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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中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陶铸同志在韶关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农村整社问题——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9月6日在中共韶关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农村整社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下列几个问题：正视当前农村中存在的矛盾；组织一次规模巨大的、深入的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坚决采取措施，系统地改进工作，大力地整顿落后社；把农村中的党团组织整顿好。
必须正视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陶铸首先指出，必须正视当前农村存在的矛盾。当前农村中的矛盾，概括起来，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到现在还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不解决，农村工作不仅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还要倒退。
他接着指出：这次农村整社，就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也就是正在全国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虽然已经在经济战线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很好进行，还没有在农民群众中彻底弄清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在政治上，还有许多合作社没有建立起坚强的社会主义领导，有少数社甚至几乎解体。这样，社会主义在农村就还不是很巩固的。因此，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以后，还必须接着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而且要持续若干年。这样，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在农村中完全巩固。
陶铸接着说：事实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目前农村中一切工作的中心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关键。这个问题解决得好，生产就搞得好，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就会很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就不高，生产也就搞不好。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以后，没有强调在农村中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醒大家注意。去年省的党代表大会，强调反对干部中缺乏群众观点、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强迫命令的思想作风，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就是今后也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看来，这次大会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在国家和农民以及合作社和社员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照顾农民的利益，而对服从国家计划和维护集体利益则强调得不够。加上开放自由市场以后，放松了市场管理，给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分子钻了空子。因此，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就从潜伏而逐渐趋于表面化。许多干部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识发生偏差，缩手缩脚；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管制分子，则乘机活动，加上城市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影响，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更加突出和尖锐起来。
这种矛盾和斗争是不是表现在合作社和统购统销的工作有没有缺点、要不要改进这样一些问题的争论上呢？陶铸说：不是的。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共产党人从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要采取坚决的、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加以改正。否则，就不能前进。这次通过大鸣大放大争来整顿合作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把社办好。但是那些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人，却不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工作中的缺点，采取积极的改进工作和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是夸大缺点和问题，企图从各方面打击合作社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统购统销这个正确的措施，以便最后瓦解合作社和破坏统购统销。这就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大是大非问题。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接着，陶铸指出：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有部分富裕农民和部分干部对社会主义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甚至还有少数人企图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有某些富裕农民公开讲：“合作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户”“统购统销是国家剥削农民”，根本否定合作社的优越性和统购统销的正确性。