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人类的希望
碧野
人类的希望早已孕育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那个年代，实现于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声中，坚定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蓬勃发展的今天。
但是有着三十年党龄的冯雪峰，却无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现实生活，竟说：“人类没有希望”！
冯雪峰悲鸣“人类没有希望”，正是当帝国主义制造匈牙利事件后，美国作家法斯特发生叛党行为的时候。法斯特对国际共产主义丧失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动摇，只能说是一个作家可耻的毁灭。法斯特的叛党，并没有丝毫削弱美国共产党在美国人民中的崇高威信，相反的是使美国共产党的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团结和更加富于战斗力。
法斯特的叛党行为，使冯雪峰得出“人类没有希望”这一悲观的结论，正是因为他和法斯特有着一颗同样阴暗的心。当然，冯雪峰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对人民的力量视而无睹，是有他个人的历史根源的。这就是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三十年都在背离党，脱离人民，都在阴湿的角落里过着蜗牛式的生活。党的阳光照不到他收缩的软肉，人民斗争的风暴震撼不到他的躯壳。
我们知道，人类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变化，从平壤到东柏林，从河内到莫斯科，将近二十亿双勤劳的手，正在创造社会主义光辉的事业。而这种新社会发展的道路，正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希望。
即使在艰苦的年月里，我们也同样看到人类的希望，这希望在我们的心里发光。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看见山西根据地的妇女在给战士们做爬山鞋，她们把中国人民的希望，用锥子、用针、用细麻绳密密地扎进坚实的鞋底，让战士们穿上它爬山越岭，进行战斗，给中国人民踏出一条幸福翻身的宽广道路。
在豫陕交界的山区里，我们看见一个女区长打开她参加游击队时的土纸笔记本，纸页上插着她当年给同志们缝补血衣的一根带线的针，生锈的针上仍留有血迹，短短的一截白线留下血染的紫黑色，而在夹着针线的两页纸上还印着同样斑纹的淡淡的血痕。这战斗的血痕凝结着中国人民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希望。
当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之后，在广东土改期间，我看见一个受尽旧社会痛苦的十几岁的孤儿，当他在分得的田地上，一手一手地抓着污黑的塘泥给种下的鸡爪芋培土的时候，他的含泪的眼睛充满了希望的喜悦。
去年初春，在塔里木盆地，为了要把那无边的荒原变成万顷良田，人们在孔雀河的雪水冰流里架桥，以便开辟推土机、工程车和拖拉机的通路。附近的维吾尔族农民，不惜把庭院里的穿天杨砍伐了用高轮大车运来，支援工程队架设桥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年代，因为伪县长要在河边建筑别墅，曾下令采伐这些维吾尔族农民的穿天杨，引起了愤怒的反抗。但是现在，这些维吾尔族农民为了希望改变塔里木荒原的面貌，却热情地亲手伐下他们曾用生命保护过的穿天杨，自动运来了。
从以上这些平凡而又生动的事看来，谁能说我们人类没有希望！
人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双手上，他们搬掷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创造着美好的生活，而且将继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对人类前途抱畏惧的，只有疯狂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因为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无异于压路机将全部压碎他们掠夺奴役和骄横暴虐的反动统治制度。
对人类前途抱悲观的，如果照冯雪峰的话来说，也只有“像块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动摇分子和叛徒。“像块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而哀鸣“没有希望”的，仅只是反党的冯雪峰和叛党的法斯特！
人类是抱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在循着社会发展的必然道路——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着的。而走在前面的旗手，正是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
第8版()
专栏：
谈“沙恭达罗”的导演处理
