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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张映南“新旧法应该并重”的谬论
李琪
张映南在这次大鸣大放期间，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向党和人民射了许多毒箭，妄图使旧法复辟，使旧法学复辟，并阴谋篡夺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新旧法应该并重”，就是他射出的一枝毒箭，同时也是他向党和人民进攻的一个反动的总纲领和总口号。
“新旧法应该并重”是什么意思呢？张映南解释道：“只有新的不够，还必须有旧的”；新旧应该“融合来用”。他认为“旧法也有真理的一面”，应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能一棍子打死”。
新旧法律是不是可以“并重”呢？凡是稍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会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一定的法律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超阶级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国民党的法律是保护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镇压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的工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者不仅根本不同，而且正相反对，怎么能够“并重”呢？怎么能够“融合来用”呢？
大家知道，国民党有一个“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专门用来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我们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专门用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试问张映南：这两个法律怎样“并重”法？怎样“融合来用”？是不是既镇压反革命分子，又杀害共产党人呢？天下还有这样的国家和政权吗？大家知道，国民党有个土地法（张映南曾在大学里教过这个土地法），它是保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的；我们有个“土地改革法”，它的第一条就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试问张映南：这两组法律又怎样“并重”呢？又怎样“融合来用”呢？究竟是保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呢，还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呢？
事情非常明显，或者是把旧法废除，或者是让旧法复辟，二者必居其一。所谓新旧法律并重，所谓新旧法律“融合来用”，根本是骗人的鬼话，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张映南大喊大叫要新旧法律并重，无非是想给旧法找复辟的道路，要在中国复辟旧法，从而把中国再拖回到黑暗反动的时代。
张映南说，“旧法也有真理的一面”。这是胡说。所谓旧法，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我们称它为伪法。中国人民从不认为国民党的伪法中还有真理，而认为它“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方面的真理也是有阶级性的。剥削阶级认为是好的、善的，被剥削阶级则认为是坏的、恶的；反之亦然。因之，对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决不是什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是要完全废除，一棍子打死，这难道还不很清楚吗？张映南在解放后的八年的今天，认为国民党的伪六法全书还有“真理的一面”，还在为旧法辩护，这只能说明他还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罢了。
关于旧法是不是还有“真理的一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张映南所举出的具体事实来加以分析。张映南攻击我们宪法上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制度，认为它不是“良好的制度”，而要我们采取国民党反动派的由“中央政治会议”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制度，认为那是“良好的制度”，认为那是“真理的一面”。大家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的一个机构。由“中央政治会议”这样一个机构行使国家立法权，正是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在血腥统治的训政时期实行一党专政最露骨的表现。可是张映南却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制度”，是“真理的一面”，是“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分开”的好办法。而我们宪法上规定的立法体制，反而不是“良好的制度”，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大家看看，张映南崇拜旧法、鄙视新法到了什么程度，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了什么程度。不仅如此，张映南还认为我们现行的检察制度、监察制度以及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都不是“良好的制度”，而要我们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便于官官相卫的“行政诉愿”和“行政诉讼”制度。他说：“行政诉讼和诉愿，原本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但是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他并认为：“我们如建立起这种制度……就可以为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做到确切实在的保证。”（见“关于行政法上的行政监督问题”一文，载民盟中央机关刊物“争鸣”第四期，1957年2月）够了，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张映南所说什么“良好的制度”，什么“真理的一面”，原来就是他从国民党罪恶的黑暗的深渊里捞出来的这些腐朽透顶的东西，原来就是他要使这些早被人民唾弃的反动的旧的法律制度复活！
其次，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应该并重”的第二点，就是要复辟旧法学。他认为“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马列主义只能做个指针。”单靠马列主义不够，试问还要靠什么呢？是不是要靠资本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是不是要靠庞德主义或者凯尔生主义？
从“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这句话里，也透露了张映南对“百家争鸣”的了解，他是把马列主义看作百家中的一家的，他认为除马列主义外还有九十九家。马列主义既然只占1％的地盘，无怪乎他要喊“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了。张映南不懂得“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两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争鸣，而争鸣的结果马列主义必定要战胜非马列主义。
