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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垮右派分子对人民法制的进攻
首都政法界驳倒楼邦彦
据新华社13日讯 首都政法界今天举行了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批判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反动言行。根据会上所揭发的材料，证明这个小集团是章罗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
北京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常真首先在会上系统地揭露了楼邦彦及其小集团成员陈建国、郭可宏、赵威侯、朱平等人的罪恶活动。常真指出：在整风开始后，楼邦彦就积极地煽动群众闹“大民主”，他公然说：“和风细雨是对你们共产党说的，非党干部不受这个限制”，
“如果非党干部也强调和风细雨的话，就会使他们有顾虑，不敢对党提意见”。楼邦彦还公开主张把政法界的所谓“矛盾”到“大马路上去讲”，他说，如党组阻止这样行动，就是阻碍“群众对党提意见”。
常真说：楼邦彦小集团的活动是章罗联盟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夺取领导权的一部分。楼邦彦反动小集团和章罗联盟领导下的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反共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而后者是章罗联盟在政法界的一个反共堡垒，他们阴谋夺取党在政法界的领导权，妄图组织一个“大法学院”。常真揭露了楼邦彦还与储安平、浦熙修、费孝通等右派分子有联系。
常真说：楼邦彦这个小集团活动是有理论、有主张和有目的的，他们污蔑我们国家没有民主自由，并表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准备流血牺牲。他们污蔑我们的法制是立法迟缓，无法可依，破坏了法制。他们全部否定了肃反运动。他们借反对宗派主义为名反对司法改革，反对党员干部充当政法界领导骨干。他们妄想以这样活动来证明一切错误根源是在共产党，因此必须把共产党推下台。
会上许多人对这个小集团的纲领和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揭露。
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委会第二法律顾问处副主任郑孟平引用大量事实说明现在我们国家具有历史上空前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右派分子不承认这些民主和自由，还要争取民主自由，他们需要什么民主自由呢？请听他们自己回答吧！楼邦彦曾说过：“我热衷于轰轰烈烈、五花八门资产阶级民主热烈场面。”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一些谬论，右派分子陈建国高兴地说“得到了满足”，“才是民主”。显而易见，他们所需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他们想以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把共产党搞臭，搞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马润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颁布的法律、法令及单行法规就有四千多件，其中有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也有许多重要法律，这怎么能说“立法迟缓，无法可依”呢？马润生说，楼邦彦曾说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在三反五反后，指示法院对贪污分子依法从重处理，是“以党代政”“干涉审判”，因为张友渔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员。马润生说：根据当时人民法院组织暂行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受上级法院和同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当时，张友渔是副市长又是北京市政法委员会主任，他无论以那种身份对法院工作作出指示，都是完全合法的。即使他以中共北京市委委员的身份向法院党员或党组织发出指示，保证国家法令具体有效地贯彻执行，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中央政法干校教员朱育璜说：楼邦彦等右派分子攻击人民法制的另一论调，是说我们以“政策代替法律”，妄图以此来证明我们是没有法律的，以此来抵消八年来的立法工作。朱育璜说：“右派分子这个阴谋是枉然的，我们十分重视法律，但不是迷信法律万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有了法律，为了适应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复杂情况，还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为指导。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法律。以镇反为例：我们和反革命的斗争在制定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前，就是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为指导的。而在制订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这些政策仍然指导我们正确地运用法律，而且适应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又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来指导这一条例的贯彻执行，这样就更有力的分化瓦解了敌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北京市中级法院审判员余樾在发言中指出：楼邦彦等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夺取专政工具的罪恶目的，以反宗派主义的名义极力反对司法改革。楼邦彦说：“过去对政法界旧知识分子是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过去我们遭到了两个方面的彻底否定，一是政法界知识分子全部历史被否定，二是政法界的全部科学知识被否定。”余樾说：法律是一定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一个阶级保护自己的有力武器。