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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司法界反右派斗争初获胜利
右派妄图夺取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阴谋破产
据新华社18日讯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已获得初步胜利。在各省、市司法厅、局和人民法院里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右派分子妄图夺取司法工作领导权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的罪恶阴谋，已被彻底揭露。
司法机关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同章罗联盟是有联系的，有的是罗隆基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浙江省司法厅厅长、民盟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姜震中，就是罗隆基小集团的成员之一。福建省揭露出的省司法厅厅长、民盟中央委员兼福建省委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何公敢，是章罗联盟在福建的据点。何公敢对人民民主专政深恶痛绝，他不仅公然散布所谓“全民民主”的反动政治主张，而且还利用司法厅长的身分包庇反革命。四川省司法厅揭露出以司法厅副厅长、民盟四川省委委员、右派分子张雪岩为首的反共小集团。张雪岩是章罗联盟中潘大逵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他在司法厅内培植心腹，积极拉拢一批对党不满的分子，整风时在群众中点火。这个反共小集团的成员之一游克斌企图改变人民法院的性质和任务，他心怀叵测地提出：“国内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现在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法院已不是专政的工具。”同时他认为形势变了，法院干部也应该“换班”。北京市司法局揭露出的以司法局副局长、右派分子楼邦彦为首的反共小集团，与章罗联盟领导下的以钱端升为首的包括楼邦彦、王铁崖在内的反共集团有密切的联系。
上海市司法界揭发了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民盟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济翔为首的包括刘和平、张中、龙缜中、李国机等人的右派小集团。整风一开始，何济翔即在沈志远、陈仁炳、孙斯鸣的授意和支持下，成了一支民盟市委右派集团在司法部门的“放火队”——“民盟司法工作组”，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在大鸣大放中，他们对司法工作大肆攻击。说司法改革是“对旧司法人员扫地出门”、说人民法制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乱依”，还咒骂人民审判员“既执法，又立法，简直是封王了”。
在各地司法机关揭发出的右派分子中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安徽省揭发了司法厅副厅长、党组书记陈仁刚的反党言行。这个党内右派分子一贯违抗组织决定，反对党的领导。他有意制造“社会上没有坏分子”的谰言，并要对反革命施仁政。整风开始后，陈仁刚和党外的一贯对党不满的右派分子、安徽省司法厅厅长李湘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山西省司法厅揭露出的党内右派分子、审判机关管理处副处长丁仰轩，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党内右派分子李煜审理反革命案件时，认为反革命分子反动标语是“笔下之误”，对台湾派遣潜回的特务，说是“能回到大陆来，说明有初步觉悟”，有意放纵敌人。
此外，各地律师组织也揭露出一些右派分子，他们中间不少原是旧律师出身的，根本没有改造，他们不是依照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有意识地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责。其中有安徽省律师协会筹委会秘书长吴桐，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九三学社成员张慎，乌鲁木齐市法律顾问处见习律师杨腾高。
揭露出的这批右派分子，经过严肃的说理斗争，有些已经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有些尚在继续顽抗。各地司法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进行，并有计划地向省一级以下的各级司法机关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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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法学界追击谭惕吾杨玉清
又揭露这两个右派分子一些反动活动材料
新华社19日讯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今天乘胜追击右派分子谭惕吾、杨玉清，有力地批驳了这两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出席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文秀到会揭发出谭惕吾在上海进行反共活动的一些新的材料。
张文秀说，谭惕吾今年4月利用在上海视察的机会，进行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除报上已揭发出谭惕吾在上海为反革命翻案和开脱罪责的事实外，她还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煽动干部反对共产党。她在听取民事案件的汇报时，再三带着煽动的口吻问审判人员，“没有成文法，你们判案有无困难？”会后，她又向法院个别领导干部说：“党的政策指示不能作判案的根据，你们办案有困难，可以向中央提出抗议”。张文秀又说，谭惕吾在上海视察时很仇视工农干部。在汇报会上，当她知道向她汇报工作的审判人员没有受过法律方面的专门训练或者不是法律学校毕业的，她便以粗暴的态度盛气凌人地说，“不要你讲”。她在上海召开的旧律师座谈会上恶意地说：“水平高的律师没有办案，而工人出身、业务不高、诉状也写不好的人却在办案”。她认为这是“偏向”，要求及时纠正。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陈修和、王艮仲和政法学会理事郭纶在会上发言，指出杨玉清是一个反动透顶图谋资产阶级复辟的右派分子。郭纶在发言中全面地批驳了杨玉清要共产党“下台下轿”，煽动文人起来“反对现状”等各种反动言论。郭纶说，据最近揭发出的材料，杨玉清不仅想当司法部副部长，还秘密活动想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今春他以回武汉省亲的名义，找湖北省的右派骨干分子马哲民和晏勋甫，要他们帮助他在1958年普选时能在湖北省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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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司法部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
