立即在大锅炉上安装一条管子通到大箱里给工人热饭，并且积极设法成立俱乐部。
职工群众对于领导方面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感到满意。天津市工程机械厂领导方面贴出改进工作的大字报以后，一个老工人编了快板说：“一报（指职工贴的大字报）还一报（厂长贴出改进工作的大字报），厂长真撑腰，有错马上改，群众情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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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里的大字报
我厂的福利待遇为什么要特别高
我现在提出几个问题来，希望领导上考虑，同时也希望全厂职工同志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关于安全奖的问题
在大字报上，很多同志都提出，电厂现行的安全奖励制度不合理，有的主张取消，有的主张修改后保留。我现在暂不谈关于去和留的问题，先说一下我厂这个奖励办法在某些方面也是没有按照电力工业部的规定执行的。如去年5月电力部就发出指示，颁布了新的无事故奖励条例，并指示各单位应很好地研究，做好准备，最迟不得晚于10月1日执行，并且同时废止原办法。在新办法中，有些人提高了奖金率，如场主任、值长、总值长等；但是有些人的奖金率是应压低的。举例如下：
职称 部定奖金率（十二期数） 我厂现行奖金率（十二期数）
试验室主任 30％ 40％
电气机炉检修工 25％ 20％
通讯工 不得安全奖 20％
继电保护装置人员 20％ 30％
机炉检修班长 30％ 35％
凝结器值班工 20％ 25％
汽机副司机 20％ 30％
汽机司机助手 15％ 20％
蒸发器加热器、循环泵、减压减温器值班工 15％ 20％
当然，为了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过份高低悬殊，高的不提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厂的工资、奖励都高于北京市的其它各企业，也高于北京地区的电业部门，电力部又有明文规定而不进行调整呢？
（二）关于医疗待遇的问题
我们厂的医疗待遇远远地超过劳动保险条例。当然，这样做是有一定原因和一定根据的。但是，1956年4月21日电力工业部和中国电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联合通知，统一规定了“家属看病除挂号费、普通检查费、普通化验费和处理费由行政负担和手术费、药费由行政负担二分之一外，其他均应由本人负担”。这一规定，其它单位都执行了，但是我们厂却没有按这一规定执行。现在，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本厂保健站看病，什么钱都不花，到北京特约医院去，不论什么钱（包括医药费，贵重药品费和住院膳费等）都由行政负担一半。只此一项，每年国家所多负担的费用就约有二万元左右。同时，由于看病不花钱，也造成医务人员的忙乱和药品的浪费。更典型的是，这一规定发到我厂后，厂长批了让医务室、工资科约请工会劳保主任研究；但是，我们的工会主席郑国太同志却批了以下的批语：“在新劳保条例未公布前，应该对那些有利于工人福利的项目增加上来，对那些原有而与最近上级指示不符的，还应当暂作保留，不应随便取消。”这是怎么样的执行国家规定呢？为什么增的可以增，而减的就不能减呢？这算不算是经济主义思想在作祟呢？请领导考虑，请大家讨论。
（三）关于住房收租和收水电家具费的问题
1955年9月14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曾发出通知，并转发了国务院的命令，其中明确指出：“工资制的国家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者，应一律交租纳费。”但是我厂一直都没有考虑这一问题。1956年工资改革以后，大量地增加了工资（全国提高工资的水平是13％，我们厂却提高22％以上），但也未考虑房、水、电、家具收费的问题。这又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国家规定呢？为什么一碰到这些问题就一再拖延不办呢？
（四）关于加班费问题
我厂现行的加班加点费支给标准，是加班（不论节日加班或假日加班）支给工资的200％，加班在两小时以内者150％，超过二小时者其超过部分支给200％。办法的第十三条中还规定：“本办法如与上级颁布规定有抵触时，得按上级颁发之精神进行修改。”但是1956年5月劳动部发出了通知，明确规定“节日加班支给200％，例假日加班和加点一律支给150％”，并指出“应自1956年5月1日起实行。过去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者，均应按本规定执行”。但是我们并没有改。北京电业局在今年1月12日转来的电力工业部关于加班加点规定中，也明确规定“节日加班支给200％，例假日加班加点一律支给150％”，还指出“应自1957年1月份起实行，同时废止原有的办法”。我厂也没有按电力部指示执行。这算不算不执行国家规定？为什么增加的就很快的增上去，而按国家规定应减下来的却不减下来呢？
从以上几个问题来看，我们厂领导方面对执行国家规定是有些缺点的，特别是高的不压、低的提上来的思想是较长时期就存在的。希望领导上很好研究研究。我认为，凡是未执行国家规定的，都应该按国家统一规定迅速纠正。
石景山发电厂 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