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迎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青海省委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认清大辩论后的新情况
充分运用群众积极性在秋冬两季大力兴修农田水利
本报讯领导好大辩论，迎接农村生产新高潮，——这是中共青海省委会和省人民委员会在9月9日晚联合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发出的号召。这次会议就当前农业生产和农村大辩论等项工作作了安排和布置。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国声同志在电话会议上说：当前在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农业生产，一是大辩论。这两件事都是密切关联的，都要认真做好。大辩论搞好与否，是关系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有计划、有步骤的把这次运动搞好。他说：农业生产是农村经常的任务，农业生产是有连续性的，每一个时期都应采取适应这个时期的措施，一步跟上一步，一环连上一环，因时因地制宜，积极努力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增加收入。有些地方在秋收以后放松生产工作，这种情况需要很快改变。张国声同志指出：随着大辩论的深入开展，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农村将要出现新的生产高潮，所以必须认识这个新的情况，适应新的情况。要使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农业生产紧密的结合起来。要反对漠视这种情况的右倾思想。在政治思想工作上反对右倾思想，在生产上也同样要反对右倾思想。会上，张书记还就兴修农田水利和翻秋槎等项工作作了指示。他特别指出，兴修水利一定要依靠民力，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充分利用群众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办。此外，还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有些干部和群众秋季不重视兴修水利和以为冬天不能搞水利的旧认识旧习惯。为了加强水利工作，各县应成立水利机构，编制由各县自己调整，乡也应成立水利机构，农业社也应有专人负责领导此项工作。
省委常务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孙君一同志在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秋、冬农田水利工作开展得好坏，是关系到明年农业能否增产的重要问题，希望全省各地切实贯彻执行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指示的“天旱要修，天不旱也要修，年年修，经常修”的精神，积极作好这一工作。全省1958年计划扩大灌溉面积二十四万亩，除国家经营的灌溉渠道计划灌溉面积九万亩外，要求群众自己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十五万亩。此外，孙君一同志在报告中还要求各地做好翻秋槎、造林育苗，积肥、冬季灌溉、牲畜饲养管理、水土保持等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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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改造山区自然面貌
雁北提前开始农业基本建设
据新华社讯 以全面改造山西雁北地区自然面貌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基本建设，已经在左云、阳高、朔县等县一部分收完秋季作物的地区提前开始。预计到10月初，雁北地区将有四十多万人参加这个运动。
这次农业基本建设，以水土保持、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发展山区交通事业四项工程为主，结合改良耕作制度等增产措施，在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下进行。阳高县大泉山的水土保持成功经验，将在全区推广，今年雁北全区要求出现五百个“大泉山”。
雁北地区有关领导部门最近曾经召开专门会议，总结去年的经验，检查今年工程计划和准备工作，并且计划建立专门领导机构，抽调二百到三百个干部深入指导。各县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领导。
雁北地区绝大部分是山地和丘陵高原，过去因为缺乏树草覆盖，又加耕作粗放，风大砂多，使良田变瘠薄，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凉地带。解放以来，雁北地区开始治理工作，自然面貌逐渐改变。今年的农业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后，雁北地区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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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猪生产还要大发展
