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
于光远
9月18日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的部分作了透彻的分析，并对资产阶级右派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活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作了深刻的揭发。它是郭沫若院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一步的发挥。
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和发展。这一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估计。这是反击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线。这条战线上斗争的特点是直接捍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表现，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争取解放，并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我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顺利进行。目前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要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就一定要有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科学。同时，为了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也一定要正确运用并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今天中国已被公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右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地位是怀着深刻敌意的，他们懂得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要进行挖心战，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旗帜。事实上他们也就这样做了。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他们反对思想改造，用两面派手法把自己的政治和思想面目隐藏起来。他们长时期酝酿如何达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篡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领导地位的目的，并阴谋筹划具体的策略和步骤。而当他们以为时机到来的时候，就积极展开了活动，在各种场合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给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擦脂抹粉。最后，资产阶级右派把他们这一方面的思想简明扼要地记载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中去，而且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方面按照这个纲领的精神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旗帜高高举起，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同右派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现在我想讨论一下我们究竟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采取什么态度，讨论一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看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关于社会科学问题”这一章的第二节。这一节用字不多，但内容十分重要。这一节开宗明义写道：“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这句话分析起来就包含这样三点意思：第一，他们肯定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这样他们就树立起一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旗帜。第二，肯定解放以来，共产党和政府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是错误的。具体说来就是：“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第三，肯定在我国应该着重发展的是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这一句话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整句话的精神来看，就很明显，否则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请注意是首先不是其次）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请注意是旧社会科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态度”。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资产阶级右派的这些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究竟能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历史早就有了结论。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期，资产阶级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方面是有过一定贡献的。把哲学暂且撇开不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在历史学方面资产阶级的先进学者曾经创立了各种学说，提出了种种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剥削阶级狭隘利益的限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他们站在人类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经济制度，作了具体的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之后，才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的变革，使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变为真正的科学。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演说”和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中，都把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上的作用同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作用相比。恩格斯说：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说得更明白：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一样，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之后，一方面由于进步的思想家可以不必再暗中摸索，由于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盏指路明灯，一切真正追求真理的先进的学者不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学问，而坚持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观点的人，只是那些自愿当资本家的“帮办”的学术界二三流的角色。另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日益反动，他们的所谓“社会科学”便更不惜制造谎言，达到服务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因此现代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反科学的。严格说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判断一门学问是否是真正的科学，首先要看是否掌握到客观的规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掌握到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不是真正的科学。这些本来都已成为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是现在右派的学者们却不顾事实，硬把资产阶级的谎言称之为社会科学，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在这里重复这些早已众所周知的真理。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同资产阶级学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个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削弱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影响。但是在解放以前大学和研究机关掌握在反动派手里，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当然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教育和科学事业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在这个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对有关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的各种问题的处理，就是从上面所说的原则上否定这个基本态度出发的。某些不应该开的课程停开了，某些不应该设立的系停办了，某些不应该进行的“研究工作”停止了。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使我们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不能防止青年遭受反动思想的毒害。对待这样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坚定的，不会因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或者由于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地位表示不满而发生任何动摇。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采取的步骤是慎重的。1949年我们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到1950年我们提出课程改革，中间经过二、三年时间的研究讨论，到1952年才最后实施院系调整。同时我们对过去研究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的人的工作都作了安排，帮助有些人转业，使他们学到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知识。请问共产党和政府这样处理问题的态度有哪些不正确的地方？右派对课程改革、院系调整，横加诋毁。其目的就是要把高等学校当作他们集结反动力量，培养他们的接班人，煽惑青年，号召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我们能够允许他们干这样的罪恶勾当吗？
