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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重型机床厂即将部分投入生产
最后一座大厂房动工兴建 年内安装设备五千台
本报武汉12日电 本报通讯员肖定、万群报道：9月9日，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三大主体厂房中最后一个大厂房——第二机械加工厂正式开工了。至此，这座万能的重型机床制造厂的所有厂房工程已全部开工。它的土建和安装工程已全面交叉进行，重型工作母机的试制工作也已开始。
现在，人们走进重型机床厂工地，就可以看见一座灰白色的大门楼，这就是工厂的大门。走进门，就看见红色的高大的第一机械加工厂厂房耸立在面前。这座厂房的三大车间的土建安装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横跨厂房的桥式吊车不断地起升着机件设备。少数工人们还在进行细小的设备和门窗的安装等收尾工作。这座厂房预计在本月下旬就部分投入生产。在第一加工厂的后面，是重型机床厂的最大厂房——铸造厂。这个厂地上，土红色的钢柱和灰白色的混凝土的柱子像树林一样竖立起来了。几十公尺高的吊杆正在吊装屋架。有的屋面板已经安装。在林立的柱子中央，高耸起来的四座高大漆黑的化铁冲天炉显得特别雄伟。在第二机械加工厂的对面，就是刚开工建设的第二机械加工厂。这厂房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全部建成。在第二机械加工厂工地后面，巨大的动力设施——煤气站、空气压缩机站和锅炉房已基本上建成了，厂房和烟囱连成一片红色厂区。这里的煤气炉、空气压缩机和四台锅炉有的开始安装，有的已全部竣工了。它的辅助修理设施——工具、修理、木工等六个车间已经投入生产。
在工地上，人们除了听到吊车和汽车的轰隆声外，还听到乒乒乓乓的清脆的机器安装声。今年预计要安装的五千台标准和非标准设备，现在已经安装了三千台左右。预计明年1月份，将有三台工作母机制成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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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架电风扇
刘元盛
今年上海的天气特别热，从7 月开始，温度就一直上升。在上海市交通电工器材公司电工门市部里，营业员们挥着汗整天紧张地工作着，接待着来自本市和外埠的采购员。纱漆包线小组的柜台前，人挤得特别多，他们每天要接待一百五十多个顾客。气候闷热，加上纱漆包线小组因繁重劳动所带来的混身汗热，同志都希望能添置一架台风扇。这个小组里没有共产党员，这个情况被别的业务小组的共产党员知道了，就立即反映给了党支部。
但是今年上海市场上电风扇缺货，公司里电风扇也不够使用，行政上一时不能解决这个困难。党支部办公室的同志们就商量，有人提出从管理部门的办公室里抽调一架台风扇出来，给纱漆包线小组用。可是管理部门的办公室，房子低，房子里又是存放自行车轮胎的仓库，橡胶气味很重，天气一热，空气更不好，怎么能把电风扇抽出来呢？党支部书记说：“管理部门的风扇不能动，还是抽咱们办公室的吧，咱们热一点、闷一点没有多大关系”。党支部、工会、人事保卫部门是在一个房间里集体办公的，党支部书记的想法还得和房间里的全体党员和工作人员商量。支部书记把自己的意见一说出口，同志们完全支持。不一会，工会主席就把房里的电风扇亲自送到了纱漆包线小组。营业员们看到了一只风扇，个个都高兴异常，说：“这只风扇拿来后，工作起来就凉快了。”
过了几天，纱漆包线小组的一个同志有事到工会办公室里来联系工作。他一进门，发觉办公室里比自己那里还要热，汗流个不停，他想开个电风扇来凉快一下，朝周围一看，没有电风扇。他问了别的同志，才知道了事情的底细。他急忙回到了小组，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小组长和全组同志听到这件事，都十分激动，觉得自己这里虽热，但比起党支部办公室来，还比较好一些。党支部的办公室没有窗，我们这里有窗户，还有一架吊扇，而且绕线工作很快就要改为电动，劳动条件可以大大改善。有的同志就建议把这架台风扇仍旧送回到党支部的办公室去。这个意见一提出，小组的同志都说这个意见很对，就郑重地派了一个同志把它送回到党支部的办公室。
电风扇送回到了党支部的办公室，激动了屋子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心，也深深地感染了纱漆包线小组的同志们。一个党员含意深长地说：“只要你处处为群众，群众也会处处替你着想。”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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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作化的优越性是辩不倒的
天津第一工具农械手工业社社员经过两条道路大辩论，认清大是大非。曾经一度迷失方向的四十多名社员当场提出要坚决维护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原来提出退社的社员也自动撤销了要求。
