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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改造思想，争取过好社会主义关
北京大学副校长 汤用彤
最近几个月来，在大鸣大放中，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出了不少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右倾情绪成了右派分子的同情者；但是更多的人在这次运动中似乎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因此，这次运动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好得很，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揭露出来我们旧知识分子的全部缺点，打掉了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这才便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过好社会主义关。
为什么在这次运动中，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队伍里会有这样多的问题呢？起初，我思想上是很糊涂的，后来看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再根据这些社论的精神分析自己的思想，观察周围的人物，于是我明白了，毛病就发生在我们旧知识分子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不同程度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我想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教育，解放前多年来都是在为剥削阶级服务。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总的方面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努力用无产阶级的思想自觉地改造自己，就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在各种情况下有着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几年来，在思想改造中，有些人主观努力的多一些，愿意放下“臭架子”，甘心当无产阶级的小学生，这样就多改变了一些自己的立场；有些人主观努力的差一些，还不愿完全放下“臭架子”，还不能甘心情愿的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样，自己的立场就改变得少些；也还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拒绝思想改造，还要保持自己那一副“臭架子”，轻视无产阶级，因而其资产阶级思想就原封未动，甚至有所发展。过去思想改造得好一些的，在这次伟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就较能站稳立场；改造得差一些的，就有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情绪；拒绝思想改造的，很多人都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了。我想不应把思想改造看成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应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们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们愿意通过这场斗争来改变自己的立场，努力争取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来帮助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取得彻底的胜利呢？还是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拒绝思想改造，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来和无产阶级为敌呢？事实已证明，我们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愿意跟着党走，愿意争取顺利的通过这一关。因而，我们今后就更应加紧思想改造，特别是更应该积极参加目前的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早日把自己变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由于我过去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还没有充分注意在实际斗争中来锻炼自己，更没有注意去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因而在这一次社会大变动中，思想也发生了不少问题，有着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论和右倾情绪。我想就我自身的思想，来谈一谈应由那些方面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须不断克服
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然而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知道，在新社会里如果公开为个人争名誉地位、待遇等也是不好看的，因此就摆出一副“清高”的“臭架子”，提出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职无权”、“了解科学家”等等美丽的词句，好像自己不是为了争取什么个人的东西，而是为了争取“公道”，其实谁都知道其中的奥妙。那些个人主义发展到顶点的个人野心家，就更是利用“专家”、“学者”的幌子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了。
首先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爱摆出一副大学者的“臭架子”，认为自己“有学问”、“有经验”，很多事非我们不行，别人（当然是指工农群众或工农出身的干部）看不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来，因此爱挑工作中的毛病，并夸大工作中的毛病，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在我那篇“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一文中曾提到科学研究的问题，好像是我在1953年首先发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不是高教部，其实同年高教部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过去几年来高等学校“丝毫没有要求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高教学质量”，就是夸大了事实用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有时发现报纸、杂志上的一些错误，就沾沾自喜地向别人夸耀自己的知识丰富。是不是发现工作中的缺点不要提出来呢？当然不是。我想提出工作中的缺点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从爱护党、爱护人民的事业出发，怕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事业受损失，这是无产阶级的态度；而另外一种态度则是为了表现自己是个
