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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
用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业已在若干城市的企业中创造了不少模范的事例。这些事例证明了以下各点：
（1）党的一贯信任群众多数的政策完全正确；
（2）工人群众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迅速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
（3）有些干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作风正在迅速地改变；
（4）企业管理工作的改进，收到显著的成效；
（5）工人群众重新整顿、提高和巩固了劳动纪律，出现了新的劳动热情；
（6）工人群众和干部在批评、自我批评和改进工作的新基础上，改善了相互间的关系，形成了新的团结。
中央认为：全国各地工厂、矿山、交通等企业的领导方面，都应该吸收上述经验，在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提意见，诚恳地倾听群众的批评。对于群众有关本企业的各种意见，领导机关都必须件件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边整边改的方针，凡是能够立即改正的，应该立即改正。
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应该结合工人们在大字报和小组会上所提的一些问题，就下列几个主要题目，组织讨论：
（1）新旧社会的比较，工人阶级在新旧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的比较，工人阶级怎样在全体人民中尽到领导责任的问题；
（2）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3）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
（4）自由和纪律、民主和集中的关系；
（5）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问题以外，各企业还可以根据本地方本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其他问题，以供讨论。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应该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此外，他们还应该辩论党能否领导企业，能否领导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同工农群众结合，发展技术是否可以不问政治等等问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还可以讨论是私营好还是合营好这一类的问题。
在讨论中，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注意引导群众进一步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认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认识资产阶级右派企图篡夺国家领导权、恢复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阴谋；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认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和勤俭持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和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方针；认识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和巩固自觉的、严格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经常同一切二流子、懒汉和各种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要让群众在讨论中，辨别出那些观点和意见是正确的，那些观点和意见是错误的。群众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在整风期间，一切企业都应该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
除了边整边改、业已处理的事项以外，企业领导机关必须继续对于群众在几次辩论中提出而还未加处理的各种意见，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以便进一步地全面地改进今后的工作。在本企业职权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报请上级机关考虑处理。凡是出于误解，或者要求过高而不可能实现的，都必须进行耐心的解释。总之，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积极克服缺点，造成团结的新气象，以便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并从而促进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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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
保政府代表团启程来华
新华社索非亚12日电 以于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9月12日乘专机前往北京。
代表团是应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政府邀请，到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的。代表团团员有特莱科夫、加涅夫、塔斯科夫、卢卡诺夫等。
陪行的有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和朝鲜驻保加利亚大使金学仁。
到机场送行的有：保共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达米扬诺夫、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普拉霍夫、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塔伊科夫等和一些外国使节。
周竹安、金学仁和越南驻保加利亚代办吴焕在11日为代表团举行了午宴。周竹安、金学仁、吴焕和于哥夫在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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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我人大常委会邀请前来访问
南议会代表团启程来华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天从这里乘飞机前往中国。
代表团是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邀请、到中国作为时三周的友好访问的。
代表团由十人组成，团长是联邦国民议会主席斯坦鲍利奇。
到机场送行的有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乔拉科维奇、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西米奇和申丘尔茨、外交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伊维科维奇等。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也到机场送行。
11日，伍修权大使曾经设宴招待了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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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多想办法节约用煤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供应市场的煤炭数量逐年递增约三、五百万吨左右。今年由于煤炭货源不足，商业部供应市场的煤炭数量只能相当于1956年的水平，比各地要求供应量差距较大。因此，积极增加煤炭生产，节约使用煤炭，就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煤炭供应会紧张起来呢？是不是煤炭生产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太慢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到今年7月底，全国累计一年的原煤产量（不包括手工业原煤产量）已达到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万吨，比1952年实际产量增加五千零五十七万吨，相当于解放前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1942年）煤产量六千一百八十七万吨的一点八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煤炭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左右。