新华社讯 记者赵玉昕报道：天津市第一工具农械手工业合作社的社员，近一个多月来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辩明了大是大非。部分迷失方向的社员已经抛弃资本主义道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拥有五百零七名社员、能同时制造一百多种产品的大型手工业合作社，从1956年初建社到现在，生产发展很快，去年曾制造了十一万台单管压缩喷雾器。今年正当准备扩建厂房，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时候，第五车间的二十二名社员于6月6日突然宣告停工，要求预发6月份的超额奖金。当合作社的负责干部拒绝了这种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更进一步提出要分掉合作社的机器和积累的基金，解散大社，自由组成若干个小型合作社。第四车间的部分社员也以同样的口号参加停工，声言一定要闹散这个合作社。一些小业主出身的社员，公然叫嚷“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硬说合作社“剥削”了他们，有的提出全家退社，还要拉走车床，分掉基金。
什么力量支配着这些社员要闹散合作社呢？原来，这个合作社有九户自负盈亏的供销户，他们都是由合作社照顾他们的要求或经营特点而准许独立经营的。其中有些人在独立经营以后，就借着合作社的招牌，暗地里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牟取暴利。供销户李炳臣经常从合作社以低价买进原料，拿到市场出售，一举手之间便获利几百元。他并从合作社拉出四、五名社员在夜间为他干活。今年5月，供销户李炳臣、吴庆云等更加嚣张，经常向社员们炫耀他们“晃晃膀子也赚个三二百块”的投机生涯，企图引诱更多的人退社。这些违法供销户的暴发现象，使许多小业主出身的社员眼红了。
这个合作社的中共支部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性质，认为这些现象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具体反映，必须采取大辩论的方法，使社员认清大是大非，自己选择所要走的道路。
在7月30日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大家对于合作化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热烈地展开了辩论。有七、八个社员列举这个合作社自建社以来的成就说：目前这个合作社共有各种机器近两百台，80％的操作实行了机械化。建社一年半中，财产总值已由五万一千元增加到六十一万元，产品已运销到十三个省和四个城市。社员的平均工资已达六十三元，比建社时提高了90％，今年上半年内有三十六个社员新买了自行车，二十六个社员买了手表，有60％以上的社员在银行存了款，有90％的社员参加了业余学校学习。这些具体事实，使许多人认清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但是，社员董廷权、张国权等人却认为，合作化对于有机器、有劳动力和年青力壮的社员来说，就不如出去单干挣得多。这种说法当即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老师傅王凤山指着青年社员张国权说：“三、四年前你给小业主干活的时候，穿的裤子露着屁股，可是现在你每到星期六就带着手表、穿着毛料制服去参加舞会。让大家评评：合作社和资本家那一个对你好？”张国权被问得哑口无言。社员常善章批判董廷权时说：“你在三、四年前没有入社时，也不过是一个有一盘捣子和一些简单工具的小业主，当时的收入还不够维持全家生活。参加了初级合作社才添置了车床，参加高级社才买起了自行车。现在你全家七口人都入了社，每月收入四百多元。合作社哪里亏待你啦？”社员王秀华指出，不是所有退社单干的小业主都能够发财的，今年春天退社的郭云光就是有机器、有技术的小业主，可是他退社几十天后老婆死了，家里无人照顾，无人帮助，自己要生产，要出去买原料，还要做饭看孩子，经营情况很不好，最近他又要求入社。在事实面前，许多盲目跟着闹事的社员开始醒悟了。第四、第五车间的四十多名社员当场提出要坚决维护合作社的集体利益，不再上资本主义的当。接着，提出退社的翟振山、郭惠伦、周文英、秦学甫和董廷权等人，也自动撤销了退社的要求。一贯违法经营的供销户李炳臣已经受到法律制裁。
从大辩论开始后，社员们迟到、旷工、打架、骂街的现象减少了，要求退社的没有了。已经半年没有完成过生产计划的合作社，8月份超额全面地完成了生产计划。社主任舒占元向记者说：“合作化是辩不倒的，这场辩论失掉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邪气和经营管理上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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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省纱布
翻补绒衣
绒衣一般是领口、袖口、下摆先破；绒裤是裤裆先破。这些地方破了以后，很多人都不穿它了。现在，北京市第一绒衣背心生产合作社，特别抽出一部分人员和设备，给顾客修补或翻改绒衣、绒裤、棉毛衫、棉毛裤。他们可以给破旧的绒衣、绒裤换上新的领口、袖口、下摆和裤裆。要是绒衣绒裤破得实在不能再修补了，他们就把它改成小孩的绒衣绒裤，或者用来做小孩鞋子、手套等等。 （李秀英）
怎样补袜子？
袜子究是外面先破还是里面先破，许多人是不清楚的。譬如有些人买了一双新袜子还没穿，就从外面补上几块布，以为这样袜子就不至于坏得那么快了。其实，袜子经常受脚底磨擦，最先坏的并不是外面而是里面。所以，买来袜子，在没穿以前还是先从里面补上再穿好。有人先从里面补，补了三次，外面还像新的一样。