揭露出四个右派小集团 右派分子被驳得哑口无言
本报讯 最近，司法部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比7月份增加了一倍多，并且先后挖出了以张玉根、程铭、王宗贤等为首的三个右派小集团和一个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党内右派小集团。
以王左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小集团，实际是党外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经常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污蔑“社会主义改造搞早搞坏了”，他们主张对律师要“开放自由市场”。这个反党集团还公开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反对德才兼备的选拔干部的标准，说这是“埋没人才”，他们要实行“考试制度”，让老干部下台等等。司法部的普通法院司第二处早已被这些右派分子篡夺了。
程铭、王宗贤是法律出版社两个右派集团的首领。程铭勾结另一右派分子岳军，利用出版社领导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大骂共产党、共青团，阴谋通过民主检查，另行组织“社务委员会”来推翻和篡夺党的领导。这些右派分子为了扩大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声势，他们还竭力拉拢和利用那些政治上落后、对党有不满的人，到处进行点火。右派分子岳军在整风初期不仅在法律出版社内疯狂攻击老干部，说“老干部挡住了社会潮流”，辱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并且跑到人民出版社去煽动那些“三反”“肃反”中被斗被审查的人“起来喊冤”。法律出版社的共青团支部，在右派的猖狂进攻下，完全变了质，大部分团员已分别成为程铭和王宗贤为首的两个右派集团的成员，个别党员也成了右派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
以张玉根为首的右派集团公开叫嚣要取消党、团组织，说“现在社会上有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人为地把人们划分成许多格子、等级，就必然有宗派主义”，污蔑我们的司法工作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说“现在只有政策，没有法律”，人民法院判案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指导，“就是不守法律，不据法律”，他们说“国民党的旧法也是一家，应该让它争鸣”，他们主张新旧法“唱对台戏”。这个右派集团竭力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污蔑“司法部的工作几年来就只解决了一辆自行车”，“司法部整个机构就是官僚机构”，其原因是“一切听命于党中央”、“自己作不了主”，企图使司法部脱离党的领导。
右派分子猖獗的进攻，激起了司法部的广大干部极大的愤慨，许多同志列举了解放以来国家颁布的许多法律和司法工作的巨大成就，对他们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使得右派分子张口结舌，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别有用心”。有的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但目前还有少数右派分子仍在狡辩抵赖，进行最后挣扎，部里正在对他们继续进行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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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衣钵相传
右派分子说：“法律有继承性”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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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财政工作成绩光芒万丈
科学院座谈会一场胜利的说理斗争批驳陈振汉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在今天的会议上，科学家们斗志激昂，针对右派分子陈振汉起草的所谓“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这一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件，着重批判了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
打退陈振汉对国家金融工作的猖狂进攻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熊正文、王守礼、陈翰笙、孙冶方、陈如龙、邓初民、曾凌、樊弘、郑伯彬、陶孟和和李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负责工作人员曾凌在他的发言中，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陈振汉对国家金融工作的恶毒攻击。他说，右派分子硬说我们有“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八年中，我国是否有通货膨胀。谁都知道，在通货膨胀之下，物价不可避免地要上涨。这几年中，我国物价的情况怎样呢？1956年的批发物价指数，相当于1950年3月的92％，整个说来是稳定而且略有下降的。1956年与1952年比较，全国物价批发指数下降了0.8％，大城市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5.8％。与此同时，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指数上升了10％以上，工业品的价格是稳定并略有下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是日益扩大，而是趋于缩小的。1956年和1950年比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都有幅度很大的上涨。