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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场精简机构的好榜样
京郊三个农场大批脱产人员投入生产
生产中的问题及时解决 干部工人关系更加融洽
新华社20日讯 北京市又有一个地方国营农场和一个公私合营畜牧农场，大力精简了脱离生产的人员。
北京市地方国营西郊农场原有脱离生产人员七十一人，现在已减少到十三人，使脱离生产人员从占职工人数的11.7％降低到1.9％；公私合营东郊畜牧场在今年年初有脱离生产人员一百二十人，占职工人数的13.3％，最近精简到十三人，占职工人数的1.5％。这样，连同最近把脱离生产人员减少到职工人数1.2％的规模较大的地方国营南郊农场在内，北京市已有三个农场在精简管理机构方面获得成就，为我国国营、地方国营农场改变目前机构臃肿庞大、管理费用过高的情况，树立了良好榜样。
西郊农场有一万二千多亩地，职工六百多人，以生产水果、蔬菜、牛乳为主要业务；东郊畜牧场有二千头乳牛，职工八百多人。精简脱离生产人员后，这两个单位的总场部都是十个人，包括场长、党委和团委书记、会计以及其他行政人员。两个单位都有三个分场，精简后，西郊农场的分场只有一个分场场长脱离生产，其余人员如技术员、会计、统计、供销人员等都参加劳动；东郊畜牧场三个分场的场长都已参加劳动，每个分场留下一个会计，便于计算牛乳产量、成本等。
据这几个农场的负责人谈：“劳动光荣、勤俭节约”在北京市机关里成为一种政治空气和社会风气后，对他们精简管理机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市大批机关干部下乡长期参加劳动生产，农场干部就说：机关干部都参加劳动生产，难道我们不能下去吗？这三个农场的工作人员在讨论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提出的精简编制方案后，每个农场里几乎全体工作人员都报名要求去劳动。有的人还连夜赶回家里，和自己爱人商量，第二天回到场里就报名。
大批脱离生产的干部下地劳动以后，不仅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南郊农场的干部在9月7日第一天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以后，工人就去慰问他们。工人问：“累不累？”干部说：“不累”。工人又去看看干部的手，有没有磨出泡来。接着工人说：“不要操之过急，累了要休息。”据说，这样亲切的语言，过去是比较少的。
技术人员参加劳动以后，会不会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过去，他们是有这个顾虑的。现在参加劳动后，技术员们答复说：肯定不会。他们说，作物的生长发育、牲畜的饲养管理，平时下去看一看，不容易真正看出多少变化来。单纯依靠书本上的知识去指导生产，不在劳动实践中去观察研究，是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知识的。
这三个农场在精简管理机构以后，对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也进行了改革。过去，西郊农场会计账目和统计表报很多，总场有会计统计人员六人；三个分场加上一个蔬菜队、一个机务队，也有会计统计人员八人。现在，把会计账目、统计项目大量精简，总场设四个会计、统计人员，总管全场会计工作。过去，每个分场里都有一个人事秘书，主要工作是管思想教育工作和写报告，现在，思想教育工作因为许多领导干部都参加劳动，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写报告之类，由分场场长自己动手，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人事秘书也取消了。这样做法使总场场长和分场场长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东郊畜牧场在精简管理机构时，注意解决领导干部参加劳动后怎样来领导生产的问题。现在分场场长等干部下去后，做的是喂饲料、切青饲料及其他杂工，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他们在下班以后，就抽出一些时间汇报工作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并且立即进行处理。这种做法，工人很满意。工人说，过去干部下来只是蹓一圈就走了，现在的作风可不同了。干部也感到工作更有办法，他们自己参加生产劳动，了解的情况更加详细，许多事情当场解决，不要像过去那样要拿到办公室去解决了。
在东郊畜牧场担任领导职务的私方人员，也和公方人员一起，都下放到生产中参加劳动。一分场副场长左连有是个私方人员，在参加劳动之后，仍照常负责他以前所分工的领导职务，他说：参加实际生产以后，对他熟悉生产情况、锻炼自己，好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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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生产部队第二十四农场
精简机构 降低成本
据新华社讯 新疆生产建设部队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第二十四农场，今年增产节约成绩很好。
这个农场在4月以前完成了三万多亩开荒任务，播种面积比原计划扩大一千一百九十五亩，预计可增产原粮二十万公斤、皮棉一万五千公斤。
为了降低成本，农场很注意改进耕作技术，一般作业均保证一次做完，争取不返工。全场在机器、牲畜和人力使用上，减少了过多的作业层次和不必要的作业量，节省了相当于耕地三千亩、耙地三万亩、打埂二十万公尺的劳动力。全场还精简了一百七十名间接生产人员，使他们直接参加生产。此外，该场官兵决心做到今年节约行政办公费用30％，耗油定额降低10％到15％，饲料定额降低25％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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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津财贸系统全面整风
