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巴金 周而复 柯灵 唐弢 章靳以 郭绍虞 赵家璧 严独鹤
罗稷南
今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五月原来是天朗气清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少数的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黑云翻卷，乌鸦昼啼，瓦釜雷鸣。他们妄想推翻党的领导，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诬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他们否定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效果，他们妄想把绝大多数人民从社会主义大道上拉回去。右派分子猖狂地到处放火，而文艺界正是他们理想的对象，不仅因为在我们中间也潜藏着右派分子，和他们同声共气；也因为在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思想中存在着缺口，以致一时是非混淆，反调泛滥。
文学界的右派分子首先提出来不要党的领导，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攻击我们的组织是暗无天日，一切今不如昔。他们反对思想改造，认为那样有损“人”的“尊严”，使人站不起来；他们反对作品中的政治性，憎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以为那样就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使作品“干巴巴没有生气”；他们反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认为批评有害无益，把作品“一棍子打死”；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创作上的绝对自由，什么香花毒草，都算是作品。而且认为通过这样的创作实践，也可以收思想改造之效。一句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在党领导下贯彻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思想来腐蚀人民的灵魂，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我们认为：文学工作不仅要有党的领导，而且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就要迷失路途，只要党的领导薄弱，我们就要犯错误。作家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就不能深入事物的核心，抓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作品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以来，党就领导着我们前进。作品必须是政治标准第一，其次才是艺术标准。没有政治标准，只强调艺术性，就落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理论的深渊，作品就如同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纸扎“美人”。我们的作品，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如果不是这样，在祖国就失去服务的对象了。我们认为，作家的作品就是他对社会的意见和批评，他必须有鲜明的立场，明显地表示出来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一切的作品必须对社会主义有利，一定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提高人民的工作与战斗的热情与勇气。我们的作品，容许不同的风格，我们的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可以选择广阔的题材，但是不能违背毛主席所提出的六大标准。违背了这些标准，任何作品就会背离我们时代的精神，和我们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相违背，就会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淖。
必须肯定，党的文艺方针，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种成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没有的，根据文艺报1957年5月19日第七期的统计：全国作协会员共七百零八人。分会会员（新疆、长春不在内）九百二十三人。全国有作家一千六百三十一人。中国作家协会各地有十二个分会，内蒙古，延边和新疆先后成立了分会。
从1950—1956年全国文学艺术书籍印出二万八千三百七十种，共印行了：五亿三千六百七十一万一千册，每月印行的文艺刊物八十三种，发行数额：三百四十万册，作品最高印数：“把一切献给党”四百零八万零七百九十五册，“保卫延安”八十三万一千零七十册。
这和解放以前，真是天渊之别，难道是“今不如昔”么？
解放以前，一般的书，印上一万册，是绝无仅有的事，普通只有二千册。一本杂志，充其量不过印三、五千册。要忍受书商的剥削，反动派的压迫、删改查禁，甚至逮捕、杀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队伍中，出现了不少的工农兵作家，他们过去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有的简直是文盲；可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不但学了文化，而且写出了作品，这是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从来没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在将来，无可置疑的要涌现大批的工农兵作家和知识分子，组成新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文学事业的面貌。我们的兄弟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写出作品，有了自己的作家协会组织，在民族的大家庭中，在党的文学园地上，他们呈献了他们多采绚丽的花朵。
但这样说并不是表示我们的工作中就没有缺点，我们的作品还远远赶不上我们社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对全国六亿人口来说，作家还是太少；对于如何领导和帮助创作，我们还没有摸索到很有效的方法；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三大主义的旧作风和旧思想。拿上海来说，它过去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又是各样斗争表现最为尖锐的城市，应该是创作的宝库；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组织作家深入上海生活，写下有关上海的史诗和里程碑。但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可以逐步克服这些缺点的。
为什么在铁一般的事实下，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不仅如此，他们还百般生事，诬蔑造谣，甚至妄想摇撼我们的根本，推翻党的领导！在文学界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也符合柯庆施同志所提到的三种类型：
一种是为数极少的在反动统治时期和当权派勾勾搭搭，有些鬼鬼祟祟不可告人的关系，本身还说不上是当权派，解放以后，他们感觉到新的社会不合他们的心意，在匈牙利事件以后，以为天下即将大乱，因此跃跃欲试，蠢蠢思动，妄想把中国作家协会也改变成裴多菲俱乐部，来制造混乱，让他们重新爬在人民的头上，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