补袜子最好用破袜装，或旧棉线衣。这两种材料都是有松紧的，补在袜子上既结实又舒服。
（子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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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筑材料工业将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本报讯 建筑材料工业部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预计可以全部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产值水平已在去年10月提前达到，预计今年将超过25％。主要产品水泥的产量已在去年11月提前达到了五年计划水平，预计今年将超过15％；平板玻璃产量已在今年7月提前达到了五年计划水平，预计到年底将超过11％。五年累计的成本降低率计划为22.6％，预计将降低29％。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预计也可以超过五年计划指标27％。
建筑材料工业在这五年中发展是很快。跟1952年比较，1957年水泥产量增长了一点三倍，平板玻璃产量增长了一点一倍多。
在五年计划期间，推广苏联、兄弟国家和我国的新技术、先进生产经验，对建筑材料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如苏联水泥专家米哈依留达同志介绍的苏联制造多品种多标号水泥的经验，在我国水泥工业推广后，只增加少数设备，每年就多产水泥一百多万吨，水泥的质量也有提高。根据民主德国专家西林同志的建议，改进了立波尔式回转窑后，发挥了设备的生产能力。牡丹江水泥厂工人干部王喜良同志改进立波尔式回转窑的下料口，每年就多生产水泥七百多吨。
在基本建设方面，五年累计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预计将超额完成8％以上。五年计划中的建设工程，已有五个按期竣工并投入生产，其余的项目正在积极进行，预计可以超额完成二个项目。
（陆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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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信照登
你报8月18日第五版所登我的来信“为什么近路不走走远路”其中二处请更正：
①第二栏第三行“……每吨公里的”的前面加一“水运”二字。即水运每吨公里的运价……”
②第三栏第六行“将损失两亿一千万吨。……”的吨后面加“公里”二字
谭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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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煤炭工业的发展看党的领导
煤炭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总工程师 王逸凡
我从事煤炭工业已三十年，从新旧社会的经历对比中，深深体会到党领导煤炭工业的巨大作用。右派分子硬说“党不能领导工业技术部门。”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谬论。
首先从煤炭工业的建设成绩上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矿井和露天矿四百三十三处，年生产总能力为一亿一千七百三十六万吨。而旧中国从1878年开始到1942年的六十四年内，全国煤矿最高年产量才六千一百八十七万吨。
再从煤矿建井技术上看。解放前，我国较大的煤矿几乎全部掌握在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家手中。举凡勘探、设计、施工，甚至机械安装，都是外国人一手包办。现在我们自己已能设计大、中型矿井、露天矿和年洗一百五十万吨的洗煤厂；学会了冻结、沉井等特殊凿井方法。
在采煤方法上，旧中国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残柱落垛等陈旧方法。不但生产效率低，资源回收少，而且一直停留在手镐采煤和拉筐运搬的水平上。安全情况也很坏。解放后对原有矿井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革，各项生产技术指标均有显著的提高，大大超过历史上1942年的最高生产技术水平。在开滦及萍乡矿已开始用水力采煤；淮南矿试行着金属掩护支架等新的采煤方法。原来自然通风的矿井，绝大部分已改为机械通风。由于生产技术的改革，矿井的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在技术水平上，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割煤机、联合采煤机、绞车及风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并且能熟练地掌握操作技术。现在每月每台联合采煤机的生产能力达到二万二千吨，已接近国际操作水平。特别是厚煤层的水砂充填技术、排放瓦斯的经验，都已向国外传播与交流。这都是煤炭技术上的突出成就。
