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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右派利用工会反对工人阶级
全总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
本报讯 全国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以及全总所属在北京的报社、出版社和干部学校等四十多个单位反右派斗争正进入高潮。
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高元（党员、办公厅档案处长）、郑焕宇、张增三、丁勋（全总干校文化教研室教员）、王青（工人出版社第四编辑室副主任）、张照邻（工人日报副刊编辑）、杨晋（海员工会工资部干事）、戚家仪（邮电工会财务部副科长）、庄博清（全总工资部干事）、王福康（重工业工会生产部干事）、靳鑫（工人日报总务科员）等。
这些右派分子把工会组织当成了攻击的主要目标。有着十六年党龄的党内右派分子高元是向党进攻的骨干。他对工会的性质、作用、任务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说“工会的作用只能从工人对工会的要求来考虑，不能从党和国家方面来考虑”，还说“支柱、纽带、学校是党加给工会的作用”。他在党和工会的关系上强调“党的立场和阶级立场就有所不同，“工会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工会也可以不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工会与行政关系上主张“唱对台戏”，根本反对工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调节作用。他在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上则挑拨说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会”。他为了达到分裂工人运动，瓦解工会，还主张“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右派分子张照邻以笔名“浣花溪”和“昭灵”仿照“草木篇”发表了“夏虫篇”和“奇怪的图书分类法”，对党作了非常恶毒的攻击。
他在“奇怪的图书分类法”里写道：“有些厂矿和机关的领导上曾把干部与工人简单划分为进步与落后两大类……。那所谓进步的一类人中怕也会有梁实秋，而‘落后分子’里面，未尝没有夏衍吧？”企图借此来攻击积极分子和党的干部政策。
7月上旬开始，各单位先后向右派分子展开了反击。广大群众都积极参加了战斗。他们运用了大字报、大小辩论会等形式向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到目前为止已开大小会三千三百多次，出大字报一万一千张，黑板报三百一十九期，漫画一百三十多幅，共有三百零三万字。为了展开说理斗争许多人重新学习许多理论书籍和政策法令文件。如为了驳斥右派分子高元的理论，全总办公厅和全总干校教研室的教员都有专人作了系统的准备，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因此能够给高元以彻底驳斥。全总干校刘云雁说：“像高元这样右派的工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它腐蚀工人运动。”在辩论会上，许多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反驳了右派分子。全总干校教员周克亚说，右派分子张增三在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唯成份论”中说：“周克亚受了七、八年的教育也要按地主分子论”，这纯粹是胡说，我来学校以后担任了重要的教学工作，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并且被党列为发展对象，难道这是“当地主分子看待吗”。工人出版社在辩论会上有六个公务人员发了言。曾经历过清朝、军阀、国民党、日伪统治压迫的老工人沈巨彰说，今天老年人生活有保障，若在旧社会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右派分子王青为什么说“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共产党“冷酷无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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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冶金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 王之玺
解放后我在冶金部门工作了九年多，这里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谬论。
首先谈有职无权问题。九年来，我在鞍钢、沈阳、北京工作期间，无数的事实，使我感觉到党员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是亲密无间的，非党人士的正确的意见是永远得到支持的，不仅没有感觉到“有职无权”，相反的倒是因为冶金工业发展迅速，老是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赶不上工作的需要。关于这件事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1949年初鞍钢开始恢复时，厂内积存的焦炭不多，炼焦炉尚未开工，为了保证恢复工作的需要，我订了几条限制使用焦炭的办法；当时公司里其他燃料也很缺乏，某个部门的同志
（党员）对限制使用焦炭的办法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拒不执行。当领导上了解这一情况后，坚定地支持了我的意见，对那位拒不执行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说明了远在解放初期，共产党对非党人士的职权和正确意见就是很尊重的。此后我在沈阳、北京工作时期，和党员间彼此了解更深，职权问题更不存在。
其次是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问题。外行能否领导内行问题，我们是学科学的，科学的本身，就要求我们根据事实来作推论；只要平心静气的回忆下列几个问题，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