职工们广泛运用大字报提出批评建议
领导干部分析研究后能改的马上就改
新华社19日讯 北京财经贸易系统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据四十个公司一级单位的初步统计，8月下旬以来职工们已经提出八万多条意见，贴出了八千二百多张大字报。
意见中，有半数以上是针对经营管理和领导作风而提的。文化用品公司有的职工提出，公司组织货源摇摆不定，不能正确安排生产。如1955年开展反浪费运动时，公司领导上不调查研究市场情况，大力压缩进货，造成1956年商品供不应求；于是在去年又进行突击进货，扩大加工，使工厂增添设备和人员。今年市场趋向缓和，公司又压缩进货，这样对工厂的生产影响很大。糖业糕点公司职工画了不少漫画，批评领导干部不下基层。文化用品公司职工给秘书主任范黎贴了三十多张大字报和漫画，批评她“来公司一年半了，开会总是谈业务不熟悉。”
各公司领导干部对职工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分析研究，凡是能够立即可以改进的，马上就改进。例如，人民银行根据职工的意见，改变了各储蓄所的营业时间，便利了群众。纺织品公司根据职工意见，停止推销浅色布，适时以深色布供应顾客。油脂公司把与各油厂重叠的化验室取消了，将公司化验室的全部人员和器材分配给各油厂，充实了下层。市商业工作主管部门认为，职工们在大鸣大放中就商业工作各方面所提的意见，对于推动和改进工作有重大意义，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必须继续以最大的决心，抓紧时间改进工作，认真严肃地对待职工提出的每一项意见。
新华社天津19日电 天津市一百五十多个商业企业单位9月份以来陆续展开整风运动。这些单位的近三万名职工已经掀起鸣放热潮，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已经有十一万多件。
各单位职工运用各种方式大鸣大放，而运用得最广泛、显得最活跃的是大字报。据初步统计，这些单位已经张贴出大字报一万八千多张。在五光十色的大字报上，有短文、快板、相声，还有短剧、漫画。在这种活跃的民主气氛中，许多从来很少给党组织和领导人员提意见的人，也开始畅抒己见。如和平区的十一个单位里，90％以上的职工都提了意见。糖业果品公司开完动员会的当天晚上，职工们就贴出了一百四十四张大字报。
职工们提出的意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领导作风、党群关系、经营管理等方面。如和平路百货商店的干部吉发澄提出：有些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工对一些供应不足的商品经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批评百货公司副经理刘志明说，别人买棉花排队，刘志明不但不排队，还叫柜长先给他拿四斤，在科长室成交。文化用品采购站刘宗昌对仓储方面的领导干部提出质问说：“知道商品霉坏变质，还往外发货，请问：外地销不了，你们有何看法？你们只管商品在库内不短不少就万事大吉吗？”职工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受到了党和行政领导人员的重视。绝大部分单位都已建立了改进小组，及时研究、整理大家的意见。对于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都在陆续着手解决。
这些单位在大鸣大放的同时，大部分都注意保证日常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市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的许多业务人员一面积极鸣放，一面深入到市内八个区的各零售门市部，检查进货、煤球生产及煤的运输等情况，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市百货公司领导整风和领导业务的干部都作了具体分工，而且建立了定时碰头研究的制度，以使整风、业务密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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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退资本主义的逆流
重庆市召开“六员”会议
据新华社重庆17日电 重庆市12日到14日召开了“六员”会议，出席会议的八百多名商业部门的批发人员、对私改造工作人员、公方代表人员、市场管理人员、税收员和银行贷款员，从揭露出的私商大量投机违法的事实中，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
据会上揭发，重庆市违法工商业者和手工业户的投机活动近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他们套购和抢购国家统购物资，抬价出售原材料，掺杂掺假，以劣货充好货。有些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组织“地下工厂”，以高额工资拉拢在业工人，盗窃国家原材料，进行黑市活动。部分手工业户已发展成为大工场。如缝纫业傅屿夫妻，雇工竟达一百四十多人（现已勒令解散），手工业户黄鉴明从一人自产自销，发展到雇工三十二人，投机商贩的气焰十分嚣张，有的甚至辱骂批发员、殴打公方代表，或集体向国营批发商店无理取闹。