同时，由于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资本家赚钱，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促进了生产的高涨。在新社会里，生产设备是统一调配而不是各不相干；工作人员是互相协助而不是互相排挤；生产技术是互相交流而不是各守门户。一句话，新旧社会生产制度有本质的不同，这就是党所以能够领导煤矿技术工作的主要原因。
两个月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我们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深深体会到技术人员必须继续改造思想，站稳立场，才能明辨大是大非，不致在斗争的风暴中迷失方向。
解放后，技术人员经过几次大的运动与学习，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一般的思想水平都有所提高。有的经过学习与锻炼，已经逐步建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积极投入了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但是有些人员认为这场斗争与自己关系不大，甚至同情右派分子某些言论。或者是口是心非，躲躲闪闪，对运动采取旁观的态度。这些情况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已经有所扭转。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终归暴露了一部分技术人员，特别是有些高级技术人员的思想是糊涂的。
为什么这些技术人员会产生糊涂思想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人员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在和平过渡的情况下参加了新社会的建设工作。这一场天翻地复的变化，对于这些技术人员的冲击很小。他们思想上虽然有些进步，但是对于新社会的美好远景认识不够，内心仍然或多或少地留恋过去已经习惯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党和政府对于工程技术人员一向是尊重爱护无微不至的。而有些人竟妄自尊大，对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看不起别人，自以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甚至于觉得已经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了。这就严重地阻碍了自己思想的进步和提高。
为了今后更好地为煤矿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必须下定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在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加强思想改造，抛弃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站稳立场，辨明是非，顺利地通过社会主义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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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拉玛依札记
本报记者 沈石
水
访问克拉玛依不止一次了，每次到了这全国瞩目的油田，矿务局的招待员原松和总是热情地在那帐篷或者地窝子里，给我找个睡觉的地方。今年7月，我又来到这里，老原在招待所给我安排好住处后，引我到洗脸室。我拧开水管的龙头，一股清凉的水不断向外流。我呆望得出神。我的心情，又兴奋，又激动。可爱的水啊！你终于由玛纳斯河边经过四十二公里的无缝钢管流到成吉斯汗山脚下了。去年这个时候，人们的床下，每天不是放着一盆水吗？早上洗脸，用这盆水；从工地回来，擦擦满脸的泥尘，用这盆水；晚上洗好脚，还要拿这盆水洗一洗弄脏的袜子。水，多么可贵啊！人们珍惜它，因为它是从远处用汽车装运来的。在那完全依靠汽车运水的日子里，水供应不上的时候，钻井工人为它发愁，炊事员为它着急，汽车司机为它日夜奔忙，在矿务局和党委会的会议上，有多少次将它列入紧急的议程里。当决定铺设水管的时候，苏联专家苏德力领着水文测量队员，到那没有人烟的地方寻找水源，选择水管经过的线路。水引到了油田，天暖冰消，矿务局局长秦峰、总工程师史久光、李光澂多次来往玛纳斯河边，反复研究要怎样防范山洪冲毁河岸上的抽水泵房。枯水期快来的时候，他们又在想办法保证水的照常供应。克拉玛依的职工有的从江南来，在他们的故乡，每个村庄，绿水环绕，到了这里，他们才体会到水来得多么不容易。
油
总地质师张恺告诉我：1954年，苏联专家乌瓦洛夫同志在克拉玛依、乌尔禾一带从事地质普查，那成吉斯汗山下的露头油苗和乌尔禾绵延三十公里的沥青脉，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分析地质资料时，曾满怀信心地向同队的人说：“这地下一定有油。”他建议从克拉玛依到玛纳斯河边开钻一排探井。他快离开我国的时候，对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的同志们说：“可惜我不能亲眼看到克拉玛依第一口探井开钻，也不能看到出油。”回到苏联，他写信给张恺说：“如果第一口探井没有出油，不要灰心，继续钻探下去，总会有油的。”
