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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在全国妇代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介绍一下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问题
（一）
丁玲、陈企霞集团在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们长期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1955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揭露与批判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两年来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并企图在整风中翻案。这个反党集团，是以丁玲为首的文艺界中的一爿黑店。没有丁玲的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是摇摆不起来的。丁玲住在北京多福巷十六号，围绕着她居住的还有这个集团中的人。有人称多福巷十六号为“裴多菲俱乐部”，从这里经常吹起一股黑风。某人党性强，他们就说“这个人是为做官”；某人靠拢党，他们就说“这人拍马屁”；谁公开骂领导，他们就说“这人有胆量，敢说话”；谁因为条件不够不能入党，他们就说这是“党的关门主义”；甚至有人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到党的批评，他们就说“这人家庭生活没有幸福”。
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他们对人宣传说要讲友情，讲道义，讲诚恳；但是他们对党无情，不讲道义，不讲诚恳。他们讽刺靠拢党的人是“拍马屁，往上爬”，反党的却是“英雄”；在会上公开发言是“卑鄙无耻”，在背后攻击党、骂人，反而是“光荣”；他们进行反党的勾当，说“工作是光荣的”，但别人做些正当的工作，就说这是“往上爬，假积极”。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从这次揭发出来的材料看，他们利用一些同志对他们的真相不清楚，而冒充好人；利用党在某些工作中的缺点对党进行攻击，却扬言他们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利用有些人对党不满而贩卖他们的所谓同情；利用有些同志的温情主义来找寻对他们的支持；利用同志们在工作中一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来制造不和；利用有些人对他们的好心爱护而作为进攻党的资本。他们明拉暗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鬼鬼祟祟，在一起言不及义——言不及社会主义。这个集团中的一些走卒，为了拉拢别人，使用的手法达到令了人作呕的地步：你要是画家，他就说你画的好；你要是作家，他就说你写的好；你要是青年，他就说你有前途；你要是老年人，他就说你有修养。总之，他们一心一意的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反党的勾当，企图分裂文艺战线的统一和团结，破坏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阻碍党的方针、政策在文艺界贯彻执行。从地方到北京总有那么一条线，在和党的方针、政策对抗。以前大家不清楚是什么道理，现在才明白原来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这个反党集团在作怪。我们必须粉碎这个集团，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
（二）
丁玲是这个集团的头子。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她的反党言行。
她是一个名作家，但不是以文艺为武器、为工具来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而却是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主张“一个人有了一本书，便有了一切，谁也打不倒他。”有人没有机会出国，她便挑拨说：“不叫你出国，因为你没有一本书。”谁觉得没有被领导重视，她便说“因为你没有一本书”。她也曾对我说：“你就是做了很多工作，算得了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就这样她到处宣传一本书主义，叫人家不要勤勤恳恳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好好去工作；却叫人家专为个人的名利进行写作。
丁玲极端骄傲，目空一切，虚伪、骄横、个人征服一切的反动思想渗透了她。在文学讲习所里，挂她个人的照片，在她家里，她把托尔斯泰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并排挂在一起。自封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家之一。她自己向人说：在苏联、外国朋友不愿见周扬而愿见她。她曾向别人表示，苏联有一位著名作家拿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本小说相提并论很不应该，好像这样就使她受了侮辱，她曾在自己编的文艺报上发表苏联同志讨论她的作品的消息，借以为自己捧场。她对我们党内外作家都看不起。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的大作家都不尊重，对赵树理同志很看不起。她一再对人说“为什么老把赵树理压在我的头上。”