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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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反右派斗争全面彻底的胜利
  民革、农工举行全国整风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党整风工作会议今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整风办公室负责人,以及二十一个省和三个中央直辖市组织的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北京市委员会整风领导机构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程潜主持。李济深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为彻底打垮右派而奋斗”的报告。
程潜在宣布开会的时候说,这次整风工作会议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明确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方针任务,提高全党同志的斗志,把斗争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组织,以取得反右派斗争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李济深在报告中首先概述了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和意义,他说,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严重的斗争。现在这一斗争已经全面开展,逐步深入,右派分子遭到了全国人民的痛击。
李济深接着指出,民革内部右派活动的情况是严重的。他分析民革右派分子的特点说,民革的右派骨干分子过去都是惯于翻云复雨、纵横捭阖的反动派当权人物。他们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他们运用自己反动的政治经验,进行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人民政权,使反动统治复辟,重新奴役人民。
李济深说,民革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整风领导机构,充分发动广大成员,坚决克服温情主义,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把斗争深入到基层组织中去。
李济深最后说,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我们完全有信心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使民革能够逐步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于16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委员、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各部门负责干部和各省、市组织整风领导机构负责人。
会议由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召集人季方致开幕词。他指出,农工民主党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农工民主党本身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它的政治路线,在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操纵下,实际上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引导成员走资本主义方向的路线。农工民主党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章、黄、李右派集团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季方说,为了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必须普遍深入反右派斗争,为实现共产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愿望而奋斗。
接着,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召集人兼办公室主任郭则沉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作了题为“普遍深入反右派斗争,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的报告。
郭则沉说,农工民主党很长时期是一个中间路线的政党,而章伯钧等是这条路线的倡导者和坚决的执行者。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出现后,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和党内的一切右派分子,他们进行了绝望的挣扎,利用农工民主党的合法组织,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主义思想情绪,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接着说,两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首先,揭发了一批右派分子,开始暴露了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同时,各地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也先后开始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从而教育了群众,生长了新的力量,增强了彻底反右派斗争和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的信心。
郭则沉强调说,农工民主党的内部情况是很严重的。为了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必须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积极地和有步骤地把反右派斗争深入到一切基层组织中去,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再进行一般的整风。
