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印度展览会举行开幕典礼
印度副总统、朱副主席、周总理和南议会代表团等参加了开幕典礼
据新华社19日讯 上午十时，印度展览会在苏联展览馆前面广场上举行了开幕典礼。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以彼得·斯坦鲍利奇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典礼。
展览馆前面，高竖着中、印两国国旗。在两国国旗中间，耸立着印度桑奇佛塔大门式的高大牌楼。镏金塔底座上装饰着印度国徽，中央大厅的拱门上饰有四座印度角楼式的圆形金顶，环抱两侧的拱门上装修着金色莲花，和表明印度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图案画。
典礼开始的时候，乐队奏中、印两国国歌。
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在开幕典礼上讲了话。在拉·库·尼赫鲁讲话以后，有三位中国姑娘向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印度展览会代表团团长潘尼克献了花。
朱德副主席为展览会剪彩。然后，来宾们进入展览馆参观。
在中央大厅工业馆参观印度工业产品和反映经济建设的模型时，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同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和陈毅副总理等人，登上一辆双层公共汽车，并在汽车中摄影留念。周恩来总理在这个大厅里看到印度最大的巴克拉—南加尔水坝工程的模型时，很高兴地指出，他在去年年底访问印度时，曾去那里参观过。这个水坝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水坝之一。
在手工艺品馆中，印度副总统同朱副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起，在一把金线绣花的紫红色天鹅绒大伞下合影。在用印度精巧玲珑的家具布置起来的一间会客室和一个小餐厅里，他们还同印度驻中国大使及夫人等在一起亲切交谈，合影。
今天参加开幕典礼的，还有副总理贺龙、薄一波，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以及中国各方面的人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参加典礼的来宾共三千多人。
（附图片）
朱德副主席和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在印度展览会上参观 本报记者 高粮摄
第3版()
专栏：
印度大使拉·库·尼赫鲁的讲话
阁下，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十分愉快地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这是印度在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工业和手工艺方面的展览会。今天，朱德副主席、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国和外国的朋友们出席了我们的典礼，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我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感谢副主席阁下同意为这个展览会剪彩。
两年半以前，亚非国家在万隆聚会，讨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途径。这些国家具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并且认识到有互相更加紧密合作的必要。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公报中，他们表示确信：友好合作不仅将有助于保障和平，而且也将有助于达到共同的繁荣和幸福。
现在我们是根据万隆公报的精神来举办这个展览会。合作当然包含着相互间进一步的了解，展览会有助于增进了解，因此，我们在大约两年以前曾经热烈地欢迎中国参加德里的国际博览会。中国的展品都是最高级的，它们在印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在这里举办展览会。虽然由于运输和其他困难使我们不能组织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展览会，我们希望在这里所陈列的展品能够使诸位对印度现在的工业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
我们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有许多基本相同的地方。我们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虽然一世纪多以来我们曾被相互隔绝，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在我们两国都在从事于大体上相似的建国工作的时候恢复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这个任务，我们也已经共同发展了一项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这种原则是有助于造成上述的和平环境的。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也是相似的。我们两国的人口在全世界为最多，我们两国的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由于工业和农业间的不平衡，我们在许多方面被削弱了，并且因此在过去遭受了苦难。我们的资源固然是丰富的，但是开发得还比较少，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低的。我们在印度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生产迅速增长，特别是如何使农业迅速增长，以支持工业化并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更高生活水平的需要。
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而我们对中国的经验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曾经派遣过一些代表团学习中国的经验和研究中国的发展情况。印度也有相似的发展情况，中国的各种代表团也访问过我们的国家。互相的合作就是这样地发展着，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展览会上向中国人民展示我们经验的一些成果。
