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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过好社会主义大关
民盟、致公党、台盟召开整风工作会议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为动员全体盟员把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的全国整风工作会议，13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二十四个省、市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共一百零一人。会议由主席沈钧儒主持。
副主席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报告。她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民盟整风工作，主要的是反右派斗争的工作。
史良说，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严重任务，就是要对我们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集体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就盟组织和盟员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她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揭露的事实证明，过去一年中，章罗联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利用了民盟的名义和他们在盟内盟外的地位，进行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使民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逐步右倾，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一个时期内，民盟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要不是领导党及时地敲起警钟，不是全国人民发动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民盟的危机将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史良说，民盟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治团体。她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的两面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盟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新的政治分野。她说，从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对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民盟来说，是一个彻底改造的过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民盟要彻底改造它的政治立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民盟要过社会主义关。同样，盟员也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史良说，要实现这一严重的政治任务，就要坚决地深入地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展开反右派的斗争，把斗争深入到基层里去，要坚决彻底打垮右派，团结中间，争取多数，加强领导，改进工作。
史良最后着重指出，为了使民盟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整风，取得全胜，只有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不至在斗争中迷失方向。
新华社13日讯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扩大）——整风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地方组织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等共三十六人。
致公党主席兼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组长陈其尤在开幕词中指出，致公党内开展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近三个月，获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次会议是要使大家明确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统一认识，交流经验，使致公党内的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全面地开展起来。
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黄鼎臣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把反右派的斗争深入下去”的报告。黄鼎臣在分析了致公党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政治团体，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之后，列举事实严厉地批判了致公党内存在着的浓厚的右倾观点和温情主义，例如说致公党内没有或很少右派分子，或者说致公党的整风应以反对“三害”为主、不应当以反右派为主等谬论，并特别提出后一种说法对反右派斗争是极为有害的。
黄鼎臣说：“目前致公党内不仅对于右派分子的揭露还很不够，甚至在成员和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员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右倾观点、温情主义，甚至漠不关心、置身度外的错误思想和行动。这种思想的产生是与致公党当前的任务不相容的。黄鼎臣接着提出了关于如何把反右派斗争深入下去的七点建议。
会议将继续举行。
新华社14日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整风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台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旅大等地台盟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
会议由台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李纯青主持。李纯青在会上说明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要求，他指出，为了在台盟组织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明确整风的政策方针，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
会上，大家热烈发言，对各地方组织如何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进行了讨论。
会议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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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法学界连续举行座谈会批判法学界败类
粉碎吴传颐张映南攻击立法工作的谬论