“大学者”，只有我才能解决问题，你们（当然是指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非听我们不可，因而达到提高自己“声誉”的目的，这就是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的。这样的个人主义，不去用无产阶级思想认真加以改造，任其发展，一定会成为一个反党的个人野心家。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曾昭抡、钱伟长等就是例证。他们当了部长、副部长、副校长而不去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反而利用党和人民给他们的地位，趁着党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到处点火，企图扰混水好摸鱼；他们摆出一副只有他们才能解决国家大事的“臭架子”，来反对党的领导，幻想着自己因此就能当上总理、副总理，来改变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样的卑鄙的个人野心家是多么可耻呀！一个人有“知识”、有“才能”，如果不为人民服务，不真心诚意的接受党的领导，摆出一副学者自高自大的“臭架子”，那是一钱也不值的，是人民所不需要的。只有放下“臭架子”，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知识”才有用处，“才能”才能发挥。
其次我想谈一谈“有职无权”的问题。在解放后，共产党不究既往，让很多旧知识分子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给他们以充分的信任。但是为什么其中有一些人老感到
“有职无权”呢？我想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党的领导，自己就无权了。我们国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谁能领导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呢？还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所以我认为提出“有职无权”不过是一种反对党的领导的借口；提出“有职有权是争取到的”，不过是与党争夺领导权的具体表现罢了。如果是真心诚意的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决议，那会感到“有职无权”呢？就我个人说，我在担任领导工作时是不大感到“有职无权”的。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由于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思想作祟，我在工作中常常是怕负责任，怕搞坏了工作自己担当不起，加上自己还有着一副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有时自己明明有些意见，也就不提了。这是为什么呢？正说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缺少“主人翁”的态度，还有作客思想。
再次，我想谈谈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问题。党提出科学远景规划，大大鼓舞了我们科学家。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想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然而对待这个事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抱有正确的态度。党号召科学家们投身于这伟大的科学事业，是让科学家们能好好的发挥作用，为人民服务，这是为“公”。而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把这一伟大事业和一些个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私”了。当科学研究有了一些成绩时，有着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不想这比起整个人民革命的事业来小得根本不能提，不想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各方面的帮助也是根本不能取得的，反而因此沾沾自喜，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并以此为资本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并作为轻视甚至打击别人的工具。这岂不是很可耻吗？
最近我在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这些旧思想也常常冒出来。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我深深的感觉到，抱着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是很危险的。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那里能去无止境的满足一些个人主义的要求呢？这样他们就会对现实不满，如果不加克服，就是由小不满到大不满，由大不满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必须彻底清除
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唯心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形而上学思想。过去我在研究哲学史时，对这一点是领会得不大深切、具体。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个真理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这些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显然都是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论者，他们的唯心主义突出地表现在认识的非科学性、反唯物主义、反辩证法。他们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提出了一套反动的政治主张，他们搬概念、尚“空名”、空喊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夸大甚至假造一些缺点，以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证明他们这些主张的破产。
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由于过去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严重影响，特别像我这样多年教授唯心主义哲学的人，总是不从实际出发，喜欢那些玄之又玄不切实际的东西，因此当右派分子提出一些什么抽象的“民主”呀，“自由”呀，我们的思想也就活动起来了。他们把一些个别的，表面上的缺点加以夸大，也就使我们这些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迷惑起来。特别是一年以来，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比以前更加流行起来，这一方面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共鸣。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人是会毫不勉强的接受它的。相反的，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关系，旧知识分子反而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有些格格不入的。我们党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据我理解，原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反对教条主义的人都抱有同一目的。别有用心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他们利用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以毛主席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我感到去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虽然开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错误的了解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他们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解放后教条主义成为我们学术领域中间的主流，我们党过去把一切旧东西（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一棍子打死了，这也是否定我们解放后成绩的一部分。有些人甚至提出我们只要反对教条主义不必反对修正主义，这岂不是笑话。我看对我们旧知识分子说，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应该放在首要地位。