到会人员反映了国营商业、税务部门、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中的缺点。比如商业部门有些干部在安排小商贩的货源时，片面强调照顾，忽视了改造，过多地把一些畅销商品分配给商贩，安排小商贩的营业额一般过大。税收工作缺乏检查，全市商贩偷漏税款现象很严重，去年以来应征而未征的税款在四十万元左右。人民银行的贷款缺乏严格的审查和控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根据市场上新的情况，及时地制订出合理的管理办法，使不法工商业者钻了空子，无照工商户日益增多。此外，有关单位对资本主义投机违法分子处理不及时，应法办的没有法办，应罚款的没有罚款，有的处理得太宽。这些缺点，无形中纵容和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少人在会上检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自己对资本主义违法投机活动和小商贩的自发势力认识不足，产生了太平思想，放松甚至放弃了领导和管理，听任资本主义泛滥，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市场管理工作，今后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要大力加强。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商业局、合作商业局、城市服务局、税务局、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干部，在会上发言，表示决心根据当前市场新形势，进一步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和行政措施，加强市场管理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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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供销社改进棉花检验工作
本报讯 为了教育棉农树立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思想，多产多卖，少留节用，晒干拣净，多卖好棉给国家，全国各产棉区的供销合作社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和改进棉花检验工作的措施，大力贯彻“优级优价”政策。
在新棉上市以前，各地举办了技术传授训练班，仅山东、陕西、江苏、山西、河南、河北六个省就为农业社训练了分级员十万多人。新棉吐絮后，各地又抽派大批干部深入农业社进行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工作。
为了更好地贯彻“优质优价”政策，今年各地普遍实行了对照标准定级、手扯尺量长度、水杂扣补、试轧衣分等办法，同时全国还订购了杂质分析机、电测器、烘箱等各种大型检验仪器两千多台。
许多地区今年在收购工作中接受了去年因忽视中间环节的检查，不能及时发现工作偏差的教训，决定凡是收购农民的棉花在入厂加工以前都要通过一道技术考核，做到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
但是，有些地区的检验人员只凭过去的老经验办事，主观地认为初期花等级不会太高，因而出现等级掌握偏紧，甚至压级压价的情况。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已提醒各地注意防止和纠正。（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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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大辩论首先要大鸣大放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基点经验的总结——
为了研究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我们最近召开了潍县的茅埠、流饭，益都的东坝，昌乐的埠头等四个基点乡的工作会议。
目前这四个乡党内鸣放、争辩均已结束，正在群众中进行鸣放和争辩。鸣放争辩一经充分展开，不过十几天的时间，农村思想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思想受到彻底的系统的批判，社会主义的正气大为伸张。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稳定了，统购任务超额完成了，党员群众觉悟提高了，工作积极了。
斗争已经在尖锐地进行
这四个乡去冬今春资本主义歪风就已经十分嚣张，到今年夏季，更在小麦统购问题上集中反映出来。这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抱着抵触情绪，留恋和向往资本主义老路。他们一方面谩骂统购统销是“国富民穷”政策；吵口粮标准低，不够吃；不卖余粮，多要供应，对抗统购统销。另一方面污蔑合作社“收入年年减少，牲口年年死亡”；说“高级不如初级，初级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单干”，闹退社。同时钻市场管理的空子，贩卖粮食、花生、黄麻、家兔，进行投机活动。还在单干的富裕中农也夸耀单干有五大“优越性”（不开社员会、不出义务工、不交农业税、不卖统购粮、不缺零钱花），讽刺社员身子不自由，手头不方便，拉拢社员，孤立干部。有些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看到有机可乘，也纷纷活动起来，混在群众当中积极进行破坏。在这种歪风冲击之下，基层党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当中的多数人，虽然坚定地站稳了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们苦于缺乏有理有力的斗争方法；不少人畏难发愁，甚至要求换班。极少数人思想迷惑起来，对党的粮食政策和合作制度发生怀疑、动摇；个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和富裕中农站在一起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总之，在农村的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尖锐化了。
