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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妄想让反动统治者卷土重来
张映南是伪法统的保镖
本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连日举行会议，揭露和驳斥了该室工作人员、政法学会理事、民盟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张映南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张映南的向党进攻首先从司法改革开刀。他把司法改革说得很糟糕，认为司法改革“对法律界一些学术权威打击太重，直到现在精神还没有恢复过来，积极性还提不起来”。认为“现在弄得新人不愿学法，旧人要改行，只有不够材料的人才学法，因此对法学可说是一种摧残行为”。张映南在这里不仅否定了司法改革中批判旧法观点和整顿司法机关的必要性，而且企图挑起旧法学界人士和旧司法人员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废除后已八、九年的今天，张映南竟还公开叫嚷：“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认为法学界“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认为“在旧法里有真理的一面，对旧法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去伪存真”。甚至认为只有“在旧的基础上学习改造才能适应需要”。这是从根本上否定党和政府废除伪法统、废除伪六法全书的方针，妄图恢复旧法和旧法学，以与人民的新法和马列主义的新法学相对抗，并为被清洗出去的旧法人员开辟重新上台的道路。
正因为张映南站在这样反动的立场上，所以在他看来，解放后的政法工作简直毫无成绩，解放后的整个法律界都是漆黑一团。他说：“几年来由于政府不重视，法学已经成为薄弱的一环。”他说：“现在法学界量少质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懂得法的人很少。”他说：“由于政府不认识、不重视行政法，因而行政管理上出了许多毛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景气”的现象呢？他认为是由于党对政法工作领导得很不好，是由于政法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外行”，“不懂业务”，而对老法学家又不尊重，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令主义”。
张映南不仅抹煞了司法改革和政法工作的成绩，而且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现在很多问题的发生，中心是个制度问题”，又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职无权，无职有权，以及三害等的发生，都是没有建立良好制度的缘故”。那末，什么样的制度才算是“良好”呢？在张映南看来，并不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制度，或者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以党治国”制度。他藐视我国宪法上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制度，他硬要我们搬用国民党反动派的办法，由什么“中央政治会议”来行使国家的最高立法权。
张映南的这些反动言行，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个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当过湖北反共清乡督办胡宗铎的军法官，长期担任过旧律师和旧法教授，而且远在1930年，他就成为臭名远扬的战争罪犯张君劢的党徒，成为“民社党的元老之一”。从那时起，他就和张君劢互相依靠，互相利用，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虽然加入了民盟，但他仍然牢牢地依附着民社党。惟其如此，所以在1946年到1948年之间当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备遭迫害的时候，他却能够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先后被提名为伪国大代表，还当上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立法委员和民社党的中央委员。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从来就是个“政客学者”。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不念旧恶，仍然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并且根据他的要求，给以学习机会。可是这个右派分子不但不努力改造自己，不但不感激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和照顾，反而对党和政府怀着极大的仇恨。
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对这个自命为“法律专家”和“行政法权威”的右派分子张映南，从8月初到现在，连续举行会议，无情地揭露了和严正地驳斥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使得这个右派分子理屈词穷，不得不开始承认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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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政府状态便于资本主义出版物倾销
只有实行计划化才能保证党的领导
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陈克寒系统地批判右派的反动论调
据新华社11日讯 针对着党内右派分子蓝钰等人企图以反对计划化来篡改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阴谋活动，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今天举行的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批判。
在鸣放期间，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蓝钰曾经把解放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认为产生所谓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出版事业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化。因此，蓝钰反对出版事业的计划化，并且提出了“裁减和合并一批国营出版社，恢复私营出版社”和大量组织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出版社”的主张。曾彦修、彭子冈等其他右派分子也曾污蔑计划化限死了个人的积极性，认为“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提出所谓“自由出版”、“自由发行”等荒谬主张。
陈克寒在会上指出，实行计划化是在出版界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指导的重要环节。解放后由于我们坚决贯彻计划化方针的结果，就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做到按比例有重点地出版书籍，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方针。这种有计划的进行书籍出版，就不仅使无产阶级思想迅速占领阵地，加强和扩大了马列主义的宣传，并且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建设起了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到1956年，我国书籍印行数量已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份即1936年的十倍，并且由于城乡发行网的建立，大批书籍已能迅速送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手里。