美国上涨了10％，英国上涨了34％，法国上涨了30％，日本上涨了44％。我国的金融物价比现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稳定得多。这就说明，实行通货膨胀的不是我们，而是帝国主义国家。曾凌并且着重分析了1956年我国金融物价的状况。他说，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与1955年比较，国家的基本建设增长了60％以上，工农业生产增长了30％以上。在这年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国家建设发展的平衡问题，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与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平衡问题，在这两方面都发生了一些缺点。基本建设投资、工资和农贷增加得过多了些，以致造成去年国家财政收支有十八亿元的差额，国家银行也增加了大约二十亿元左右的长期农贷。这一共三十余亿元的支出，是依靠动用国家物资储备二十亿元，和增发货币近十七亿元来解决的。应当指出，这样增发的近十七亿元的货币，截至今年6月底止，已经回笼了十一亿元以上，这就是说，市场货币流通量，增加不过五亿余元。那么，这算不算“通货膨胀”？如果我们考虑到去年社会主义商业的零售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9％，以及由于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商品流通大大扩大了对货币的需要这一因素，那么，就应当说，目前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是不能认为过多的。那种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着通货膨胀，而我们却不愿承认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曾凌说，右派分子也许要问：今年3月的物价调整，不正是说明我国有通货膨胀的现象吗？然而事实给右派分子的答复，却不免使他们大为失望。今年3月下旬所实行的部分物价的调整，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第一，适当提高了部分农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是为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所必需的。第二，相应地提高了部分农副业产品的出售价格。调升的出售价格的比例低于调高收购价格的比例。第三，提高了部分高级消费品的价格。这次物价调整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所引起的影响是国家财政收支仍然可以保持平衡，对农民来说是收多支少，收入增加三亿多元；城市居民增加支出总共约三亿元，这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所有这些，难道能够说是“通货膨胀”吗？
驳倒陈振汉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恶毒诬蔑
财政部财政研究所负责工作人员陈如龙在他的发言中，着重驳斥了陈振汉在他的反共“意见书”中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攻击。他说，几年来，我国的财政工作是不是像陈振汉所说那样“盲目行事”呢？是不是“偏差幅度很大”呢？让事实来作公平的裁判吧！他说，全国解放不久，我国就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财政的统一。在我国经济遭到长期破坏的情况下，国家只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消灭了财政赤字，扑灭了旧中国十二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灾难，保证了物价的稳定。从1951年起，我国预算不仅达到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结余。到了1952年年底，我国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样伟大的成就，难道是“盲目行事”的结果吗？能够说“偏差幅度很大”吗？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陈如龙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财政工作执行了增产节约的方针，有效地积累和正确分配资金，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我们在财政政策和资金分配上，执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产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迅速上升。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改善了。职工的平均工资1956年比1952年增长了37％；农民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1956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比1950年增长136％。同时，解放以来，全国职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显著的改善。
他说，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资金分配政策，贯彻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方针，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在国民经济中，我们已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任务顺利完成，财政政策设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蓬勃发展，这难道是“碰碰试试”的结果吗？难道还不是恰恰证明我们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吗？