全国养猪重点县座谈会交流生产经验
新华社讯 全国养猪重点县座谈会18日结束。这个会议是农业部和城市服务部9月9日在北京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充分交流了各地发展生猪生产的经验。
会议期间，朱德副主席、邓子恢副总理和内务部谢觉哉部长都先后到会讲了话，指示大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进一步作好发展生猪生产工作。
会议一致认为，从重点县和重点社的养猪生产情况来看，大量养猪不仅是解决肥料来源、增产粮食的有效办法；同时也是增加社员收入、改善社员生活的重要途径。河北省平谷县大辛寨村，由于养猪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96％，缺粮村变成了余粮村；内丘县仙人村建设农业社，1956年养猪收入达到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元。由于社员收入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根据座谈会提供的数字，到8月底全国养猪已达一万一千八百多万头，比6月底农业部统计全国养猪数又增加了四百多万头，比我国历史上养猪最多的1954年增加了一千六百三十四万头。从到会的养猪较多的二十三个重点县和三十六个重点社的养猪生产情况看，南方十三个重点县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四六头，每户养猪二头，每四亩耕地养猪一头，二十个重点社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七三头，每户养猪三点二三头，每二点四六亩耕地养猪一头。北方的十个重点县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三四头，每户养猪一点六二头，每一零点四九亩耕地养猪一头；十六个重点社已达到平均每人养猪零点七六头，每户养猪三点七一头，每四点零四亩耕地养猪一头。但目前南方十三个省、市平均每户只养猪一点一头，每八亩耕地才养猪一头，而北方的十三个省市（不包括新疆）则平均每户只养猪零点七一头，每二十九亩耕地才养猪一头。这说明我国养猪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今后必须继续大力发展。
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贯彻执行今年2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中指示的“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这个方针是扶助养猪业发展的主要关键。
会议认为，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还赶不上消费增长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我国生猪能够食用青绿粗饲料的优良特点，采取“以青绿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饲料”养猪的方针是适当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应充分利用农作物副产品秸、秆、藤、蔓等养猪外，还要进一步挖掘青粗饲料来源，大量采取利用野生、水生植物喂猪。今后农产品应该尽可能就地加工，增加养猪的精饲料；过去农产品集中在城镇加工而后再将副产品运往农村的不合理状态应加以改变。
关于防治猪病和改良猪种问题，会议要求各地发动和依靠农业社做好生猪的饲养管理，以及清洁消毒等工作，积极开展预防注射，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消灭猪瘟，并控制猪丹毒、猪肺疫的流行。生产种猪的地区，应该由省农业主管部门划定为良种猪生产基地，大力繁殖提高，有计划地加以推广。
会议认为城市服务部提出的促进和扶植猪、牛、羊等副食品生产的方针，对全国生猪生产和其他副食品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扶植作用，今后应该大力加强收购工作，特别要注意加强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的收购工作，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促进副食品生产的全面发展。
会议着重指出：各重点县的养猪经验是极为丰富的，各地应该互相学习，同时，各级领导还需不断加强对生猪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建立基地，培养典型，进一步推动生猪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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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棉花丰收快摘快卖
安徽
本报讯 安徽省近三百万亩棉田，由于入秋以来气温较高，日照力强，因而成熟期普遍提前，丰收已成定局。据有关部门预计：今年全省皮棉产量可达八十万担，比去年增产50％以上，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10％以上。产区农民现已开始紧张采摘，部分地区新棉已经上市。