其实，从来也没有任何人把赵树理压在她的头上，倒是她想尽方法来打击赵树理同志。她不但拿文学当个人获取名利的资本，而且拿它来作反党的工具。她在自己负责的如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里搞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内，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在她主编时期的文艺报，经常和“人民文学”唱对台戏，常常借故批评“人民文学”，破坏两个编辑部的团结。1954年，有人匿名写文章攻击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等，把这一匿名稿同时投给“人民文学”“文艺报”，丁玲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如果他们（指人民文学）不发表，我们就把它当法宝抛出去”。同是在党领导下的刊物，而丁玲竟恶意的看待它。
丁玲是一个党员，但在她的思想里却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公开提倡“骄傲是美德”。她曾向青年人说：“你们骄傲一点不算什么，我年青的时候，比你们还骄傲呢！”她的作品任何人都不能批评，有人曾经写文章批评了她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就无中生有地说这个人是“周扬的高足”，是为了打击她。经过这次揭露证实这个人还是跟他们在一起密谋筹办“同人刊物”的，那里是别人有意组织文章来打击她呢？她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彭真同志略为批评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就对彭真同志非常不满，见了彭真同志都不愿打一个招呼。她心目中还有党吗？
（三）
前面说过，丁玲在文艺界，培植个人势力，建立独立王国，1955年秋天，作家协会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盖子给揭开了。但是自从去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今年整风以来，他们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又卑鄙的阴谋进行翻案勾当。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到处制造谣言，准备翻案。说什么“丁、陈事情的发生，是由于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了斯大林奖金，有了国际声誉，因此别人嫉妒了，才整她的。”企图用攻击个人的方法，达到反党的目的，用淆乱黑白，混淆是非的方法来模糊群众的认识。
整风开始以后，丁玲有步骤、有计划的先派遣她的党羽在党组会上放炮，然后看到时机成熟，便亲自出马，猖狂地对党进攻。
她先向到会同志诉苦，她说：“戴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不敢走出多福巷，不愿参加会议，如人代会、妇代会、学习会等”。这是一种污蔑，是一种歪曲，1955年党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并未限制过她的任何活动，相反的倒是对她很照顾，她要到那里就到那里，要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她到过四川、云南等地，许多学校还请她讲演，许多报纸还请她写文章，这怎么能说由于“戴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就没有自由和地位呢？至于人代会、妇代会、学习会等，是她听信冯雪峰等人的教唆，故意不来参加。难道这不正是表示了她对党的抗拒态度吗？
丁玲是一个作家，她懂得“被迫害者”这种字眼容易打动人的心弦，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因此，这次她口口声声伪作委屈的诉说她是“贫雇农”，她是失无可失的无产阶级，她是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仿佛她既然是“贫雇农”、“无产阶级”、“被迫害者”，那么党就成了“地主”、“资本家”、“迫害者”了。多么恶毒的词句啊！她一再地说：“我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能有工作条件就行，个人绝不追究责任。”好像党犯了什么错误，她却宽宏大量不再追究责任了。其实，她的威风却真不小呢？在一次会议上，她问：“党组都是那些人？”人家一一告诉了她以后，她马上转身说：“陈明记上”。她气势汹汹，想要一个一个的来整他们呢，请看，这不是威胁党是什么呢？
她自己觉得她了不起，搞反党集团有资本，因此，对一位党组负责同志威胁说：“不团结我这个人，把我踢出文艺界，把我搞得很臭，不要紧。但文艺界总要团结，党总要团结的。”仿佛没有她，文艺界就不能团结，党就不能团结，地球也不能按照规律来运动了。
不是党要把她搞臭，倒是她要想尽方法企图把党攻倒。她组织反党集团，在这个集团中间，她活像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有自己的“作家”、“理论家”、“诗人”、“杂文作者”……那么一大堆。他们的思想里都有浓厚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敌对思想因素。他们专讲个人第一主义，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擅长小广播，播送流言蜚语，找各种机会来对党进攻。