郭则沉最后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只要我们加倍努力,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就一定能够把农工民主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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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贯依附反动派仇恨共产党
  许宝骙是右派宿将反共老手
本报讯 民革北京市委会连续召开大会,揭发和批判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常委、代理秘书长许宝骙的反动言行。
据会上揭露,许宝骙在1949年即公开叫嚣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解放八年来,为阴谋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在伺机欲动。去年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许得意地说:“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产党,防止(共产党)专断”。他主张民革要在全国中小城市普遍建立组织,首先在中小城市夺取阵地,说“中小城市统战部较薄弱,政协也不健全”。在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许认为时机成熟,到处招兵买马,并得意洋洋地公开宣扬说:“以后领导党的称号应该考虑了”。
今年4、5月间,陈铭枢想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机会,去广州进行所谓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陈临时有事不能去,许宝骙就挺身而出。许到广州后,专门找对党不满的社会知识分子、旧军政人员、肃反被斗分子和被管制分子,一方面向他们进行煽风、点火,搜集反党“材料”;一方面为他们伸
“冤”叫“屈”,还捏造了“中山大学肃反全部搞错”的“材料”。然后跑到浙江,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民革浙江省委右派分子马文车,马就拿来在浙江省政协会上向党大肆攻击。
当全国人民已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展开反击时,许在6月13日至18日还连续召集民革基层负责人,开了七次汇报会,继续号召基层要把“大鸣大放”引向“新的高潮”;同时,许宝骙还煽动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多系旧军政人员)起来闹“大民主”。民革一个社会人士支部趁着共产党整风要散发一个煽动闹事的反动文件,民革常委会已经决议不准印发,而许却一再坚持要以民革市委名义代为印发。这个文件中疯狂叫嚣:“匈牙利事件在中国一触即发”,并说“社会人士的就业救济问题是客观存在,我们(民革)不能解决,让他们闹起来才好解决”。
许宝骙一贯反共反人民是和他的丑恶历史分不开的。许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得到叛国罪犯张东荪的赏识,成为张门下“龙、虎、狗”三将之一,先是随张去广东投靠军阀陈济棠,后来到北京做了宋哲元伪冀察政委会的科长,抗战前就成了王克敏汉奸集团的一员大将。日本侵华后,又当上了大汉奸王克敏的机要秘书,并和大汉奸周佛海、殷同、张燕卿等勾结。日本侵略者即将垮台时,他又两度去重庆,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建立联系,随后又接受美帝侵华头子司徒雷登的使命,与国际特务王芃生密谋建立电台。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又和张东荪拿美国特务王志其的钱在北京办“正报”,许当总编辑。1945年10月许写了一篇题为“南山之寿”反动透顶的“社论”,向蒋介石献媚,说蒋介石“丰功伟绩,昭然若揭,不因深文周纳之诽谤而有丝毫之减损”,并狂捧蒋介石是“天生以为社稷,人望之如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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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豫剧大王”原来是个右派角色
  陈素真捏造事实诬蔑新社会
据新华社郑州16日电 河南省戏剧界连日来举行集会,揭露和批驳豫剧演员、右派分子陈素真的反动言行。
陈素真是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省分会副主席。揭露的大量事实表明,这个曾被吹嘘是“豫剧大王”的女演员,在几个月以前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合演的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丑剧里,却扮演了一个可耻的反派角色。
中国戏剧家协会来电揭露陈素真不久前曾公然对戏剧报的一个女工作人员说:“共产党领导不长了,因为不得人心。”陈素真在北京时,曾几次拜访右派分子吴祖光。就在吴祖光的反动论点受到批判以后,她还向吴表示赞同和支持吴的全部论点。特别恶劣的是,陈素真当时就住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家里,她竟将听到的有关情况,暗地派人给吴通风报信。
陈素真向别人散播“共产党不得人心”等谬论的时候,总要举出她作的一次所谓“农村调查”作根据。在最近几次会议上,她的这个所谓“调查”的鬼把戏也被人戳穿了。
原来今年5月间,陈素真到了开封县南北店村晨光农业社停留了还不足三个小时,只找过一个曾因倒卖粮食被政府扣押过的反动富农和另一个富裕中农,却捏造出一篇洋洋几千言的所谓“农村调查”来。在陈素真的笔下,把农民生活说得苦不堪言,还说农村成了“党员的世界、团员的天下”,“党团员大小都是官,是官还能劳动吗?”陈素真并说这些“官”虽然“不劳动”,却照样分享农民劳动成果,因此“做家少,分家多”,成了农村中一个“主要矛盾”。
开封县晨光农业社的代表王子贤,代表全社一千多社员在会上和陈素真说理。王子贤说,就在陈素真到我们社里去的时候,我们全社有半数以上的社员家里吃的还都是去年的余粮,她说我们“三鱼(榆)一鸡(饥)”有什么根据?王子贤说,我是社里的监察主任,是个共产党员。事情虽然很多,可是我照样参加劳动,今年麦忙时我一个人就做了三百多个工分。
河北省豫剧团团长杜德秋在会上揭发了陈素真到河北省豫剧团以后发展民革成员,成立了民革支部,陈素真担任支部负责人。曾得意忘形地叫嚣:“民革支部在河北省豫剧团的成立,就是共产党的失败!”“剧团里的一切事情,今后不通过民革就不能办!”这已经不是什么“分庭抗礼”了,明明是在“取而代之”,篡夺党对剧团的领导权!