更严重的是，在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人同情、附和这种叫嚣，反对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两种态度：一是走回头路，解散合作社，取消统购统销，其结果就必然是取消社会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大批农民再回到贫穷破产的苦难生活中去。一是坚决和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改进工作中的缺点，把合作社办好，把统购统销工作做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保障广大农民过繁荣幸福的生活。陶铸说：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每个人都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他说，现在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党团员和干部在这个斗争面前是站得住脚的，是拥护合作化和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所有革命的人民，特别是农村中占80％以上的贫农和下中农，是拥护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的。但是，也有少数人反对。什么人反对呢？除了已经被我们打倒了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就是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和还没有经过改造的好吃懒做的懒汉和流氓。他们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他们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党内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明目张胆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恶毒的、疯狂的攻击。因此，斗争显得十分尖锐和突出。
陶铸在作了上述分析以后，概括地说：这就是当前农村的基本形势。在这形势之下，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绝不能退却。我们必须信赖群众的多数，在农村中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逐步缩小和消灭资本主义的阵地。这就是这次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和全面整顿合作社的全部意义。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必须放手大放大鸣大争
怎样才能打垮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攻，使社会主义思想取得胜利呢？陶铸指出，必须大规模地深入地组织一次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放手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这是目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形式。他说，我们要把这次大辩论看作是农村中继土地改革运动、合作化运动以后的第三次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陶铸再三强调在大鸣大放大争中摆事实、讲道理的重要性。他说，农民是重视事实的，而事实是最雄辩的。只要把事实摆出来，算清账，讲清道理，农民就会把事情弄清，接受社会主义的道理。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坚决依靠基本群众，贯彻阶级路线，在大辩论中取得胜利。
陶铸还指出，经过辩论以后，把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孤立起来，使大多数农民从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不是过去一般的整社方法所能够解决的，必须拿出最大的决心和力量来，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做好。这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是尖锐的，但必须是农民内部说理的斗争，不要施加压力，要摆事实，讲道理。只有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仔细分析各种论点，充分依靠当地各种有说服力的具体材料，才能把道理说透，以理服人。任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极力避免。
组织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
什么是搞好大辩论的关键呢？陶铸指出，关键在于经过充分的大鸣大放之后，能够接着组织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每个合作社都不能例外。目前，一部分合作社还没有认真组织好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好的合作社已初步形成队伍，但缺乏训练，不够强大；办得差的社根本还未形成队伍，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在孤军作战。为了组织强大的阶级队伍，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通过核心去团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和争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仍有点动摇的人们。有了这样的阶级队伍，就有可能去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农民进行说理斗争。在组织阶级队伍的同时，对破坏合作化、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以及进行破坏活动而屡教不改的流氓分子，应由政府根据他们违法罪行的轻重分别予以严肃处理。
必须采取措施，系统地改进工作