第一，我们看看解放前高等学校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时候全国有多少高等学校？有多少教授职员？有多少学生？现在比解放前增加了多少倍？解放前科学研究事业没有共产党领导，那时候有多少研究机构？有多少研究人员？每年有多少研究经费？作了多少研究工作？现在比解放前增加了多少倍？解放前的工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为资本家服务，那时候的钢铁厂有几个？电厂有几座？煤矿有几处？规模如何？年产量如何？现在比解放前又是多了大了多少倍？只要是一位诚实的有良心的人，绝不能否认几年来在科学、教育、工业、农业、文艺等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八年胜似几十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正确的制订方针路线，并组织党员，团结拥护社会主义的非党人士和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历史上空前的成就，难道说还有可能吗？
第二，怎样算外行？怎样算内行？现在的领导干部是否都是外行？我以为从近代科学技术的领域来讲，外行和内行都是相对的。从不同的学科来说，一个专门学机械的，对机械是内行，对冶金就是外行；从一个学科内的不同领域来看，一个学钢铁冶金的，对钢铁冶金是内行，对有色冶金就是外行；再细分一点，一个学炼铁的对高炉操作是内行，对炼钢和轧钢就是外行。跟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更加细致，内行与外行越是变为相对的了。因此全部精通一个工业领域或一个学科的内行，实际上是没有的。我们再看看现在的领导干部——老干部的业务水平如何？是否都是外行？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要放下自己熟习的东西，去学习自己不熟习的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八年来，大量输入科学教育界和工业界的干部，绝大多数都能虚心学习，钻研业务，现在大部分已变成了熟悉业务，能正确处理专业问题的领导干部。有一部分基础较好、学习特别努力的同志，已经提高到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否认吗？
第三，对领导的要求是什么？领导人员应该具备那些条件？根据我的看法，领导人员的第一个条件应该是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水平。今天我们进行工业建设，也必须依靠马列主义这一武器，掌握了马列主义，才能具体的分析情况，全面考虑问题，认清主要次要矛盾，正确的制订方针政策，安排工作计划。这样我们的工业建设才不致走弯路。领导者的第二个条件是业务水平。为了正确地处理业务问题，正确地制订方针政策，一般的业务知识也是很必要的。熟悉业务程度愈高，处理问题的把握就愈大。领导的第三个条件是组织才能和群众路线问题。作为一个领导人员不能只依靠个人来进行工作，必须善于团结干部，组织并发挥各级工作人员的力量来进行工作。另方面也必须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用群众的智慧来完成工作任务。按照以上三个条件来衡量现有各方面的领导，我可以肯定的说，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根据以上各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右派分子不顾事实，否认几年来各方面建设的巨大成就，自封内行，诬蔑党的领导为外行，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他们的恶毒阴谋，难道还不是昭然若揭吗？
我们应当承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市场的。这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展开的初期。某些知识分子所以同情右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作怪。这也说明了八年来知识分子虽然经过了思想改造，但这种改造是不深刻不彻底的。现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革命虽然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关还没有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说：“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我们知识分子们应当深刻地认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积极的参加斗争，并为进一步进行思想改造，争取过社会主义的关，争取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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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纳右派言论逐一核对事实 逐一进行批驳
安徽人民代表围攻右派分子获胜
本报合肥22日电 在最近举行的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对右派分子进行了猛烈的斗争。这些右派分子是陈仁刚、李湘若、戴岳、程士范、李则纲、张东野、张节、余立奎、潘锷鏱、石原皋、杜仲和、马轶尘、张立之、张宽、王心仪、陈次权、杨素冰、荣德馨、黄梦飞。全省各地人民为了支援人民代表的正义斗争，纷纷写信、派代表来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形成了会内会外合力对右派分子的围歼。右派分子在真理面前理屈词穷，不得不纷纷向人民低头认罪。