法学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它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因为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因之“马列主义只能做个指针”，只是为自然科学家提供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供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一般的也是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而马列主义就是阶级斗争的科学，是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与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相对立。法学是社会科学一部分，今天除了马列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法学以外，一切资产阶级的法学（包括张映南的资产阶级行政法学在内），都是反动的，骗人的，都是毒草，而不是香花，都是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为它“招魂”、要它在中国复活。百家争鸣，决不是再恢复资产阶级法学，使资产阶级法学与马列主义法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如张映南所想的那样，甚至让它取马列主义法学而代之，以改变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而是为了更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法学，更好更快地发展马列主义法学，从而肃清资产阶级法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这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而张映南却说：“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甚至说，“只有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应需要”。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反动的。必须指出，一切旧法学者和旧法人员不彻底丢掉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法学包袱，不把资产阶级法学思想“一棍子打死”，要企图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那是永远也学不好、改不好的，永远也不会适应人民的需要的。张映南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已经八年了，到现在还满脑子资产阶级的思想，还硬要以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而另一些旧法学者、旧法人员，由于几年来有了较高的觉悟，认真地改造自己，使自己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法律观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人民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解放后八年来旧法学家、旧法人员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我希望一切愿意改造自己真心为人民做些事的旧法学家和旧法人员，应该从这里取得教训。
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应该并重”的第三点，就是要使旧法人员重新上台。为了实现他的这一卑鄙目的，他把解放后的法律界说成是黑漆一团，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他说：“党把法律看得太简单”。说：“由于几年来政府不重视，法学已成为薄弱的一环”。又说：“现在法学界量少质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懂得法的人很少。”他认为政法部门领导干部不懂法律，是“外行”，不能领导业务，因之，他提出“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不懂政法业务的某些高级党员干部，应另作安置，不应放在业务岗位上妨碍其他熟悉业务的党外干部行使职权”。他提出要“把过去退休的、转业的、闲置的旧法人员，凡有用处的，加以适当安排，使用起来”，“不能一律以旧法观点拒之”。这不是叫共产党下台是什么？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和共产党争夺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是什么？我们肯定地说，右派分子这种阴谋野心，是绝对不能得逞的。要把共产党赶下台，让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旧法人员重新上台，把政法刀把子拿到他们手中，使中国再回到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老路上去，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映南所倡导的“新旧法并重论”实际上就是要以反动的法律代替革命的法律，以资产阶级的法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法学，以旧法人员代替共产党人。这是一枝恶毒的箭，一个大阴谋，我们必须彻底地予以揭露和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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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子冈的右派道路
新华社记者 宗子度
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个人成为右派分子，绝不像某些右派分子自我辩解的那样，说由于“偶然不慎，失足落水”，而是各有不同的或长或短的发展道路的。“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怎样走上她的右派道路，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据最近几天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和一些熟悉彭子冈的人所揭露和提供的材料：早在二十多年前，彭子冈带着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憧憬走出北平中国大学的校门，通过她的一位中学时期进步教员的关系，到上海“妇女生活”担任助编，开始接触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洗礼，并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彭子冈在汉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当时彭子冈对共产党还谈不上什么深刻的认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入党是为了“向往抗日胜利和民主生活”，彭子冈总算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但是，彭子冈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往正确的道路上走，她表面上和口头上追求进步，实际上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她一直不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顽固地保存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实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彭子冈都在旧“大公报”作记者。