旧的法律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旧社会的司法人员所谓正派人也是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贪赃枉法、敲榨勒索，无所不为。他们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是不可能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由此可见，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国家观、法律观，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必须否定，必须废除，旧司法人员必须彻底改造。余樾说：我自己是官僚家庭出身，曾当了六年伪法官，如果人民政府对旧司法人员像楼邦彦所说的是一棍子打死的话，那我早就被打死了！但是我八年来始终没有脱离审判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在发言中揭露了楼邦彦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历史，龚祥瑞说：在楼邦彦半生丑恶的历史中，至少有三次积极反共的行动。第一次是在1934年，楼邦彦在重庆脱掉了学者的外衣，放下了教授的架子，投奔到胡宗南的剿共军队里充当“政治总教官”。第二次是1947年，他在北京搞所谓“中间路线”。实际上，1946年他还在重庆三青团专门训练特务和青年军的干部学校里讲了两个月的课，和蒋经国喝酒跳舞。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已到了决定胜利的阶段，蒋介石政权完全溃烂得不可收拾了，楼邦彦还向蒋介石献策，主张坚决打内战，不要有行宪的打算，宪法解决不了问题，要狠狠的打共产党。第三次反共阴谋就是这次在借帮助党整风的牌子下，跟随着章、罗联盟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进攻。但是这一次他的失败更大。
发言的人把楼邦彦小集团的谬论一一驳斥得体无完肤，楼邦彦的原形再也无法掩藏了。在群众的要求下他走上台，但是他的“检讨”却空空洞洞，没有具体内容，引起到会的人很大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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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于辅成利用职权破坏法制
判处反革命罪犯无罪 煽动反革命罪犯翻案
新华社昆明13日电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干部最近连续集会，揭露右派分子于辅成的反动言行。于辅成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共青团员。他一贯假借所谓“法律观点”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诬蔑共产党“重人治不重法治”，说国民党反动的“六法”也比今天“无法”要好。于辅成并且在审判工作中故意采取了有法不依法的恶毒手段。他给他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方针：有机会就多放一些，放不了就在量刑上给反革命分子减轻判处。据揭露，最近一年多以来被于辅成这样审理的案件就有四十多件。例如有一案件中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特务活动，到云南大学开列黑名单破坏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又积极支持过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因而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当这个反革命分子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时，于辅成却将他的许多罪证无理加以否定，改判为免除刑事处分。
据揭露，于辅成甚至煽动反革命分子翻案。他在审理一个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的劳改犯的案件时，竟毫无根据地告诉被告说：“原判被告罪行事实有出入”，企图鼓动这个犯人翻案。对一些根据宽大政策教育释放的犯罪分子，于辅成在宣判时竟私自“代表”法院向被告承认“错误”。
许多人在批判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时说，于辅成是一个混入国家司法机关和共青团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于辅成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从1951年混入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以后，就曾经多次煽动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如1953年，他乘回到四川省云阳县家乡省亲的机会，就向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散布“土地改革搞糟了”，“土地改革只能分土地，不应分浮财”等谬论，企图煽动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向农民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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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资本主义法制的复辟阴谋
上海法律界全面反击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上海13日电 新华社记者综述三个月来上海法律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说：上海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三个月来已经在各个方面全面展开。许多右派分子妄图夺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使资本主义法制复辟的阴谋已经被揭露出来。目前有的右派分子已经开始低头认罪；有的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仍在死命顽抗，但他们已经众叛亲离，孤立无援。