民建安徽省工委会常委、合肥市副市长、右派分子张东野在交代中说他欣赏章伯钧、葛佩琦的反动言论是因为他也恨共产党，他承认和右派分子刘秉钧、金孝章等组织的反党小集团是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为目的；组织路线是“以民建为基地，以落后分子为骨干，拉拢中间，打击积极，逐步扩大反党力量”；向党进攻的步骤是“上层示范、中层影响、下层全面开花”。右派分子戴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交代了他在鸣放前后指挥文联反党小集团向党进攻的罪恶活动。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潘锷鏱承认“在鸣放初期，确有变天思想”，内心里对章乃器的反共言论有“共鸣”，作了章乃器反动言论在安徽的“批发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科联主席程士范交代了他反共活动的目的“是想夺取党对安徽科学工作的领导权”，交出了反共小集团成员名单，并承认这个小集团是他的“政治资本”。右派分子张节（民革安徽省委委员、省农业厅副厅长）在鸣放中曾诬蔑积极分子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找骨头”，“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次会议中代表们拿出了大量事实来同他辩论，他理屈词穷，承认他是造谣诬蔑。右派分子李则纲（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省博物馆长）除了在鸣放中向党进攻外，还一直隐瞒了他的伪戡乱委员等反动身份，甚至在人民代表面前还要否认，但当代表们拿出国民党的档案等材料来对证时，他不得不低头承认。代表们同右派分子张立之（蚌埠市工商联主委、市民建副主委、副市长）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展开了论战：帝国主义经济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资本家好还是公方代表好？资产阶级分子还要不要继续改造？张立之在代表们的有理有力的驳斥和揭发下，无法再辩，不得不交代其反共目的。此外各地司法系统派来的代表还揭发了陈仁刚在司法方面宽容反革命的不少罪行。
代表们同右派分子的斗争采取了“段段清”的斗争方法，即将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归纳成几个问题，逐一核对事实，逐一进行驳斥，使右派分子在确凿的事实和充分的理由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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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笔下的市侩 出版界的阴间秀才
李小峰妄想挂帅使资本主义复辟
新华社上海22日电 上海出版界一个隐蔽着的右派小集团的“主帅”和幕后人被揭发出来了。这人就是曾经侵吞鲁迅先生巨额版税，被鲁迅斥为“市侩”的所谓出版界“巨头”李小峰。
李小峰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夕到上海文化出版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从此以私营四联出版社的小宗派为基础，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去年他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不仅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内积极执行了恶性大发展的方针，建立据点，打击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到上海文化艺术界大力发展组织，扩展自己的势力。今年大鸣大放中，李小峰明目张胆和他小集团的“军师”许君远、“大将”仇标等策划向共产党进攻，在文化出版界“挂帅”，以便使资本主义复辟。在14日、18日上海出版界的两次反右派座谈会上，与会者从各方面揭发和批驳了李小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李小峰右派小集团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狂妄地打击共产党的威信，阴谋取而代之。李小峰把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说得一团糟，他的小集团放出空气说，上海文化出版社“势在必分”；李小峰还厚颜无耻地鼓动一个编辑提他当社长。李小峰和许君远共谋，提出办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同仁出版社”，并且拟出了一份主要骨干都是他们宗派集团的所谓组社名单。
与会者还揭发李小峰为了树立自己的特权，实现他个人的野心，在鸣放中造谣污蔑共产党员和人事工作。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员编辑级别都在十级以下（出版级），李小峰却故意造谣说：“党员有特权，评级最起码评九级。”
与会者揭露了李小峰的反动历史，证明这个伪装进步的所谓“忠厚长者”、“好好先生”，早已在出版界获得了“老狐狸”和“阴间秀才”的绰号。李小峰所开办的北新书店自从伪装进步，侵吞了鲁迅先生的巨额版税后，二十多年中一直投靠国民党和汉奸，出卖民族利益。抗日战争时期，李小峰和他的汉奸大哥开办复兴旗子公司，制销汪伪青天白日旗，旗上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口号。李小峰用以攻击人民出版事业、自我吹嘘的北新书店的丑恶历史，使他所制造的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谎言不攻自破，使人们更加看清了他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险恶用心。
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右派斗争开展后，许君远、仇标等右派分子早已被揭露出来，但这个小集团的“主帅”李小峰却还巧妙地隐蔽着。与会者指出，任何狡猾的右派分子，决不能够漏网，反右派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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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图书馆的情况好得很
对新中国的图书事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毫不例外地诬蔑一番，说：“新中国一团糟，图书馆事业也是一团糟。”“图书馆事业存在着危机”。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好得很，并没有什么“危机”。
解放后，很多图书馆的藏书增加了。例如，不久以前迁入“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目前拥有藏书一百十一万零四千九百一十册，为1949年藏书十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册的近十倍。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是原来的东北图书馆，藏书从1948年的七、八十万册，目前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万册，仅次于北京图书馆。解放前，上海唯一的公共图书馆（即现在的上海人民图书馆）全部藏书中文书约有九万册，西文书有两万册，解放后的短短几年里，藏书增加了八倍。