很快就要送给你们的一本小册子，简要地记载着这些成果。我不能说这本小册子的介绍是很完全的，但它或许能使你们对我们的发展方向得到一些概念。你们将会看到：印度和中国一样，独立之后随着有一个经济恢复的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是三年，然后才设立了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1956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执行中，不久就将完成它的第二个年度。
我们的经济有公营部分也有私营部分，私营部分和公营部分密切地结合着。公营经济的投资表明：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农业、灌溉、电力、社会福利和农村建设事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也是巨大的，工业的投资则比较小。概括的说，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农业基础和经济的技术基础，并在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以前在人民中间造成一种推动迅速前进的新力量。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有些转移。各方面的投资总额都有增长，但以工业的增长百分比为最大，仅仅在公营部分，工业投资的增长要达到将近五倍。公营和私营经济的投资额的比例已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十比五十变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六十一比三十九，这一事实说明了公营部分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印度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在其他各种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所要争取实现的是经济的平衡发展，从而增加国民收入，消除社会的和其他的不平等现象，提高生活水平，为人民建设更幸福的生活。
我再一次感谢你们的光临，并热烈地欢迎你们。
第3版()
专栏：
南汉宸的讲话
尊敬的副总统阁下，
大使阁下同志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今天，正当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阁下来我国访问的时候，印度展览会在我国首都开幕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祝贺。
中印两国一向是和睦亲密的近邻。近年来，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也更加密切。近几年来，我们两国间的贸易额有了显著的增加，交换货物的品种也不断增多，技术交流和合作也有很大的进展，例如互相派遣专业代表团参观访问，互相派遣实习生，交换种子和技术资料等。
印度是一个地大物博，文化悠久的国家。印度人民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以后，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经济。目前印度人民正在进行着建设自己伟大的祖国的事业，并且已经获得许多重大的成就。我们相信，今后随着中印两国建设事业的进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将会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印度在我国首次举办的展览会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展览会。通过在展览会展出的各种工业产品，著名的纺织品和精美的手工艺品等，将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看到印度人民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同时，也使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向你们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这样，中印友好就能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将进一步促进中印两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有助于我们两国十亿爱好和平的人民友谊和合作。
我们预祝印度展览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中印友好万岁！
第3版()
专栏：
作协连日举行大会深入揭发
萧乾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
据新华社19日讯 经过中国作家协会连日来举行的大会的深入揭露，萧乾的洋奴政客的丑恶原形更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了。
萧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个时期中，化名塔塔木林所写的“红毛长谈”以及用他本名所写的“人生采访”等书和文章，放出了无数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歌颂帝国主义的毒箭。如萧乾在“人道与人权”一文中，竟说中国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国家；他在“政党、和平、填土工作”一文中又说，“我们对西人（注：指美英帝国主义）骂我们不够‘现代国家条件’也有同感”。萧乾不仅后悔庚子年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在“红毛长谈”中还具体地策划了一个在“国际共管”形式下由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前途”。与此同时，萧乾在文章中则恶毒地咒骂中国人是“最接近下级生物的”，他在“红毛长谈”的附录（实际上是萧乾冒名某读者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敝人（注：即萧乾）有一个奇怪的幻想，在敝国（注：即中国）凡年满三十五岁以上者，应该完全处以极刑。因为上了年纪的人思想不是顽固，或者就是半封建（头脑清楚的可以免死重用），他们这一群才真正是敝国的坏蛋。”大家指出，萧乾这是说，除去像他这种“头脑清楚”的“奴才”可以“免死重用”以外，很多中国人都要被斩尽杀绝。