先在乡支部里鸣放争辩
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采用鸣放辩论的群众路线方法，来解决思想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召开县的四级干部会议的同时，选择了四个有代表性的基点乡，创造典型经验，然后有计划地逐步推开，保证鸣放、辩论有领导地前进。
首先在党内开好乡支委扩大会议（吸收分支书记参加），展开一次小规模的鸣放和辩论。一般是从分析支委本人的思想情况和本乡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入手，在充分鸣放之后，转入辩论，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划清是非界限，提高阶级觉悟，统一思想认识，把领导运动的指挥机关动员起来。
潍县流饭乡的乡支委扩大会议上，与会的十五个人中，十一个人叫喊国家统购太多，口粮不够吃，说是“一千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口粮不足一个问题”。马上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辩。经过具体算账，回忆对比，真象大白。叫口粮不够吃的十一个人原来家家都有余粮。吵统购四十四万斤太多，计算结果，与统销供应相抵只是卖了十二万四千斤，不是太多，而是很少。并且找出叫喊口粮紧张的四大原因：一是粮食出了漏洞，走了亲戚，烂了甘薯；二是薯干、豆子不算粮，没有高粮就喊断粮；三是到市场卖薯干，向国家买粮食，非法套购从中牟利；四是心中无数，看富裕中农叫自己也跟着叫。最后是非弄清，谬论彻底驳倒。有错误思想的支委口服心服，虚心检讨。思想模糊的支委，受了深刻教育，觉悟提高了，说出真心话：“心里有了国家，粮食本来够吃；心里没有国家，粮食那会够吃？”坚持正确意见的支委取得了斗争经验，提高了胜利信心。这样一来，就为全乡党内外的鸣放争辩创造了领导条件。
在乡支委本身思想问题初步解决以后，就进一步地对全乡党内外思想情况加以分析排队，作到心中有数，便于有计划地培养训练积极分子和有目的地来推动鸣放和争辩。每个人的思想情况在运动当中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思想排队的工作，也是在运动的全部过程当中不断进行的。
最后，乡支委会又订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计划，具体安排了当前的生产工作，使两者能够密切结合进行。
消除顾虑推动大鸣大放
这几个乡为了使鸣放在党内外充分彻底地开展，达到把各种思想全部摊开的要求，着重地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宣布整风，动员鸣放。这四个乡都是本着整风的主题进行动员，号召帮助乡支委会整风。首先说明整风的精神和目的，诚恳要求大家打破顾虑开展批评。其次，指出大家对于统购统销和生产办社等等都有许多不同看法，需要很好讨论研究，号召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和办法提出来。
（二）进行反复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工作，消除各种顾虑，推动大鸣大放。一般有四种顾虑：一，怕给小鞋穿，不敢提意见。二，提过意见也不见效，还是干脆不提为好。三，有毛病有错误的怕暴露问题后受批评处分，不愿发表意见，甚至装病逃会。四，受城市反右派影响，怕鸣放了当成右派。经过小组、大会反复动员和进行思想酝酿，顾虑逐步消除，鸣放很快进入高潮。
（三）耐心地引导鸣放由浅入深逐步发展。鸣放开始，往往提的问题范围很广，集中不到重点上去，有的干部积极分子就急于抓重点，认为离了题，不愿听。经验证明，由浅入深，由远到近，由正面到反面，由一般到重点，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上来就要求转到重点上去，对一般问题不耐心听取，很容易妨碍鸣放。
（四）耐心地倾听各种意见。有的沉不住气，过早地起来反驳或者解释，结果泼了冷水。在群众大会鸣放的时候，是否应当吸收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参加？从四个乡的不同作法来看，自始至终让他们参加好处很大，可以使群众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五）在彻底鸣放之后，适时地引导转向重点问题的争辩。基本的作法是将所有意见加以分析，分别提出处理意见。流饭乡分为四类分别作出交代：（1）对正确的批评和建议诚恳接受，并且立即改正。（2）对有关政策性的意见，如平分口粮不合理，粮食调剂有缺点等，建议上级解决。（3）属于一般性的意见，如婆媳吵架、离婚等处理不够及时，说明以后注意解决。（4）对于攻击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论点，提交大会辩论，弄清是非。着重提出：统购统销好不好；留口粮标准够不够；合作化以后，粮食是年年增产，还是年年减产；社员收入是年年增加，还是年年减少；合作制度是否有优越性等问题。
依靠群众坚持说理斗争
领导好大辩论，必须抓住四个关键。