在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上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说明的。一是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一是百家争鸣的问题。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在谈到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的时候，故意用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旧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以及不加任何形容词的“社会科学”这许许多多的名词，把概念弄得这样混乱不堪，是有它恶毒目的的。他们一方面把自己装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另一方面又肆意攻击，把我们描写成拒绝任何遗产，一切要“从头创造”的野蛮人，把我们描写成排斥一切异己的宗派主义者。右派的这种攻击有一丝一毫的根据吗？他们竟荒谬到这样的程度，说什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里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以继承”等等。这是十足的胡说八道。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的社会科学，难道我们说它是“不科学”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继承“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重视历史遗产和真正继承了历史遗产的。列宁说得好：“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十分明显地表明：马克思没有丝毫与‘宗派主义’相像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种什么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是直接继承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而起的。”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普列哈诺夫的著作中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的推崇。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作的农村调查、发表的政论等等，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也给以很好的评价。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反动的“社会科学”却坚决采取拒绝的态度。右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家，认为这种态度是我们拒绝优秀的文化遗产。对这种责难我们可以学习列宁在上面所说的那篇文章里提问题的方法问他们一声：为什么不能相反地说，这种拒绝是表明我们主张把这些反动的反科学的东西，从人类历史优秀传统中清洗出去呢？
当然，我们对资产阶级所谓“社会科学”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并不等于说我们根本不去理睬它们。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所谓“社会科学”在今天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这些国家中它们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对我们的国家也不断发生影响。同时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输入中国后，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学者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发挥。因此如果不让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出来，不去研究他们的这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我们就不能有力地给以驳斥，因而也不能清除它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同时在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中也不是一点对我们有用的材料也没有。为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社会现象，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学者”们的著作。照列宁的话说，不利用这些资产阶级的有学识的帮办的著作，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就不能前进一步”。问题是我们在利用这些著作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并批判它们的反动倾向，不允许奴隶般的追随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更不允许借口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学者著作中的某些有用的材料，来进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依据这个方针，去年在某些高等学校开设了某些介绍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如凯恩斯经济学）的课程，中国科学院也着手安排过去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先生们的研究工作。这个方针必须继续贯彻。但是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利用这个方针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以此为借口妄图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篡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的领导地位。
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不着有什么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对解放以来我们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表示如此愤懑，进行如此恶毒的攻击，目的就是要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制造社会舆论。资产阶级右派除了公开地提出要“重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外，他们在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那就是：主张“对旧社会科学”应该进行“改造”，反对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这个提法曾经迷惑了一些人。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根本上既然是反科学的、反动的，试问怎样来对它进行改造呢？对这个问题，右派用行动作了回答。他们不是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吗？他们不是提出要吸收凯恩斯的某些原理来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吗？右派分子所谓“改造”，难道不就是要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打扮得漂亮一些，穿上一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以便混水摸鱼，欺骗青年吗？在右派看来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一条阻力较小的出路。我们一定要揭穿资产阶级右派的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法。
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必须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某些阶级性比较不强的学科如语言学、考古学等等也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要发展社会科学，当前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首先要改变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而是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科学界反右派的斗争，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图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阴谋，把关于社会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驳倒。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为了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还要在首都和外地进行一个时期的工作。但是社会科学界的斗争还不能进行到这里为止。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要在学术界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辩论，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影响的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进行彻底的清算。我们相信，经过这场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大论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一定会更加大大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将会更加壮大，对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因为增加了这方面的生动的战斗的材料，将更加丰富。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战斗吧！
第7版()
专栏：
斥右派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
吴江