豫剧著名演员崔兰田、马金凤、徐凤云等,在会上揭发从她开始登台演戏起到解放时止的十四年当中,有十一年的时间过着国民党伪官员、高级军官的“阔太太”生活;其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她完全脱离了舞台,当起“官太太”了。
在这样许多铁的事实面前,陈素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人民的罪人”,承认所写的农村调查是“造谣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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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玩弄两面手法 坚持右派立场
  王希坚的丑恶面目被戳穿了
据新华社济南16日电 中共山东省文联党组最近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对党内右派分子王希坚展开说理斗争。
王希坚是山东省文联代理副主席、党组委员,他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日常工作中,一贯坚持右派立场,玩弄两面手法,对抗党的指示和领导。在鸣放期间,王希坚在他发表的“希望”一文中说:“到处都在谈论缺点,揭露错误……使人兴奋,使人鼓舞。”他还诬蔑肃反运动,替反革命分子呼“冤”,煽动肃反对象向党进攻。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王希坚所主持的文联内部刊物“创作与学习”不但没有组织文章批判胡风,反而发表了反革命分子陈正鲁宣扬胡风“理论”的文章,王希坚并在“编后记”里支持了这篇文章。后经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提出批评,王希坚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但在这次“鸣放”中,王希坚竟企图翻案,并替陈正鲁喊“冤”。肃反运动中,文联领导小组要审查一个有现行反动言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王希坚态度极为消极,表示不同意,甚至攻击肃反积极分子。因此,他曾受到上级领导小组的批评。但是,他不但不肯接受,反而诬蔑肃反运动是“歪风”,并写了一首反诗:“小楼枯坐意如灰,耿耿忠心却为谁,待等台风吹过后,为君细述是与非。”
王希坚一贯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同意文联应该对党负责、对群众创作负责。他认为文联“只是一些专业作家组成的小团体”。他完全否定在文艺工作者当中进行思想斗争的必要性,他说“所谓批评,实际上就是排挤!”他一再诬蔑中共山东省委是“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在省委占统治地位”,并且说“这就是当前文艺界最凶狠的敌人”,企图以此来煽动整个文艺界向省委进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当省委要文联开展反右派斗争时,王希坚公然加以抗拒,他嚣张地说:“你们省委如果向我要右派,我一个星期就可以给你们制造出二十个!”并且极力散布空气,说文联没有右派。王希坚还阻挠山东人民出版社对右派分子王福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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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死的斗争,严重的考验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朱蕴山
民革内部之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并且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可以说从民革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斗争就已存在着了。为了明辩大是大非,在这里我愿意就民革组织工作的角度,谈一谈民革内部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首先,是在敌我界限问题上,1949年民主派代表会议确定民革仍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就是说我们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精神,同时也应划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敌我界限。但是右派分子只看到前面的五个字“中国国民党”,看不到后面的五个字“革命委员会”。他们苦心焦思,要把“蒋家天下陈家党”的那个反动国民党,在民革借尸还魂。1949年,我们和全中国人民都在欢天喜地地欢庆解放,但是右派却有人痛哭流涕地感到了“亡党之痛”。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全体成员都积极参加这个运动。而右派对这一运动,总感觉到切肤之痛,还有的人为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说情,或为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叫屈。对于国家各项政治运动,右派都采取否定态度。尤其对于肃反运动,强调偏差,否定成绩,反对群众性的肃反运动。这类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在组织路线上,民革坚持“质量并重”、“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这个方针,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正确的。而右派反对这个方针,一味追求数量,不问质量,强调发展,反对巩固,他们把正确路线,诬蔑为“关门主义”,并咒骂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为“恶狗把门”。
民革建立组织机构,应当以大中城市为主,吸收成员要以中上层为主。而且吸收成员必须政治面貌清楚,宁缺勿滥,才符合统战需要和党章的规定。而右派分子却不然,他们主张到处插柳,遍地开花,不问地区,不问政治条件,不分良莠,只要是原国民党员,一律拉进民革组织中来,他们不要入党手续,不要审查历史,形成“旧国民党归队”。民革的右派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反对正确的组织方针和组织路线,是为了达到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他们妄图把爪牙伸到全国各个角落,因而网罗所有被斗争对象、不满分子、落后分子甚至刚刚刑满释放分子,都要吸收到民革中来。而且一入民革,多有不合理的要求,对民革组织蓄意起破坏作用。他们还提出所谓“长江大河挟泥沙而俱下”口号,以为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第二大党”,以便和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一旦风云际会,时机成熟,封建地主、官僚军阀政客一切资产阶级分子,就可以起来夺取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把解放了的人民重行踩在他们脚下。