陈克寒说，目前我国出版界确实还存在着部分书籍积压或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有些是由于整个国家的物质文化基础薄弱和我们工作中缺乏经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是一时难于避免的，这方面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力改进。但是，把解放后的整个书刊出版工作描绘成“既缺又滥”，归咎于计划化并且企图以此从根本上否定计划化，则全然是右派分子的无耻污蔑和恶毒阴谋。他说，当我国出版事业处于解放前那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时，那时才是真正的“奇缺大滥”。当时缺的是马列主义、进步文学作品和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文化书籍，而滥的则是宣扬封建买办文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反动书籍，以及大量毒害人民的黄色书刊。
陈克寒指出，右派分子所以要狠毒地反对计划化，其真实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陈克寒说，国家对出版用纸的计划供应，是保证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物质基础。因此，右派分子对此也大为不满。他们为了完全篡夺出版事业，任意放毒，打击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就千方百计地想要推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把纸张资源抓在他们手里，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服务。
陈克寒最后指出，篡夺作为阶级思想斗争工具的出版事业的领导权，是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在六亿人民的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整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而反对计划化又是实现这个阴谋的重要步骤之一。坚持或反对出版工作的计划化，正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定地保持原则立场，反击右派对于社会主义阵地的冲击。
在本月4日、7日和今日分别举行的三次出版界座谈会上，许多人还进一步揭露了蓝钰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各种阴谋活动，并批判了她的各种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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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各方的代表义正词严驳斥右派
全国妇代会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
据新华社12日讯 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妇女界反击右派的斗争进入了高潮。
下午三时会议开始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广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中指明，本届一千二百九十七名代表的选举都符合规定，她们的代表资格都是有效的，她请求大会审议通过。
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团长埃·特雷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代表团团长鲁·席尔默和罗马尼亚妇女代表团团长埃·维尔科奇博士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致词祝贺，并向大会赠送了礼物。
李贞少将代表军队中的妇女在大会上发言，她驳斥了妇女界右派分子刘王立明等的罪行。李贞最后提出，军队中的妇女，还要彻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要响应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号召，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努力。
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妇女代表吴爱莲，在发言中回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区妇女和男人一道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她说，老根据地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建立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流血牺牲，历尽千辛万苦，向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回想起来好像就在昨天。当革命暂时遭到失败的时候，妇女就在苦水里过日子，反动派骂革命的人是“土匪”，骂我们是“土匪婆”，但我们坚信革命总有胜利的一天。现在，我们胜利了，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老根据地的妇女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向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北京市妇联主席张晓梅说，右派分子现在已经遭到北京广大妇女的痛击和唾弃。她说，到8月底为止，仅是北京的街道上就有十一万多妇女群众参加了声讨右派分子的集会。张晓梅在会上列举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谬论，并且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北京市妇女界右派分子李健生的反动言行。
工商界家属杨鉴清在会上发了言，杨鉴清是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的妻子。她说，过去她自认为已经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其实在思想深处还是“剥削可耻，定息可爱”。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她说她明白了过去的所谓接受改造是表面的；不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可能转变资产阶级立场的。
1950年从香港回来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的老演员蒙纳在发言中说，我国早期的女演员杨耐梅现在潦倒在香港街头，做了叫化子；话剧界名演员唐若青终日生活在九龙的大烟馆里，弄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她说，这就是右派分子希望我们走的道路。蒙纳还叙述了人民政府给予在旧社会要被淘汰掉的默片时代的老演员，如王汉伦、宣景琳等人以学习的机会，给予很好的生活待遇，还想办法给周璇治病的情况。她说，新旧社会的生活是这样显著的不同，右派分子想恢复腐朽、黑暗、人吃人的社会，那只是妄想。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模范教师陶淑范、中华妇女节制会北京分会负责人傅学文，她们揭露了刘王立明的反动言行。另外发言的还有民革成员王枫。
