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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党动员起来，为彻底打垮右派而奋斗
在民革全党整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李济深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16日召开的民革全党整风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为彻底打垮右派而奋斗”的报告。
李济深在报告中首先概述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报告指出：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着的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斗争。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全面开展，逐步深入，右派分子遭到了全国人民的痛击，开始崩溃。
李济深接着说：民革右派活动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根据现有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全党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共达八百零七人。他们之中的骨干分子，过去都是惯于翻云复雨，纵横捭阖的反动派当权人物。他们运用自己反动的政治经验，进行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最终目的是要颠覆人民政权，使反动统治复辟，重新奴役人民。
李济深着重指出：民革右派活动的猖獗，右派政治影响能在不少成员中发生作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是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民革的成员，主要是从这种反动阶级分化出来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带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色彩，或先或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参加了民主革命；还有少数人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另有一部分人，则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逼使他们暂时同革命势力合作。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投向了人民，并加入了民革。上述各种人中，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一贯拥护并坚决为之奋斗的，是左派。同左派正相反的，是右派。他们不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肯进行自我改造，对新的国家和社会一贯抱着敌对情绪；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这两个关，他们根本是混过来的。介乎左右两者之间的是中间派。他们对共产党提出的纲领，或则同意，或则抵触，尽管立场不免动摇，但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愿意跟着时代前进的。以上就是民革成员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左、中、右的政治分野。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民革成员又表现出新的政治分野。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左派。这个左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发展过来，有一些是从那时的中间分子转化过来的。这样的人现在还为数不多。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发展，左派队伍必将逐渐地壮大起来。但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左派中，也有一些人在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变为中间分子，个别的竟变成右派分子。
占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一方面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经过几年来社会改革的实践和学习，他们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长途中开始走了一步，还可以继续接受改造，向前进步。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立场，对社会主义和为工农服务，总有许多不心服；对于新社会总有许多格格不入。由于中间派在政治立场上具有这样的两面性，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中间分子消极的一面就不免为右派所利用，对右派寄予同情和支持。经过三个多月来对右派分子罪恶言行的揭露和批判，中间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自己光明的前途，向左转化。可是，截至现在，还有一些中间分子特别是其中占比重较大的偏右的人，还未能从右派的政治影响下解脱出来，他们对反右派斗争抱有怀疑态度和抵触情绪，有的甚至还要为右派分子辩护，这不但障碍了他们自己的进步，并形成了民革反右派斗争中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右派分子，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拒绝改造，有的仍然不甘心于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对新社会抱着刻骨的仇恨。从历史上看，这些右派分子，或者本来就是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右派，或者是新拉进民革组织来的反动分子，也有一些是民主革命阶段中主张走中间路线而至今还不改变其原来立场的人。归根结底，一切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实质上都是反动派，民革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李济深接着叙述了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等右派分子的反共反苏活动情况。他指出：民革中央和各地方的右派分子，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中，形成了一个方面军。