公共图书馆数目也在与年俱增。1954年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有九十多个，为解放前最高年的一点九倍。今年，增加至一百零九个。这些图书馆收藏书刊三千多万册。
政府给图书馆经费的拨款，也在增加。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解放后每年的经费约三万元，1956年增加到二十三万元。南京图书馆是在伪中央图书馆的烂摊子上扩大起来的，现在每年经费约二十四万元。而1948年上半年，上海图书馆的全部办公费和事业费仅够应付每月的水电开支。
各地图书馆为使藏书得到充分的利用，广泛开展了馆际互借工作。今年6月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又决定建立全国性的中心图书馆，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上海图书馆在1956年一年里，与该市七百四十多个单位建立了外借关系，外借书籍达一万八千余册。图书馆工作人员经常带着新编的书目，深入机关、企业及科学研究部门拜访读者。北京图书馆还与五十九个国家的六百三十六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使专家、学者能看到国内没有的重要书籍。
各地图书馆都在尽力收集散存书籍。如福建省图书馆去年在该省各地收集了散存书籍两万多册，把全省六十六个县市地方志补充齐全，并得到了许多珍本、善本书籍。
我国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在不断改进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书分类法的改革，新的图书馆分类法逐渐代替了僵死的十进分类法。在编目工作上也有显著的改革。新的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已经编成，在最近已公布。
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材的单位，除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外，今年3月间，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南京图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专修科两年来招收了二百多名在职干部为函授生。科学院、高等学校、公共图书馆等系统都举办过多次的图书馆干部短期训练班，培养了大批专业干部。
去年12月底在南京图书馆还举行了第一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会上宣读了十多篇论文。这对于推动图书馆学学术研究，改进工作有极大的作用。
几年来，出版了一般性的“图书馆工作”，学术性的“图书馆学通讯”，介绍苏联先进经验的“图书馆学翻译丛刊”，资料索引有“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等等。
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也跟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右派分子的诬蔑是徒然的。 （本报国内资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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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问题严重
反右派斗争逐步发展到基层
据新华社上海22日电 上海市各民主党派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已由市级领导机关逐步发展到基层。各民主党派的区级整风领导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一部分基层组织已经开始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最近上海各民主党派都召开成员代表会议或干部扩大会议，讨论把运动推向基层的问题。这些会议都强调：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开展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时，一定要争取所在地区和所在单位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同时在斗争中必须贯彻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使广大成员人人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些会议还就民主党派成员中存在的“家丑不可外扬”以及温情主义、置身事外等妨碍运动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些成员对自己党派的市级整风领导机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右倾表现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据初步揭露出来的材料说明，上海各民主党派的区级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中问题也不小。民革上海市的十八个地区组织中已发现至少有七个地区的区委正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是右派分子。农工民主党区级组织负责人中的情况同样严重，在现有十四个区的六十五名委员中，已初步发现有十三个右派分子，其中主任委员有六人。其他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中，也有不少有右派分子甚至被右派分子操纵，以致在大鸣大放中一度发生政治上的混乱，有的甚至沦为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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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击党的领导 向往资本主义民主
中宣部一撮右派分子丑态毕露