我们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几年来的伟大成就，正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我国的财政，是社会主义的财政，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我们一贯地执行了党所提出的“从经济到财政”的方针，也就是说财政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在资金的积累上要以生产为基础，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要有利于推动生产的发展。这个方针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同分配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制定的。我国的预算设计，采取预算计划同国民经济计划相互制约、统一平衡的原则，这个原则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必须按比例发展的原理制定的。我们在基本建设资金分配上，采取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道路，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甲乙两部类对比关系原理和大工业是社会主义基础的原理制定的。
我们在工作中也并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但是，当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或产生了缺点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没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所致。例如，1953年财政工作曾经产生过缺点，把预算的上年结余动用了，没有考虑到银行信贷资金的需要，一度造成紧张局面。这个缺点正是说明当时还受到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影响，因为按照资产阶级财政理论，预算的上年结余是可以动用的。1953年的缺点，很快为党所发现，采取了措施，纠正了。事实证明，陈振汉等恶毒地攻击财政工作没有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无非是暴露了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粉碎陈振汉对国家统计工作的无耻诽谤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在会上详细分析了陈振汉的反共意见书的反动内容以后，举出活生生的事实驳斥陈振汉在“意见书”中发出的对于国家统计资料工作的诽谤。陈振汉在他的“意见书”中说，由于国家财经部门鄙视经济科学，由于统计部门的资料保密制度，使得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脱离了实际”，使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教条主义泛滥”，在学校里“只能照本转述背诵或者笺注训诂”，“如同和尚念经一般”。陈振汉就是这样来挑拨党外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关系。孙冶方举出来的三件事实，使得右派分子的这些谰言不得不宣告破产。第一，国家统计局出版的许多综合性资料，如“社会主义经济汇编”等，都分发给中国科学院和全国设有经济系的三十多个大专学校。第二，去年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国民收入和计划统计的一些方法、体制和理论问题时，李富春副总理曾特别嘱咐吸收有关科学研究人员和教授学者共同研究，巫宝三、吴景超等就曾被邀参加讨论；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曾几次邀请陈达参加人口统计的讨论，也邀请过李景汉参加农村调查的讨论。第三，吴景超曾在今年上半年去吉林、黑龙江两省考察工业的投资效果和劳动就业问题，他从当地工业管理机关和统计机关得到了研究这一问题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使他得以掌握了这两省的全部中央和地方工业的详细情况。孙冶方还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报告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公布统计数字；每发生一件重要事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做公开的报告，其中总是列举许多统计数字。孙冶方说，在中国历史上有那一个政府曾经对人民如此负责，作过这样许多详细的报告？现在很明白，过去不是党和政府不信任像吴景超、陈达、李景汉这样的“经济学家”，而是过于信任了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真正缺乏的不是统计资料，而是人民的立场和科学家应有的良心。
北京大学教授李普的发言，着重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借口“人口问题”的研究极力夸大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肆无忌惮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卖身投靠美帝国主义预先制造“理论”根据，以及改头换面贩卖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人口理论。陈翰笙教授和邓初民教授也在会上对陈振汉的反共“意见书”作了严正的驳斥。陈翰笙用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论证了资产阶级反动的经济学说，事实上早已破产。邓初民教授分析了右派在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这一阴谋活动的严重政治意义。并且强调指出，必须把社会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全胜，才能为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的发展，扫清道路。
会议明天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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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公党整风工作会议闭幕
会议决议迅速把反右派斗争推向基层
据新华社19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扩大）——整风工作会议，经过七天热烈认真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后，在今天闭幕。
会议对致公党的阶级基础和反右派斗争对致公党的重大意义作了全面的分析。到会代表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致公党的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开展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致公党当前的严重任务，是致公党能否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而取得人民的信任，实现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决定性步骤和转折点，也是致公党每一个成员都不能放弃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全体代表一致表示，必须把致公党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并深入到各地方基层组织中去。