他们的主要特点是企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民革的右派分子，从来就企图把民革组织变成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多年以来，民革内部在政治方向和组织原则上，一直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经常反映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各种会议以及工作的具体执行上，对于某些重大问题，组织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决议，右派分子却又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甚至恣意破坏，背道而驰。到了鸣放期间，民革右派分子更乘机发动了空前的猖狂进攻；这不但危害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造成了民革严重的政治危机。我们所有愿意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同志们，决不能听任右派分子把民革带到死路上去！
李济深接着说：我们党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彻底打垮右派，在斗争中提高全体成员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改造立场，为我们党进行一般性的整风作准备，并为我们党的根本改造打下基础。
我们必须：
一、彻底打垮右派。从中央到各个基层组织，必须把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在广大群众面前充分揭发，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彻底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三个月来，右派分子阴谋已经大大地暴露，广大成员已经开始擦亮眼睛，纷纷投入战斗，或揭发罪行，或驳斥谬论，在群众有理有力的坚决痛击之下，右派分子有的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有的开始感到日暮途穷，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也还有一些冥顽不灵，企图继续顽抗；此外，还有不少隐藏的右派分子，群众正在积极揭发，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扩大，必须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草率收兵。在这里我们要正告右派分子：幡然悔悟、彻底坦白、缴械投降、低头认罪，才是唯一的出路，负隅顽抗，就是自绝于人民。
二、充分发动广大成员。反右派斗争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右派分子一切言论行动毕竟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当广大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同右派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才能使右派分子再无藏身和狡赖的余地。各级组织的整风领导机构，必须把充分发动广大成员看作是争取全面胜利的一个关键。要随时注意征求大家的意见，解除思想顾虑，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具体工作，组成强大的反右派的战斗队伍。
三、建立强有力的整风领导机构。必须树立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保证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目前各级组织已成立的整风领导机构，一般是好的；但是有的整风领导机构的成员存在着严重右倾思想，在斗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必须及时加以批判和调整；有的甚至右派掌握实权，障碍斗争开展，必须进行全部或局部的改组。
四、坚决克服温情主义和逃避斗争的消极情绪。反右派斗争是每个成员自我改造的重要关键，是对每个成员的一个严重政治考验，我们必须积极勇敢地投入斗争。但是，目前还有同志置身事外，不肯与右派分子撕破面皮，公开决裂；有的因为与右派分子有亲朋故旧的关系，在斗争的时候，就不免有些心软；有的看见右派分子装出一副窘像，便发生“慈悲”之心，还没有斗争，就害怕“过火”。姑息适足养奸，养痈必然贻患，对右派分子温情，就是对人民无情，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温情主义是必须坚决克服的。还有同志看到民革揭发出不少右派分子，情况十分恶劣，便后悔参加民革组织，而不积极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更有一些同志，在鸣放期间说了一些错话，怕惹火烧身，因而销声匿迹，不敢挺身战斗。必须认识，反右派斗争是全国人民一场明辨大是大非的斗争，不管是不是党派成员，每一个人都要有鲜明的立场、积极的态度，才能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至于曾有过一些错误言论的人，更唯有争取在斗争中改正错误锻炼自己，获得提高；想用任何方式逃避斗争，都是错误的。
五、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针。在斗争中要坚持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并允许右派分子进行辩论，力求做到使他们心服口服，低头认罪。同时，愈是打得准、揭得透、辩得明，就愈能教育、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右派。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辩论，而在斗争中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或急于进行组织处理，既不能彻底打垮右派，也不能团结、教育大多数的成员。我们还要争取右派分子的起义立功，向他们讲清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
六、把斗争深入到基层。我们党当前反右派斗争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不少基层组织还没有展开斗争，因而许多右派分子还没有被揭露出来，右派的阵地虽然已经动摇，但是还没有全面崩溃。为了彻底地揭发一切右派分子取得全面的胜利，为了在斗争中深刻教育广大的成员，为了澄清各级组织的政治面貌，在中央和省、市组织领导机构继续深入斗争的同时，必须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斗争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组织中去。