她是打着进步记者的旗号进入旧大公报的。人民日报杨刚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揭露说，彭子冈在旧大公报作记者，完全是为了她自己的名誉在工作。她从不关心进步的局势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彭子冈在旧大公报是很得势的，她打出自己的旗帜，压倒别人，打击和排斥另一个进步的女记者，想在当时重庆的新闻阵地上唯我独尊。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旧大公报，给了彭子冈以名誉、地位和优厚的物质生活，给了她“昂然出入于名公巨卿之门”的“无冕之王”的方便，给了她喊几声进步而不必担心会被国民党抓起来的“自由”，最后，还送给彭子冈的丈夫徐盈巨额的股票。彭子冈就把旧大公报当成了“再生父母”。不久以前，她还经常鼓吹旧大公报的“光荣传统”，把旧大公报的老板描绘成“放手信赖记者”、“善于培养人材”和“开拓自由天地”的贤人，吹嘘旧大公报记者的“独立思考”，炫耀她自己在旧大公报写了许多“进步的新闻”。新闻工作座谈会从彭子冈十三年来在旧大公报上所写的消息、通讯和特写中，剥开了这位“进步记者”的画皮，证明她只不过是形式上进步、骨子里反党、被反动统治者用来装璜门面的一个新闻工具而已。
一条黑线贯穿着彭子冈的“慧眼”和“神笔”。她不但不惜歪曲人民领袖毛主席和进步文化人的形象，而且竟然歌颂蒋介石、司徒雷登、胡适之流。1946年春天，蒋介石到北京部署内战，彭子冈把蒋介石叫做“青天”，说北方的老百姓因为蒋介石的到来而“舒了一口气”。彭子冈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用飞机载运洋狗因而臭名昭著的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写成是一位慈祥的“孤儿保姆”，把反动头子陈立夫描写得大有丰采……却说八路军的女战士是狼狈不堪，粗粗蠢蠢。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在彭子冈的“神笔”之下，著名的国际间谍川岛芳子竟变成了一个妩媚的、天真烂漫的姑娘，是一个有“感情”的人。在川岛芳子被捕入狱已经两年之时，彭子冈还说在她心理的天秤上，还决定不下川岛芳子是间谍是战犯或竟是一个佻黠慧达的女性的法码。新闻工作座谈会还分析和批判了彭子冈所谓揭露国民党黑暗生活的好文章，指出其中大多数也不过是以上层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对受苦受难的穷人施舍一些不关痛痒的怜悯而已。
当彭子冈在这样工作和思想的时候，党组织曾多次帮助她，指出时局形势发展的主流，组织她学习马列主义。可是，彭子冈把学习马列主义称做“不入脑子”。她长时期不到中共重庆办事处去联系，却热衷于出入“党国要人”之门。由于彭子冈坚持资产阶级立场，长期与党貌合神离，以致全国解放后，大家都在欢天喜地，而这位共产党员却愁眉苦脸。在她自己所写的思想检查中曾这样说：“忽然天光大亮，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旧的一套消逝了，再也不能单枪匹马逞能了。”在这个大转变的关头，彭子冈不是急起直追，赶上时代的脚步，而是再一次向右转，对新社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她诋毁新社会扼杀了她的“敏感”和“独立思考”，整天地嚷：“这太限制我自由了！”彭子冈继续抗拒思想改造，几次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她都没有参加，对于日常的政治生活表现非常冷淡。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她可以打瞌睡，一不如意，竟会不等讨论会结束就径自离去。
彭子冈不愿过党的组织生活，只想当个挂名的共产党员。她甚至把党和独立思考对立起来，说党妨碍了她的独立思考，把党当成包袱。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中央决定改组天津的“大公报”为“进步日报”，叫彭子冈去“进步日报”参加党组。可是，彭子冈不愿丢掉她在北京的“自由生活”（当时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还没有建立党组织）和家庭的享乐，她断然拒绝去天津，更不惜丢掉党的组织关系。后来党要调她到“新观察”杂志，她也不去。彭子冈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她不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她要自由寻找职业。她在“旅行家”杂志社内打击排斥共产党员，两年多的时间，编辑部的党员就被她调出了三分之二。新增加的一位副主编，她说是党派来监视她的。
新闻工作座谈会批判彭子冈的右派言行时，广大的新闻工作者都反映说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思想教育。人们指出，社会上的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历次政治运动，说是伤害了知识分子，有的还说，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走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彭子冈发展的右派道路，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多么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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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江苏新华日报9月9日发表题为“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谈该省民主党派力争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问题。内容摘要如下：
江苏省一级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经过过去两个月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全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所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完全证明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实质上是返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左派以及社会上的广大进步分子，所坚持要走到底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两者是根本对立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表现是什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政治方向的反动性，一是组织路线的反动性。在政治方向上，他们篡改各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妄图使民主党派成为破坏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诬蔑、丑化和攻击各级共产党组织，妄想取而代之。在组织路线上，各民主党派的右派骨干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首要一着，就是控制和篡夺各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公开破坏“巩固和发展相结合”的方针，肆无忌惮的搞恶性“大发展”。