上边列举的这些文章以及萧乾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言论是萧乾在1946年到1948年发表的，当时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统治着大半个中国，萧乾就成了为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急先锋。但是1948年前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蒋介石小朝廷已经面临总崩溃的前夕，萧乾这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洋奴政客，就打出了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的旗帜，企图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新路”。萧乾当时在国民党支持之下，同钱昌照等在北平组织了“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并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路”，贩运他从美英抄来的改良主义的大杂拌。在“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的“三十二条纲领”以及萧乾这个时期为“大公报”所写的一些社评中，他都大谈“自由”、“民主”、“和平”、“进步”，企图以此来代替国民党围剿人民的炮弹，缓和人民革命的锋芒，阻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萧乾在文章中写道：“对于国内的叛变（注：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弹压不过是消极办法，必须有积极的修正补救”，他要求蒋介石集团“与其像慈禧摧残新政般的逆流硬撞”，不如学英国人的“政治智慧”，以便在中国避免一次“十月革命”。
大家揭露，萧乾不仅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在道德和品格上也是极其寡廉鲜耻的。
萧乾在全国解放前夕披上了作家、记者的外衣，伪装向人民“忏悔”而混入了革命队伍。解放以来，共产党对萧乾不究既往，分配他担任“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文艺报”副总编辑等要职，并给他以充分进行自我改造的机会，但是萧乾除了穿上了朴素的人民服装以外，思想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一贯伺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仍然藐视中国人民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据揭露，1955年第一期“新法兰西文学报”的一则消息说，许多访问中国的外宾不理解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笑容满面，但是萧乾却对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答案，据萧乾认为，中国人的眼睛是朝两边向上吊起来的，为了配合眼睛，中国人的嘴角也就经常向上吊起来，这就成了所谓“微笑”。大家认为，这是萧乾恶毒诬蔑中国人民的新例证。大家还指出，解放以来萧乾虽然不能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同桌共餐，但是他却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子密切交往。大家说，萧乾在大鸣大放中对共产党的进攻，绝不是像萧乾所说的那样由于什么“个人恩怨”，萧乾究竟为章罗联盟出过什么坏主意，他从章罗联盟那里接受过什么指示，还是萧乾自己交代为好。据揭露，从萧乾开始进入文坛的时候起，他就一面拉拢进步作家装点门面，一方面同胡适系统的新月派右翼文人混在一起。他十分鄙视当时革命的左翼文艺事业，曾经谩骂郭沫若当时写以劳资斗争为主题的小说“一只手”是“疯子乱叫”。此后在上海，萧乾一方面在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刊登进步作品、出鲁迅特辑，一方面又诬蔑上海左翼作家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是“争名夺利”，骂左翼作家扶鲁迅的灵柩下葬是“抢死人”。萧乾就是这样在当时的“海派”（上海的左翼文艺）和“京派”（新月派的右翼文艺）之间混水摸鱼，从中使自己迅速地扬名获利，以至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海京伯”（是一个外国马戏团的名称）。
关于批判萧乾的大会最近继续举行了三次，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老舍、邵荃麟都在会上发了言。发言的还有方蒙、叶君健、方土人、方巨成、张彦、刘北汜、张光年、冰心、卞之琳、康濯、邹荻帆、杨刚、高集、沈从文、黄永玉等多人。与会的人们指出，直到现在为止，萧乾在大会小会上“交代”问题的态度很不老实。对此，大家极为不满。大会还将继续举行。
第3版()
专栏：
驳陈体强关于宪法制定不民主的谬论
焦实斋
法律界右派分子陈体强在法学界座谈会上对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曾经百般地污蔑。他信口雌黄地说，当初宪法草案虽有一亿人讨论，但实际是学习，只修改了两条，而且也不重要，今后不应该等草案成熟才拿出来要大家讨论。他以此来说我们国家的立法没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他和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成品论”一样，是极尽其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能事。
大家知道，宪法草案初稿，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就我所知，最初全文只有九十七条。1954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宪法草案初稿，随即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人物共八千多人，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八千九百多条。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这些修改和补充的意见，经过周密地反复地研究后，又提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修改方案”，送交当时的国家最高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经过这次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全部条文除有七条条文照原文未动外，三条条文被删去，其余各条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修改和补充。