李济深最后说：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反右派斗争是我们党进行根本改造的转折点，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垮右派，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还在于通过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全体成员受到深刻的教育，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明辨是非，划清政治界限，认识前途，下定决心，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我们党整顿改造组织打下基础，从而使民革能够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逐步转变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以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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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罗琼 董边
194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国际上正是苏联反法西斯的自卫战争处在最激烈的阶段；在国内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共高潮，继皖南事变之后，又派遣了三十万反动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日本侵略军疯狂地扫荡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就在这样的时机，丁玲发出了“三八节有感”的毒箭，恶毒地向党向新社会进攻；妄想消灭革命群众的斗争意志，瓦解革命队伍。
当时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领导抗日战争的心脏。延安像革命的熔炉一样，从工作中，生产中，学习中培养了几十万男女干部，大批地走上抗日前线。党为了大量培养女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政治学院、民族学院都吸收大量的妇女参加学习。1939年创立了中国女子大学，上千的妇女在这里紧张地学习。党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在各种生产战线上、各种工作岗位上都选拔了大量妇女干部，她们在劳动中、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并锻炼自己的觉悟和能力。党对妇女的特有的困难和革命后代是十分关怀的，在当时物质条件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女干部生育有产假，有生育补助费，婴儿有哺乳费，甚至女同志用的月经纸都由公家供给的。
当时的延安，正是处在最艰苦的环境里，人民的最高利益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人民完全支持党和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支援抗日前线，进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增加生产”，这已经成为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行动准则。延安的女干部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特别在党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旧的思想得到了改造，学会了许多革命的生产的本领，自觉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的优良传统。人们穿着布衣，住着窑洞，吃着小米，这样艰苦朴素的生活，把许多女干部锻炼得更加坚强，很多人长得又红又胖，过着活泼、紧张、严肃、愉快的革命生活。
很多女同志正确地处理了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孩子的问题。男女双方在革命斗争中由于政治上思想上一致而产生了相互爱慕，并从而结成了美满婚姻，这种事例是大量地普遍地存在并日益发展着的。生了子女，尽力的扶育。托儿所不够，妈妈又要工作，在这种情况面前，不仅在夫妇之间互相帮助，共同扶育子女；还在女干部之间提倡了组织小型互助带孩子等种种办法，用集体互助的力量，解决困难。为了帮助一部分女干部纠正自己在恋爱、婚姻、孩子问题上不正确的看法，许多负责同志亲自给予教育和指导。教育她们用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来处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问题，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她们应尽父母之力来爱护小孩，要把扶育小孩当做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因而她们之中许多人既做好了工作，又带好了孩子，直到现在她们都生气勃勃地在各个岗位上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不懈地努力。
我们每个到过延安的人，想到延安，就会衷心地感激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培育，就会想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谆谆的教导。我们想到延安，就会想到延安淳厚勤朴的人民，雄赳赳的红缨枪，奔流的延水，和昂扬的歌声。想到延安，我们就向往着那种紧张的革命工作，热烈的学习空气，艰苦朴素的生活，团结友爱的情谊。延安的清凉山、宝塔山，延安的小米，窑洞，乃至延安的一草一木，都使我们感觉到那样亲切，那样可爱。延安，深深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可是丁玲是怎样看待延安？怎样看待延安的妇女生活呢？在“三八节有感”里，她完全抹煞了这样大量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她把生活在革命圣地的延安的妇女，描写成是受屈辱受损害的人，是生活在人间地狱的“女犯”。她甚至苛毒地说：“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延安女同志的命运是三部曲：就是被迫结婚——回家当娜拉——落后被遗弃；而把这种悲惨的命运又归罪于是共产党一手缔造的新社会。这简直完全是诬蔑，除了暴露了她仇恨党的极端丑恶的灵魂之外，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试想一想，一个只要对革命稍有一些同情心的人，只要稍稍有正义感的人，谁能在革命艰苦的年月里，对延安，对满腔革命热情的女干部，发出这样恶毒的诬蔑呢？