还有一种是一贯在政治上心怀不满，总以为自己是大材小用，或是怀才不遇，处处都是一个我，和他的一个小集团。这种极端的个人野心便使他们过分夸大自己，而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一无所有，甚至只是负号的存在，最后成为人民的累赘，成为人民的敌人。他们绝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人民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等着机会到来，他们就把陈年的怨气扑向党，扑向人民。他们想换班，推翻党的领导，让他们当家作主，为所欲为。最近揭发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更多的一种人是过去表面上也算得上是进步作家，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曾有过一些表现，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都受过一些考验。可是单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反倒停足不前，甚至朝相反方向跑去，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所谓进步作家，在旧社会里，也忍受了一定程度的剥削和压迫，由于个人的利害，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民主革命时期，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比较的容易结合，参加民主革命对他们有好处，因此在革命中也有过一定的表现。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个人欲望和切身利益便逐渐扩张起来，把个人放到第一位，忘记了集体利益，这样就很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这不是流血的革命，可是需要脱胎换骨的大变革，知识分子必须彻底割断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尾巴，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才能心悦诚服，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大道迈进。如果在灵魂的深处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对于私有制还有依恋之情，旧的想法和旧的生活方式还使他恋恋不舍，觉得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使自己得到什么反而要失去什么，那就必然要产生抗拒的情绪，走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必须吸取这个严重的、惨痛的教训。应该指出：经济上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意识形态上的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激烈的，没有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基础上的革命还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我们队伍中间相当多的人或多或少地带着民主革命时期的看法，对两个革命的不同的性质还没有明朗地、清楚地加以区别。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了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我们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来参加这个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合法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就是直接的、敌对的思想，我们的历史使命是要通过和平改造，消灭资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人继续坚持资本主义立场，散布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企图使历史倒退，那就是一种反动的立场。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更有必要站稳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以社会主义的精神，通过作品去感染人，教育人，为我们祖国沸腾的、飞跃的建设事业服务。
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教育，也是考验。看我们是否能在狂风暴雨中掌握坚定的方向，是否能明辨是非善恶，分清敌我，抛弃温情主义，积极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经揭露了右派分子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和党内右派分子王若望……等。对于这些右派分子，我们已经举行过全体会员的座谈会十一次，小型会二十多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搞得深入透彻，打垮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要右派分子低头认罪，重新做人。
（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联合发言，原载9月4日解放日报，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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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的阴谋
李龙牧
在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夺取报刊领导权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他们曾篡改了一些报纸的政治方向，曾力图在另一些报纸打开缺口，并曾大叫大嚷要求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报”。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反对无产阶级新闻学，宣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企图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毒害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从而由内部破坏报纸。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右派夺取新闻阵地的野心已被粉碎，反对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斗争也已开始。这是新闻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
在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阴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右派“理论家”王中。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新闻学，同时几乎不加掩饰地搬运了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切主要点而建立了他的新闻学体系。他在几个省的新闻工作者中散布谬论，攻击党的报纸，妄想影响它们的性质。他在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大学新闻系学生中播种毒素，狂妄地企图建立他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学派”；并采取手段，建立其势力范围，妄想独霸黄河以南。他疯狂地企图在一些省份逐一办起与党对抗的“同人报”，借以挤垮党报。
由于近两月的批判和揭露，王中反动理论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这证明一切反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论客们总是要进攻报纸的阶级性和党性、反对党对报刊的领导的。这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报刊的党性和党对报刊的领导是我们新闻事业的命脉，我们必须像保护生命一样的保卫这种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
我们不能低估资产阶级新闻学在我国传播的可能，及其对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腐蚀作用。
首先应该看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宣传者在我国还大有人在。例如，右派分子顾执中便曾借发展新闻教育事业为名，要求恢复传播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阵地。许多新闻界右派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积极宣传者。王中的宣传便是与党外新闻界右派配合进行的；他援引对某些有错误的报刊的吹嘘来证实他的理论，这些右派又利用他的理论进一步宣扬他们的观点，并提出办“同人报”之类的要求，成为新闻界右派向党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资产阶级新闻学在新闻教育工作者中有相当的市场。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中不少人深受王中的影响，甚至有人立志“愿为王中理论终身奋斗不懈”。其他学校也有一些人完全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他们说什么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定义似乎已经过时，不能再适用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企图借以反对报纸为中心工作服务。他们捏造什么“五性一统于党性”的说法以丑化无产阶级新闻学，实际上是企图否定关于报纸的党性的学说。他们甚至公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报纸的根本观点当作“教条主义”，高喊所谓“新闻教学的危机”，不加掩饰地说“与其要教条主义，不如要唯心主义”。