丁玲的反党活动，是打着所谓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来进行的。她曾经说，她要“通天通地”，所谓“通天”就是指向中央告状，所谓“通地”就是指发动群众。因为照她说来，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是“瞒上欺下”的，中央和群众都受了他们的“蒙蔽”了。从这次揭发的材料来看，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有的同志指出，你说中央不了解文艺情况，那么武训传问题、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问题、草木篇和“电影锣鼓”等问题不是中央提出又是谁提出来的呢？而且丁玲口口声声说她只反对个别领导同志，那么她写的“三八节有感”与发表的“野百合花”也只是为了反对这些个别领导同志吗？再说你要发动群众，为什么你们用阴蔽的鬼鬼祟祟的方法来对付党呢？为什么胡风害怕“公家人”，而你共产党员丁玲也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公务员知道呢？实际上他们反党言行已经公开暴露无遗了，他们的党羽李又然曾对陈企霞说：“我要杀人！”陈企霞说：“我真想放火！”李又然又说：“我现在才体会到打渔杀家中的一句台词‘要杀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的情绪。”请看，这只是反对个别领导同志吗？
丁玲不但在党内进行活动，而且勾结文汇报，企图里应外合向党夹攻。她做好圈套，先使她的党羽柳溪到文汇报去泄漏所谓“丁陈事件”的底，然后等文汇报浦熙修和姚芳藻来了以后又故意说“这事你去问邵荃麟他们，他们党组知道。”企图用这办法来对党将一军，迫使党在人们眼睛尚未擦亮以前向社会上宣布所谓“丁陈事件的底”。用心之险可谓毒之极矣！
丁玲曾经说“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到桑干河上过一辈子算了。”这是真话吗？不是的。她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就是准备在今年10月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提出所谓“丁陈事件”对党进攻。如果失败，她就声明退出作家协会，妄图在国际上发生不良影响，对党造成不利。
丁玲由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从她的家庭出身和她的长期的反党的思想实质都可得到证明。
“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势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她的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受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里，深深的打上这个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在1922年，她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党，后来凭着小资产阶级狂热参加了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捕自首变节。
丁玲对敌人是这种态度，对党却是壁垒森严、戒备很深的。1940年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本小说里这样写道：“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次整风当中她又这样说道：“我得警惕一些，他们（指党）是很会整人的。”就这样，她把叛党的事实，一直欺骗党，不向党交代。她到延安以后，任弼时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都审查过她的历史，但是她丝毫不作交代，一直隐瞒了七年之久。
丁玲在延安时期，不但没有向党立功赎罪，而且继续干着反党活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自己写了“三八节有感”，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恶毒地向党进行攻击。
当时，除发表反党文章外，她还和坏分子萧军搞在一起，和党闹对立。萧军因为有丁玲的支持，所以很猖狂，到处咒骂党，为王实味辩护，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解放以后，丁玲担任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先后主编过“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还担任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可以说，党几乎把文艺方面的领导权都交给了她。但她还说党不信任她，不重视她，专门纠集一批坏分子和党闹对立。
同志们，对这个阴谋企图，我们不能轻视。他们搞反党集团，秘密组织同人刊物，进一步分裂文艺界，这是我国当前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术界的江丰，也准备在今年10月间要搞一次分裂活动，如果我们把问题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这次揭露和粉碎丁陈反党集团是有历史意义的。从左联时代起，三十年来，由于他们这些人反党言行，影响到整个文艺界。