根据已经揭露的材料，上海法律界的右派分子有：披着“君子”外衣、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曾任国民党政府检察署检察长、复旦大学教授杨兆龙，曾写过反动书籍向伪国大献礼的罗家衡，复旦大学教授张孟文，以民盟盟员何济翔为首的包括刘和平、张中、龙镇中、李国籍等人的右派小集团和普陀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严文雄。这批右派分子以王造时为“主帅”，以杨兆龙为“先锋”，他们从法学理论、国家法制、政法教育、司法改革以及肃反和民事、刑事案件等方面，向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的恶毒进攻。杨兆龙在1956年年底就发表“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放出第一支毒箭。这个右派“先锋”提出，法律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没有区别。在今年6月，杨兆龙又发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诬蔑我国目前没有法律。同时，王造时诬说解放后“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现在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违法乱纪”。王造时、杨兆龙等还诬蔑目前高等学校法律系办得“一团糟”，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这时，法院工作的右派分子何济翔小集团同王造时、杨兆龙“内应外合”，在民盟上海市委右派集团的策划下，在司法部门大肆招兵买马，成立了民盟司法工作组，为王造时、杨兆龙收集和捏造错判案件的“材料”，作为向共产党进攻的炮弹。张孟文也同罗隆基呼应，企图组织“平反冤狱委员会”。这些右派分子并同新闻日报的右派分子陆诒、陈伟斯勾结，由新闻日报召集一批他们物色的旧司法人员和教授举行座谈会，进一步攻击我国法制，诬蔑工农审判人员，煽动反革命罪犯翻案，煽动旧司法人员“归队”，企图造成向社会主义司法阵地进行全面进攻的浩大声势。由此达到要共产党退出法院，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篡夺国家司法大权的目的。
上海法律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曾召开了大小数百次会议。到会的人都以大量的事实，据理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辩论。工农出身的审判员、陪审员们，以自己办案中的成绩回击了右派分子的诬蔑。曾在旧司法界工作过的人员，也以亲身的体会，说明旧司法人员必须进行改造。许多法律系教授以充足的理论，集中地批判了“法律没有阶级性”、“旧法可以继承”等反动论点。在大辩论中，许多人还揭露了这些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并且揭露这批口口声声拥护法制的人有不少是不守法的人。
现在上海法律界广大人士正以高昂的斗志，准备在前一阶段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展开大辩论，集中地批判旧法观点，彻底揭露右派分子篡夺司法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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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妇代会上剥开了这个右派分子迷惑人的外衣
刘王立明是美国金元豢养的走卒
直到一九五一年她还每月接受三百美金的津贴，解放以来她一直在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积极参加章罗联盟的阴谋活动
据新华社13日讯 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跟踪追击右派分子刘王立明。根据揭露的材料证明，这个似乎令人迷离难解的刘王立明，原来是一个拜倒在金元之下的为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忠实走卒，是一个同罗隆基鼻息相通狼狈为奸的老牌右派。
在昨天和今天的大会及浙江省的小组会上，代表们对刘王立明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沈兹九在今天的大会上揭露说，刘王立明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是一个老右派。她长期为美帝国主义所豢养，从解放前到现在，她利用中华妇女节制会和民盟这两个合法组织，充当了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的骨干，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活动。
沈兹九说，解放前，刘王立明坚决主张走“中间路线”，企图保持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统治。1947年正当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刘王立明在上海公开主张：“中共不要渡江。江北归中共，江南归国民党，中间划一中立区由联合国来管。”又说：“今天要和平，国共双方划出一条中立地带，请英美驻兵。”沈兹九认为刘王立明这种无耻行为，“同中国历史上的卖国贼没有什么两样”。
解放以后，刘王立明公开为美帝国主义作宣传。1952年她竟利用赴朝慰问的机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宣扬美帝国主义的所谓“民主”。并且还在受伤的志愿军战士面前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可怜啊！为什么要战争！”沈兹九说，刘王立明说这种恶毒的话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
沈兹九说，刘王立明还曾经亲自对她宣扬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无耻地吹嘘美国的导弹如何如何厉害。
沈兹九揭露，刘王立明从入盟那天起，就和罗隆基密切勾结，他们主张“中间路线”，反对民盟三中全会决议，反对民盟四中全会决议，种种活动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当罗隆基和张东荪在1950年组织反共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刘王立明配合他们的活动公开对苏联进行恶毒的诬蔑，并且把她的家当成了反共集团阴谋活动的“机关”。随后，她又把她的儿子刘光华也输送进去，充当了罗隆基的小喽啰。
李公朴烈士的夫人张曼筠在今天的大会上揭露刘王立明说，刘王立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基督教徒，她口口声声喊“救人救己”，实际上却在害人害己。她所崇拜的“救世主”就是金元，她所向往的“天国”就是金元帝国。她从十九岁开始就投靠了美帝国主义，后来担任了美帝国主义御用的远东妇女节制会的工作，每月领取一百元美金的高薪和一百二十元美金的办公费，还继承了她一个美国“干妈妈”的遗产约一万美元。直到1951年，刘王立明还继续接受美帝国主义每月三百元美金的津贴。张曼筠说，美帝国主义的钱是不会白花的。通过刘王立明的手所花费的每一元美金，都包含着政治阴谋和政治目的。而刘王立明确实使金元充分发挥了作文化侵略的作用。