本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从7月份以来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目前，已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马家驹、席炘、俞康金（党员）、陈步、侯德彭（党员）、曾宪法（团员）。陈步、侯德彭和曾宪法还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同某些高等学校、机关、团体的一些右派分子密切接触，策划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这些右派分子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俞康金把全党丑化为“上级欺压，下级吹捧，得利在先，吃苦在后”，“置人民痛苦于不顾”“的维护私利的封建剥削集团”，并诬蔑党是在“步步紧地在建立”“封建等级制度”。马家驹诽谤老干部是一群自私、虚伪、专横、愚蠢的人。席炘诬蔑党充满了“封建道德霉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主张取消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侯德彭则认为党的领导“妨碍了科学的发展”，主张把科学事业完全交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去管。这些右派分子造谣说党“只忙于改造别人，不注意改造自己”。曾宪法把我们的首都污蔑为昏庸、腐朽、黑暗的帝俄时代的“彼得堡上流社会”，并声言要向这个社会“投进一颗炸弹”。
这些右派分子，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十分向往。他们都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都以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为憾，主张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和“自由”。俞康金更猖狂地要“痛下决心，采取革命的办法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对于肃反运动，他们也极尽诬蔑之能事。陈步公开叫嚣肃反“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肃反是“肃群众”等。
这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马家驹出身于汉奸官僚家庭，曾加入过国民党和青年党。席炘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日伪新民会的分子，并在日寇投降后积极歌颂蒋介石。俞康金原是贫农家庭出身，解放后他的家庭上升为富裕中农，他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他的富裕中农家庭的资本主义思想互相结合，就使得他背叛了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曾宪法、陈步、侯德彭，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自由职业者家庭，他们都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生活颓废，思想堕落，因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仇恨党，厌恶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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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各地政法部门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福建省各地政法部门最近两个多月来揭露出了一批反对共产党领导并恶意攻击政法工作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分子是省司法厅长何公敢、省高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林登文、吴大新和福建省、厦门市、南平市等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任敦卿、任家德、姚焕兴等人。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行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叫嚣说“党委不懂法律、不能领导政法工作”，狂妄地要“共产党员退出政法部门”。他们还千方百计地到处攻击肃反、镇反运动的成就，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伸冤”。
何公敢除了到处散布谬论，从各方面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成就外，还一再污蔑“共产党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懂得法律”，“现在的政法工作是一团糟”。谩骂对旧司法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是“一棍子打死”，妄图以此否定和夺取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权。何公敢还散布所谓“全民民主”的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动政治主张，企图把民主扩大到反革命、劳改犯身上。他一再主张惩治反革命罪犯要“轻些、轻些、再轻些”，而对因思想落后而发生的一般错误行为则主张“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身为司法厅长的何公敢竟把一个曾杀死过革命同志的反革命分子王钦妹，说成是“只有落后言行，应无罪释放”；对他的一个被判处劳动改造的反革命朋友，也要求从轻处理，并威胁经办的干部说：“他是我的老朋友，你们要好好办理。”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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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祖光的“小家族”是怎样腐蚀青年的？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