为积极支持纺织工业生产，保证市场棉布和絮棉供应的需要，棉产区的供销社都已提前做好了采购和加工的准备工作。各主要产棉区共设立了三百一十八个采购点和采购组，与农业社的距离一般都在十华里到二十华里之间，棉农售棉当天可以往返。县供销社所属的二十二个动力轧花厂职工，已在淡季中将所有的轧花机检修了一遍，棉花进厂后就可立即开工生产。
各地供销社都已召开过采购棉花的干部会议，或棉农代表会议，宣传贯彻省棉花统购会议的精神，布置了棉花统购的具体任务。目前，各地供销社正组织大批人员，深入到农业社和生产队，摸实棉花产量，与棉农协商核定留用量和出售量，并组织农业社集体出售新棉。
陕西
本报讯 陕西省产棉区的棉农正踊跃把新收的棉花卖给国家。据渭南、华阴、三原等十四个县到9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棉农卖给国家的新棉已有一百一十七万多斤。今年棉农卖新棉不仅卖得早，而且质量也好。朝邑县收购的七万多斤棉花中，80％都是四级以上的棉花。郃阳、华阴所收新棉也都是三级、四级，四级以下的棉花很少。
为了做好新棉收购工作，棉区各地一般都举办了农业社棉花分级人员训练班，受到分级训练的有五千多人。同时全省还训练了五百多名棉花检验人员。今年，农业社一般在收获中也都重视了提高棉花质量。现在，棉区收购棉花的力量已经安排和调整。今年在咸阳、泾阳、三原、高陵等地新建的籽棉加工厂，也将先后投入生产。
新疆
本报讯 新疆天山南北一百七十五万亩棉花生长繁茂，丰收在望。玛纳斯河流域的早熟棉花已经裂绽吐絮，吐鲁番盆地正在收摘新花，主要棉产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棉花最近也开始吐絮。
今年新疆各地棉花的播种面积虽然比去年减少4.8％，但棉花的总产量估计可以接近或超过去年。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植的四十多万亩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比去年提高17.8％，平均每亩可产籽棉两百斤以上。
江西
本报讯 江西省各地积极进行新棉收购工作。该省棉花丰收已成定局，总产量估计可达四十七万担，比去年增产20％。全省棉农在“增产棉花支援国家”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售棉。全省9月份的收购任务，至9月15日就完成全月任务的74％强。但不少地方棉花收购工作赶不上棉农售棉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购棉的准备工作不足。如安福县收购轧花准备工作做得太晚，到9月15日尚不能开秤收购。吉安县十二个植棉农业社摘籽棉达十万多斤，迫切要求收购，但白沙收花站没作好准备工作而不能收购。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于20日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指示各行署、专、县加强棉花收购工作的领导，提高收购效率，满足棉农售棉要求，作到快收，快轧，快运。棉花收购工作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棉花自由市场，如崇仁县发现一富农在市场上出售籽棉价格高于国家统购价格近50％。吉安县市场上皮棉价格高于国家统购价格一倍多。会议指出：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必须注意防止和取缔。对棉农进行教育交代政策，鼓舞他们把棉花卖给国家。会议对按质论价政策、棉农留用棉等问题也作了研究。 （连斌）
湖北
据新华社讯 湖北省襄阳专区二百一十万亩棉花的总产量估计至少可以达到五十万担皮棉，比年景最好的去年还要增产近三成。每亩棉花的平均产量也将由去年的十九斤皮棉上升到今年的二十五斤皮棉。去年收成最好的随县，今年又获得十八万多亩棉花平均亩产将近四十斤皮棉的大面积丰收。历来被当地农民称做“望天收”的襄阳、枣阳、光化三个县北部的许多棉田，今年也破例丰收，亩产棉花预计能达到二十斤皮棉。
襄阳专区过去由于农民资金、劳力缺少和技术落后，每亩棉花产量低的只有五、六斤，高的也只有十来斤。合作化以后，才改变这种低产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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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门乡的两场大辩论
福建日报记者 中共闽侯县委城门乡工作组
争论早已发生
靠近福州郊区的闽侯县城门乡，有一千多户人家，1956年办了两个高级农业社。95％的农户都入社了。
合作化的优越性并不是“吹牛”。这个乡，每亩田平均产量已由解放前的六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零五十斤，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了。但是，即使如此，斗争也并没有结束。去年秋收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曾经一度尖锐起来。在农民中可以听到许许多多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合作化和粮食问题，围绕着两条道路进行的。
看到这种情形，乡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城门乡总支委员会就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在农民中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但是，因为没有发动全民性的大辩论，所以思想问题没有透彻地解决。