陶铸在讲话中强调指出，除了按照阶级路线办事以外，还必须同时坚决采取措施，系统地改进工作。
陶铸提出，从全省情况来看，在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上，在社同社员的关系上，在合作社同单干户、退社户的关系上，都要在大鸣大放大争中加以改进。
资本主义思想在落后社影响最大，要集中力量把落后社整好。
对于秋收前的整社工作问题，陶铸着重提出了对落后社的看法和整法。他说：全省约有15％甚至还更多一些的合作社是落后社，资本主义思想在这些社里面的影响最大，办好这类社，就等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一些据点。因此，要集中力量把这类社整好。这类社的主要标志是领导严重脱离群众，接近解体状态；生产搞不好；没有或基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阶级队伍；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我们要认识这类社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绝对不能轻视这个工作。要整好这类社，必须派强的工作组去领导，系统而细致地解决问题。县委书记要亲自抓这类社的整社工作。
什么是大鸣大放大争搞得好的标志？陶铸提出：要看在运动之后农民的阶级觉悟是否提高了，党组织、党员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否提高了，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是否被孤立了，整个社的生产工作是否搞好了。
在整社的同时，要整顿好农村的党、团组织
陶铸指出，在农村中的党团组织必须整顿好，整社要同时整党、整团。他说，搞好合作社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党应成为社内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能够领导农民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陶铸最后说，在这次农村的大放大鸣大争中，要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坚定干部阶级立场，改进工作作风。现在要过社会主义关，这一场全民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和干部中来，因此更加要整好党和干部的队伍。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分子，和消失革命斗志的蜕化分子，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高度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应该朝气勃勃、百折不挠地用一切办法来克服困难，做好工作。这一次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成为对每一个党员的最好考验。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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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本位主义，消除水利纠纷
本报评论员
地区间的排水纠纷仍是值得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省与省间有纠纷，省境专区与专区、县与县、乡与乡、社与社之间也有很多的水利纠纷。只是省与省之间反映到中央来的就有二十多起。在一省以内的，据山东省报告，去年六个专区的统计，共发生水利纠纷八百五十四起，其中菏泽专区就有六百三十四起。河北、河南等省内的也很多。有的严重到形成数千人打坝扒坝的斗争，地区间、干部间、群众间有尖锐的对立情绪。为了满足群众生产要求，很多省区已长期地投入了一大批干部反复地进行勘查协商，以便求得解决。目前，这种情况还是严重的、紧张的。这些纠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
有一些河道上游来量大、下游泄量小，在没有进行大规模治理控制洪水以前，在遭遇到已有工程不可抗拒的洪水的时候，必然要有计划地采取临时分洪等措施，以减少损失。由于影响地区间的利害，在分洪滞洪区域的选择上彼此有矛盾，上下游、左右岸堤防防御洪水标准问题长期得不到统一，现在仍然不能解决。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工程设计考虑不周，或因对洪水没有适当的安排出路，因而在运用上也有纠纷。如河南洪北洼地的内水河滞洪区工程，在河南、安徽交界处仅修了黑李段拦洪大堤，既没有很好的计算水量，也没有给洪水安排出路，更没有做控制工程，一旦运用分洪，不但增加河南省的灾害，下游安徽省的灾害也不能避免，因此造成了两省地区间严重的纠纷。这个纠纷经过几个月勘查协商，最后在中央主持下，合理地做了临时处理。再如江风口分洪闸所分出的洪水，在邳、苍广大地区漫流，群众为了保护农田庄园，苍山县则做围田，缩小了上游行洪面积；邳县在下游筑坝，以阻水下泄。这样，两个地区干部群众间就尖锐对立起来。
群众要排水增产，但对排涝措施没有全盘规划、统筹安排，很多是从本单位、本地区的利益出发，所做的工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是上游强调挖沟排水，将沥水迅速下泄，以减少上游沥水成灾；下游强调堵坝或抬高路基或平地打坝，甚至把河道或桥孔堵塞，阻水下泄，以减少下游淹没面积。因而上扒下堵，引起纠纷。今年的纠纷以这一类型为最多。在做工程的时候，多是闪电突击，先造成既成事实，怕先协商对方不同意，工程做不成。如河南省平舆县和安徽省临泉县丁洋河水利纠纷就是如此。河南将洪河支流大黄港加高堤防，增大了丁洋河向临泉县泄水量；临泉县则把丁洋河打坝堵死，并沿县界将周潢公路加高，将所有排水沟港全部堵死，阻住了平舆县沥水下泄，互不事先协商，统盘考虑，因而形成了严重的纠纷，曾一度发生集中三千多人武装扒堤的事件。
此外，水利工程和铁路、公路相互也有矛盾。有的铁路、公路桥涵小，或打乱了排水系统，阻碍了排水，与群众发生了纠纷。
在处理已经形成的水利纠纷问题上，往往因为双方干部只从本单位片面的利益出发，而不照顾整体利益，互相争持不下，协商数月达不成协议。有的达成协议而不贯彻执行，或再三推翻协议，致使纠纷长期纠缠不清。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对邻省、邻县、邻乡、邻社的一切防洪排涝水利措施加强领导。必须做的工程应先召开有关方面的会议，进行勘查研究，按流域，按区域，从全面出发，对上下游、左右岸，防洪排涝蓄水排水等方面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合理安排，做出全面规划。征得各方同意，按规划按计划有领导地施工。要立即制止那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盲目挖沟排水、盲目堵坝阻水的混乱现象。凡小型农田水利和排涝工程，则必须服从整体规划。与规划有矛盾，只利自己不利别人的工程，应停止施工，维持现状。所做工程不够完备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迅速改善。