在资产阶级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锣鼓声中，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或“新的社会学”的调子曾经响得很高。费孝通的“社会学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于它的任务”一文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替罗隆基“看家”的赵文璧也来了一个像是从政治到“学术”的大转变，提出了一个所谓“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大纲”，并附一个声明，说他今后不再跟罗隆基搞政治了，准备同吴景超等同从事于此事业。有的人并非右派分子，但也对这件事情表示兴趣，附和这个口号，这便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加以分析：既不可把那些并非右派分子的人提出或附和这个口号也一律当作政治问题看待，但也不可把右派分子提出这个口号仅仅认为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阴谋。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中于“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呢？大家都知道，无产阶级社会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传到中国来也已经有了四十年光景了，世界上自从有了无产阶级社会学，才使社会学第一次真正成为科学，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不过是一种伪科学。我们认为划清这两种“社会学”的界限是完全必要的，而目前的资产阶级右派学者却正是想竭力混淆这种界限，从内容一直到名称上。既然无产阶级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早就存在了，而且已经引导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包括我国六亿人民）走向了胜利，为什么现在还提出“建立”的问题呢？这不是怪事么？这同在目前情况下还提出社会科学有用无用的问题来一样，理所当然地，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把有些思想糊涂的人撇开不谈，对于右派分子说来，他们果真是想“建立”（或“充实”）什么无产阶级社会学么？当然不是的。他们这样叫喊，无非是出于以下两个用意：第一，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牌子下搞私货，使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装，大势所趋，他们不这样做也不行。这一点容易明白，不必多说。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他们的另一个居心，这就是，他们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或“新的社会学”的口号来，是为了容易争取那些被他们称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们。费孝通知道，现在仍有一些过去搞过资产阶级社会学而至今对于这一行仍颇有感情的人，这些人知道资产阶级社会学不行，但又觉得并非一无可取，他们也愿意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又觉得丢掉旧的一套不甘心，“从头来过”太冤枉。总之，他们有动摇性。费孝通对这些人投下了两个钓饵：一是说他们如何如何被轻视，安排不妥当，发挥不了作用，“像是背了包袱赛跑，越跑越慢”，据说这都是因为共产党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否定了的缘故，共产党如果不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这些人就将永无出头之日；其次，是向这些人灌输一个信念：为了争取自己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作用起见，他们必须同费孝通等共同把“建立新的社会学”的任务担当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费孝通这样提出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经犯了教条主义，固步自封，“闭着眼睛不解决实际问题”，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则有很多长处，善于解决社会具体问题，特别是善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个社会学只要改头换面前途仍大有可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费孝通说。怎样建立呢？是要“从若干当前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入手，开始从实践里来建立”，这个实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是费孝通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调查”和“重访江村”中所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放火”。但费孝通总是做贼心虚，所以他又再三补充说：“如果觉得社会学这个名称不体面，不妨称为社会调查”。费孝通懂得某些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理：他们一方面害怕再接近这个不体面的旧社会学，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放弃旧社会学，现在听说有“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事业可做，自然就会有人比较放心地跟着费孝通等人走。“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现在究有多少人已经在思想上或行动上上了费孝通的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肯定的，那就是费孝通等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确实已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在这些人当中，除了一些不忘情于旧社会学的人以外，还有一种人是既不懂旧社会学，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但居然也相信了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研究人口问题、家庭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注重社会调查等，因此须要依靠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填补这些空白的奇谈怪论。人们说：怕钓鱼。今天看来，钓鱼的人是谁呢？正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不是别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另一个右派分子赵文璧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大纲”。赵文璧在章罗联盟被揭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以后提出这个“大纲”，表示他已经开始了一个“转变”。实际上他的“转变”仅是形式上的，不过是由罗隆基的“管家”转变为费孝通等的“管家”而已。但他同样地也没有帮了费孝通等的忙，他所提出的“大纲”倒是进一步暴露了费孝通等的阴谋。我们只须指出两点：其一，当费孝通谈到他的“新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措词原是十分谨慎的，他在表面上也不能不说他的“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的，赵文璧却坦白地说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说服人，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新问题，因此必须恢复社会学，他们的“社会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包括社会学。其二，费孝通在谈到他的“社会学”的使命时，还是小心地掩盖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关系，而赵文璧的“大纲”却直接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今后学术研究机构和社会活动家（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士）同政府和领导党之间应当有分工，即由学术研究机构和他们这些社会活动家，用“社会学”来调查研究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供政府和领导党采择执行，而政府和领导党只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就行了。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费孝通等人的所谓“新社会学”就是直接为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和“政策研究”服务的么？
赵文璧也有一点“功劳”，他的功劳就在于向我们揭明费孝通等人所宣传的什么“建立新的社会学”或“无产阶级社会学”等等，乃是他们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当然，我已经说过，有人也提出或附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或者曾经有过类似的说法和想法，但并不怀着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这不能认为是政治问题，这是可以区分清楚的。有些人，不论过去搞过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或没有搞过这种社会学的，如果他们在学术观点上表示不能同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某些观点，而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某些方面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更有长处，更能解决问题，这类意见无论在过去或今后，都是可以自由争论的。但右派分子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在学术问题的掩盖下来搞政治阴谋，他们实际上都是些反动政客。因此，我们对于这些人所说的什么“建立新的社会学”等等动听的言词，有必要提高政治嗅觉。这不是什么“条件反射”，而是为了避免过于天真，以至上他们的当。
第7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革命
雷海宗所说的，从恩格斯死后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议论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因为这种议论，实际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阐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虽然他后来也做了一些辩解，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只是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但就是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它的发展，列宁的许多著作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著作，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列宁、毛泽东所论述的多是近代史方面的问题，但在这些著作中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虽然他们在论述历史问题的时候，总是结合革命问题，但并不能因为结合了革命就说不是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摘自1957年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三期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第7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驳所谓“等级制度”
等级制度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贵族等级的形成是由于他们“高贵”的血统，他们的身分和平民截然隔绝，不能混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了百万资财的富翁尽管没有贵族的称号，依然是和普通劳动者截然隔绝，不容混淆的。
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领导人绝不能高踞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既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也没有私人掌握企业和庄园；他们只是由于在革命斗争中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被推选到领导岗位上去的。他们除去因工作需要，不能不接受国家给予的一定待遇外，在私人生活上他们和普通人民是完全平等的。
在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今天，已没有产生等级制度和特权阶级的基础，因而也就决不会在上层建筑中产生什么等级制度和特权阶级。（摘自9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叶蠖生“驳所谓‘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