吴晓铃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再一次演出了印度的伟大的古典剧“沙恭达罗”。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这就是我们怎样在中国（特别是在现代的中国）演出印度古典剧作的问题。
我本来是坚决主张原封不动的，看了这个戏以后却认为可以而且应该斟酌损益，加以适当的改动。当然，增删和改动最好不要伤害或是歪曲原作的精神和情趣。从我们自己的戏剧发展历史看来，关于增删和改动的情况似乎有两种方式。举远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代的李景云把元代的王德信的“西厢记”由北杂剧改编成为南传奇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方式。李景云的改本绝大部分保留了原作的曲辞，只是在场次方面做了一些变动。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舞台上演出。举近一点的例子来说，欧阳予倩先生把清代的孔尚任的“桃花扇”由传统歌剧改编成为现代话剧可以说是代表另一种方式。这两个剧本的主要不同之点并不是一个是有念有唱、另一个只有话白；而是后者被剧作家注入了时代的精神。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给今天的观众来欣赏、来理解。
“沙恭达罗”的中国导演似乎是采取了这两种方式。就前者来说：许多台词被删去了，许多人物被舍弃了。七幕的戏压缩成为六场的戏；第三幕和第四幕合并成一场戏，第三幕做为第四幕的一个“过场”。第六幕的“渔父得宝”和“宫女迎春”两段戏都改成了“暗场”。这样，采取这种集中和压缩的办法就可以使这个基本上是抒情诗的戏增加剧情。另外，导演在剧中又加进去了一些原作里所没有的东西，那主要的是四场舞蹈，第一个是第一场开幕时候的净修林中的鸟兽舞，这主要的是企图创造一个“众生不相害，万物皆平等”的和平恬静的净修林的气氛，然后才好突出豆扇陀王率领千军万马前来狩猎的石破天惊的气势。第二个是第四场的宫廷中的婇女舞，这场舞蹈是刻画豆扇陀王的心境的空虚和烦躁的，它补充了演员内心表演和潜台词不足的空间。第三个是第六场的婆罗多太子的弄狮舞，第四个是剧末的“万花争荣”舞。这两场舞蹈也很清楚地看得出来是导演的手法，特别是在结尾的时候，总要大开大阖地和开始的鸟兽舞前后照应，还得要“余音绕梁”、“言有尽而意无穷”地煞住。导演的这一些增删损益，我想都是为了让这个戏更能够富有剧情。就后者来说：最突出的是最后的一场，就是由原作的第七幕改成的第六场。迦梨陀娑写的是豆扇陀王和沙恭达罗在净修林里定情之后，回到京城里由于仙人的咒诅就把沙恭达罗忘掉了，以致林中的隐士把沙恭达罗送到皇宫里都不被他收纳。结果沙恭达罗被大地的母亲接到天上去，在天上她生了婆罗多太子，过了六七个忧郁的年头。豆扇陀王在到天上降魔胜利的归途上无意间和沙恭达罗母子相遇，他们又重新团聚在一起。这里，我们的导演做了大胆的改动。他并没有改变第七幕的大团圆的情节，只是把原来的故事处理成为豆扇陀王的一场春梦。
我说这是一个“大胆的改动”的意思是这个故事的原始情节本来是豆扇陀王不认沙恭达罗，经过迦梨陀娑煞费苦心的经营才变成了真实的团圆结果，我们的导演竟又把迦梨陀娑所经营创造的真实意境改成了不真实的意境。我且不管中国观众的反映如何，我也暂时先不考虑印度的老师宿儒对于这样的改动是不是能够完全同意。我只谈谈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么干也有他的道理。导演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大约不是没有经过考虑的，这桩事儿可非同小可哇！恐怕导演一下子就看出来这个剧本的浪漫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因此稍微动一动手，把“海上有仙山”的会合变成“虚非缥渺间”的梦寐，似乎使浪漫主义的气息更加统一，更加贯串整个剧本的风格的一致。这是一个方面。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这种处理方法不单使原作的风格统一了，而且也同时输送进去了现实主义精神的血液。导演完全有可能体会到在古代印度正和在古代中国一样，妇女的命运是掌握在男人的手里的，并不是大仙的咒诅所能拨弄的。那么，豆扇陀王在净修林里和沙恭达罗的缱绻，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惹草粘花”。他在回到“后宫佳丽三千人”的簇拥中，忘掉沙恭达罗以至于当面遗弃沙恭达罗都是意料得到的合情合理的事情。沙恭达罗，一个纯朴的灵魂，也只有在梦幻里寻求她所得不到的幸福，她的命运正是古代印度妇女的共同的命运。导演对于这一场的处理，我想是为了给今天的中国观众欣赏和理解。所以，我认为导演采取前面所说的两种改编方式，他既要“保住”迦梨陀娑的抒情诗，又要使这戏能够为现代中国的观众所喜爱。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是一个有胆识的尝试，是一个企图解决问题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然，我还应该说，这是第一个印度古典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第一次，而且还是演出的印度古典戏剧里的首屈一指的作家的剧作。我们要庆祝这个良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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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这堆腥臭的垃圾