在这样赤裸裸的事实面前，丁玲还狡辩地说“三八节有感”不是反对党的，“她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是“代表一部分人说出了心里的话”。丁玲真是像她所说的是妇女利益的维护者吗？完全不是的。她对待延安和延安的妇女生活，是这样极尽侮蔑的能事；但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妇女痛苦，则尽力掩盖和粉饰。谁都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年月里，广大劳动妇女受尽了人间的奴役和压迫。而妓女们为生活所迫，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悲惨的非人的生活，她们在性病、穷困、被侮辱被损害中无声的死去。而老板、领家则去旧来新，仍然坐喝新来者的血。这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娼妓制度，是旧社会的病瘤。而丁玲在她1929年写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的小说里，无耻地把旧社会的妓女院描写成为天堂乐园，把嫖客对妓女的态度描写得比自己心爱的丈夫还“有趣”，把老鸨母和妓女的关系，描写成为超过母女的热爱。她昧着良心地写道：“她（妓女阿英）为什么定要嫁人呢？说吃饭穿衣，她现在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即老鸨母）负担了。说缺少了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呀！而且这只有更能觉得有趣的……她什么事都可以不做，除了去陪一个男人睡，但这事并不难，她很惯于这个了。……”
（丁玲短篇小说选集135页）这里能看出她对被蹂躏被奴役的妇女有一点同情心吗？能看出她对旧社会有一点不满吗？“三八节有感”和“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完全暴露了这个灵魂工程师，这个闻名国内外的“作家”的灵魂是如何丑恶肮脏啊！美丽的羽毛，再也掩盖不住久藏在她心的深处的仇恨党仇恨新社会制度，歌颂旧社会旧制度的本质了。
在“三八节有感”里，丁玲企图把妇女引向什么方向呢？1942年，在全国范围内，除掉一部分国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管辖之下；全国绝大部分国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伪政权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全国男女人民的最迫切要求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全中国。但是丁玲在“三八节有感”里公然讽刺妇女解放首先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夺取政权的论点。在艰苦的革命环境里，丁玲竟企图歪曲革命方向，消灭革命群众的斗志，其用心的恶毒于此可见。她提倡极端有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引诱女干部抛弃革命，自我奋斗。她说：“首先强己”，“强己”，“才有资格去获取一切享受”。她用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至上的思想来侵蚀妇女，来煽动妇女反对党反对新社会。这难道是代表妇女说话吗？这难道是为了妇女吗？完全不是的，她违背了妇女的最高利益和崇高的愿望，企图引诱和煽动妇女反对党反对新社会。事实证明只有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妇女才获得了解放，所以许多妇女衷心感谢共产党，她们说“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真正表示了妇女们对党的热爱，这也是我们妇女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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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滑稽、通俗话剧界清除败类
龚一飞反共言行被揭露
新华社上海19日电 上海滑稽、通俗话剧界四百多艺人，在17日集会揭露和批驳了滑稽戏演员龚一飞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许多著名滑稽演员在会上剥开了右派分子龚一飞所谓艺术上走“中间路线”的外衣，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龚一飞一贯散播“滑稽戏不能为政治服务”的谬论，一味追求低级、庸俗、下流。他自编、自导、自演的“阿飞展览会”，把欺榨撞骗的流氓阿飞渲染成机智勇敢的“英雄”，对戏中的干部和劳动人民则极尽丑化的能事。他很早就在“大不同”等剧中借资本家之口，大骂共产党“共产共妻”，说“共产党男女一律平等，如果不一样长短就要削平”。他曾公然拒绝播唱宣传普选意义的歌曲。
艺人们揭露，龚一飞反共反社会主义更严重的表现在抗拒领导和批评。当党报刊载了批评他的文章时，他不但不检查自己，反而得意地说：“报上越批评，生意反而越好。”他又恶意地向人说：“报上的批评是人身攻击，我要对他们进行法律起诉。”
他抗拒执行政府的许多措施。文化局关于合理调配剧场，剧团每年有一些时间到外地和下厂演出的规定，龚一飞污诬说是对艺人的“残酷虐待”，并且四处拉人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政府开会要求剧团不要把公蓄金分光，以便到了淡季艺人生活可能发生困难时加以调剂。龚一飞听了回去，故意把公蓄金马上分光。别人劝他，他还谩骂说：“你们是拍政府马屁，我就不卖账。”他要私自抬高票价，政府不批准，他就破口大骂：“人民政府比反动派还恶劣，上级杀人不用刀。”还煽动剧团的人向政府请愿。
人们揭露龚一飞这样反对政府，仇视共产党，是因为他一心想使资本主义复辟，走回头路。龚一飞一向吃喝嫖赌，过着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为了钱，不惜在台上台下毒害人民，常对人说：“钱是真的，进步是假的”。当他腐化的生活和个人名利受到限制时，他就大为不满，对人民民主专政以及统购统销等政策大加污蔑。
上海滑稽、通俗话剧界将针对右派分子龚一飞的反动言行，继续展开批判，辨明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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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斗争的风浪里
陈端柄站稳爱国立场
西安电力设计分院的五十七岁的副总工程师陈端柄，是个基督教徒，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一向热心于祖国的和平建设事业，并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他抱着善良的动机，给党提出了不少意见。但是，他开始时也把某些右派分子向共产党恶意攻击的阴谋，看成是这些人怀才不遇，向党发牢骚。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主张按照耶稣的宽恕精神，和平地解决问题。他认为“斗争”这个字眼，太刺激了。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许多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被揭露出来以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右派分子都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使他回想起解放前，他在上海电力公司给帝国主义者作奴隶时的生活。他气愤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生活，谁要推翻共产党，我就和谁拼！”此后，他就积极地参加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并且和右派分子面对面地斗争。