不仅如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4年6月14日又将修改后的宪法草案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这又进行了两个多月之久，全国人民以无比的热情来参与这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自己宪法的创制工作，仅直接参加宪法草案讨论的就有一亿五千万人之多。当然对宪法的创制，全国人民讨论的过程，同样也是学习的过程，因为只有使群众真正明白了宪法草案的内容和意义，才能真正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意见。这种立法的民主精神，正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法草案经过这样的热烈讨论后，提出了一百一十八万零四百二十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汇编成十四册）。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根据这许多意见对宪法草案的不少条文作了修改，而且有些是重要的修改，例如：将第三条第三款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改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五条现有四种所有制，改为现在主要有四种所有制，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增加了“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增设检察委员会等等；而文字和修辞上的改动，尚不在内。
这些事实，正如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所说的，“由于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宪法草案已经有若干改动，有些是内容的改动，有些是文字和修辞上的改动”。直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大会代表们更进行了很多天的详细的讨论，而后才付通过。这难道还不充分证明我国的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宪法是经过郑重的起草工作和广泛的民主讨论而完成的吗？如果陈体强这次向党疯狂进攻不是到了神经失常状态的话，怎么能说出宪法讨论通过不民主的胡言乱语呢？
要说明我们宪法的真正民主性，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宪法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大家知道，我们的宪法是在共同纲领胜利贯彻的基础上，为了在我国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制定的。它是要在我国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一切非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它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是全体人民都能获得幸福生活的可靠保证。宪法公布后这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我国人民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不正是有力地证明吗？而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所不能比的，就拿陈体强所经常仰望的美国宪法来说，尽管资产阶级“学者”标榜它是怎样“民主”，但它是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阶级本质，根本是反民主的，甚至在形式上他们也没有民主，例如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只是由五十五个金融家、奴隶主、船主等代表所组成。因此真正的民主宪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真正的全民讨论，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难道还有任何疑问吗？
事实既然如此，那么这位亲身参加过宪法草案讨论的“法律家”，为什么硬说我们宪法草案讨论不民主呢？如果再联系他在污蔑我们宪法的同时所说的其他一些荒谬言论，例如他恶毒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要我们搬运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要我们继承资产阶级的国际法，那么问题就更加明显了，他原是替在我国已经死亡了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在说话，亦即是替那些不满我国伟大宪法的人民的敌人在说话，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恢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难道还能有其他任何解释吗？
第3版()
专栏：数字与事实
我国电影事业成绩很大
我国的电影事业，是右派分子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方面。右派分子污蔑说我们的电影事业今不如昔，说国产片不受欢迎，上座率低等等。这里举出下列一些数字，大家可以看清楚我国电影事业几年来的发展状况。
电影放映单位 1956年底，全国有电影放映单位八千六百六十二个，比1952年的二千二百八十二个增加近三倍。其中1956年一年中发展的电影放映队有二千三百多个，等于过去几年来发展的电影放映队总数。
全国有电影院九百五十二座，比解放前最高的1936年的三百八十二座增加一点五倍。
电影观众 1956年电影观众为十三亿九千七百多万人次，如果按全国六亿人口的70％（除去幼儿）计算，平均每人每年能看三次以上电影。1949年电影观众为五千万人次，1956年的电影观众人次比1949年增加二十七倍，比1955年增41％。
影片生产 从下表可以知道解放后几年来（1950、1951年未列入）影片生产的发展（摄制影片数字内不包括新闻片）
1949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摄制影片 22 46 53 80 112 176
译制影片 3 85 95 109 136 238
1956年译制影片，比1949年增加七十八点三倍。