今年夏收以后，社里进行夏收分配和粮食征购工作的时候，歪风邪气又起来了。农村的富农分子和一小部分富裕中农，说合作社搞坏了，故意叫喊“早稻减产”，准备不卖或少卖余粮，全乡统购任务只完成55％。再加上地主、富农分子的挑拨煽动，群众思想混乱，生产情绪下降，出工率由原来的90％降到60％。有的社员和干部打算弃农就商……看来农业社是碰到了危机；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大辩论，已经不可避免了。
夏收以后，中共城门乡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为主要内容，在全乡开展一次大辩论。
最初，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多次座谈，启发大家提意见。但是，意见提得并不多。怎么回事？因为很多人有顾虑，怕戴“右派”帽子。怎么办呢？总支和工作组分村召开群众会，进行了一次动员，着重说明农村大辩论和城市反右派斗争不同，这是一次农民的自我教育运动。为了让群众大胆地、充分地“放、鸣”，支部和工作组还决定采取“先放后辩”的办法。
这样一来，就大放大鸣起来了。前后五天，各生产队都开了几次座谈会，80％以上的人在会上发了言。
从大放大鸣的情况看，富裕中农中不满意甚至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较为普遍；在合作化问题上有所不同。据城门农业社调查，八十四户上中农中愿意留在社里的有四十四户，表示要退社的有二十二户，还有十八户处在动摇状态。
至于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对粮食统购统销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免购额”低了一点。在合作社方面，贫农意见较多的是对果树的“定年限按比例分红”办法不满，要求把中农的果树入社统一经营。也有人对合作社借钱不方便有意见。他们对合作化是坚决拥护的。他们说：“生为社里人，死为社里鬼。”“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全民性大辩论之前
各种意见都放出来以后，对正确的合理的意见，总支和工作组予以采纳，并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加以解决；对于错误的意见，决定拿到群众中去讨论。为了把这次大辩论搞好，在全民辩论之前先开了党员会和贫农下中农会两个会。
党员会吸收一部分贫农积极分子参加。这个会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我们要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员能不能搞资本主义？二、为什么会放出这样一些谬论？三、怎样才能把各种谬论驳倒？大家首先尖锐的批判了总支副书记林佑民、城门村分支书记黄珠英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同他们进行了辩论。最后，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自私自利”走错了道路。在划清两条道路的思想界限以后，把解放以后粮食增产、工业交通、文化卫生、农村建设、生活改善等方面的事实摆了一下。这样一来，原来怕驳不倒人家的人也说“有了本钱”。有的说：“他们的谬论是用纸糊的，我们用事实去同他们辩，可以百分之百地辩赢他们。”
贫农下中农的会是分七片召开的。会上把放出来的一些谬论拿出来先辩论一次，借以训练辩论队伍。会上引导大家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三对比、三算账”。“三对比”是：比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比农业社和单干谁的力量大，谁能增产增收；比统购统销前后的粮食市场变化，看怎样对人民对国家有利。“三算账”是：算入社增产账，算解放前农民受地租、高利贷、奸商剥削账，算解放前后粮食增长账。经过对比，算账，广大的贫农下中农认识自己的生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也认识到这改善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然后，又讨论了贫农下中农的一些错误言论，分清了大是大非。
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以后，敢于大胆讲话了。这时候，领导方面又发现有些人有排斥和斗争中农的情绪。于是又向大家讲清楚：我们对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辩论，只是为了驳倒他的资本主义言论，反对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辩论来教育改造他们，更好地团结他们。
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
在大辩论的基本队伍形成了以后，接着以生产队为基础划分二十六个辩论小组（吸收单干农民参加），辩论了两、三个晚上。全乡90％的人都参加了辩论会。
各个生产队在三天大辩论中，主要辩论了两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许多辩论会上，贫农、下中农和少数富裕中农针锋相对，论战十分激烈。