超海
吴姓“小家族”宣布成立，
门前扯起了右字大旗；
“大哥”和“大嫂”坐镇中堂，
一群小喽啰称兄道弟；
在家族之内没有秘密（一），
对党可必须随时警惕……
家族的成员各界都有，
文学、戏剧、音乐和编辑……
你就是“中国的普希金”，
我是“中国的别林斯基”；
党趁早别再领导文艺，
“权力机关”在吴家手里（二）。
打击领导、诬蔑组织，
叫做“显示家族的威力”；
大吃大喝、玩弄女性，
叫做“家族眷恋的秘密”；
向党进攻是“爱好的结合”；
吹捧拉拢是“纯洁的友谊”。
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同志”是最可恨的名词；
社会主义是黑暗角落，
文学艺术是今不如昔；
趁着共产党开始整风，
是发动进攻的好时机……
不！右派先生，
你们打错了主意！
在社会主义的花园里，
休想散布细菌和毒气！
大家拿起钢铁的扫帚，
清除这堆腥臭的垃圾！
注（一）“家族之内没有秘密”是“小家族”的“家规”之一。
（二）吴祖光右派集团的成员曾把他们的“小家族”称为“文艺界的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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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街谈巷议
大字报
一张一张
满院墨香
检查工作
帮助咱党
清除污泥
像擦车床
一天一次
总要擦亮
（北京印刷厂王礼拴）
游泳池边
鞍山日报有一位兴风作浪的右派主帅李惠众，前不久忽然想起要游泳，就高高兴兴地来到游泳池。
他交验“游泳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李惠众的名字，就惊奇地问他：“你就是鞍山日报的李惠众吗？”他只好答应。于是，排着队的工人和学生一起愤怒地喊起来：“别卖票给他！别叫他弄脏了游泳池的水！”大家盯着他，他既不敢抗议，又不敢分辩，只好低头分开人群，悄悄地溜走了。
（鞍钢铁东房产管理科张冠群）
一角钱
早晨买菜回来，给孩子带了一斤老玉米，一角钱一斤，我付了一张两角票，提着篮子就走了。雨下得太大，我急着要回家，根本忘记了还要找回一角钱。走了几步，卖玉米的青年农民追上来了，把一张已被雨水淋湿的一角钱塞给我。我向他道谢，他笑笑说：“解放啦，现在不比从前啦，大家都要老老实实的。”
这句话使我想了很久。解放前，一发工资就赶快都兑成银元，否则，几天工夫就会一钱不值了。早晨出门，要先兑换银元再去买菜，兑换银元的市场和小菜场都在我家门口，天刚亮，就是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和吆喝声。在小菜场上，买一斤肉也许只有十两，一叠钞票会不翼而飞，菜蔬能一天涨几回价，买小菜就跟打仗一样。现在，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了。这一角钱就足以说明今天的现实。“解放啦，现在不比以前啦！”一个卖玉米的农民也能回答右派分子的谎话：究竟今不如昔，还是今胜于昔？ （上海多伦路梁昭）
第8版()
专栏：读者中来
看看我的日记吧
钟惦棐给“文艺报”记者周文博的密信中曾谈到过我：“简直可以调查上影一位演员的日记（如张莺），她这几年究竟每天在干些什么？献花，还是作消防小组长？”
当我看到钟惦棐这样谈到我以后非常气愤。我要声明，我从未作过消防小组长；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要领导上派我作或同志们选我作，我都很愿意作。献花虽常献，但我认为这是光荣的任务。但是想不到右派分子却想利用这一点来向党进攻。
现在我谈谈我近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请看看是否像钟惦棐形容的那样可怕。
去年8月份我在杭州胜利剧院演出舞台剧“西望长安”，9月份起在上海演出，前后共演七十二场。11月份我参加了“情长谊深”的摄制，就去南京了解工农生活，并拍摄外景，到1957年4月份结束。5月份在剧团排话剧“上海屋檐下”，6月份演出，白天参加了“女护士日记”摄制组的拍摄工作。7月份参加“雾海夜航”摄制组，在大连青岛等地了解海员生活。8月14日去青岛拍“海魂”外景。8月底回上海。现在“雾海夜航”组拍内景和场地外景工作要到11月份。这一年来我参加演出了两个话剧，四部电影，工作紧张，生活愉快。献花的任务还是不断的有。这就是我的“日记”，钟惦棐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释呢？
当然几年来我思想上有过苦闷甚至委屈情绪，但是自己还能及时克服。前几年工作虽较少，但在我这个具体的人身上，通过各次运动和厂内的各种学习，在政治上业务上的收获仍是宝贵的。钟惦棐想借我来攻击党，挑拨我和党的关系，根本办不到！
当我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接到我母亲从北京的来信。她问到我为什么钟惦棐谈到我我却不表示态度，这封信使我很感动。一位从来不过问政治的老太太，她的生活圈子仅仅局限在家庭里，但是她也认识到右派分子的恶毒，她也知道要自己的子女走正确的道路。这个例子也说明右派分子再也欺骗不了人了。 天马制片厂演员 张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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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山雪景
（套色木版）
陆俊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