一，从党内到党外，从骨干到群众，有阵地地逐步展开辩论。首先是开好党的会议，通过党内争辩，划清是非界限，提高党员觉悟，统一党内思想，真正形成领导辩论的核心力量。其次是先开好贫农和下中农会议；再开好以解决中农思想为中心的中、贫农大会；然后依靠党团员贫农下中农，向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而仍然坚持错误论点的少数富裕中农开展辩论，并揭发地主富农的违法与破坏活动，将辩论推向高潮。不过这些步骤不是机械的，实际上也需要随着斗争的发展灵活穿插进行。但是始终掌握了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去向部分富裕中农进行争辩的阶级路线，把贫农、下中农培养成为骨干力量。最后是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或社员代表会，初步总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研究处理有破坏活动与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进一步搞好秋季生产、整社工作。
二，发现、组织和培养训练积极分子，扩大和加强进行辩论的骨干力量。培养和训练积极分子的基本作法，一是通过回忆对比，具体算账，提高阶级觉悟，划清是非界限。二是通过辩论说理，不断提高积极分子的战斗力量。领导干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只是作为辅助的方式。在争辩过程中积极分子的思想情况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更加坚强起来，有的消极沉默下去。在斗争进展顺利的时候，容易产生麻痹松懈思想，遇到障碍又易急躁冲动，扣大帽子压服人。因此，要掌握变化情况，随时抓紧进行教育。
三，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说服人。四个乡在大辩论中，普遍地算了四笔账：一、生产逐年提高账，二、粮食出入对比账，三、生活逐年改善账，四、国家支援、扶持账。并且把全乡全社大账和一家一户的小账互相结合起来，摆材料，谈变化，想过去，看现在，回忆对比，现身说法。这样就展开了一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鲜明对照的图画，说明社会主义有无比优越性，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胡同。四笔大账教育了一切人：积极分子有了思想武器，在斗争中更加理直气壮；中间状态的群众，觉悟提高了，摆脱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在事实和真理面前，谬论彻底破产，完全陷于孤立；地主富农的阶级本质和反动面目也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警惕性。
四，要向个别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论和行为的富裕中农开展说理辩论。在向他们开展说理辩论时，首先领导积极分子分析他们的主要错误论点，准备好充分的道理和材料，然后逐个进行批驳。开始是用全社的大账和积极分子亲身经历进行驳斥，然后用批判对象本人的材料，同他进行算账对比。一般着重从三个方面去进行批驳：一是指出解放以前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终日提心吊胆；现在是政治上翻了身，过着安稳日子。二是算他们解放前后的经济收入对比账。宣称“国民党在未吃过亏，共产党来没沾过光”的富裕中农刘春书，算账结果：解放前家中七口人种地十大亩，总收入加上雇工剥削所得七千一百五十斤，但是苛捐杂税就征去二千五百八十斤，去掉种子饲料实际只剩下了二千六百七十斤，每人不过三百八十斤。而去年入了高级社，不仅分得了粮食三千一百一十斤，比解放前多了四百四十斤，还分得了四百元现款。这就从根本上驳倒了他的“过去收入多，现在收入减少，过去生活好，现在生活不好”的错误论点。三是指出前途，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大家都可以过富裕生活，实行资本主义就会有阶级分化，极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穷，自己也很可能变得更穷困。目前合作社的收入固然还不太多，但是会逐年增加，再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坚定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在进行说理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到完全说服对方为止。如刘春书经过算账之后，群众质问他：“明明入了社得了这多好处，为什么还说合作社一年比一年糟？”他检讨了错误，承认合作社的好处，说：“解放前七口人，现在十八口人（十一口人外出），要不是合作化，土地还是那些，人口增长这么多，别说分钱，光吃粮也不够。”群众进一步质问：“既然生活比过去好了，为什么还说‘国民党在你没吃过亏，共产党来没沾过光？’”他又进一步检讨：“解放以后，本想靠剥削发家致富过个体面生活，一搞合作化那条路不通了，觉得不如单干自由，才说合作化的坏话。我是资本主义思想，走了错误道路。”又进一步问：“既然认识了错误，你今后要怎么办？”最后他表示：“要爱国爱社，国家用什么我拿什么，社里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一定跟着大家把社办好。”
（根据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的报告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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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脚下，去年新建的“虎山”水库。本报记者 袁毅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