在一次会议上，右派分子安忠义造谣说：“设计院只有党员干部说话算数，非党干部说的话就不算数。”当时，陈端柄就站起来驳斥：“谁说非党干部说话不算数？我是个非党干部，我对工作所提的意见，党委一向很重视，怎么能说不算数呢？”另一个右派分子诬蔑我国的法治不如英、美民主，陈端柄就以他在美国留学时的体验，戳穿了这种胡说。他说：“我在美国时，曾看见一些中国人因在美国商店附近散步，就被以‘盗窃犯’嫌疑抓去了。有些中国留学生也常常毫无缘故地被美国当局关起来。难道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也算民主吗！”提起英国的法治他更气愤，他说：“英国的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治，他们在中国制造过‘五卅’惨案，任意枪杀中国人，我们曾亲眼看见自己的同胞在敌人的刺刀下倒在血泊中，你竟然有脸称赞英国的法治，真是无耻！”
三个多月来，陈端柄坚持参加了许多次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他说：“通过这次运动，使我认识到爱国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也就是党的立场。如果我们的立场还没有和党站在一起，那末所谓爱国就只是一句空话。”（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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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应有的认识
城市建设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林作砥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水月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美国，跨进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深圳海关工作人员和蔼可亲的工作态度，祖国各地新工厂企业学校像雨后春笋般的生长，汽车、喷气飞机以及许多一直依靠进口的轻重型机器也能够自制生产，各行各业都在有计划的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国外最高的估计。
共产党是科学事业真正内行的领导
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却抛开了这些史无前例的成绩，故意夸大缺点，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搞垮共产党，把国家拖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旧道路。我们对此异常愤慨。
右派分子在科学工作方面提出了反动性的纲领，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明目张胆地要夺取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右派分子既然要在这里高唱什么“外行”“内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领导科学工作的意义是指些什么。根据我们的体会，科学领导并不是意味着要精通各门学科，要指导具体研究工作，而是在于掌握研究方向，制订研究规划，保证研究条件，组织研究力量等等，使每个科学工作者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发挥最大的潜力。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领导科学而且领导得很好。去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就是一个例子。
现代科学的范围包含极广，各门学科的分工也极细。由于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要完全掌握某种学科中的某一部门已经很不容易，而要求有通晓多种科学的“万能科学家”，那简直是幻想。拿卫生工程学来说，它只是土木工程中的一个小部门，目前要想在国内选择一位真正符合右派分子说的，“名副其实”的卫生工程的“内行”领导，不是没有问题的。许多自称为内行的人，事实上也既不是精通一门科学中各种细目的科学家。并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真正“内行”。
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才是社会主义科学工作的真正“内行”的领导。
究竟是谁真正关怀科学家
有些右派分子嚷着要“保护科学家”，似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科学家受到了什么威胁与迫害似的。然而，到底那种社会制度下的科学家需要保护呢？
根据我们在美国的体会，真正需要保护的却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进步科学家。在美国的各机关学校工厂中，都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调查及掌握一切人事资料（包括业余活动在内），这些机构与美国特务机关联邦调查局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大学中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就因为有人说他做学生的时候曾经与共产党人有密切往来，学校当局没有等到学期终了就将他解聘了。从此他一直闲在家中好几年，他先卖了汽车家具，后来又把房子卖了，生活极为困难，当我们去年离美的时候他还没找到工作。