这次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的问题，并解决文艺界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反党活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分清大是大非，维护党的原则，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从这次揭发丁、陈集团来看，在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内，一个人如果他要离开共产党，甚而至于反对共产党，那么，不论他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一定会碰得鼻肿脸青，头破血流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教训，也标志着在党正确的领导下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这一小撮反党的敌人必须彻底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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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在“出入人罪”？
——质问俞钟骆
冯若泉
右派分子俞钟骆是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主任委员。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怀着根深蒂固的旧法观点，极端地仇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对党所领导的人民司法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现在，我着重对他在审判政策方面提出的所谓“出入人罪”的谬论加以驳斥。
俞钟骆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曾污蔑我们的审判工作是“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他说：“判案时因时、因地、因人作不同的处理，从好的方面说合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从坏的方面说是“出入人罪”。“出入人罪”者，任意出罪人于无罪或入无罪人于有罪之谓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可以无法无天地将无罪判成有罪，有罪判成无罪，或轻罪重判，重罪轻判。
俞钟骆提出的“出入人罪”的谬论，还有其更恶毒的目的。他把唯物辩证法与“出入人罪”相提并论的说法，不仅说明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无知和曲解，而且也反映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地切齿痛恨。他攻击的矛头，不简单是对着具体的审判工作，而是指向党和国家整个的审判政策的指导思想。因此俞钟骆“出入人罪”的谬论，是和他要撵共产党“下台”让旧法人员“上台”的企图，以及他平日散布的各种反动的旧法观点一脉相通的。
我们的审判工作真是“出入人罪”、一团漆黑吗？众所周知，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从来就是本着“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原则办事的。在认定事实方面，我们历来就反对主观臆断、偏听偏信，历来就强调实事求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查明真相，并且采取多方面的监督，使案件获得公正处理。这是法律已有规定的，而且早已形成为我们的审判作风。在运用法律方面，我们不仅严格地依法办事，而且在刑事案件的论罪科刑上，还根据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掌握依法从宽和依法从严的界限。处理每个刑事案件时，我们总是周密地考虑到各种犯罪的情节，其中也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和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在内。例如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不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犯罪案件的处理有不同；对偶犯的处理与累犯的处理有不同；等等。法定刑一般是相对确定的，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究竟是从轻还是从重，是应该考虑到阶级斗争的情况和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不同情况来加以权衡的。审判实践表明：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处理案件，正确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有力地打击和分化敌人，切实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由此可见，“判案时因时、因地、因人作不同处理”，难道不正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么？这与俞钟骆所谓的“出入人罪”，有丝毫相同之处吗？
还应指出：人民法院为了保证案件得到正确地处理，还依法实行了公开审理、陪审、辩护、合议、上诉、复核、再审等审判制度。在审判工作中，即使发生了个别错案，也都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及时予以平反和纠正。这种勇于承认错误，坚决纠正错误的精神，是历史上任何反动法院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上述情况说明，我们在审判工作中对于罪与非罪界限的划分基本上是清楚的，对案件的处理一向是非常严肃和慎重的。俞钟骆“出入人罪”的谰言，除了说明他不顾事实的恶意污蔑、血口喷人之外，找不到别的解释。