解放八年以来,民革党内右派总是随时随地,找寻每一个空子,企图篡改民革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要把民革从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拉出来,由于民革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紧紧依靠着党的领导,团结和争取中间分子,才使民革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执行,基本上未受到曲解与破坏。但是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环节在一定的时间内,右派路线已发生深刻的坏影响,甚而占了上风,组织上受到了一定的危害,情况是极为严重的。以上海市提篮桥区筹备委员会为例,这个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余若南,是右派分子陈铭枢手下的一个骨干。他说民革发展对象,有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人,要发展十万人,就有力量,就可与统战部争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了达到他“大发展”的目的,余若南公然宣称:吸收了反革命,也没有关系。因此,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从四人发展到五十六人,他本人介绍参加民革的,即达三十三人。其实,类似这样严重恶劣情况的,岂止是上海一市,岂止是一个提篮桥区的筹备委员会。
这几年来民革党内正确路线和右派路线虽然不断进行斗争,但是因为那时候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完成,有许多内部矛盾,还未充分显露出来,同志们以团结为重,希望右派分子在党和人民教育之下,接受组织帮助,逐步转变他们自己的反动立场,所以斗争多半是在局部问题上,在较小范围内进行。事实证明,没有共同的基础,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我们和右派所争论的,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问题,这些都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民族命运是不是回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老路的问题,也就是说都是政治上的大问题,需要做一篇大文章,不能大题小作,更不能不作。因此,我们有必要和民革右派分子进行一场大辩论,划清界限,辨明谁是谁非,决定谁胜谁负,以彻底改变民革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端正成员的政治立场,这是摆在我们民革面前一个严重的迫切政治任务。
今天人民的力量无比强大,人民的国家无比巩固,右派分子还是少数,多数的中间分子亦只有靠左才有出路。只要我们坚决地、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就一定能够使民革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现在反右派斗争,正在剧烈展开,我们必须提高斗志,反对温情,必须积极投入战斗,反对徘徊观望,必须再接再厉,深入下去,姑息足以养奸,养痈必遗后患。我相信,一切真正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革成员们,大多数眼睛擦亮了,头脑清醒了,一定可以勇敢的自觉的投身这一场火热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改造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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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梦想组织“大国际关系系”贩运资产阶级法学
  王铁崖偷天换日的阴谋彻底破产
本报讯 右派分子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在整风期间大肆活跃,到处煽风、点火,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和右派分子钱端升、楼邦彦互相呼应,把解放后党领导的高等教育说成“漆黑一团”。他除了恶毒地攻击院系调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党的干部政策以外,他还狂妄自大地叫嚣着什么“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国际私法这门科学“面临极大危机,快到绝种的境地”,“国际法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干部的培养,这几年来基本是失败的,虽然有些成绩,但是缺点是大于成绩的。”
王铁崖之所以如此大肆攻击和污蔑我们的高等教育工作和国际法的研究工作,原来他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国际关系系”的阴谋。
按照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阴谋计划,首先是要把新中国的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业务方面的学校“彻底整顿”,合而为一。他提出要把外交学院、人民大学及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有关部门,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来,成立一个“大国际关系系”,由他自己做系主任,不要政府来领导。
按照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方案,第二是取消党的领导。他极力反对党委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他还极力反对每个岗位上,都安排一个或几个党员。他说这就是“宗派主义”。为了排斥党的领导,他就到处招兵买马,要臭味相投的旧法学人员“归队”,极力拉拢他的得意门生右派分子薛谋洪、周仁等人,到他的“大国际关系系”任教。
按照王铁崖的“大国际关系系”方案,第三是恢复旧法学。他提出取消“人民民主国家法”等课程,把“苏联国家法”等课程列为选修。并要把资产阶级国家法照解放前的讲法讲。他还要他领导下的教师在准备“中国外交史”时,应把帝国主义买办学者张忠绂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由此可见王铁崖组织所谓“大国际关系系”的目的就在于恢复资产阶级法学,搞垮社会主义法学。
王铁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由于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从小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奴化教育,而且据已揭发出来的材料,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掮客。他从英国回来以后,他和伪外交部司长王化成,而且和伪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不断勾搭。