首先辩论：“办社以后生产和收入是不是增加了？”
在城门社新华生产队的辩论会上，老上中农林大品第一个站起来说：“现在入社十户有九户坏，生产是年年低，收入是年年少。”
原来坐在角落里的贫农林春华马上站起来反驳说：“说入社十户有九户坏，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拿我来说，解放前穷得没有衣服穿，在乡里欠债也是有名的，一年要欠几十担谷。入了社，我就不用借债了。去年一家六口全年分了四十多担谷子和甘薯，柑桔、马铃薯也堆满楼顶，邻居向我开玩笑说：楼板杠都要压弯了！”
贫农林长水也抢着发言：“解放前我连老母亲也养不起，光景多么惨！去年入了社，我收入三百多元。从记事起都没有收入过这么多。现在我养一家四口，吃饱穿暖。”
新下中农林家顺也大声说：“怎么能说入社没裤穿？在座二十多人，现在哪个衣服不比过去穿得好？过去我们这些人只有两个人读过书；现在子弟大都上学了。这不是入社后改善了生活吗？”
社员林依乖说：“办社后生产是不是年年低呢？其实，办社年年都增产。过去乡里白水秧占六成，去年高级社第一年就消灭了白水秧，每亩稻子平均收到一千零五十斤。今年早稻又比去年收成好，排下里过去是十年九损，每亩只收几百斤，去年改良了土壤，‘死洋’变成了‘千斤洋’”。
老上中农林知柱也不赞同林大品的谬论，他说：“我看办社后生产有增加，生活就是好。我现在儿子读初中，女儿念高中。”
一场舌战，驳得林大品无词以对，他只好承认自己讲的话没有事实根据。
其他生产队的辩论会上，贫农、下中农、社员也驳斥了类似的谬论。大家算了一个账：去年全社粮食产量达到一百三十二万斤，比解放前增加了五十二万斤。入社前每户贫农全年平均收入只一百五十九元，而去年每户平均收入达二百三十三元。
七十三岁的五保户林兰蘩说：“我见过前清、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时代，觉得共产党最好。办了合作社，连我这个孤独的老人也有了依靠。”
“今年工分价值比去年低了。”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争论中的一个焦点。
老下中农、生产队队长林依金说：“去年分配的时候，农业和果树统一分红，所以一个工分分到一角四分。今年果树社里只抽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没有同农业合起来计算，所以一个工分才分到一角。表面看来，工分价值低了一些。如果把果树和副业计算在内，大多数社员收入都增加了。”
健康生产队社员在会上替一户叫喊“工分价值低”的老上中农算了账，证实他农业和果树收入合计，也比去年增加了。
新下中农林有火说：“过去我替别人做工，一天只赚一两斤米，养不活自己，现在做一天能分一元多，买谷十多斤，一家三口吃不了。”
在辩论中，有人说“合作社不如单干户”，“劳动、用钱、留粮都不自由”。这也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身受单干苦楚的贫农张依华说：“没入社的时候，我种二亩多田，劳动力差，割稻要请别人割，收成很坏，一年到头只在收割的时候吃几顿饱饭，以后就‘白老鼠’（很穷的意思）了。那时的我，衣服破了用纸糊，刮风下雨都发愁。1955年入社以后，我的穷根挖掉了。去年办了高级社，收入更多了。现在我穿的是新背心、卡其裤，换了一个人啦！”
西楼生产队队长林知福说：“合作社和单干比，真是天上地下。老下中农林知康今年春耕退社以后，就碰到很大困难。单枪匹马，积肥抗旱受限制，一亩八分田没有追肥，早季减产，比社里同等田地少收了一百八十斤。他现在已经后悔，对他哥哥说想再回到社里来。”
城中生产队辩论“入社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的时候，揭了所谓“单干自由”的底子。有人揭发：单干农民林家潮把应该卖给国家的四百斤余粮拿去做黑市买卖；单干老上中农林传渠、林传涵兄弟，参加反动富农林传添的投机集团，贩卖柑桔、荸荠、荔枝等，从中获取暴利。大家都说：这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发展这种自由，大家又要陷进贫困的泥坑里了。我们农民一定要办好合作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粮食问题的大辩论
在粮食问题的辩论会上，首先争论的是“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健康队老上中农林家铿说：“解放前粮食吃得痛快，解放后半饱半饿。”
新下中农林有雄一听这话，立刻反驳：“我解放前后的生活，就不像你所讲的那样。我想起解放前就心酸。那时候，我才是真的半饥半饿，哑子吃黄连，对谁吐苦水？现在我全家吃白米，没有人挨饿。做人要讲良心话，不能说谎。”
新下中农林元元接下去说：“过去我和林有雄一样命运，过着半饥半饿生活。我父亲就是因为生病又吃番薯渣，才折磨死的。解放前我一家一年才吃六、七百斤粮食，现在留粮有三千多斤，比过去多吃很多。”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全队二十户社员，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去年每户留粮比统购统销前平均增加一百三十三斤，每人平均增加三十三斤。社干部林有竹说：“现在吃稻谷大口五百十七斤，小口留四百十三斤，都够吃。统购统销以后，再也没有谁半饥半饿了。”
上中农林家铿无词以对。
别的生产队在辩论“统购统销好坏”、“粮食吃多吃少”的时候，也十分激烈。
敖峰村争论中算了一个大账：全村一千七百二十亩田，解放前只收一百三十六万斤粮食，每亩平均八百斤，除还租五十二万斤和高利贷二十万斤，农民只剩六十四万斤；就算高利贷二十万斤能买回，也只有八十四万斤留粮。人口二千二百人，每人平均只吃三百八十斤。1956年收了一百七十万斤粮食，除去征购农民还留粮一百十六万斤，按照现有人口，每人平均可吃四百三十斤，统购后比解放前每人平均增加五十斤口粮。