俞钟骆肆无忌惮地污蔑我们“出入人罪”，似乎他是真正重视保护公民权利、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其实，他一贯地替反革命分子百般辩护，开脱罪责，而对劳动人民却极尽污辱之能事。这里我们举出两个具体案例来看看究竟是谁在“出入人罪”？是谁在颠倒黑白？远在1950年，前平原省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一件奸污、伤害妇女的案件，被害人刘改英是一个天主教堂中工友的女儿，被教堂的中国籍神父乔志亮奸污，外国神父怕教堂中黑幕暴露，强迫刘改英嫁给教徒申希成，当刘改英被乔志亮奸污后怀孕，又去找乔志亮时，竟遭外国神父毒打，因而起诉到法院。俞钟骆在办理这个案件时，竟把神父奸污劳动妇女的罪行说成是：“刘改英与有宗教束缚不能结婚的神父相奸，按照反封建的观点，即令是乔志亮主动，也谈不上什么错误和犯罪。”同时，他又诬蔑说：“刘改英嫁给申希成为妻，虽系被人强迫，但已是有夫之妇，竟又与乔志亮续欢，应当论以通奸之罪，予以处罚。”很明显，俞钟骆是在颠倒黑白地“出”犯罪分子乔志亮于无罪，“入”被压迫、被污辱的劳动妇女刘改英于有罪。不久前，俞钟骆在参加讨论黄云涛反革命死刑复核案时，充分表露了他的反动立场。黄云涛解放前曾任伪湖北省新洲县举东乡乡长兼“戡乱主任”，一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曾先后捕杀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熊绍皮等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十八名；当杀害我区长白清时，更惨无人道地把人头割下，挂在树上威吓群众。解放后黄犯假造印章，企图逃往国外未逞，隐藏在广州，又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隐瞒罪恶。黄犯在被捕后，仍然捏造姓名、籍贯，企图逃脱罪责，最后在确凿的罪证面前，无法抵赖，才被迫认罪。像这样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俞钟骆却极力替黄犯开脱，说什么“黄犯是历史罪恶”、“到国外去并非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是想逃命”、“经简单的开导已坦白认罪”，主张从宽处理，不判死刑。从以上两个例子不难看出俞钟骆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维持什么人的权利！也不难看出俞钟骆到底是怎样在“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到底是谁在“出入人罪”，难道还不很明白吗？
俞钟骆在解放前，长期在上海当律师，他曾为汪伪行政院秘书长兼储备银行副总裁陈春圃等大汉奸进行辩护，开脱罪责，原来他就是惯于“出有罪人于无罪”、“入无罪人于有罪”的“出入人罪”的专家。俞钟骆一向自称是自由职业者，实际上，他在抗日战争时当过上海通用药厂的经理，大做黄金投机买卖，直到现在还拥有黄金三百余两、股票近万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这就是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俞钟骆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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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狮子保密”真相大白
右派分子陆诒曾在上海市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报上新闻很少，因为新闻要统一发布，什么都要保密。狮子到上海要保密，西郊公园替‘南娇子’找了头雄象也要保密。”陆诒这些叫嚣，当时引起了文汇报右派分子的共同兴趣。5月7日该报从北京发来专电，把狮子保密和左叶事件连在一起。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呢？上海市园林管理处处长夏雨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市人代会会议的书面发言中，揭穿了陆诒的造谣和污蔑。夏雨说：去年从西德运来的那只非洲狮子，经一个多月的远洋航行，下船后就运往虹桥路园林处的动物繁养场暂时隔离检疫。当日下午，新闻日报记者要求拍照，园林处表示同意，并通知中山公园主任等候与记者接洽。但新闻日报记者延至下午八时才到达中山公园，如果再赶到虹桥路，时间更晚。狮子是关在一个狭小的木箱子里的。狮子只能躺着，无一点活动余地（事实上也无法拍照）。动物繁养场又无充足的灯光设备。即使用镁光灯拍摄也是拍不成的，而且对狮子的惊动又大，可能发生意外危险。我们对他说，等明天将狮子移到铁笼里去后再来拍照。经过多方面解释，记者才将信将疑而去。后来这头狮子改放在中山公园兽笼内，我们曾通知各报前来拍照。去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了这狮子的照片。这就是所谓“狮子保密的真相”。
夏雨指出：问题很清楚，不是什么解放后“新闻不自由”的问题，而完全是陆诒捏造事实。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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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论坛
巧妙还是拙劣？
黄植