“小家族”的一个“忠实弟兄”蔡亮，最近从西安特地赶到北京，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到“小家族”里去“团聚”，而是走上了批判吴祖光右派言行大会的讲台，揭穿吴祖光统率的“小家族”腐蚀青年的黑幕。
蔡亮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1949年就参加了共青团，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拖进“小家族”右派小集团以后，踏上了歧途。
四年前，蔡亮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就和“小家族”骨干分子杜高建立了“友谊”。他进入“小家族”后，经常听到这样互相的吹捧：“天才呀，神童啊”！我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契呵夫”，你是未来的“中国列宾……”。“小家族”的“家长”吴祖光就以“神童”自居，扮演出“良师益友”的面孔，经常夸奖他周围的这伙青年的“才华”，热心倡导“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利用各种方法煽动青年人的自大狂。蔡亮加入“小家族”不久，吴祖光就别有用心地邀他画一幅插画，本来画得不怎么好也摆进名画家们的插画之列，放在一本名叫“艺术的花朵”散文集中出版了，以标榜蔡亮的“天才”。蔡亮很感激“小家族”家长对他的赏识。以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刚毕业时，准备投考留学苏联，“小家族”便作为全家族一件大事到处吹嘘他的“天才”。但是这位“天才”没有考取，便在学校里大闹情绪，以至借酒消愁，当团的组织正在耐心地帮助他教育他的时候，“小家族”又伸出了毒手。在一次“家族宴会”上公然宣称要用他们“家族”的力量把蔡亮培养成“中国的列宾”。杜高还说：“考不取留苏不要紧，搞艺术的最后还是要靠作品吃饭，以后就拼命画吧！”当时，蔡亮格外感到“小家族”的“温暖”。
同时，“小家族”又如同毒害其他青年一样，对蔡亮宣扬“超阶级的爱”和“心灵的美”。杜高就经常向他介绍胡风、路翎的文艺观点，并且说：“发掘小人物心灵的美，才是最好的艺术，要爱一切人才是伟大艺术家的情操。”他听了这些谬论更加钦佩“小家族”是“天才的结合”。
蔡亮过去在党和团的教育下有一定的进步，在中央美术学院里学习时曾担任过班长，对团组织是无话不谈。可是，被拖进“小家族”以后变成了另一个人。对团组织疏远了，对谁也瞧不起，竟认为团的组织是“小儿科”、团的组织生活是幼稚、没有趣味。但是在学校里却津津有味地贩卖胡风、路翎的谬论和吴祖光、杜高等人传播的政治性的流言蜚语。
蔡亮回忆起走过的这段弯路时，怀着沉痛的心情说：我受着这些思想的毒害，对待团的组织越离越远，终于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堕落到右派小集团的泥坑里，作了共青团的叛徒。
吴祖光正是这样贩卖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并施舍所谓“温暖”“友爱”，和共产党争夺青年。蔡亮被腐蚀的经过是这样，再看看在“小家族”里被称为“小妹妹”的陈敏凡失足堕落的经过吧！
陈敏凡生长在一个中农的家庭，1949年她才十四岁就投到革命队伍里，很快入了团。她在四年前由部队调到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在工作上有股青年的热劲和朝气，曾提出申请入党。后来，她认识了“小家族”骨干分子田庄，从思想到生活才开始起变化。田庄看到陈敏凡爱好文学。他们见面，田庄就高谈一套所谓文艺“理论”，陈敏凡虽然不懂，却感到很新鲜。后来，由田庄介绍认识了吴祖光、杜高、汪明等人。“小家族”那伙人知道她在北京没家，年纪又小，逢年过节或星期天，便找她去玩，逛公园吃馆子。又常听“小家族”成员说，“共产党乏味，不讲人性”等等，慢慢使她感到“小家族”真是“温暖的自由天地”。杜高等人在她的面前又拼命宣扬“个人奋斗”，“骄傲才是高尚的情操”等谰言。并鼓动她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她终于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巨著，没有得到别的收获，却接受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的“战斗精神”。当时，她回到机关便感到和同志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对共青团的组织也冷淡厌恶了。甚而有时，想尽一些花招逃避团的组织生活，听了团组织的报告就咒骂是“公式化、概念化”。她拒绝团组织对她的帮助，逐渐地从思想感情上投靠到“小家族”里。
在肃反运动中，她因为和“小家族”的关系，曾受到审查。以后，和“小家族”成员在一定时期割断了联系，在工作和思想上都有了一些进步。机关内评级评薪时，她也被提升了级别，同志们也都鼓励她。但是不久，她又和田庄搭上关系，当她和田庄结婚时，吴祖光在家中备好丰盛的酒饭招待她和田庄，对他们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受处分深表“关切”，用甜言蜜语煽起他们的“冤情”，使她又体会到“小家族”所倡导的“人性”和“友爱”。在整风期间，她不仅和“小家族”成员策划推翻肃反运动时对她作的正确结论，还在机关里和其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造谣生事，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陈敏凡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糖衣炮弹所毒害，变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忠实工具！
吴祖光的“小家族”向青年射出“名利”、“温情”的毒箭同时，又放出腐蚀青年的另一支毒箭，迷惑青年上钩。
吴祖光是个十足的旧社会“遗少”，引导他的“小家族”追求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他诱惑他周围的青年经常大吃大喝，吃遍了北京有名的饭馆酒楼，酒足饭饱之余高谈女人，把两性关系说得低级下流，使得一些青年受其腐蚀。吴祖光又经常拿出他“珍藏”的淫书淫画和刺激性感的画片，使青年上钩。有时还聚赌打牌，通宵不睡。因此，有些青年被腐蚀得神魂颠倒，意志消沉。
现在，经过北京戏剧电影界全面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已经揭穿了反动“小家族”的黑幕。吴祖光也不得不承认说：“解放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我的家已经成了个垃圾堆了，我是充满肮脏的东西，所以我招来的都是一群有毒的苍蝇，从我这里把毒素又传播到社会上去。”
（本报特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