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罗三嫚
吕建中
春节的一天，我沿着河边的小路到土岗那边一个村庄看朋友。十多年前我曾在那里教过几个月书。那时候，这个村庄的封建势力非常顽固，妇女不能在大街上抬起头来走路，天真的小学生一听到那几个“穿长袍的人”的咳嗽声，就会立刻变得呆板起来。
我悠闲地走着，回忆着在那短短的教书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直到耳边传来一阵锣鼓声，我才发觉我已经站在村头那个熟悉的池塘边了。这个美丽的池塘也曾在人们的心灵上蒙过一层阴影，记得当初我第一次到这里散步，学生们就告诉我曾有人投塘自杀的事，使我的游兴为之一扫。但是随后这种痛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自己的眼前。
那是我来到这村教书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一天，我的同事罗先生带着为难的脸色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人，矮身量，剪发头，一双阴沉的大眼睛，穿一件月白色短袄，顺从地站在一边。罗先生说，这女人叫罗三嫚，是他的街坊侄女，家里很穷。后来嫁给这村一个破落了的人家，过门刚满一年就死了丈夫。从此，罗三嫚只能在眼泪里讨生活了。后来她壮着胆子提出入学的要求，婆母倒体谅了她，而那个“穿长袍的”族长却不肯点头，说入学不是守贞节、尽孝道的媳妇所应该想的。于是她就来求救于罗先生了。我和罗先生觉得她自己既有此决心，婆母又不阻拦，就收留了她，把她编入了三年级。
可是过了不几天，一天上午，罗三嫚没有到校，也没有请假。教室里，同学们在嘁嘁喳喳，空气有些紧张，我猜想罗三嫚是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头一天晚上她被那个“穿长袍的”族长叫去大加斥责，她不服，还了嘴，这下子把族长触怒了，他把长烟管往桌上狠狠一丢，闪出满脸杀气，厉声喝道：“你给我跪——下！”罗三嫚战栗着，伤心地啜泣着，跪了两个钟头，后来昏倒在地上了。族长便把她拖到一间房子里关起来。当天夜里，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野兽竟想强奸她。
又隔了约一个月，一个傍晚，我打池塘边走回学校，迎面看见罗三嫚挎着一篮衣服，像一只胆怯的小羊，顺着墙脚低头走过来，面颊上仅有的一点红晕也消失了，脸色苍白得可怕。她看见我，开始神情有些慌张，后来用一种乞求的眼神看看我，轻轻叫了一声“老师——”，又连忙顺下眼睛向池塘那边走去了。
一个钟头以后，村里便传开了一个坏消息：罗三嫚在池塘边洗着洗着衣服，投水了。幸好发现得早，被救活了。当晚我和罗先生饭也没有吃，只是叹气。不久，我就离开了这个村庄，后来又离开了家乡，再没有听到罗三嫚的信息。
相隔了十几年，现在我又来到这里了。我循着锣鼓声走向街心，只见密密丛丛的人在围拢着一台秧歌，诙谐的唱词使人们发出阵阵哄笑，我正看得入迷，两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个中年妇女朝我走过来，我一下子就认出那两个小伙子是当年一对同班的顽皮学生；那个中年妇女我却认不得，她是农村妇女打扮，身边跟着一个挺壮实的男孩，她开头张着惊疑的大眼睛看我，后来就一下子扯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是你呀，吕老师，您什么时候来的？”
“您，您是……”我呆住了。
“怎么，您不认识我啦？吕老师，嘻！我是，唔，还是说过去的名子吧？我是罗三嫚，跟您上了五天学的那个罗三嫚。”
“哦！您，您就是罗三嫚？”我越发惶惑了，因为此刻站在我眼前的这个壮体红面，性格爽朗的妇女，我怎么也不能和当年那个罗三嫚的形象联系起来。我说：“原来您还在这个村呀！”
“看您说的，老师，这里是我的家，我不在这村在哪村？”她微笑着，眼睛活泼而深沉。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忽然察觉我后面的话不应该说出来，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下意识里还没有摆脱掉当年的那个罗三嫚罢了。可是我这种想法并没有逃过罗三嫚的敏感，她立刻笑道：“唔，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我早就应该改嫁到外村去了，是不是？您可想错了。吕老师，走吧，到家里坐吧。”于是我们缓步走着，她继续说着。