上海新闻日报的右派分子陆诒，曾经得意地利用狮子的报道问题来狠狠地攻击党和国家的保密工作。如今“狮子保密”问题已真象大白了。
如果事实真如陆诒“揭露”的那样，公园里新来了一头狮子都不让登报，不让上海六百万市民知道，记者们连给狮子拍照的自由也没有，真正是岂有此理！但是事情果然是这样么？上海园林处负责人摆出的事实，却把陆诒的谎言完全揭穿了。
我们并不否认，当国内外的敌人经常伺隙向我们的建设事业不断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建设和工作是要进行必要的保密的。然而，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持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一向不满意国家在敌我斗争中适当保持工作中的机密，他们毫无根据地夸大保密工作的缺点，说它怎样怎样不好，怎样怎样影响了别的工作；有的人就千方百计把国家的保密制度说成同人民利益是对立的，挑拨群众的不满，以达到取消保密工作让国家在敌人面前毫无戒备，门户洞开的目的。
右派分子是惯于颠倒是非、将黑说白的。不过狮子保密问题和其他一些谣言比较起来，是更加无耻、更加毒辣的，他巧妙地通过人民生活中的事件来进行挑拨，企图激起更多人的不满。然而右派分子白费了心机，当人民把他们的阴谋拆穿之后，只更见其拙劣可笑与卑鄙可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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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国家对农民经济支持有多大？
右派分子曾经大肆挑拨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说国家光是从农民手里拿东西，剥削了农民，农民生活很苦，“濒于饥饿的边缘”等等。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事实上国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对农民的经济支援数字是相当不小的。（当然，我国工业化建设刚开始不久，国家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投放在农业方面。）事实胜于雄辩，请看下列材料：
农业投资：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投入水利基本建设的经费共达三十点七亿元，发放救灾和救济的经费约有十三点一亿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经费约有十二点八亿元，以上三项共计约五十六点六亿元，这个数字约等于农民在七年中交纳的农业税款一百六十亿元的35％强。仅以淮河为例，大家都知道淮河两岸在历史上就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重灾区。解放后，国家为了根治淮河，共投资达八亿元之多，修建了大型山谷水库七座，较大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十二处。这些工程共可拦蓄洪水二百八十五亿多公方。同时疏竣整理大小河道长度共达七千六百多公里，整理包括淮河大堤在内的堤防五千八百多公里。已经进行治淮工程的地区，在一般年份降雨情况下，基本上春秋两季，都可保收。
农业贷款： 从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先后发放的农业贷款累计数字共为八十多亿元，到1956年底还没收回的农业贷款就达三十点三亿元，超过1955年农业税的收入二千二百多万元。
技术援助： 国家对发展农业技术的帮助，几年的成绩也是很大的。请看下面两个表：
农业拖拉机站发展情况
单位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站数 个 11 89 138 326
拖拉机台数 标准台 113 778 2,377 9,862
新式农具、农药、化肥的推广
单位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双轮双铧犁 部 351 7,694 17,804 368,315 1,070,000
化学肥料 吨 295,088 555,209 807,833 1,174,918 1,620,000
农药 吨 1,717 15,276 41,286 67,397 160,000
此外，在1950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国家还一共办了二百二十八所农、林、渔、牧高等和中等学校、学院，共培养出九万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农业战线上的庞大的技术力量。同时，建立了二百一十所科学研究机构和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九处农业技术推广站。此外，国家从1952年到1956年供给农民双轮双（单）铧犁，双轮“收割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和新式农具共二百七十七万架，化学肥料五百三十万吨，农用药剂十七万吨，农用药械二百五十三万架。这些措施在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上都起了很大作用。（本报国内资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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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戏曲界反右派斗争片断
新华社记者 孙世恺 刘佩珩