城门村原来是个缺粮村，1941年米价高涨，一月十八跳，穷人没钱买米，勒着肚子挨饿。全村单单那一年就卖掉儿女一百二十人，饿死七十二人。
持反对意见的人，在这些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了。
束塔队还辩论了“隐瞒产量对不对”的问题。这个队的上中农吴用松等几户组成的生产组隐瞒了产量五百斤，大家对他们说理。贫农吴依枝说：“我们农民入社是希望把社办好，有些中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年年瞒产。我们三组种了十多亩田，明明割了三十多担，起先只报十几担，想隐瞒一半。如果每个小组都这样，国家统购任务就要落空。”社长王茂玉也说：“统购任务完不成，就难实行工业化；没有工业，农民就没有抽水机。束塔洋过去是死洋，十年九旱，现在有了抽水机就变了样了。再说，组里瞒产，不只对国家不利；社里粮食少分了，工分价值低了，社员闹意见，对社也不利。”
一席话说得吴用松等理屈词穷，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各个组自动报出隐瞒的粮食产量二千多斤。
在争辩“粮价是否合理”的时候，敖里村老上中农林家国感叹地说：“解放前粮价高，肥料价低；现在谷价低，肥料价高，做来做去还是农民饿半死。”
贫农林旺官驳斥说：“你说解放前谷子贵，可是我们贫农，那里有贵的谷子卖？镰刀放下，谷子没入仓，就要还债交租子，还要卖新谷买油盐，私商趁这时杀价，结果卖贱谷，以后还要买贵米。想起这些事心像刀割！那时候只有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才能够卖贵谷子、放债，损人利己。这样的人全村有几户？再说肥料，解放前闲季粪便宜，忙季粪贵，买便宜粪只是富农和老中农，可是我们贫雇农到插秧时节还不知肥料在哪里。现在粮价稳定，粪价也不贵，比以前合理得多。”
仙歧队社员陈伯樵等，也和王尤祥火热地辩论粮价提高对谁有利的问题。陈伯樵边算账边说：“我们仙歧队全年粮食除自给外，卖出不过四千斤；如果一担谷提高一元，也不过才多收入四十元。可是粮价一动，物价都动了，一尺布只要起价五分，我们一百五十五人，每人买一丈六尺，就要多出一百二十四元，结果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何况粮价贵了，物价波动，对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粮价万万提不得！”
社会主义思想掌握了群众以后
两场大辩论，使城门乡农民的思想面貌，起了一番深刻的变化。
贫农、下中农，更加靠拢党，热爱社。他们说：“我们跟共产党订合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少数受到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贫农、下中农，分清大是大非以后，很快地觉悟过来，坚定地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通过大辩论，还团结了富裕中农的多数。他们之中有不少原来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少数具有自发倾向的人，大辩论后态度都有转变。俊新生产队十六户社员中，上中农占六户；今春以来，有四户上中农弃农经商，不下田劳动，贫农批评他们是“同床异梦”。现在，这四户上中农都回头来参加生产了，贫农社员高兴地说：“这样就一条心了。”
斗争了反动富农林什添以后，歪风邪气打下去了，投机倒把，粮食黑市等非法活动，悄悄地收起来了。
全乡原来卖了二十六万斤余粮以后，就叫喊“已经到顶了”；现在，已卖粮三十万多斤。原来说统销粮食无法压缩了；现在经过家庭主妇们研究后，已减少了统销量四万斤。
最近又有四户社外农民申请加入敖峰社。
合作社的出工率，已提高到90％。
敖里队原来要把两亩上好水田改种经济作物。现在打消了这个主意，加紧补苗追肥，力争秋季丰收。全乡掀起了追肥、耘草的热潮。
全乡党员干部在这次大辩论中，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锻炼。许多人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学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许多人懂得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的道理。
在大辩论之前，有些党员干部对群众觉悟估计不足，思想顾虑很多。看到了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以后，信心增强了，工作劲头更大了。
一些受资本主义迷惑的走入歧途的党员干部，开始清醒过来了。
（原载福建日报，本报作了一些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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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愉快的劳动
首都各机关干部，最近展开了帮助郊区农民秋收的热潮。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踊跃地参加了这种劳动。图为中央某机关的工作人员帮助丰台区黄土岗农业生产合作社收场。
本报记者 刘长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