“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多么懦弱，多么糊涂呀，”罗三嫚用嗔怪自己的口气说，“我投塘自杀，我跪在族长面前流眼泪。不过，我心里也并不是那样服服贴贴的呀，我想：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这末多不平等的事呢？我不相信会永远是这样，我等着。解放以后，我心里那股反抗的烈火一下子就发作了。我想到过改嫁，可是我又仿佛觉得我应该做的事首先不是改嫁，我觉得我应该做更重要的事。至于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后来还是共产党给我指出来了。我跟着党。党要我干什么我就一心一意地去干。军队打仗，我们去抬担架，照护伤员，反恶霸、土地改革的时候，姊妹们选我当村里的妇女会长，您是知道那些‘穿长袍的人’过去是怎样看待我们妇女的，可是当我们组织起来时，他们就一钱不值，站在我们面前直打哆嗦。后来，国民党又来打咱们，那时候我已经是党员了，当时党交给我的任务是监视地主的活动和带领村里老百姓转移。我带着几颗手榴弹，同民兵、青妇队在西山上一面扰乱国民党的土匪队，一面掩护老百姓转移。……”
“那时候您已经结婚了吧？”我截住她的话。
“没有，唔，不过那时候俺俩……，嗯，他当时是民兵队长，我们1948年结的婚。他现在是农业社里的副社长。您看，”他指指她身边那个男孩，说，“这是我的头一个孩子，还有个小女孩，跟她爸爸玩去了。”
“您很幸福！”我以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说出这句话。
她的神情忽然严肃起来。“您想想，没有共产党，我只能躺在地主的脚底下流眼泪。共产党来了，我这个在旧社会不敢在大街上抬起头来走路的小寡妇，也懂得什么叫为群众服务了。我关心群众，群众就更关心我。过去我恨不能一下子离开这个村，可是这时候我不想离开了。我还悄悄地鼓励自己说：偏不离开，非在这里亲眼看着它变，看它能变成什么样儿。后来，群众又选我做副乡长了，我更知道我的责任就是和群众一起用自己的手来推动它变。……”她的眼睛扫一下街两旁那一排排新房。“现在，它的确变了，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您看，这比当年您在这里教书的时候怎样？不要说群众，就连那些‘穿长袍的人’有的也脱胎换骨了。他们的子女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他们的孙子孙女脖子上也都挂着红领巾，他们光知道跳呀，唱呀的，就连什么是‘封建统治’，他们都不大懂……”
我现在全然被她这种谈笑自若，落落大方的气概吸引住了。这只不过是十几年的时间呵！说起变化，这在我刚踏上故乡的土地的时候，就看得出和感觉得到了。而此刻，我却从罗三嫚身上逼真地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化。
第8版()
专栏：
清除文艺界的市侩主义
何洛
二十多年前，鲁迅对于左翼作家们，曾经提出过如下的忠告：“……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鲁迅认为：（一）革命是艰苦的事业，成功后，物质条件一时恐怕还有困难。（二）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这些话讲得多么透辟！意义多么深远！事实上，当革命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在延安就有少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向党弹铗而歌了，建国七年多的今天，仍然不乏这种类似的现象。也许出乎鲁迅先生意料之外：直到今天，某些作家，其中还包括有亲聆过他教益的老作家，竟公然要求把自己当做应受特殊待遇的大人物，不达目的，就对党异常不满，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李又然说：“我要杀人！”陈企霞说“我要放火！”艾青除了到处为江丰喊冤，替丁玲诉苦而外，更叫嚷“党内阴森可怖！”“党内没有温暖！”这真是奇怪了。