他们借“互相监督”之名，行“恶意攻击”之实。他们到处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这样也是外行，那样也是外行，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外行，总之，哪里有党组织有党员干部，就是哪里的右派分子眼中钉。
他们的这种反动行为，如任其发展，最终一定要断送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的基础。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搞到今天，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思想上弄不大通。这是由于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的原故；就各民主党派的现状来看，也就是就它的总的阶级基础来看，就它的主要的政治倾向来看，就它的历史根源的影响来看，就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思想体系来看，各民主党派的确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因此各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成员必须正视现实，必须急起直追，进行根本改造，进行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又有些人认为，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各民主党派内部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被搞臭了，感到自己参加民主党派很不光采，或者感到增加了不少麻烦，懊悔当初不应该参加民主党派，甚至要退出民主党派；这种看法和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对的，也是对当前的斗争有害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搞臭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不是觉悟了的日益向左转的中间分子，更不是坚定地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左派。凡是民主党派中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成员，在这样的时刻，决不应该退却，决不应该明哲保身，决不应该怕麻烦；而应该为了伟大祖国的未来，为了民主党派的未来，当仁不让，奋身投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在这样的伟大斗争中，把民主党派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彻底地从政治上组织上来改造民主党派，使它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同时锻炼自己，改造和提高自己。这是香得很的好事情。为自己的组织去痈除患，就是为社会主义立功。这是很光采的。现在各民主党派正处在进行根本改造的重大历史时期，就应该一本初衷，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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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文艺界在反右派斗争中觉悟提高
文苑百花更加盛放
据新华社长沙电 新华社记者刘海金报道：湖南省和长沙市文艺工作者在反右派斗争中觉悟大大提高，文苑百花更加盛放。
各国营剧团过去是这个省民盟右派参谋部“文艺沙龙”的进攻重点，现在在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新气象。省话剧团右派分子、导演熊炳勋等过去曾扬言说，剧团离开了他们便无法演出，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在没有右派分子参加的情况下，话剧团不仅演出了，而且比过去演得多、演得好、成本低。近来上演的话剧“在那一边”，就深受观众欢迎。目前省话剧团演出收入已经比去年全年还多出近一倍。
省歌剧团过去几年成就较小，今年上级决定改为花鼓戏剧团，目的是要把深受群众欢迎、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地方歌剧——湖南花鼓戏加以提高。但是这一决定曾受到歌剧团内外右派分子的百般阻挠。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群众眼睛擦亮了，坚决要把花鼓戏剧团办好。他们在武汉、无锡、上海等地上演的花鼓戏，深受观众欢迎，在上海被誉为“洞庭湖边的一支花朵”。省民间歌舞剧团过去几年只有一两个晚会的节目，目前已有四、五个晚会的节目了。
省文联在揭露了以文联主任魏猛克为首的右派分子后，也在前进。被右派分子攻击为“不繁荣”的美术事业，8月份举行了一个空前未有的、丰富多采的全省美术展览会，参加这次展览的作者近万人。在二十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达十多万人。
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过去在“文艺沙龙”军师陈浴新把持期间，湖南省有一百多万册图书没有清理，而陈浴新反过来以此向党进攻。现在，图书工作人员反击右派分子以后，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争取在明年底把这些图书全部清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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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选择了新生之路
——姚鸿震低头认罪的经过
本报记者 李根蒂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右派分子一定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走社会主义之路，才是唯一的生路。
水产部九级工程师、右派分子姚鸿震经过了多次的思想斗争，转向到人民方面来的过程，具体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姚鸿震是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大学毕业就来到水产部门工作。几年来他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对党对新社会处处表示不满。鸣放初期，他前后放出十二支毒箭向党进攻。他同意葛佩琦的观点，认为“没有共产党领导，谁也不会卖国”；他说：“无知不能领导有知”。另外，还有不少荒谬的言论。
反右派斗争开始，有人贴出批判姚鸿震的大字报，但人们多不了解他的情况，很少有反映。另外，在他发言中巧妙地谈了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蒙蔽了一部分人，人们对他的揭露和批判是不够有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得意的狂想：“瞧，想把我列入右派，大家不会支持”，他还主动贴了一张挑战的大字报，要求开大会辩论。
毒草终于是会被识别出来的，在大家深入学习讨论过程中，姚的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了。第一次辩论进行了三天，三十四个发言者从各方面同他说理。针对他“无知不能领导有知”的谬论，驳得他无言以对。大家问什么叫知识？知识是那里来的。共产党和工农干部是否真是无知？知识分子离开党的领导究竟对人民能发挥多大作用？大家问姚鸿震究竟有多少知识，就算有些片面的书本知识，这些知识还不是劳动人民斗争经验的总结？……