今年汛期各地水利纠纷仍然不断发生。现在汛期很快就要过去，今冬明春各种水利改善工程，应及早打算适当安排。各地有关部门对已经存在的有纠纷的工程和地区，以及今后防洪排涝的改善工程，应主动互相协商，共同进行勘查研究，本着互利精神及早提出计划，改善工程，使纠纷正确地彻底地解决。
在河流和地区的防洪排涝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现在存在的各种纠纷，应从照顾全局、相互关怀、团结互利的精神出发，参照历史自然情况，尽量减少损失，实事求是地协商解决。凡是达成协议的或原有协议的，应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执行协议。各级党委人委以及监察部门应认真执行协议，进行检查监督，对执行好的给以表扬，对破坏协议或造成损失的适当处理。
纠纷能否顺利解决，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否采取正确的态度。各地干部能事事从全民的整体利益出发，纠纷就会迅速解决，协议也就能彻底执行。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各地干部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干部的整体观念，克服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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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
怎样才是民主？怎样才有自由？
“山西农民”报开展了专题讨论
新华社讯 “山西农民”报从4月到8月组织了农业社内部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问题的专题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一般地联系思想，深入学习了民主办社的方针、意义，批判了某些干部怕实行民主，认为实行民主干部难当，走群众路线是麻烦等不正确的思想。同时也批判了有些社员缺乏主人翁感觉，只图个人清闲不愿过问社内事务。通过讨论，广大干部和社员进一步理解了民主办社的意义，干部增强了民主办社思想，社员树立了当家作主的观点。
很多问题在报上讨论以前，先在社内开展了群众性的酝酿，然后把得到了的结论和遗留的分歧点写出来投稿。因此讨论从开始就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真正经过争论，解决思想问题。例如晋城县新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在抢种晚秋时，社员们不到中午就走散回家，并且批评劝阻他们的生产队长是违反民主。最近，这个队在报纸开展讨论的影响下，作了一次辩论。开始有人认为只要大伙同意就算民主，干部就得服从，否则就是违反民主，不走群众路线。辩论会上没有马上批判这种错误认识，而是把问题伸展开来作详细分析。结果，社员了解到这样“民主”下去，庄稼长不上，秋季无收获，是挨饿受罪的“民主”，很自然地认识了讲民主没有界限，没有纪律，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假民主。思想认识提高以后，谁是谁非就划清了界限。带头走散回家的社员冯小六受到严厉批评，坚持正确领导的生产队长受到全社表扬。在讨论自由和纪律问题时，广灵、交城、宁武等地的农业社，也对社员乱拿社里玉米穗，社员随便外出不参加劳动等具体问题，作了集体研究，从而对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得到清晰的认识。大家都认识到在农业社里，人人都有自由，同时也有自觉遵守的纪律约束。社员既有享受社里自由的权利，也有遵守纪律的义务。
在讨论中也发现一些颇费唇舌的争执问题。如对落后社员该不该讲民主、包括强迫工作效果好还是走群众路线效果好等，大家都耐心详尽地作了批判教育。宁武县大河堡农业社社员关二毛旦在讨论中曾长期固执地认为要讲民主就不要集中，要集中就不要民主；而且从他所在的社里一直讨论到报上。经过大家列举了好多具体事实，才使他清醒过来。
讨论结束时，由“山西农民”报编辑部作了总结。全省有75％以上的县都投了稿，报社共收到二百八十多篇发言稿。但是仍然不够深刻，在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复杂的情况和困难。编辑部希望大家进一步展开争论，巩固讨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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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新华社讯 福建省闽侯县螺洲镇干部和居民共同协商，提出从现在起到年底止降低粮食销量一万四千多斤。
螺洲镇共有四百多户果农、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及其他非农业人口，每年要由国家供应粮食四十三万九千多斤。最近镇上开展节约粮食宣传时，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拥护。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解放前那样自由买卖粮食，人们虽然吃贵米，却比实行统销“自由”得多。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大辩论。
辩论会上，许多人用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粮食自由买卖比统购统销好”的谬论。小贩吴学开说：“自由买卖粮食有什么好？解放前有一年，粮价天天涨，地主家里大批囤粮霉烂，本镇信丰米店老板囤粮一百多担抬价不卖；而我全家连米汤都喝不上，被迫卖掉了一对儿女。解放后实行粮食统销，粮价稳定，保证供应，我做小贩也能维持一家人吃饭。”妇女郑祖文说：“解放前粮食自由买卖，奸商发财，穷人饿死。1944年灾年，全镇饿死一百多人，卖掉儿女的也有一百多人，这是什么‘自由’？现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保证城乡供应，稳定市场物价，使人人有饭吃，没有饿死一个人，这才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