仔细一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一批“革命”的投资者，一批市侩。他们的股份：有的写了一本书；有的写了一本以上。据说在这些书里面，他们是给人民带来了“爱”，给党带来了“荣誉”的。因此，他们尽可以向党予取予求。取什么？求什么？有人所取的是级别和待遇更高；有人所求的是“自由的”男女关系，有人所要的是作文坛的霸主；而共同努力的则是和党争文艺路线上的领导权。如果党不给他们以满足，那就是所谓的“阴森黑暗”，“没有温暖”。在他们看来，即使闹到决裂，好像党也是把他们莫可如何的。一般封建文人所企求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比起这些先生的贪婪欲望来，似乎尚有逊色，因为后者的胃口较之前者，更大得多啦！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算一算账，究竟是党和人民有负于这些先生呢，还是这些先生有负于党和人民？一个作家或诗人，如果真是从爱人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了一篇好小说或一首好诗，人民是不惜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给予作家或诗人以不知超过多少倍的酬报的。而且只要所写的东西具有不朽的价值，只要这个作者终身到底忠实于人民，人民就会世世代代都给予他以热爱。假使现代的进步作家或诗人，以为人民对他们的报偿，是完全靠自己的本领和天才，而看不见党的力量，那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总是苦口婆心地既教育进步的作家和诗人怎样去爱广大的人民，同时，也教育广大的人民怎样去爱进步的诗人和作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党给予了作家以各种各样的照顾和便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还能否认得了么？不想所谓“灵魂的工程师”的艾青等人竟至忘恩负义，本末倒置，压根就不懂得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温暖，才叫做真正的荣誉。这不知属于发昏第几章了。
记得鲁迅先生大致又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者的动机是并不完全一样的。革命阵营内，除了绝大多数具有伟大目标和献身精神的人而外，也有的是为金钱；也有的是为权势；也有的是为爱情；也有的是为自杀；……的确，在民主革命的阶段，某些旧社会的失意者，浅薄的人道主义者，虽然不满于当时的现状，也参加了革命，但总是以自我作中心，为个人的前程而奋斗的。现在这些人后悔加入共产党，厌弃社会主义的思想生活，我以为并不足怪。
奉劝一切文艺界的反党“英雄”们，“好汉”们，还是老老实实地，赶快在党和人民的“君子爱人以德”的关怀教育下，来寻找温暖，革面洗心，而挽回那已失的荣誉吧。如果他们定要作市侩主义者，并且想就这样过社会主义的关，那是决不可能的。
第8版()
专栏：
欢迎蓝伯特芭蕾舞剧团
盛婕
英国蓝伯特芭蕾舞剧团在北京演出了，我们舞蹈界的朋友们都感到非常愉快。蓝伯特芭蕾舞剧团是来自英国的第一个艺术表演团体，这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是新的创举，我们认为艺术团体的相互访问能够促进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并可互相观摩学习。蓝伯特芭蕾舞剧团给我们带来的几个优秀节目，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欣赏了悲剧“吉赛尔”趣剧“葛蓓利娅”和诙谐剧“节目的表演”三个类型的舞剧，从这几个节目的编剧、剧情处理和表演的手法方面来说都具有独特风格。蓝伯特芭蕾舞剧团这次来华的只有二十三位演员，由于每个演员都努力地发挥了他们的舞蹈技巧和表现能力，也由于剧情处理得很洗练，干净，使得每个剧的情节能够完美地，集中地表现出来。此外，在表现剧情方面还很好地利用了哑剧的手法，突出地描绘出典型性的表演，使剧情能够紧凑地发展，并抓住了观众的情绪。
蓝伯特夫人是英国著名的芭蕾舞蹈家，自从1920年起她就在伦敦开办了一个舞蹈学校，三十多年来，培养了许多有名的演员，现在蓝伯特夫人的舞蹈学校有三百多个学生。我们希望她今后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演员。蓝伯特夫人是热爱艺术的，她在艺术方面的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她的为艺术工作的毅力几十年来如一日，毫不松懈，这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这里我还愿意提到饰演吉赛尔一剧中的两位女主角（轮流担任主角）——安·霍恩小姐和派届西娅·黛尔小姐精湛的舞蹈技巧和富于戏剧性的表现能力；扮演男主角的安·梅特西斯也是很有才能的演员，他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喝彩。
在前天晚上第一次演出了“葛蓓利娅”，这个剧和“吉赛尔”一样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周恩来总理看了这次演出，全剧结束时他还到舞台上与蓝伯特夫人和全体演员见面握手，并向全团人员表示祝贺演出的成功。