有些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最不愿听到说“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他们好像抱着一种很客观的态度，认为有什么思想领导就会妨碍“独立思想”，就会产生教条主义。其实这些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其指导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他们自己的指导思想，不过有时候他们不愿公开承认罢了。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有指导思想了吗？那些企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的人不过是想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来代替罢了。解放后几年来的经验，使我感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让人们独立思考的，因为它不是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什么玄之又玄的空洞幻想中，而是叫人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岂不是最科学、最有创造性的吗？为了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必须真心诚意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改造思想的武器。
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必须受到彻底批判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是一句老话，但它仍然是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中心思想。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一直是轻视劳动人民，并且以“人民的老爷”自居。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但是在我们这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还有不同程度的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还没有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勤务员，还自觉不自觉的想当人民的老爷。这样的思想不彻底批判掉将使我们和劳动人民两条心。
我们常常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人一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例如，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就有很多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家人参加工农业的生产，我们总认为“像我们这样人家的子女去当工人、农民多不好看”。这些思想都是卑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好像是工农的子女就应该永远当工农，而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永远应该“读书”。好像劳动生产就比“读书”低一等。这不是最可耻的思想又是什么？
我们知识分子还常常看不起工农出身的干部，认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其实，我们有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呢？列宁早就提出在阶级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我们有的只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而我们缺乏的正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化。什么是“知识”，毛主席说：“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这两门知识那一门不是我们所缺少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多有着长期革命的经验，他们的真知识马列主义的知识比我们高得多。我最近常常听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意思就是工农干部不能领导知识分子干部。当然就某一门具体学科的具体内容说，目前暂时有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不如我们知道得多，但是我认为领导主要的不是靠这方面，而是靠他们的革命工作经验、马列主义水平，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而这一方面是我们最缺少，是该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的。
我还感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工农出身的干部在感情上还有很大的距离。例如我看了葛佩琦的发言虽然有些反感，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反感，然而工农群众看了就生那么大气，并且一眼就看穿了葛佩琦他们想干什么了。工农都是全心全意的爱着我们的新社会，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他们的命根子，而我们有些旧知识分子这样的感情就远不如他们那么深了。
通过这次运动我深深的感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真正与工农结合，就不能真正的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特别是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像我这样生病的情况下也应接近工农群众），在党领导下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和革命工作，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思想、感情。
我过去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半辈子在为剥削阶级服务，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通过亲身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社会运动，使我渐渐认识了自己，使我自己渴望得到改造。有时由于个人主义作祟，因而感到思想改造“道阻且长”，何日可了？但这次反右派斗争使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还需要长期的进行思想改造。最近我看“红旗飘飘”，看到其中有篇文章，写过雪山草地时一位领导同志对其他同志说：“这是革命呀！革命就有痛苦。”现在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改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总应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那又算什么呢？我想，这次革命运动对我自己说牺牲的只是那些个人的丑恶的思想，这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虽然我已经六十多岁，又在病中，但我也有着这样的一种愿望，希望自己能较牢固地站上无产阶级的立场，并有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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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锄草杂谈