通过这次会议，代表们对整风运动的严重意义和方针、政策、方向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整风工作的决议和大会总结。决议说，致公党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在6月间即已开始，并已在中央及某些地区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揭露和批判了一些右派分子。但总的说来，斗争并未深入和普遍展开，运动的发展仍然不平衡，有些地区还未很好地展开。决议号召致公党成员以无比的勇敢和坚决的意志参加到反右派斗争的行列，首先是要克服右倾观点与温情主义，并在斗争中下定决心站到社会主义立场，坚决打垮右派分子。
决议责成各地整风领导小组作出具体而切合实际的反右派整风工作计划，从速推动各地的反右派整风工作深入到基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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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臭味相投
叶启芳谬论受到章乃器赞赏
本报讯 9月10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揭露自称是“远程大炮”的右派分子叶启芳。
叶启芳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民盟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人民代表、政协广州市委员会委员。在“鸣”、“放”期间，他到处点火放毒，向党进攻。5月18日，民盟市委召开中、小学盟员座谈会，叶启芳主持会议，他说：“广州情况不及上海那样热，因此我们要放火，现在是在盟内放第一把火，你们要把火种带回原单位去，让各处都烧得发滚（即沸腾）起来。”
还在去年12月的时候，叶启芳就开始放毒了，他在广州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公安机关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更令人难堪”，他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现在仍未能全部解决的社会知识分子失业现象说成是党歧视的结果。这个发言发表后，很受右派头目的赞赏。章乃器在12月8日亲自上门拜访他，他不在家，章留下条子说：“您在市人大的发言甚好，我等将给以极大的注意，以后请多反映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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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存心不善故意颠倒黑白
熊世平开始低头认罪
洛阳矿山机器厂揭露了右派分子工程师熊世平的反动言行。
熊世平曾受过国民党“军统”特务训练，在“军统”特务机关作过机要工作。他趁党整风之际，大放毒箭，诬蔑党是“不拉列车的火车头”，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说肃反是“荒谬绝伦之亟”。他并且到处搜集所谓“活人活据”的资料向党进攻。他并狂妄地拍胸向人说：“我老熊什么也不怕，你有什么意见不敢提，交给我！”
在反右派斗争中，经过职工们的追击，熊世平开始低头认罪。
大量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刘增羽是党内阶级敌对分子
云南边疆青年报副总编辑刘增羽的反党罪行，已被揭露。
鸣放期间刘增羽借“左叶事件”，在新闻界中大肆点火，要求党“把大、小报纸看作‘独立的舆论机关’”，诬蔑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他还用“本报评论员”名义，捏造事实，发表了“抗议对记者的限制和对小报的歧视”的文章。他还煽动编辑部把团委要登的文件指示“顶回去”。
刘增羽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他的地主母亲畏罪自杀和反革命父亲被捕时，他说“共产党来了使得‘家破人亡’”。
一个抛头露面 一个幕后指挥
朱维新汤先骏串连向党进攻
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曾出现一个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公开出面人是汤先骏（工程师），而实际指挥者却是土工研究所副所长朱维新。
他们以“土人”为笔名贴出大字报捏造事实说：福利费是救死不救活，要求由民主党派和工会成立审查小组，要党总支书记赔偿福利金。在“给党员一封公开信”里，说党员有“畏缩病”，企图煽动党员叛变，向党进攻。
反击右派斗争开始，群众向“土人”发起反击的时候，幕后指挥人——朱维新的尾巴露出来了。他一面叫嚣反击“土人”是小题大做，一面则指挥“土人”分子退却。要他们“以无声胜有声，不同他们（指党和群众）争论”，并公开为他们辩护说，“宪法规定，有发言的自由，也有不发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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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在农业部的又一爪牙
齐念衡的反共阴谋被粉碎
本报讯 农业部干部学校工作人员，用摆事实说道理的方法，粉碎了齐念衡向党进攻的阴谋。
齐念衡是农业干校的秘书，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支部委员。整风开始后，他在章伯钧的亲自指挥下，到处煽风点火，向共产党进攻。章伯钧共组织了七个小组，齐念衡是文艺小组的负责人。
齐念衡诬蔑共产党不懂科学，不能领导生产建设，又辱骂我们的人事干部等于人事警察，老干部不了解知识分子，青年人没有工作经验，都不适宜于做人事工作。
说理会上，人们用具体事实驳斥了他的谬论。张苍穷说：“齐念衡说党能领导改变生产关系不能领导发展生产力简直是胡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工农业生产能有这样飞跃的发展，不是共产党领导是谁领导的呢？”吴振等还质问齐念衡：“你说人事干部不了解知识分子，现在很多的专家、工程师，不都是各得其所没有屈才吗？”
在群众的有力驳斥下，齐念衡承认他企图改变现行人事政策与用人办法的阴谋，承认他是有意支持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论点。
齐念衡解放前曾任过伪农林部粮食专员等职，参加过国民党，并曾竞选过伪立法委员。他在北京的旧关系很多，章伯钧就是利用这点要他在知识分子中点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