现在再看看我们国家是如何对待科学家的。为了保证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我们国家曾从多方面（包括生活）作了适当安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少数科学家包括教授，蓄意歪曲事实，污蔑政府，有的还组织政治小集团，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然而党和政府一直是在耐心的与他们说理，只要他们能觉悟自新还是能得到人民的宽恕。这种情况，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科学家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我们国家现行的“计划科学研究”，幻想施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自由研究”。根据我们亲身的经验，这种“自由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拿工厂企业中的研究工作来说，研究的方向早就由资本家根据他们的需要与利益规定好了，科学家不过是雇来执行这个任务而已，不愿意干的只有辞职。学校中的研究项目也大多数是由工厂企业或者是某些大资本家组成的基金委员会委托或资助的。科学家对研究题目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能是为少数资本家们服务的。如果研究的东西对资本家不利，那是行不通的。据悉有一位科学家研究出一种长寿命的汽车胎，用这种耐久的车胎每部新车子一付就够了，不需时常更换。这种事情假使发生在我们的这种社会制度中，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和推广；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就不同了。因为这种新车胎如果真的大量生产就会直接影响现有橡胶商的营业额，这是对资本家不利的，结果，这个研究成果亦就被资本家们收买下来，而就此埋没了。难道这是我们所要的“研究自由”吗？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资本家也有随时“辞退雇员的自由”。在辞退时普通是给两个星期的通知，过期即停职停薪了。我们在美国就经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回国以后，才根本消除这种恐怖与威胁。
我们认为如果要不拿某些表面的物质享受来比较的话，真是看不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家有些什么幸福值得我们羡慕的。
科学家应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
这次反右派斗争是我们回国以后参加第一个规模最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运动，通过了这次运动，我们体会到要做一个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有两个起码的条件：第一是要有坚定的立场，第二是要能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聂荣臻副总理在科联扩大会议上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不能明确地站到社会主义立场，就有可能被人民的敌人所利用。这样，即使他有丰富的知识，不但不能对人民有贡献，甚至对国家造成损失”。什么是科学家的社会主义立场呢？我们认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重点的稳步前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训练出来的科学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刚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不久的人，虽然有着建设祖国的良好愿望，却远不如那些工农出身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那么我们应该向他们那些老干部看齐，学习他们的“忘我”的精神。把人民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回国后短短的一年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更体会到思想改造的重要。只有抓紧思想改造，才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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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锄草杂谈
听谁的话？
某单位有些群众要出大字报揭露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那个右派分子闻风之后，就向该单位的领导同志说道：“我请求不要出我的大字报，不然，我就要自杀！”那位领导同志一听“自杀”二字，就吓的手足不知所措，连忙做出了两条规定：一、不出大字报；二、不进行公开斗争。这两条规定，对群众高涨的斗争热情，无疑是泼了一飘冷水。可是，有些群众实在无法压抑心头的怒火，还是出了大字报。那个右派分子看后，也并没有真的就去自杀……。
但是，在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应该听谁的话呢？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迟疑的回答说：要听党和群众的话。可是，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一见右派分子装死装活，装疯耍赖，就惟恐群众斗争过火，于是就挺身而出，“保护”右派分子过关。有的人一看右派分子眼泪横流，就大发“慈悲”之心，认为他真的已彻底交代了问题。……事实证明，这样同志是上了右派分子的当；他们不知道右派分子的装死、痛哭……等等丑态，正是他们企图混关的诡计。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从阶级观点出发，丢掉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坚决地和群众一起，与右派分子展开不留情的斗争。 ·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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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锄草杂谈
“药”与“糖”
王中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报纸“要像骗小孩子吃药一样，加一些糖，小孩子才吃，否则苦得不能吃。”
真不愧为右派分子的逻辑。他的这一段话，策略性是很强的，他先给报纸下一个结论：办得像“药”一样；然后就是：非加一些“糖”不可。
大家知道，报纸是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我们从实际生活中也可以体验到：凡宣传马列主义的水平愈高，报纸就办得愈“甜”，读者也愈喜爱。马列主义与“甜”是一致的，马列主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真谛。根本无需加什么“糖”。
王中之所以把宣传马列主义称为“苦得不能吃”的“药”，其目的就是为了推销他的“糖”。他的“糖”是什么货色呢？即资产阶级庸俗低级的“趣味性”是也。
王中的阴谋就在这里，他的话尽管说得转弯抹角，尽管说得“滑头一些，不露痕迹”，甚至用“药”和“糖”等不伦不类的比喻来比拟今天的报纸，但他的真实企图，就是妄想用资产阶级的“趣味性”来代替马列主义的指导性。他不是曾经说过吗：“兴趣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受到的影响，因此有其必然的东西，我们就要找到这个东西来改进报纸。”这一句话，道出了王中提倡“加一些糖”的目的，这一句话，也就把王中的狐狸尾巴活活勾画出来了。
·文门·
（摘自地方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