锄草杂谈
右派的“资本”论
右派作家丁玲以写出一本书作为“资本”。右派导演白沉以拍出一部电影作为“资本”。右派演员项堃想积极打入党，争取更大的“资本”。罗、章是以不要交盟费，不要写自传，不用过组织生活来大发展作“资本”。
陈仁炳对吴茵说：“你参加了中央宣传会议，你现在有了‘资本’，更可以大放大鸣了。”
白沉也对另一位导演说：“你不能说话，因为你还没有‘资本’，我有一部‘南岛风云’，可以说话。”
这就是右派分子的“资本”论。他们总是先伪装积极、进步来摄取“资本”，然后以这些“资本”来猖狂毒辣地向党进攻。可是我们要告诉右派分子，你们的这些“资本”，肯定都是要蚀光的。
·尚义·
靠不住的后世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在人民中当然是通不过的，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将来，说什么是“几百年之后自有定论”，说什么他的著作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后世和今天当然会有所不同，下一代决不会和上一代永远一样，例如云应霖的儿子不是就在揭发乃父做假检讨的阴谋么。这种例子，不止一个。
然而可惜的是，儿子大多要比老子进步些，儿子的儿子则更是，这是时代的反映。寄希望于将来，希望历史开倒车，只是无可如何的一种幻想而已。·刘穆如·
辨是非
反右派斗争是要辨明大是大非的。我们固然要毫不留情地揭发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行为，同时也要在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中辨明是非。大是大非必须辨别清楚，可是这也并不容易。
鲁迅先生反对庄子无一定的是非之见；他在“起死”上写道：“衣服是可有可无的……鸟有羽，兽有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故事新编”）为什么要加以这样尖锐的讽刺呢？因为庄子的论点混淆了是非。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解释“糟得很”和“好得很”时指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要锻炼这种分辨“糟”和“好”的能力。
·钦文·
（摘自地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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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字报”的威力
——记森林工业部斗争右派分子张楚宝
本报记者 刘时平
走进森林工业部，到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用具体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道理，揭露和批判一个叫张楚宝的右派分子。
张楚宝是森工部林产工业局的副局长、林业、森工两部九三学社支社的主委。他在大鸣大放时，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招牌，曾经发表了不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谬论。他诬蔑“肃反运动是违犯宪法”。他到处拉拢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对象，煽动他们向党进攻。
反右派开始，森工部的全体职工集中火力反击以部长罗隆基为首包括赵文璧的右派集团时，张楚宝不但不老老实实检查他的反动言行，相反还玩弄各种花招，企图蒙混过关，抗拒改造。只要看一看他耍的花招，就可以看出张楚宝这个右派分子是多么狡滑、阴险。
还在反右派初期，林产工业局的技术员杨承基写了一张题为“赵文璧的阴险企图”的大字报，里边提到张楚宝曾通知杨承基去参加赵文璧召集的向党进攻的会。杨承基写好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贴出去，就被张楚宝发觉了。张楚宝作贼心虚，他不是面对事实，检查自己的错误，并揭发赵文璧的反动言行；相反还声色俱厉地责问杨承基：“你这是揭发谁？”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并威胁杨承基说，在大鸣大放时期，赵文璧要找森工部的各民主党派密谋联合行动，向党进攻，你虽没同意，但也没反对。他又让杨承基修改大字报，不要提张楚宝通知他去参加赵文璧召集的会议的过程。
杨承基并没有受他的威胁，他肯定去赵文璧办公室谈各民主党派联合行动的事，是张楚宝通知他去的，而且当时在座的还有丘致中等，他们都是森工部的几个右派骨干。因此杨承基只把大字报上的某些措词作了一些修改，仍然贴了出去。
张楚宝看到大字报后，到处活动，企图解脱。据揭发，他曾找有关的人说：“局里的作法不对，问题不在局里谈，动辄就拿出去。”但是没有人听他的鬼话，接着又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张楚宝这是为什么？”
张楚宝对于这个质问，不但没有正面答复，相反又暗中活动，企图把大字报撕下来。但是他的这些阴谋，都被一一识破而未得逞。
不久，和森工部在一个院子里办公的林业部经营局（张楚宝调到森林工业部前曾做过林业部经营局的副局长）的同志们把张楚宝的反动论点排了队，在大字报上一一驳斥。如张楚宝最恶毒的一个谬论是说“肃反违犯宪法”。大家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说明张楚宝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经营局在肃反时有九个对象，其中两人查明确是反革命分子，已经按其罪行依法逮捕判刑，其他六个人也按其问题的不同情节作出结论，只有一个人的问题因调查牵涉方面多，目前尚未作结论。在肃反中被审查过的高镜伦，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通过肃反运动，弄清了他的历史问题，使他卸下了历史包袱，党对他更加信任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轻松愉快。高镜伦还揭发了张楚宝利用整风的机会，曾经向他煽动点火。
在大字报上还展开了对张楚宝包庇反革命分子曾庆和的问题的大辩论。曾庆和是一个恶霸地主，是一贯反共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混进森工部，在肃反时，才清查出来，依法逮捕判刑了。
在事实面前，张楚宝见势不妙，赶快出了一张假检讨的大字报，说他所谓的“肃反违犯宪法”的反动观点是在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的基层汇报会时，听了右派分子顾执中的发言，受了影响。他并到整风办公室耍无赖，要修改他的原话，说他是“人云亦云”，记录错了。经过核对后，事实胜于雄辩写在白纸上的字并没有一点错，而是他有意诬蔑。
右派分子最怕摆事实，当铁证如山的事实摆在面前，如何狡辩，也是逃脱不了的。但是张楚宝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是十分狡猾的。当时他就借故到上海，逃避过关。但在他出差期间，森工和林业两部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斗争，继续用各种形式的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反动论点。
张楚宝原以为出差二十天，躲一下风，就可以事过境迁。不料回来以后，批判、驳斥他的反动言论的大字报接二连三贴了出来，要他低头认罪，彻底交代。
到这时候，张楚宝还想假装镇静。于是森工部的同志们实在忍无可忍，集中在大门口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把他的反动观点分题一一驳斥，然后由森工和林业两部同九三学社支社联合召开了辩论会，向这个狡猾顽固的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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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的右派分子说：“什么都不怕，就怕大字报”