据新华社14日讯 今天，参加首都法学界座谈会的法学界人士斗志高昂，有力地批判了右派分子吴传颐、张映南向人民民主法制特别是向人民立法工作进攻的反动言行。这两个右派分子在大家所揭发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法制局副局长吴大羽首先驳斥了右派分子吴传颐污蔑我们“无法可依”和“有法难依”的谰言。吴大羽说，吴传颐所说的“无法可依”是不符事实的。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宪法。几年来，还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逮捕拘留条例等等；并且根据工作需要，还制订了许多单行条例和规章。这些法规，刊载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中的有五百六十件，刊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中的有五百五十件，此外，中央各部、会和前大行政区公布的还有近三千件法规。吴大羽说，吴传颐曾任前法制委员会委员，现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并且曾经直接参加法规汇编的编辑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在宪法公布前后所发布的许多重要法律、单行条例、规章、决定、指示等，他是知道的。他现在还要以法制工作者的身份来叫嚣“无法可依”，显然看出他只是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才看做法，而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法，不看做法。
吴大羽说，吴传颐又说我们是“有法难依”，把人民法制污蔑成是“乱七八糟”、“矛盾百出”，把我们的国家诬蔑成到处都是“违法乱纪”的世界。这些都是吴传颐抓住一些个别例子进行歪曲、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例如：他举出西安市在去年中央公布戏剧免征文化娱乐税的规定以后，仍继续征收文化娱乐税的“事实”，来攻击地方政府违法。这个“事实”经向税务总局查对，证明是吴传颐捏造的。
吴大羽说，吴传颐还污蔑人民政府“对司法改革今天作结论还早”，说司法改革“是否合乎马列主义还值得怀疑”。吴传颐还公开煽动旧法人员抵抗改造，要他们不要摘掉旧法人员的帽子。问题很清楚，那就是他坚决要做旧法统的“孝子贤孙”，企图“反攻倒算”，为司法改革“翻案”，让旧法人员“上台”，从而篡夺党的领导，使旧法复辟。
吴大羽说，吴传颐污蔑我们没有民主自由，他说我国“法制不健全”，而“民主是要法制保护的”，“目前的民主比资本主义初期总是有些欠缺”。共产党是“一级吃一级”“奴性的服从”，这正反映了他对共产党的仇恨。
吴大羽还揭发了吴传颐的反动历史。他说吴传颐是特务头子陈立夫“唯生论”的信徒和宣传者”。
吴传颐在会上作了检查。他承认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共产党和人民放出了三支毒箭。第一支毒箭是射向人民法制；第二支毒箭是射向司法改革；第三支毒箭是射向社会主义民主。他说，他所以在这个时候进行罪恶的活动，是他认为“气候适宜的时候到了，想起来改变现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律室副主任易家驹揭露和批判了伪立法委员、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律室工作的张映南的反动言行（张映南的反动言行见9月13日本报二版）。易家驹说，张映南的“新旧法并重”的主张是企图在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学的理论基础上插一把刀子，为旧法统和旧法学的复辟打开一个缺口。易家驹最后说，党和国家坚持政法工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而张映南却企图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法统复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和张映南的根本分歧，我们要坚决同张映南斗争到底，保卫社会主义法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何世琨在发言中指出张映南所说的“新旧法并重”、“在法律上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政府不重视法律科学”等谬论是别有用心的，其实质就是要反动的旧法复辟，要资产阶级起来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平说，右派分子吴传颐、张映南主要是在立法工作方面向共产党进攻。我们和他们进行斗争，实质上是立法工作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又说，上海的右派分子杨兆龙5月9日在新闻日报上发表的“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是一篇有理论、有纲领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立法路线的宣言。紧接着上海、北京两地法学界右派分子起而响应，用各种方法污蔑我们的立法工作。徐平接着分析了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说明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他说，我们法学界人士应通过这场斗争得到生动的教育。
张映南在大家的批判下，承认自己是有言论和行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已开了三十九次会议。从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有二百多人在会上用有力的事实，与钱端升、俞钟骆、杨玉清等右派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这次会前的三次座谈会上，首都法学界人士还批判了右派分子杨鹏和卢蔚乾的反动言行。杨鹏是交通部法律室专门委员，解放前做过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辩护人。他和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关系很密切，他参加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介绍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污蔑党员、团员和老干部只懂得阶级斗争，没有法律知识，还不如旧社会的审判人员。原法制局专门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右派分子卢蔚乾是恶霸地主出身。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他就是反共能手。1949年解放前夕，他任伪经济部首席顾问。蒋阎匪帮在重庆解放前组织“行动内阁”时，卢蔚乾参加了伪经济部的战时体制会议，策划进行游击战争等罪恶勾当。解放后一贯拒绝思想改造，在大鸣大放时，他恶毒地向人民法制进攻，说法制工作落后的原因是法制机关为“三害”所支配。他又说，刑法所以迟迟不能订出，就是因为“没有学过刑法的党员在做刑法起草的领导工作”。
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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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司法机关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李本固等原形毕露狼狈不堪
新华社西安14日电 陕西省司法机关在最近两个多月中，先后揭露出一批反对共产党领导司法工作和恶毒地攻击国家法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省司法厅律师公证科科员、民革成员李本固，诬蔑镇压反革命运动是“面宽刑重”，人民法院“拿人命开玩笑”；诬蔑司法部门的人事工作是“不问才不才，先问党不党”，叫嚣着要司法部门的共产党员下台；并且公然主张恢复旧司法系统管理人事的制度，向旧法人员招魂。司法厅的另外两个右派分子王伯约（共产党员）、杨绍简（民革成员）也极力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他们诬蔑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和过问，是“造成案件错判的原因之一”，是“干涉”法院工作。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处副处长、右派分子杨玉珊（共产党员），诬蔑党的领导使检察机关不能发挥威力，并且以检察机关“只服从法律”为名，企图取消党对检察机关的领导。西安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副主任、右派分子马海瀛，诬蔑人民检察院对于一些案件的起诉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诬蔑检察院是“拿着镢头埋人”。省高级法院人民接待室主任、右派分子王黎昌恶毒地说，党中央可以领导司法工作，而地方党委不能领导同一级的法院工作，企图以此来取消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据揭发，这些右派分子大多数是解放前的旧司法人员。例如，李本固在解放前就曾经历任日伪吉林省高等检察厅书记官、吉林监狱教诲师、依兰县典狱长和伪国民党西安地方法院代理推事等；解放后在司法改革和肃反运动中受到严格批判，因而对共产党心怀不满。杨绍简解放前曾任伪河南陈县军法处承审员、伪陕西高等法院书记官；解放后曾包庇过逃亡地主和封建把头，对司法改革也心怀不满。