张曼筠还说，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丑恶本质，也集中反映在刘王立明身上。刘王立明向来借口兴办儿童福利事业以歛聚钱财，充塞私囊。直到解放后，她还曾继续套购外汇，经营美钞黑市交易，借民盟总部的公款给奸商作投机生意，并且骗取给儿童乐园的捐款。
张曼筠最后说，她在会场上看见不少烈士的妻子和烈士的妈妈，她很激动。她说她的丈夫是蒋介石反动派用美国的无声手枪打死的，刘王立明的丈夫是日本帝国主义暗杀的，这些杀夫之仇现在都由共产党给报了。她质问刘王立明说：今天你向共产党进攻，良心何在？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小校长、模范教师陶淑范在昨天下午的大会发言时，就刘王立明在高小毕业生的升学和青少年的出路等问题上所发表的荒谬言论进行了驳斥。刘王立明在今年3月间全国政协开会时，曾借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全部升学问题向共产党进攻。她曾说，不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就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严重的后果就是：儿童和青少年消极、苦闷和不满，家长们感到失望和增加负担，父母的工作效率就要降低，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增加等等。她还说，高小毕业生的升学和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只有两条，就是当老师或当学生。
陶淑范驳斥了刘王立明这些荒谬言论，她说，中小学毕业生不升学和失学根本是两回事，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青少年在学校学习一个阶段，然后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完全是正常现象。从几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来看，中小学发展的速度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刘王立明看来，不升学即当教师，这是唯一的出路，而把广大青年参加体力劳动视为是没有出路。陶淑范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参加体力劳动同样是光荣的出路。刘王立明说不解决中小学生升学问题，就要有严重后果。陶淑范说，从半年多的事实来看，刘王立明估计错了。今年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并未闹事，仅据辽宁省为例，到8月中旬，就有十三万五千多名本届中小学毕业生兴高采烈的参加了农业生产。
在昨天和今天浙江小组举行会议时，很多熟悉刘王立明底细的人同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刘王立明在两天小组会上的交代中，她扯谎欺人，避重就轻，极力回避与章罗联盟的关系。可是她又说，“成立妇女节制会成都分会是为了给章罗扩充声势，如果这个分会响应了章罗阴谋，我的罪就更大了”。
刘王立明还狡赖她在成都将成立的妇女节制分会交给潘大逵领导是“因为成都妇联不领导”，狡赖她搜罗有政治问题的人作会员是“事先不了解”。成都妇联会主任王泽当场将这些狡辩一一揭开。王泽说，成都妇联从来没有讲过不领导节制会，而是因为成都分会的成立是非法的。刘王立明急不可待地找了潘大逵领导，表示她根本就不想让妇联领导。王泽还说：刘王立明说不知道分会这些人的政治面目更是无耻的谎言。成都分会成立后，连他们分会的人都自己嘲笑自己说：“简直是个劳改大队。”可是刘王立明一再说“没有关系”。
廖静文还揭发刘王立明在整风开始时，派一个叫做李蒨云的人来她家进行放火造谣的事实。李蒨云说，刘王立明曾经讲，“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吃糠吃菜”。又说：“人民大学有一个女孩子，下笔数万言、很有才干，在革命部队长大的，她有反党情绪，这能说是受别人煽动吗？”李蒨云还说：“共产党整风是用来整别人的”。临走时李蒨云又说：“刘王立明叫我转告你的这些意见，请你考虑考虑。”
章乃器的妻子杨美真在小组会上说，去年，我们一同去西德出席世界妇女节制会会议时，刘王立明在一个教堂里讲话时说，“我再多呆几天，就不想回去了。”刘王立明不想回国要到那里去呢？会上她没有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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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去媚美拥蒋 现在反对共产党
孙毓棠原来是个洋奴政客
据新华社12日讯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6月26日展开对孙毓棠右派小集团的斗争以来，截至目前为止，已举行了大小辩论会二十三次。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已经败露。
孙毓棠是章罗联盟科学纲领的拥护者和传布者。他曾参加了制定这个纲领的座谈会，积极地出谋献策，并到处叫卖。他的中心目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排斥马列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孙毓棠非常同意费孝通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依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滥调。他认为“现在已不是对付一下的问题，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
他为了削弱共产党在经济所的领导，他和外面右派分子相配合，提出所谓“科学家办科学”的口号。他认为，共产党可以领导思想教育，不能领导科学，党员科学家也不堪作领导。孙毓棠的同谋者章有义就提出一个具体主张：“研究员（包括副研究员）轮流当所长”。据他们自己交代说：经济所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中，党员极少，如果他们这个主张能实行的话，就可以“削弱一部分党的领导”。
孙毓棠借口反官僚主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他过去在旧清华和英国牛津大学时，真是“如鱼得水”，“顶天立地”，“上面没有人来压，下面也不压助教学生”，而今天在他的头上，却是“一层层的楼阁亭台”，“行政在学术生活之上，把学术生活压得像我犯了气喘病一样喘不过气来”。他狂妄地提出学术不要计划，说甚么科学院“十二年规划是自上而下来的”，不切实际，有了“计划检查，实际就是干扰。”
孙毓棠造谣生事，利用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群众同共产党等方面的关系。他捏造了一些“事实”，说“党对旧知识分子的知识积累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简直是变相的劳动改造”。他诬蔑党不关心青年，在党支部面前说“青年人不服从领导”，在青年面前说“党对青年的培养不负责任”，只有他是知识分子的同情者。