姚鸿震在切实有力的说理斗争中被驳得理屈词穷。特别是他认为一个“无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反驳他时说得头头是道，击中他的病根，他内心暗暗地服输了。可是，由于阶级本性使他不肯坦白认罪，吞吞吐吐，欲讲又收。同时他也怕越讲越丑恶，罪上加罪。
第一回合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还未获全胜。休战的三、四天内，姚鸿震精神恍惚，他被各种思想纠缠着。他想藏在心中慢慢改正，又一想，不行，不交代恐怕过不了关。突然，报上登出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他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出路吗？他又想，不能，被开除的话，我就回到家乡养鱼，……怎么想也不对，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
机关领导干部关怀地找他谈心，指明前途，要他交代，低头认罪，并向他交代党的政策，欢迎他从新作人，改邪归正。姚鸿震听着这些诚恳、善意的劝告，他又坚定了交代清楚改造自己的信心。他想，机关很多负责干部，挟着铺盖到办公室睡觉，黑不当黑，明不当明，他们还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把每一个可以救活的肮脏人拉出泥坑？而我到底为着什么牢牢抱住错误思想，尽往死胡同钻呢？这样在小组会和个别谈话中，他初步交代了他的许多错误思想：如他曾梦想要筹集资金兴办资本主义企业，他想升官发财，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感到惋惜，他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服气，认为美国两党制好，以为可以促进政党竞赛，他希望扩大民主党派的力量，他不承认中央说的党的政策原则一贯正确……。
群众会上，要姚鸿震作进一步交代时，姚鸿震又犹豫了，他只交代了干巴巴的几条，不作深入的挖掘。群众当然不会满意他这种交代，大家又是一顿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交代的具体线索，给他机会，让他再加考虑。
以后一段时间，大家对他的错误思想一直没有放松斗争。当他略微有些进步，就给他一定的鼓励，同时也给以必要的批判。这样，又批判、又鼓励；又有进、又有退，坚持不懈地和他斗争。在负责同志和他谈话过程中，发现他爱面子，怕把自己搞得更臭，因而不敢彻底交代，他以为自己可以暗中加以改正。根据他这种思想，又给他指出，这样想法只不过是表明自己仍然要爱自己丑恶的资产阶级的“面子”，不肯和丑恶的东西分手，这是绝路；敢于在人民面前大胆彻底的暴露，表明自己确实有决心与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接受群众的监督，立志改正，这才是维护自己真正的面子。也是决定自己是否最后站到人民立场上来的试金石。
姚鸿震这一时期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时兴奋，好像跳进了光明的境界；一时间又退缩，为旧思想所纠缠。最后他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决心与自己的旧思想绝交。在第十一次群众会上，他像大梦初醒的人一样，吐出了自己一切的丑恶思想，并且表示从新做人，要老老实实回到人民的怀抱里。大家又给他介绍了有关的理论文件和学习材料，帮助他提高思想，他表示要在大家帮助下更进一步彻底把自己的丑恶思想批判干净。
当他听说记者找他时，他怔了一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告诉妈妈呢？报上一登，她该多么难过”。接着又说“算了吧，妈妈看到的，是儿子丑陋的过去；可是她会为儿子的新生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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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锄草杂谈
锄草杂谈
“望远镜”与“显微镜”
右派分子王造时说：我们要一手拿望远镜来观看工作成绩，一手拿显微镜来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妙哉，“君子”之论也。
夫望远镜者，用以望“远”而补目力不足之工具也。八年来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重大成绩，超越了过去整个世纪，这些成绩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仅以上海而论，昔日冒险家的乐园，今已变成劳动人民的城市。市政建设日新月异，成绩近在咫尺，七百万市民人人得见。而右派分子独要用望远镜去观察，结果就只能看见一片太空，什么成绩都不存在了。
至于显微镜，其作用在于把微小的、局部的事物扩而大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本来是局部的，与成绩比较起来是微小的和次要的，但一旦放在显微镜下，就变成庞然大物，于是右派就大喊“漆黑一片”、“暗无天日”了。
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抹煞我们的成绩和夸大缺点的。·企真·
谈“奴隶主”与“奴隶”
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人民的勤务员”。在这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的区别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但是无论职位的高低，都同样是人民的勤务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在权利和义务上是一律平等的。
但是右派分子恶毒地谩骂和污蔑党员领导干部像“奴隶主”，一般干部像“奴隶”，想挑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反对党员担任领导职务，以至反对整个党的领导。
“奴隶主”与“奴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与今天革命队伍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毫无相同之处。
右派分子别梦想从这个问题上来“点火”吧！在人民的革命队伍里，是永远没有“奴隶主”与“奴隶”的。
·郑乐毅·
两面派只有一面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公开提出“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就是反动的了。右派分子当然不会看不到这种形势。于是就使出两面派的手段来了。
两面派虽然两面，其实只有一面，明的一面是为了掩护暗的一面，一虚一实，决不是二一添作五，一半拥护共产党，一半反对共产党的。两面派的可恨也就在这里，他们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现了明的虚的一面，而暗的实的一面却掩藏得非常巧妙。因此，有一些好心肠的老实人，就容易为他们所愚弄，认为他们只不过对某一项社会主义制度、某一项社会主义政策、某一个共产党组织有意见，并没有要打倒共产党，而且即使提出意见，也没有忘记说要贯彻党的方针，执行党的路线呀。
正因为如此，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就不能不是一个艰难的思想斗争，需要冷静分析，一层一层揭破，不能急躁从事，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必须坚持不懈，直至最后打得右派分子无处藏身，原形毕露。老实人全都觉悟，不受右派分子愚弄，才是胜利，才可结束。
·言义·
（选自地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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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扑不灭的火焰
方成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