会上，一位六十岁的老代表李润琛在休息时间走去问丁玲：“你入党多少年了？”丁玲说：“二十几年了。”李润琛说：“党教育了你这么多年，到今天你反而要进行反党活动，扯社会主义的腿，挖社会主义的根。你这样做怎么能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广大妇女？”李润琛要丁玲深刻检讨，彻底交代。丁玲在这种义正辞严的批评下，无言对答。
今天上午，各地代表继续举行小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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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中国民航事业的成绩抹煞不了
民航局职工摆出大量事实驳倒右派谬论
本报讯 中国民航局直属机关广大职工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右派分子吴景岩、吴亦寿、沈鹤龄、徐恭寅、姜书山等，在真理与事实面前，已原形毕露，完全陷于孤立。
运输处副科长吴景岩是一贯反党的右派分子。“两航”（伪中国、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后，他自称是
“代总经理”，到处招摇撞骗，用各种卑鄙手段笼络“两航”人员，企图与民航局分庭抗礼。整风期间，他到处煽风点火，说：“民航不爱惜人才”，“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冰箱里放草鞋”。
这个处另一右派分子、广告设计员徐恭寅，企图否定民航几年来的建设成绩，说：“八年了，民航局并未抓住关键，东倒西歪，无所适从”。他还公然造谣说：“两航人员只有降没有升”。他还捏造说严葆民（“两航”人员）的病死是民航局领导上迫害的，企图煽起“两航”人员对党不满，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民航科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吴亦寿散布了三十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歪曲党的干部政策，诬蔑党员汇报“是把个人对党的忠诚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咒骂共青团员是“宫庭小太监”，说积极分子是“为党辩护”“唯唯诺诺”的人。
设计处技术员沈鹤龄把城市建设出版社右派分子钱辉焴的九点反党纲领带到办公室传阅，要大家讨论、补充，煽动群众攻击党。描图员姜书山公开叫嚣“共产党就是不民主、独裁，比国民党还坏”。
民航局广大职工，特别是“两航”起义人员，在各种座谈会上，以亲身体验列举了大量事实批驳了右派分子的各种谰言。
“两航”人员、航行处副处长陈文惠等同志说：党能领导民航事业，民航建设也必须由党来领导。几年来，民航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1950年开航时，航线和飞行时间还极有限，现在航线已遍及国内外四十几个城市，飞行时间超过了四万小时，并且提前一年又十五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专业航空在旧中国是不可能有的，而解放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开航以来，从未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在国内外博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回忆旧“两航”时代，所谓“民航”，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工具。这难道能说“新民航不如旧民航”吗？
“两航”人员陆维森、杨宏量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绝不容许右派分子诬蔑党的干部政策。他们说：党对“两航”人员是重视的，“两航”人员起义以来一直保持高薪，享受优厚的待遇，并不断地被提拔。在“两航”时期，中国人是不能提为正驾驶的；今天，“两航”的副驾驶，除一人因身体条件受限制外，都提为正驾驶了。这难道能说党对“两航”人员歧视吗？能说“两航人员只有降没有升”吗？
广大职工对右派分子徐恭寅捏造的“严葆民被迫死亡事件”表示十分愤慨。曾和严葆民在一起工作过的唐伯斗等同志揭开了事实的真相：严葆民在旧社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染上一身重病。解放后，领导上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病，后来根据本人申请作了退职处理，退职时，组织上发给他一千一百元退职金。严葆民深受感动，他还写信表示感谢组织上对他的照顾。过去一个在“央航”工作的人员，因为伤风咳嗽，美国大夫就板起面孔说：“没有X光报告前不能上班”（意指有了肺病就不能上班）。
经过两个月来的说理斗争，这些右派分子已无法狡辩，不得不低头认罪。目前斗争正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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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 恶意攻击新社会
艾风是右派分子反党的内应
本报成都12日电 四川日报最近揭露了该报驻自贡、内江负责记者、党内右派分子艾风的反党言行。
艾风一贯反对党报坚持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他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党性是代表党委机关，人民性是代表群众呼声。他狂妄地主张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
艾风还诬蔑今天社会是“一片黑暗”，主张无情地揭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他说报道成绩就是“昧了良心”。他对内江地区的工作进行了许多诬蔑性的报道，说什么“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农业减产了”、“工业水平降低了”等等。他的反党矛头几乎攻击了自贡市所有的厂矿党委。
整风开始后，艾风大为赞扬走上资产阶级方向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宣扬这两张报纸反党的叫嚣“大胆泼辣”“很出色”，说他甚至激动得睡不着觉，他再三主张编辑部派人去文汇报参观学习。
在这个期间，艾风和自贡市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张宇高等勾结在一起，到处点火，并且盗窃党内的机密，夜以继日地共同策划向党进攻的步骤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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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毕鸣岐计穷援绝低头认罪
天津经过两个月的斗争终于驳倒了这个十分顽固的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天津12日电 新华社记者尹崇敬、黄军报道：十分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经过天津市工商界为时两个月的揭露和批判，又经过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五天的论战，被驳得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