蓝伯特芭蕾舞剧团还要到天津、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去演出，我相信蓝伯特芭蕾舞剧团在各地的表演将会继续得到中国的舞蹈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在这里，我预祝他们演出的成功。
第8版()
专栏：
牛尾巴及其他
一丁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有一天，一个地主分子谋杀合作社的一头耕牛，仓卒之间，只斩下了这头耕牛的尾巴，就被社员们发觉了。社员们牵着这头没有尾巴的牛，将这个不法地主分子扭送到法院，向法院控诉说：“这个不法的地主分子破坏生产……。”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
“法官”们照例地讯问了原告、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之后，“验明”了这个没有尾巴的牛的“正身”，又经过一番“研究”，然后，由一位“法官”向原告做了非常通俗的解释：“牛没有尾巴，仍然可以耕田，斩下了牛的尾巴，并不能算是‘破坏生产’……”这位“法官”指着那个站在一旁的不法地主分子说：“因此，这位被告并没有犯法。”
“法官”这一席话，使被告松了一口气，原告窝了一肚子火。原告经过再三申诉无效之后，一位社员指着刚才宣判的那位“法官”问：“人没有耳朵能不能吃饭？”“法官”应曰：“能”。社员走近“法官”，虽然很气愤，但是仍然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法官同志’，如果有人割了你的耳朵，算不算‘犯法’？”“法官”苦笑了笑，用一种非常冷静的腔调对着原告和被告说：“好吧，同志们，你们都回去吧，反正这些事情都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慢慢地解决吧。”
说到这里，这个故事并没有完结。本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四川和湖北交界，从而传到了湖北。在湖北省政法部门的一次干部会上，有人提到了这个牛尾巴的故事。说也奇怪，居然有一位老兄一本正经地说：“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斩掉牛尾巴的人并不能算是‘破坏生产’。”瞧，四川的“法官”，在湖北有了“同志”了，也许这就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
牛尾巴的故事告一段落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位四川的“法官”和他的在湖北的“同志”的耳朵，是否像那位社员所说的已经被人割掉了。天保佑，惟愿不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不过，即发生了，也不要紧，照四川的那位“法官”自己的“判决”，充其量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慢慢地解决”罢了。
不过，问题不在于“法官”自己的耳朵是否安全，问题在于如果把地主分子谋杀合作社的耕牛这一类的敌我矛盾一概当做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恶果。是一头牛的尾巴被斩掉，是“法官”的耳朵被割掉，还是千百万人头落地？！
从上面说的牛尾巴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有“学问”的“法官”，研究来，研究去，弄不清不法地主分子暗杀合作社的耕牛这个事件的性质，而缺乏文化的农民就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这个事件的性质呢？看来这里面是有一个“学问”，那就是立场问题。在这个简单的“牛尾巴的故事”里，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第8版()
专栏：
田头山歌
龚治臧
姑娘写情书思想新
村村有几个中学生，
家家有个把读书人，
姑娘写情书思想新，
小伙子看报脑筋清。
单唱社长爱社员
不唱社长好领导，
单唱社长爱社员，
深入各家问长短，
好比儿女问娘暖。
人民利益头一条
县委干部住三朝，
群众说他讲公道，
人民创造头一条，
艰苦困难双肩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