新疆八一农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字报和漫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右派分子说：“什么都不怕，就怕大字报。”群众称它为战斗中的“机关枪”和“匕首”。
今年夏初，该院右派分子曾经趁着鸣放的机会，一度利用大字报发出种种谬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地进攻。
反右派斗争以来，大字报便成了反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该院从8月4日到9月初，共出大字报六百一十份，每份平均三张大纸，其中属于揭发类的二百九十份，属于批判类的一百八十九份。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数已达一千九百多人，占全院参加斗争人数的99％，另外还有漫画三百四十多幅。该院畜牧兽医系副教授右派分子王东英，在鸣放期间曾经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他扬言要截断火车头，使社会主义的列车无法前进。当全院师生反击他的时候，两天之内就出了大字报一百一十份，漫画五十幅，签名的达九百多人。开始反击水利系副教授穷凶极恶的右派分子关五玉的时候，关五玉还恬不知耻地做了一首打油诗“放着物理你不教，鸣放席上把祸招，今番参加说理会，一定斗垮老白毛（关五玉头发白了）”来为自己解嘲和辩护，第二天，大字报上写了一首和着他原韵的诗：“既不好好把书教，一贯反党耍花招，拉拢打击样样会，好个学者老白毛”加以驳斥。 （沈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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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斥“党天下”
右派分子储安平曾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本来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庄严的宪法早有规定。但是，我们党在任何工作中从不允许党员独断专行，而是一贯主张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读者从下列统计就可看出所谓“党天下”的荒谬。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当中，非党人士占的比例是不小的。例如：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226人
中共 668人 占54.48％
各民主党派 274人 占22.36％
无党派人士 284人 占23.16％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共79人
中共 40人 占50.63％
各民主党派 25人 占31.64％
无党派人士 14人 占17.73％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据最近的统计材料：
国务院部长（主任）共38人
中共 22人 占57.9％
非党人士 16人 占42.1％
副部长（主任）共211人
中共 182人 占86.3％
非党人士 29人 占13.7％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各省省长副省长共192人
中共 130人 占67.7％
非党人士 62人 占32.3％
（本报国内资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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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坚决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两个多月以来，青海省市级机关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现在正逐步向纵深方面健康地发展。这一时期中也开始挖掘出了一些隐蔽、伪装较深的右派分子。
但是，斗争并未达到全面、彻底的胜利。目前虽然已查出了二百多个右派分子，但隐蔽较深的右派分子，还仅仅是开始被挖掘，同时，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开始不久，右派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完全孤立了，然而他们的谬论还没有被一一驳深、驳透、驳倒，还没有彻底破产和孤立。部分中间分子尚未完全识破右派分子言论的反动实质。因此，要完全彻底摧毁右派言论的市场，还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艰苦、细致、深入的思想大论战。事实证明，有些右派分子尚未真正低头认罪，有的仍在玩弄伎俩进行顽抗或反扑。
为什么在斗争中会出现这些现象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些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是极端顽固的，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其次也说明了我们有些同志，对这次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重大意义仍然认识不够，对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因而，当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就产生了松劲情绪；也有些同志在斗争中表现了急于求成的简单急躁的做法，他们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是只要经过几次突击性的斗争，“轰”一下就差不多了，而不愿意去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上、道理上的大论战。他们看不到右派分子的狡猾，而只片面地看到右派分子的假检讨，就认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孤立了，再搞也就是这些问题了。其中甚至有的个别同志竟把反右派斗争当作“附带任务”去搞。所有这些都是极为有害的。这些右倾情绪必须坚决纠正。
这一时期反右派斗争的事实表明，隐蔽较深的右派分子，只有在斗争深入，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无藏身之处了，才会被揭露出来。因此，至今仍然主观地认为自己单位没有右派分子，而不注意发动群众，搜索挖掘右派分子的情绪，是极其有害的右倾表现，应该很快觉悟过来。
反击右派的斗争必须继续深入地进行，切实做到深、细、狠，要求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都能达到：对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搞臭，而且要在思想上彻底打垮，彻底驳倒其论点，使所有群众都能认识其反动实质；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应该根据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在干部中开展大辩论，通过辩论从而澄清干部思想上的是非界限，消除右派反动的思想影响，堵塞右派分子的言论市场，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青海日报9月1日社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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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东郭先生”
裴广铎 作（原载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