当然，我们的新闻教育事业虽然年轻、还有缺点，修正主义者所诬蔑的那种“危机”却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刻苦地、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地学习和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却匆匆地拜倒于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前的人们，那他的言行却正表现了危机之所在。这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新闻学也经过不同的途径广泛地影响着新闻工作者。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王中活动过的报社中都有一些人受了他的影响。王中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有这种思想在起腐蚀作用。“新湖南报”的反党小集团便是因为坚持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企图篡改报纸的根本方向，并进行反党活动而堕落为右派集团的；在他们的活动中也使用了王中武器库中的炮弹。各地新闻工作者中要求办“同人报”、“同人通讯社”乃至“同人广播电台”的叫嚣活动炽盛一时，这也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腐蚀作用的具体例证。这些人中有一些从来就是右派，但有不少却是因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腐蚀甚深才完全走入迷途的。
资产阶级新闻学能在相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中发生腐蚀作用的重要原因，是它的宣传现在已穿上了帮助改进工作的外衣。它的论点常似乎是针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改正办法，因而有一定的欺骗作用。同时，缺点在克服过程中，成熟的经验还不多，工作人员的认识也便不能完全一致，因此，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便成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传播和生长的肥沃土壤，或竟直接出现了内外呼应、同气相求的现象。试举二例。
第一，自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在报纸工作中强调了党报既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个特点；同时指出报纸上的言论不必一字一句完全代表党，并且可以允许发表同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是我们报纸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改革。但人们对这种改革的理解却远不是一致的。从根本上看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以为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的问题，党性和人民性从来就是一致的。党报发表与党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目的是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党报不必一字一句代表党委，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总是党的机关报，不可能是一部分代表党另一部分不代表党的某种混合物。另一种看法却不然，他们以为党报同时是人民群众的报纸似乎是一个新问题，是为了调合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而提出的。报纸的言论可以不完全代表党是“开放言论自由”；在“百家争鸣”中，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是应该加强而是应该放松，“放”而不“争”。甚至有人由此认为党报可以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可以和党委分庭抗礼了，因而闹起独立性来，以为必如此才能保障“百家争鸣”。这两种看法显然是完全对立的。
第二个例子是扩大报道范围问题，在这里也有对立着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随着建设时期的到来，报纸应该在以报道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中心问题为主的前提下扩大报道范围，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这伟大时代中的各方面的丰富多样的生活，以鼓舞人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扩大报道范围是为了使报纸更好地服务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另一种看法则以为扩大报道范围就是不要把主要的篇幅再来反映和指导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而应该发表那些关于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女演员蜜月等一类稿件，以适应“读者兴趣”。
很显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后一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新闻界右派就这样把我们改进工作的正确口号加以歪曲，来掩护贩运资产阶级新闻学。而在新闻工作者中，或多或少赞成或同情后一种看法的往往并不是少数，这就是新闻界有供右派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的具体原因。要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的阴谋，批判其个别宣传者是重要的，但不是足够的。我们应该继续在新闻工作者中展开大辩论，一面反击右派，一面正确地改进工作。这将是大大提高我们的党性锻炼的一场大战斗，也将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战役。
右派分子为了贩运资产阶级新闻学，曾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新闻学。例如王中便硬说“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政权后……才有新闻学建设的需要”，使人们觉得它不过是一个几岁的幼儿，没有什么可学。这种论调曾迷惑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必须击破这种蛊惑人心的捏造。
必须看到，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因素已有很长的历史。马克思从一开始政治活动便注意利用报纸这个有力的武器，他最早的不少著作便与新闻学有密切关系。这是百余年前的事。列宁创办“火星报”时提出了关于报刊作用的经典性定义，系统说明了他的观点，并在“火星报”的活动中实现了这种观点，奠定了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的基础，这也已有五十年以上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注意利用报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极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党便在白区出版的秘密报刊上开始译介列宁论党报的文章，并成立过“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研究党报的方针和作法，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只是由于白色恐怖，这些活动还不能取得确定的成就。但在解放区中则已开始积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报原则付诸实践。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学说与我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系统的办报路线和方法，由此建立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我国党报学说的基础，并在以后多年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王中之流妄图贬低无产阶级新闻学，只是暴露出他们是不顾事实的说谎者而已。