这时，大家虽然肯定了粮食统销的好处，但是还有人说现在粮食供应标准已经很低，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没有可能再节约了。因此，又引起了一场辩论。大埕居民区的几个居民在会上指出，今日饱，要记往日饿。解放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二十斤米，现在每人一般都提高到二十八斤到三十斤。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已经不低了，不应该再提出过高要求。手工业者林文廷说：“农民生产粮食，一粒米，一滴汗。他们还在多卖余粮给国家，我们更要省吃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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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不要资本主义的“自由”！
石?农业社的社员在大辩论中辨明了是非
新华社讯 在广东新会县周郡乡石?农业社的大辩论中，社员茹显扬说：“合作化后，农民的衣、食、住、行都没有‘自由’，做衣服要布证；想多吃一些猪肉、油、糖又都要证；想到城市去住，不批准迁户籍就不能去；有时搭车进城，等来等去都买不到车票。”
“他说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我们需要些什么样的自由？”该社召开干部会、青年会、妇女会、社员大会等进行了多次的大小辩论，辨明了大是大非。
贫农茹柏祥说：“如果说做衣服不够自由，那只是少数人的说法，大多数农民穿的衣服是比过去多了。”社员们算了算账：全社一百一十户，四百零四人，解放前只有九十八人穿得上比较好的衣服，有很多人穿的是破烂不堪的，现在大家都有好衣服穿了；解放前没有人穿中山装，现在有五十二人穿；解放前只有一百三十一人穿鞋，现在有三百一十九人穿了。社员认为人人有衣穿的社会主义自由比过去不用布证的少数人“自由”好得多。
回忆一下旧社会所谓“食的自由”吧！那时粮食、油、糖都自由买卖，没有“限制”，但结果怎样呢？该社的老农算了这样一笔账：1943年石?村就饿死了九十三人，其中有二十八户是全家饿死的；出卖儿女的有九人，流离失所和做乞丐的有五人。这事实不是证明了地主、奸商有囤积居奇的“自由”，农民只有饿死的“自由”吗？社员认为现在户户都留够口粮，只是没有不顾国家计划而多留粮食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自由”罢了。
“说到住，我们现在住得安乐了”，中农茹宁威反驳茹显扬的所谓“住不自由”的谬论时说：“在解放前，盗贼经常来偷东西，那能住得安宁，我家就被偷了四条小船，有一次刚买了一条新船也被偷了。”茹显扬为什么要去城市住呢？他没有说出理由。如果农民都要盲目流入城市，大家吃什么？
辩论到“行”的问题时，茹振业反驳茹显扬说：“以前我们搭汽车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钱搭车；现在搭车的人多了，这是好现象，为什么要等一下车就骂不自由呢？”茹显扬无言可答。
大辩论辨明了是非，社员们知道：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自由，不需要资本主义的“自由”。很多社员都把多分的粮食退出来，完成了全社的卖余粮任务。 （梁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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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水浇地八年增加五倍
水灾面积由七十一万垧降到十八万垧
本报讯 辽宁省八年来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五倍，水灾面积减少了四分之三。八年来，辽宁省投入的水利建设（包括大伙房水库）资金已达一亿六千多万元。在辽河、浑河、太子河、绕阳河、大凌河等河流上共建筑和正修筑的堤防全长达三千三百多公里，排水涵闸五十三座。辽河堤防改建的巨大工程亦已进行了三年。在修建河堤的同时，还在沿河低洼地区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涝、排涝工程的修建，仅1956年完成新修和正修的农田防涝工程有一万多处，排水建筑工程二百三十三项。在各河上游的山地，还大力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全省1956年水灾面积已由1949年的七十一万垧，降到十八万垧。随着水利建设发展，灌溉面积的大量增加，到1956年，稻田面积已增至三十万五千垧，比1949年增加三倍多，产量也增加了六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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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秋后将大兴水利
新华社讯 河北省今年秋冬和明年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水利建设运动的计划，已经在最近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目前各地正在着手训练干部，组织参观，加强工程勘测设计，进行施工准备，并广泛展开水利建设的宣传。秋收以后，各地将动手兴修水利。
按照计划的要求，河北省将在今年秋冬和明年积极兴修各项水利工程，增加防洪、防涝和防旱的效能。这些工程主要有：滹沱河上游岗南水库明年动工修建，预计在1960年发挥拦洪作用。河道治理工程方面，完成四女寺减河扩建工程，进行漳河、永定河护险工程，以及各河堤防修整工程。平原地区根据蓄泄兼施、上下兼顾的原则，发动农民因地制宜地兴修沟洫畦田等多种防涝工程，同时重点举办一些洼地排水灌溉工程。这些工程完成后，可以控制流域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发展约五十万亩稻田，并进行洼地作物改种。全省要打各种水井十万眼，锥深旧井五万眼。农民兴修的中、小型灌溉工程和国家举办的大型灌溉工程，共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五百万亩左右。山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内容是，修建中、小型水库一千座，除控制部分洪水外，还可以扩大灌溉面积五十万亩；通过修谷坊、梯田、水平沟等，配合农、林、牧业的措施，可以控制流域面积六千平方公里左右。同时，修建十二万山区人口吃水用的工程。此外，要加强对原有各项水利工程的修整、管理、运用，挖掘潜力，使之充分发挥效益，进一步增强防灾、保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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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丹祁家店水库
这是甘肃省山丹和张掖两县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资助下，修建起来的中型水库——山丹祁家店水库。这个水库不仅可以使山丹河下游的三万多亩农田得到及时的灌溉；同时，那里的六、七万亩荒地也可以开垦出来。据初步估计，将来开垦出来的荒地，每年可以为国家生产价值一百万元左右的粮食。 刘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