11日下午，毕鸣岐在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检查交代。他说：“我具有顽固的反动阶级本质和阶级仇恨，不甘心继续接受改造，不甘心阶级消灭，总想钻空子来恢复资本主义生活，使资本主义复辟。在鸣放期间，认为时机到来，就与右派头子章乃器一唱一和，集中地对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猖狂进攻，妄想在这方面打开缺口，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毕鸣岐承认他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恶意地把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共产党和政府。他说，这样做，“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共产党修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而使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再改造了，自己也钻进工人阶级队伍里去，夺得工人阶级领导权，最终瓦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毕鸣岐承认：“在鸣放前，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八个工厂去视察，目的是一方面搜集材料，以便向党进攻；一方面煽动私方人员反共反社会主义。”
毕鸣岐还说他利用他的一贯进行反共阴谋活动的小集团，在鸣放期间到处煽风点火。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又唆使小集团掩护退却。
毕鸣岐还承认“自己的政治野心是无止境的”。他衷诚要求人民给他以应得的处分，以谢罪于人民。他决心改正错误，重新作人，希望人民给他以自新的机会。
天津市工商界自从7月份开始批判毕鸣岐以来，虽然毕鸣岐不断地狡赖顽抗，但是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被充分揭露后，他的反动嘴脸便彻底暴露了，他的小集团随着冰消瓦解，他自己陷入了计尽援绝的地步。9月上旬，出席天津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又同他激烈地进行五天的大论战。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往往是一人揭发、数人对质、全体批判，同时准许毕鸣岐为自己辩解。比如王芷洲代表问他：“你说今天农村的事谈不得，谁要说了，就是反革命。这是什么意思？”毕鸣岐一口咬定他没有说，当时素称毕鸣岐的心腹、谋士的许树华就对证说：“我证实，是有这回事，你是亲自对我说的。此外，你还诬蔑说，粮食统购统销，农民不够吃，挨饿，农村闹粮，全国农民有五亿，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共产党危险了。”其他代表又质问毕鸣岐：“你为什么说，农业合作化说得很好听，实际不是那回事”。毕鸣岐却辩解说，“这是我认识不够，思想上有严重的错误。”列席人士韩天耀立即指责说：“你那里是思想问题？你造谣说，报纸上公布的粮食数字是不真实的，农民不够吃，会反对政府的。”王勋弟代表质问说：“你指使你的亲信师俊英到处打听、收集农村的情况和地主富农的叫嚣，作为向政府进攻的材料，难道这也是‘认识不够吗’”？再如毕鸣岐对一贯包庇反革命分子问题，一再为自己开脱责任，他撒谎说：“曾经动员反革命分子曹子曾去投案”，说“自己不清楚他的侄子、反革命分子毕敬生的罪恶事实”，当场就遭到毕鸣岐开设的工厂的职工、代理人以及区公安局局长等六个人起来同他对质。经过这样一一对质和辩论，毕鸣岐终于不得不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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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科学事业一日千里
余宝笙的反共谰言宣告破产
本报讯 福建师范学院科学研究部主任的余宝笙（农工党员），原来是章伯钧手下的一名女将。她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长期受着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对人民革命事业一向抱有刻骨的仇恨。
余宝笙在省人代会上的发言里面，公开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抹煞解放八年来科学研究的成就。她疯狂叫嚣说：目前阶段由于党还不懂得科学，因此在科学技术上是不能领导的。许多教授对余的反动论点纷纷进行了驳斥。教授丁汉波说，解放前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只有四十个左右，现在则有一百七十多个；科学研究人员也由解放前的六百人增加到现在的数以万计，而科学研究经费也年年增加。特别是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粒子回旋加速器正在兴建，这些都是党能领导科学的有力证据。
余宝笙与章、罗在福建的骨干、右派分子李述中（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委）、黄震（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副主委）来往密切。据揭发，她今年曾三次去北京与章伯钧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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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撕破伪装现原形李维城原来一贯反共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右派分子李维城伪装进步，一贯反共的言行。
李维城是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他一贯吹嘘自己解放前如何进步，埋怨共产党不给他高官厚禄，实际上，这些都是弥天大谎。解放前，李维城是伪陕西省银行总经理，与托派张慕陶和“复兴社”关系密切，极力效忠于国民党政权。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还让他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公私合营银行公股董事和董事会研究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当上了政协北京市委员。
政治骗子骗不了人王名元反动言行被揭露
广州师范专科学校揭露了政治骗子王名元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王名元原是师专历史政治科讲师。他自称从事教育事业二十多年，在七个高等学校当过讲师和教授。因此声嘶力竭地说：“如果不恢复我的教授学衔，就要到香港去，给‘星岛日报’写文章。”他还说：“我就是要骂你们。骂是我的民主权利。”
据揭露，王名元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他只是因为加入了国民党的“复兴社”，依靠特务势力一度混入中山大学任讲师。
萧豫安极力污蔑党的领导
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长沙分院的工程师，右派分子萧豫安，是向党猖狂进攻的一员大将。
他污蔑党的领导“是一千二百万党员统治六亿人民，骑在人民头上，和过去旧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公开谩骂：“党吸收一个新党员，就是增加一个脱离群众的人”。
萧豫安还煽动，拉拢群众跟着他走，不愿意跟他走的，就骂他们“是忘本思想”（他的本当然是指国民党反动政权）。可是，他的一切阴谋，在群众的无情揭发驳斥下，已被粉碎了。
谭荣善居心不善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右派分子谭荣善的丑恶面目，已经被山西省垣曲县级机关工作人员揭发出来。
谭荣善污蔑农业合作化说：“合作化不能提，到处出现人拉犁”，“农民入社前宣传的比天堂还好，入社后实际比地狱还糟”。谭荣善还恶意诽谤党的领袖和干部，说什么“反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登上宝座，就忘了农民”。甚至党员交党费这样合理的事情，他都诬蔑是“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