这些右派分子在陕西省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揭露和据理驳斥下，已经原形毕露、理屈词穷。例如，省司法厅的工作人员在驳斥李本固诬蔑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谰言时指出，人民法院办案的原则是派人调查，集体研究，非常慎重，即使发生错误也是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大家当场质问李本固散播这些谰言有何根据，李本固这时举不出事实，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他自己是捏造，是恶意中伤。目前，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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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大小鬼怪妄图使旧大公报借尸还魂
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无耻反党
据新华社14日讯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揭露出了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的奸险无耻的反党活动。右派分子赵恩源、朱启平、肖离、顾国权等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阴谋也已宣告彻底破产。
在过去一个月里，中共大公报党组几次召开扩大会议，对袁毓明展开斗争。据揭露，袁毓明虽然参加革命十九年，入党十七年，可是，他一贯保存着富农家庭带给他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后，袁毓明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日益滋长，总是斤斤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1954年袁到大公报工作，这种思想更加暴露，他对于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漠不关心，却哭哭啼啼地要求提高级别，经常故意贬低别的党员领导同志的威信，借以抬高自己，想把大公报变为袁毓明的“独立王国”。他的这些严重错误，曾经受到报社党组织和上级的严肃批评；可是，袁毓明却阳奉阴违，怀恨在心。大公报开始整风以前，他忧心忡忡，害怕群众给他提意见而动摇了他的总编辑“宝座”，为此，不惜在报社内部到处散播流言蜚语，诬蔑和破坏党的整风运动，说：“整风是伤筋骨的事”，又说1942年整风，至今还有许多人“抬不起头来”。当大公报的全体工作人员积极起来帮助党整风，袁毓明的无耻破坏阴谋没有得逞时，袁毓明就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企图把群众提意见的锋芒转移到社内别的党员领导同志身上。他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的大字报上加油加火，写道：“这样来揭露党内的黑暗，好得很。”同时，他又找一些人（有些是右派分子）密室谈心，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例如袁毓明在和右派分子朱启平密谈时，先提出要订一个“君子协定”，并叮嘱“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在这次密谈中，朱启平向袁毓明谈到了他的反动办报纲领的主要内容。朱启平的反动办报纲领主张把大公报办成一张驾凌于共产党和政府之上的“民间报纸”，以“报道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任务。对于这个反动办报纲领，袁毓明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袁毓明装成一副可怜相，向朱启平诉苦，诬蔑党内有宗派，他如何受气挨整，并作出结论：大公报的毛病根子是宗派主义，由宗派主义才产生出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此向右派分子哀告求援。
由于袁毓明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替右派分子制造了大量向党进攻的炮弹，所以5月底6月初大公报社内突然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逆流，一些大字报、壁报纷纷攻击党内“宗派主义”，极力把党内生活渲染得“黑幕重重”。赵恩源、朱启平、肖离、顾国权等右派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妄想推翻大公报的党组，复辟旧大公报。有些人还张贴大字报，公开请徐盈、彭子冈等党内右派分子回来，共谋大业。朱启平在写给彭子冈的信中，曾得意忘形地说：“不久我们就可以会师了”。
袁毓明之所以在整风期间暴露了他的反党丑恶面目，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党在大公报站不住脚了，大公报右派分子就要得势了，于是袁毓明就选择了“纳吉”的道路，树起了白旗，与右派一起勾搭向党进攻。当他自认为已经组成反党小集团，自己的地位已可确保之后，就开始向他提过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6月1日中午，这位整风领导小组长竟偷偷摸摸地，改换笔迹贴出了一张匿名招贴，对给他提过意见的党团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辱骂一位女同志是“母夜叉”。
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袁毓明深恐自己的密谋暴露，就竭力庇护右派分子，以便阻挠这一斗争。在右派分子赵恩源已在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一两次交代之后，袁毓明还去安慰他。他以党组书记和整风领导小组长身分的口吻对赵恩源说：“我们是顾全大体的，是保护你的”。他还把整风领导小组对某些问题和对某些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分析意见全盘告诉了赵恩源。袁毓明还一再打击民盟支部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主张让赵恩源参加民盟支部整风领导小组。他说：“不要弄得太僵。”
袁毓明这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反党阴谋，曾经使大公报的党组织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另据揭露的材料证实：右派分子复辟旧大公报的阴谋活动是十分猖獗的。他们都嚷叫着“不破不立”的恶毒口号，把那个反动透顶的、
做国民党反动思想刽子手的旧大公报加以美化；鼓吹它的反动的“显赫社会地位”和殖民地的可耻的“国际地位”，甚至把它说成是“超然的”民间报纸；把反动大公报的某些编采技巧加以神化，并丑化和否定今天的大公报，企图搞垮今天的大公报，实现他们的复辟阴谋。身为大公报副总编辑的赵恩源，过去曾在旧大公报干过二十多年，凭他的剪刀和红笔，不知葬送了多少进步的稿件，贩卖了多少反动的文章。整风期间，他利用民盟大公报支部主任委员的身分，召开座谈会，极力想把大公报的党组抹黑，搞臭。曾经长期担任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大力吹嘘“马歇尔计划”的朱启平，提出了反动的办报纲领。肖离和他的妻子肖凤说中央确定大公报以财经为主，同时进行国际宣传的全国性、政治性报纸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并且在报社内外积极进行串连活动，和右派分子彭子冈等人密谋恢复旧大公报。顾国权是一个赤裸裸的复辟者，他狂妄地叫嚣：要“大公报翻身”，要“当真正的主人翁”，要在知识分子中“收复失地”。
现在，这伙阴谋让旧大公报“借尸还魂”的右派分子已经溃败。大公报全体工作人员斗志高昂，正乘胜追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