孙毓棠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工会主席、民盟中国科学院支部组织委员。这个右派分子之所以如此猖狂地反共反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孙毓棠原来是一个洋奴政客。1939年后，他先后做了“当代评论”（由特务头子朱家骅出钱主办）和昆明伪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的编辑；1943年在昆明正式参加国民党；1944年在国民党为美军举办的译员训练班（政治训练工作由陈雪屏、蔡维藩等特务头子主管）中，他担任教官；1944、1948年两度发表的“中国民族的发展”一文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沙文主义找“理论”根据。1947年在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团中充当专门助理，作了国民党卖国的“帮凶”。在解放前夕，他还在“新路”周刊举行的“中美关系”座谈会上，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涂脂抹粉，为蒋介石的垂死统治出谋献策。孙毓棠同右派头子罗隆基，右派骨干分子费孝通、吴景超、潘光旦等，远在解放前，就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因此，解放后不久，孙毓棠即混进民盟，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进步学者”，并到处吹嘘，骗取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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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代会上大辩论的大收获
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认罪服输
一些有温情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同右派的斗争
据新华社天津13日电 新华社记者孟帆报道：4日开幕的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取得反右派斗争的辉煌胜利后，已经在今天闭幕。在这次会议上，七百多名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九天的大辩论，右派分子毕鸣岐、王华棠、张纪正、雷海宗、许忠杰、傅筑夫、聂国屏、杨思慎、雷爱德、何迟、荣子正、董少臣、王履和、赵光庭、王大川、关颂坚、李立民的反动言论被反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低头向人民认罪。
当代表们听到要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就积极地搜集材料进行反右派的准备。有些代表白天出外调查访问，晚间整理材料直到深夜；有些代表还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右派分子的材料，准备进行系统的批判；有的代表深入选区征求选民对反右派斗争的意见。会议一开始，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就携带着大批材料，信心百倍地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论战。在代表们的充分揭露和彻底批驳下，一批最顽强的右派分子也无法狡赖，不得不进一步交代他们的罪行。
右派分子张纪正说自己仅仅是发表了一些类似右派分子的言论，不是什么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代表们指出：张纪正污蔑共产党
“不事生产、光剥削人民”，他要党员干部“下台”，去干“铺床”、“扫地”的工作，难道不是明显地向共产党进攻吗？张纪正曾叫嚣“工会要起反对党的作用”，还主张由“以医护联盟为基础的先锋队来领导医院工作”，这不是企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吗？张纪正这才张口结舌，无话可说，开始认罪服输。
在会议的第三代表组，代表们以具体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荣子正散布的“资产阶级是勤劳起家”、
“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资方的股金”等谬论。车重远代表揭露了荣子正残酷剥削工人的事实，列席人员郭泽长指出：全行业合营时清产核资是采取资本家自点、自估、自填、自报的办法，有些资本家一度发生估产偏低现象，经政府检查后已经纠正。如全市印刷等十四个行业的六百多个企业，经检查后估值就调高了六十多万元。当时政府为了使一千多户业不抵债的企业得到改造，还减免了资本家积欠国家的债务八百多万元，职工也自动减免了工资五十多万元。这些事实都说明荣子正是无中生有，有意煽动工商业者向共产党和政府进攻。在代表们的据理驳斥下，荣子正不得不承认他是“故意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有资本主义万岁的思想，一方面想要名，一方面又舍不得钱。”
在这场大辩论中，转变极为明显的是一些原来不大发言、对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认清了大是大非以后，也都争先恐后地起来和右派分子展开辩论。在对右派分子雷海宗展开斗争的时候，有的人开始时认为雷海宗只是
“学术思想问题”，“和别的右派分子不同”。当许多人揭露了雷海宗不仅在鸣放时诋毁马列主义，而且早在十多年前就依靠蒋介石公开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才认识到是被蒙蔽了。许多代表经过这场斗争，深刻地体会到加强思想改造，克服个人名利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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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石狂妄反动骂倒一切
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话剧团的工作人员正在揭露和批判剧团导演右派分子丁一石。去年秋天，他从北京调到新疆工作后，就以“艺术大师”自居，说什么“自治区党委没有一个懂文艺的，不学无术，土里土气。”
他还诬蔑“新疆没有一点革命味道”，在这里工作的汉族干部没有一个好人，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
鸣放期间，丁一石倍加嚣张。他说：“我国有许多事情都是从国务院坏起，一直坏到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