解放初期,他一方面钻进外交学会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又妄图把他在解放前即组织好的北大政治系外交组,作为培养他的外交人员的基地。现在,王铁崖的反党阴谋已经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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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士英李实育
  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点火
打算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
本报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民盟盟员毛士英和李实育的反动言行。他们是章罗联盟反共计划的忠实执行者。他们攻击党的主要目标,是要夺取检察机关党的领导权。
毛士英和李实育是民盟支部的负责人,整风运动一开始,毛士英到处鼓吹什么现在形势变了,计划在高检院再发展一个支部或一个小组,以便同党分庭抗礼。
他们还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召集盟员开会,动员在三反中受到处分的盟员向党翻案。会上还确定:向党攻击的重点是干部政策,人事制度,以及党群关系和统战政策。
会议以后,毛士英即积极到处点火。直接受她煽动的有五十余人。她所煽动的对象主要是“三反”“肃反”中的重点对象以及其他对党怀有不满情绪的人。
李实育则污蔑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专政,因此他提出:“检察员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他还污蔑老干部是:职位高、资格老、少才、缺德又无能,因此“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应该“发给奖状奖章,请他们退休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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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身为人民法院干部 提倡资产阶级法制
  袁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本报讯 最高人民法院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发展,最近又揭发出该院研究室研究员、有十八年党龄的党内右派分子袁健。
袁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还疯狂地诬蔑反右派斗争是小题大作,他要党“睡三个月大觉”,再“起来收拾残局”,妄图用这种办法来解除党的武装,让右派分子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
袁健在整风一开始,就积极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恶意地诬蔑说“有些人就是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作挡箭牌”;右派分子许孟雄诬蔑“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袁健也跟着狂叫“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不会采蜜,光会螫人”,并进而用“大学生质量不高,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的谎言,来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言论相呼应,反对党对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袁健还有一套极其反动的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他虽然在人民法院工作,却非常仇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他主张“民主越多越好,专政越少越好”,他反对彻底肃清反革命,他否定肃反运动有成绩,诬蔑肃反运动是“弄得草木皆兵”。他诅咒我们的“法律是不讲良心的”,甚至公然提出要人民法院实行资产阶级的“独立审判”,取消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他还主张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改变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他要在干部的任用调配上搞“自由市场”,主张“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全体工作人员连续召开会议,对这个党内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当他的荒谬论点被同志们一一驳倒之后,他不得不开始低头认罪,表示要进行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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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造阶级斗争熄灭的弥天大谎
  张志发要公安机关解除武装
本报西安16日电 陕西省公安厅全体干部连续举行八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该厅右派分子张志发的反动言行。
张志发企图改变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的公安机关的性质。他认为在“敌我矛盾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已不存在”的今天,“公安机关的职能应该转变为社会事业部门”。他还狂妄地叫嚣“公安工作今后不需要那末‘神秘’,‘特殊’”,“公安工作计划可以在报纸上公布”,并且“应当让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公安工作”,以便达到他取消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
公安厅全体干部据理驳斥了张志发否认阶级斗争存在、妄图改变公安机关职能的反动谬论。南一峰等七人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责问张志发:在鄠县反革命暴乱的时候,反革命分子捣毁乡政府,打伤乡长,叫嚣要成立“人义政府”;铜川资本家姬福安阴谋倒算;咸阳地主分子刘建文等公开散布他们要“翻身”的反动谬论等等,难道这些不是阶级斗争吗?张志发妄图改变公安部门的职能,其实质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
在群众的穷追猛攻下,张志发不得不开始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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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叫魂(政法界右派分子公开叫嚣要为旧法“招魂”)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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