北京戏曲界上千人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斗争了近两个月。在这场斗争中，老艺人和青年演员都活跃起来了。这里所记录的，仅是北京戏曲界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些片断。
一支追击队
曾经被右派分子李万春一手操纵的北京市京剧一团，现在演员们一变过去消沉的状况，生龙活虎地反击右派分子。
北京市京剧一团是个民间职业剧团，部分成员是李万春的亲戚和徒弟。当戏曲界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这个剧团还是李万春的“天下”的时候，唱老生的演员赵维环和琴师康君彤等就把李万春的师兄弟白玉春争取过来，组成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小组，投入了战斗。
这个斗争小组的人员废寝忘食地去搜集和研究李万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天夜里，康君彤和赵维环等到熟悉李万春情况的毛世来剧团了解材料，直到第二天四点多钟才回家。有时候他们在夜间演完戏以后，还研究材料，赶写发言稿，编写大字报，过了午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也有些演员中午不休息，到李万春活动过的天桥一带和被他拉拢过的老艺人家中访问，具体了解李万春“放火”的情况。他们参加戏曲界批判李万春的大会的时候，斗志更加昂扬，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经常把右派分子质问得理屈词穷，无言可答。
白玉春是李万春的师兄弟，跟李万春有十多年的交往，过去他被人们称为李万春的臂膀。近一年来，他就察觉到李万春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更明确认识到上了李的“贼船”，决心及早回头。他自己就揭露出李万春排挤共青团员、企图篡夺北京京剧界领导权等阴谋活动二十多项，击中了右派分子李万春的要害。在反右派斗争逐步深入的时候，参加“追击队”的人也愈来愈多了。包括李万春得意的徒弟和干儿子，也揭发了李万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还召集秘密会议策划反攻的十条计划等。他们在斗争中擦亮了眼睛，追查出右派分子张伯驹和李万春召开秘密会议的活动，有的人还把右派分子召开秘密会议的记录都拿到了。
李少春的变化
李少春从今年1月患了嗓病，就一直在家中休养，很少参加什么活动。
戏曲界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却抱病投入了战斗，有时一天赶三班，上下午参加反右派辩论会，晚上又准备发言。别人劝他多休息一会儿，他都回绝了。批判右派分子叶盛长、李万春、吴祖光、张伯驹，他都参加了。他用自己亲身的体验，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言论，打得又狠又准。例如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不关怀照顾艺人”。李少春就以亲身的经历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谰言。他说：“我嗓子闹了点毛病，组织上不但替我介绍医院去检查诊治，还叫我多多休养，在休养期间，给我安排了适当的学习机会。党的领导是伟大的、温暖的。铁一般的事实俱在，怎能够灭却良心诬蔑党呢？”
有人问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感受是什么？
他诚挚地回答：“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使我真正认识了党，时刻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这句话确实说出了他参加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思想上的重大收获。他在中国京剧院一次反右派斗争会上，听到大家揭露一些人由于争名夺利堕落到右派泥坑的种种事实，深深打动了他的思想。会后，他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诗的末句这样写道：“右派分子的‘我’，教育了我。”
同李少春朝夕相处的人们，也感到他和党的关系再不像过去那样若即若离了。他近几年来由于思想改造不够，考虑个人得失多些，对党组织表示冷淡，在一定时期对工作又表现消沉，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坚决地向左转了。
面对面的对质
人们还记得在三个多月以前，曾经发生所谓北京市文化局阻挠筱翠花演出“马思远”的事件。身披“尊重”和“发扬”传统艺术外衣的右派分子张伯驹，扮演一个“主持正义”的角色在北京和平餐厅亲为此事举行记者招待会，曾经迷惑了许多人。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请看筱翠花和右派分子张伯驹在一次会上面对面对质：
筱翠花气愤地指着张伯驹说：“你是罪之魁，恶之首。我来和你对质，是你先来煽动我演出‘马思远’的，还是我先找你的？”
张伯驹双手扶着桌子站起来低着头说：“是我先找你让你演出，不是你先找我的。”
筱翠花一向是沉默寡言的人。但这回在北京戏曲界第一次批判张伯驹言行的大会上，他却首先站出来发言，撕破了情面，激昂慷慨地揭露张伯驹煽惑他演坏戏，在戏曲界“放火”的情况。
三个多月以前，张伯驹百般鼓动筱翠花演出“马思远”。筱翠花认为这是禁戏，已经有二十年没演出，既无服装又无配戏的人，不肯演出。张伯驹却别有用心地从中硬拉他演出。并且欺骗筱翠花说已经跟文化部门都接洽好了。当文化部门告知这出禁戏在政府未开禁以前不能演出的时候，张伯驹便抓住这件事加以歪曲渲染，在戏曲界放了一把大火。在事实面前，张伯驹的诡计被揭穿了。
曾经被张伯驹蒙蔽的老艺人筱翠花在反右派斗争中也清醒过来了。
（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