1956年摄制的影片中包括艺术影片四十部（其中彩色艺术片八部），比1949年增加五点六倍。
此外，1956年还生产了新闻纪录片八十九部，比1949年增加十三点八倍。 （本报国内资料组）
（附图片）
第3版()
专栏：
她们为什么这样坚决和右派分子斗争？
——全国妇代会旁听记
本报记者 章世鸿
为什么广大妇女坚决地反对右派？参加这次大会的绝大部分代表都可以用亲身体验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妇女正处在新时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带给中国妇女的好处特别深切，几乎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比喻，而右派分子却不甘心旧社会的死亡，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就因为这样，代表们强烈地要求在大会上谈一谈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和现在的鲜明的对比，右派分子是无法掩盖的。
解放已经八年，有的代表在回想到八年前的生活时，仍不免激动得流下泪来。佛教界代表逝波的发言中描摹了十三年前北京城的一副凄惨的景象：“当时，二分钱一个窝窝头，很快上涨到两毛。拉洋车的常饿得晕倒在路上，许多孩子，饿得脖子细长像天鹅；小食摊上一人吃饭，四周围上二、三十人垂涎三尺，甚至哀告老板给点刷锅水喝；一个邮局职员，九口之家一天一人只能吃一团豆腐渣；在通教寺对门有一人家，实在活不下去，卖了唯一的一床旧被，买一包鸦片烟喝了自杀，结果母子三人死了两人；日本军国主义还曾用大汽车将穷人载到荒郊抛下，人爬不回来，就饿死在那里……。”农村的情况同样凄惨，山东省掖县南宿村合作社社长周同香说她们村子中，解放前有五多：讨饭的多，扛长活的多，逃荒的多，穿不上棉衣的多，光棍多。由于饥饿，村中洋槐、榆树的叶和花都被人吃光了。那时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和畜牲相差不远，现任湖北大冶钢厂总机械室刨工的王通慧就是因为活不下去，在九岁那年被家里人卖给地主家做童养媳，她说，当时她吃的是剩菜剩饭，夜晚睡在灶门口和狗一起，天不亮就得起来做饭、放牛。地主一不顺心，就拿篙子打她。甘肃妇联副主任马竹轩说，过去当地主、官僚的奴婢，被地主任意霸占是许多回族劳动妇女的共同的命运。许多妇女因为挨不住折磨和侮辱而投井或上吊自杀……。至于城市女工，正如江苏纺织工会主席张韧所说，那是受资本家剥削的最低廉的劳动力，她们每天从鸡叫做到深夜还不能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而且还经常被侮辱。
这个将妇女当做奴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解放以来，中国妇女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绝大多数妇女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在农村实行高级合作化后，妇女的经济地位愈来愈显得重要。山西农村中现在几乎全部妇女劳动力都投入了农业和副业生产。浙江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男干女不干，计划难实现；男女齐上阵，泥土比黄金”。山西金星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发言中说，在她们的合作社内，男女在生活上两样看待的现象已不存在了。1956年全社有93％以上的户都增加了收入，其中妇女参加劳动增加的收入占整个增产收入的40％。1956年全社丰收评比大会上，涌现了一百七十六个劳动模范，其中妇女就占了半数。
城市女工的经济情况也有显著改变。张韧代表发言中举出江苏有代表性的常州民丰纺织厂为例，这个厂解放前每人每年平均工资是二百五十六点一九元；1956年则是八百四十一点四元，增加了二倍多。那里的缫丝厂的工资增加得更快，一般增加四倍到七倍。有的女工的子弟，现在上了大学，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广大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空前提高，请看一看代表发言中所列举的一些具有极大说服力的数字：山西有十六万妇女担任了农业社的各项领导工作。浙江去年全省有一半以上农业社选出了女社长；一千二百四十一个妇女当选了正副乡长；二千二百三十八个妇女当选县（市）人民代表。江苏全省纺织产业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中，女职工占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去年被提拔为企业管理干部的女职工占整个被提拔的干部的31.1％。
也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妇女的力量。在大会上，不少少数民族妇女作了精彩的发言，这些发言证明她们也已经翻身了。四川凉山彝族代表曲比阿支说，彝族已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彝族妇女和男子一起推翻了奴隶制度，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解放出来的奴隶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婚姻自由。
八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涌现了大批先进妇女，她们不但是妇女们的榜样，也是男子们的榜样。在这次大会上，就有北大荒国营友谊农场先进的康拜因手刘瑛，去年刘瑛所领导的机车组克服了种种困难，改装了机器，超额完成了四百零七公顷的收割任务；有连续十一个月当选为班的先进生产者的鞍钢大型厂女工唐凤兰；有担任长江上游华源轮的三副，正式参加驾驶轮船的黄式玖；有消灭账货上差错99％以上的四川万县百货支公司第二门市部营业组组长冉惠林，像这样的先进妇女，在全国劳动妇女中何止千万。
所有这些，充分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右派分子想在广大劳动妇女中点火，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中国妇女主人翁的地位，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有行动。当前妇女界的任务正如章蕴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是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是要改造旧思想，使思想适应新制度。各界代表在发言中共同表示了这个望愿：一方面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另一方面则积极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