右派分子们还讥笑我们没有出版什么无产阶级新闻学著作。王中也不胜鄙夷地说：无产阶级新闻学只有一些“工作指示、决定、单篇论文以及工作总结，尚无系统的、完整的涉及各方面的新闻学”。的确，现在还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科书。但是，把是否写成了教科书与是否建立了一门科学混为一谈，是一种浅薄无知而又别有用心的诡计。怎么叫建立了某一门科学呢？简单地说应该是指掌握了某一种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理论的说明，并能运用这规律来正确的指导实践。达到了这种程度而没有写成教科书，完全不妨碍我们说已基本上建立了某一门科学。反之，不能揭示客观规律而编造出无论多少高头讲章，也不过是一些伪科学的骗局。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新闻学尽管各种著作汗牛充栋，但它一切从新闻事业的“超阶级性”这个完全违反事实的胡说出发，因而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是伪科学的欺人之谈，根本不可能说是一门科学。而无产阶级新闻学虽然今天还很不完备，却是唯一真正科学的新闻学，才能说到建立一门科学。
“你们一笔抹煞”。不，我们并不把资产阶级新闻学看成一无可取，它所积累的关于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处理的某些技术经验，有的还可供参考。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决不值得高估。资产阶级新闻学从新闻事业是“超阶级”的、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种弥天大谎出发。他们的记者编辑根据这种伪科学的观点工作，他们的“新闻学者”又根据这种观点处理其工作经验。反科学的毒素浸透在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每一行中，甚至采访中采取贿买、盗窃的手段也无耻地列入新闻学内。不先加以彻底批判，便不可能有正确的取舍辨别，无法沙里淘金。借接受遗产之名为复辟资产阶级新闻学大开方便之门，是决不能允许的。
“你们故步自封”。不，我们并不否认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还有不少缺点，这门科学还远不完备，需要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但决不能因而容忍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正相反，必须粉碎这种复辟阴谋，并在与资产阶级新闻学作斗争中发展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才能使它健全和完整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次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发动的猖狂进攻，和我们对这种进攻的声势浩大的反击，已揭示了极为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不可战胜性，并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和广阔的天地，这将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无比地丰富起来。我们将满怀信心地在粉碎资产阶级新闻学复辟阴谋的基础上，努力加强研究工作，充实和改善教学，使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有一个新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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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我们的天下，是党领导的人民天下
争天下，夺取政权，这就是右派分子发动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呢，还是右派领导的反人民的天下呢？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好得很；右派说：西方民主制度好得很。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分歧。
今天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口头上并不承认他们是要改朝换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他们说：“我也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只是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改良一下而已”。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右派分子一切有关“党天下”的谬论，归根结底，就是集中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之点，都是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
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人民民主专政，或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一句空话。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为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权，右派分子通用的第一个说法是：“你们清一色”、“你们统治一切”。右派说是反对“清一色”，实际上是反对“一色”，就是反对红色，而企图建立白色的清一色。中国人民为了巩固红色的领导权，迫切需要大量培养红色专家和领导人才。
第二个说法是：“你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事实上，在我国，共产党和政权是分得很清楚的；共产党和军队，和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和人民团体，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它们都有各自的独立系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用共产党去代替政权，代替其他的一切组织。很清楚，右派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政权，他们想把共产党和政权完全分家。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核心，在总政策总路线方面，在工作方针方面，在行动方向方面，“党政不分”，溶成一片，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第三个说法是：“你们只要我们扛旗打伞。”人们知道：人民民主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而且还需要无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谁都知道，许多非党人士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担任着重要职务，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中，非党人士占到40％以上。这能叫“扛旗打伞”吗？就算是“扛旗打伞”，你们不愿意为人民“扛旗打伞”，难道你们愿意重新再给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扛旗打伞”吗？
第四个说法是：“你们独揽用人权”，“你们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什么叫领导？毛主席曾经通俗地规定为：出主意，用干部。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为了保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必须掌握用人权，但不是“独揽”。任何人掌握着这个“权”，都要受国家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制度的约束。任何人的用人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革命分子之权；不能有随意任用反对社会主义分子之权；不能有随意任用私人之权。否则，我们国家的性质岂不是要变质？从我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的朝代来说，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改朝换代，但是今天的“天子”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私心，对待任何别的阶级出身的人，只要不是敌人，只要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便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这种阶级界限的消灭，正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哪里谈得到“一朝天子一朝臣”？
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和右派的根本分歧，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中心内容，就是争的“天下谁属”的问题。我们是为人民争天下，而右派分子是为资产阶级争天下。（摘自中国青年报9月5日王力：“论党领导的人民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