乌瓦洛夫专家离开我国后一年，他在克拉玛依亲自定好井位的第一口探井就喷出了原油。到今天，克拉玛依已经完钻的探井，有三十口喷出原油。正在钻进的探井，有十五口取出了含油的岩心或有油气显示。从克拉玛依到玛纳斯河开钻的探井，有的已经喷油。从克拉玛依到乌尔禾长达九十公里的线上，隔不多远，便竖起一座井架。新修的公路像蛛网一样把主要的探井连接起来。我计算一下时间，从第一口探井开钻到三十口探井喷油，只不过两年，如果乌瓦洛夫专家有机会重游克拉玛依，那他一定马上发现当年他撑过帐篷的戈壁，猎过黄羊的荒原，面貌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城
去年春天，秦峰同志初来时，他的办公室是一间木板房。这样的木板房，还是用拖拉机从独山子油矿拖来的。钻井处总工程师王炳诚、工程师吴华梁和机械师陈家巽住的那间地窝子，摆上三张床，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地窝子的周围撑满了帐篷。邮局、银行、贸易公司，都设在帐篷里。短短几个月内，成吉斯汗山下出现了一座帐篷和地窝子组成的城。
医务所的病房也是帐篷，只有手术室和药剂室是木板房。9月26日晚上，运输站一位住院的病人，病情突然恶化了。经过透视和诊断，他患的可能是胃或胆囊穿孔。医生王景昶穿好消过毒的衣服，正准备给病人动手术，突然狂风大作，电线吹断了，手术室的玻璃窗粉碎了，消过毒的器械弄脏了。病人的呼吸和脉搏微弱，病情更形恶化，如果拖延下去，就有生命的危险。有人建议送往独山子医院，王景昶说：“风大，路又不好，病人可能死在途中！”他坚持就地动手术。可是房内一片漆黑，怎能开刀呢？只好立即请电站的工人在房内安装电瓶和电灯；十多位医生和护士忙着用木板钉好窗户，将手术室重新消毒；运输站的司机给病人输血，等到开刀，天已亮了。
今年，成吉斯汗山下出现了一排排粉红色的或深黄色的房屋，那是住宅、食堂、办公室和俱乐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陈列着新运来的图书。从贸易公司可以买到喜爱的日用品。繁忙的邮局每天收发三千多封信。设备完善的医院，有九十多张病床，医生和护士增添到六十余名。王景昶医生也不用在木板房内给病人动手术了。王炳诚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很雅致，原来他的妻子钟珊也由独山子矿务局调到克拉玛依来了。那朝西的窗台上，摆着两个花盆，钟珊从湖南宁乡捎回的凤仙花和延秋菊种子，在盆内已经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在乌尔禾，从前只是蒙古族牧民冬季居住的地方，新落成的住宅和低矮的土房，成了鲜明的对照。我计算一下时间，克拉玛依从第一栋房屋奠定好地基到蔚然成为一座城，也不过一年。
人
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照在戈壁上，挖沟机挖好的深沟，从玛纳斯河边一直延伸到克拉玛依，用沥青涂过的水管像巨蟒一样躺在沟里。维吾尔族工人色比布拉开着推土机在填平深沟。一位年老的工人嘴里含着马合烟卷，站在推土机旁边不停地指挥着。他的左肩上挂着一个口袋。我走近他身旁，问道：“你是王士元同志吗？”
“是！你有事找我吗？”他说话的时候，我发觉他的门齿已经脱落了。他打开口袋，原来尽是些螺丝、铆钉、焊条、钢块……。这些都是他早上出工后在路上拾来的。他拿出一根焊条，慢吞吞地说：“一公斤焊条，买起来要花多少钱，你算一算。”
当天晚上，我到了他的宿舍，发现他的床下有一个麻布口袋，里面装满了他拾来的“废料”。从1955年以来，这位老工人有意识地和这些废料打着交道，就在这一年，他拾了四大箱，共合二百多公斤。
我跟他告别的时候，想到那麻布口袋里的器材，想到他在工地上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深受感动。一个螺丝，一个铆钉，一根焊条，不是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吗？当器材供应不上的时候，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在想尽办法来节省器材。钻井技师林玉祥领导的钻井队，在钻进玛纳斯河边一口探井时，少下两层套管，就节省了无缝钢管三千六百公尺。泥浆化验室的化验员章贻俊、李淑廉和杨立人，在调配钻井用的泥浆时，提出用黄土代替重晶石，一斤重晶石值两斤面粉，重晶石比面粉还昂贵哩！
告别克拉玛依又有一个多月了，每当我想起那方兴未艾的油田建设，想到那些风尘仆仆不辞劳倦的人，在离别的日子里，我是怎样的念念难忘呵！ ·苗地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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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畔正在兴建一座昆明市最大的自动化火力发电厂。这座发电厂的装备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它的发电量是二万四千瓩。预计今年年底有一万二千瓩的发电设备可投入生产。 新华社记者 王炜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