像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但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却发展得更快。1956年国家直接分配的生产用煤达四千八百多万吨，比1953年增加二千零一十多万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生产用煤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左右，超过了煤炭生产的发展速度。解放以前，城市居民只能烧到很少的煤炭，并且经常遭受煤荒和煤价暴涨的威胁，大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则几乎长年烧不到煤炭。解放以后，人民生活用煤的供应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6年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用煤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吨，比1952年增加一千一百四十六万吨，因而稳定了煤炭市场，保证了人民需要。在农村中，近年来由于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谷草收获量减少了；同时由于牧畜事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原来供作燃料的谷草作了饲料或工业原料。有些农业社不重视柴草，以致有些可以利用的柴草没有利用起来。因此农村用煤量也大大增加。到1956年供应农村生活用煤已达一千六百九十一万吨，比1952年增加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以上是供应城乡的生活用煤，不包括供应生产用煤在内）。这就是煤炭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
解决煤炭供应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继续发掘生产潜力，建设新的矿井，大量增加原煤产量。上半年国营煤矿的广大职工，积极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增产原煤一百五十一万多吨。国务院发出了发展小窑煤的指示以后，小窑煤的生产也有所发展。今年上半年商业部收购的小窑煤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八十多万吨。这对于缓和煤炭供应的紧张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发掘生产潜力要有一个过程，而建设新的矿井更需要复杂的技术、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时间。因此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短时间内不是单靠增产的办法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地多想办法节约用煤。
自从今年1月6日国务院发出节约用煤指示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先后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京、沪、辽、黑等十三个省市第一季度就节省煤炭四十五万多吨。但是从全国来看，做得还很不够。有些地区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现在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这一工作。
根据各地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单位的调查，仅就烤火煤一项来说，如果从思想上加以重视，改善设备，提高烧煤技术，适当控制温度，在原基础上节约15％到25％是有可能的。根据北京市七十七个单位的烤火用煤调查，其中有三十六户用煤超过了国家标准（每天每平方市尺火床面积用煤八十市斤），四十一户低于国家标准。用煤最省的，每天每平方市尺火床面积只烧煤四十市斤，低于国家标准50％；用煤最多的，达二百零四市斤，等于国家标准二倍半。机关等单位的伙食用煤数量也可以大大减少。安徽省淮南市机关单位伙食用煤，每人每天最高达三点三市斤，最低的只有一市斤。从全国来看，每人每天用煤量最高的达到二、三斤，而最低的只有三、四两。工业用煤情形也一样。上海公私合营第一印染厂因改善设备和改进烧煤方法，节约煤炭40％。这类事例很多。
一般的生活用煤量，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差别。四、五口之家，江南地区每月不过烧煤球一百二、三十斤，而在华北一带的大城市，每月要烧三、四百斤。就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用量也大有不同。如北京市五口之家，一般每月要烧二、三百斤煤球，多的烧四百多斤，而注意节约的人家只烧一百八十斤。关键在于是否注意节约。农村方面，应当普遍注意组织农民拣拾柴草，代替一部分煤炭。
从各方面看来，节约用煤的可能性很大。据估计，如果机关烤火煤节约15％，由市场供应的工业用煤节约5％，居民生活用煤节约1％，全年就能节约煤炭一百五十万吨。而实际可能节约的数量还不止这些。目前还有好些单位对于节约用煤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煤炭价钱很便宜，多烧一些值不了什么，这是很不对的。还有的认为节约用煤只是一时权宜的措施，而不认识煤炭是工业的食粮，是人民的重要生活资料，又是多种工业（化学工业、重工业）的重要原料。因此，节约煤炭就成为长期的必要的工作。
为了节约用煤，全国一切城乡人民群众，司炉工人和炊事人员，都应当钻研烧煤技术，创造节省烧煤的经验，自觉地帮助国家节约资源，克服困难，不浪费、不囤积、不抢购煤炭。商业部门应该及时总结和交流节省煤炭的先进经验。只要人人都注意多想办法节约用煤，我国的煤炭是一定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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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友谊不断发展的新标志
伏克曼诺维奇到京
周总理设宴欢迎贵宾
新华社12日讯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随行人员在今天上午由武汉乘飞机到达北京。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是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我国的。他是到目前为止来中国访问的南斯拉夫最高级的政府领导人。
这位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贵宾在机场上受到了以陈云副总理为首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员的欢迎。
陈云副总理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中南两国人民是兄弟的人民，中南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国人民还在各自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年代里，就建立起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战斗友谊。近年来，我们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关系正在不断发展。这次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访问我国，正是这种友谊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标志。我们相信，他们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加深中南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友谊和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伏克曼诺维奇在致答词中说：“我深信，在你们友好国家中的逗留，将使我们能够了解你们伟大的国家，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你们所遇到的问题和你们进一步发展的计划。我们也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成就，并将我们当前的计划告诉你们。我相信，这可以作为我们之间建设性地交换意见的基础，并将有助于彼此更好地了解和增进我们的合作。”
伏克曼诺维奇说：“我很满意地接受邀请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年来，我就怀着访问这个国家的愿望；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的气概和决心。中国人民的这一斗争对我们并不是生疏的，我们带着很大的关怀和了解的心情注视着这一斗争。我们同情你们的困难，并为你们的胜利而庆幸。”
“我们有着同样的命运，我们经过民族解放斗争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今天，中南两国人民又在全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动员了他们所有的资源。”他又说，这次访问如果能够对促进南中关系有所贡献，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
今天，到机场欢迎贵宾的，还有副委员长李济深、陈叔通，副总理薄一波，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将军们以及南斯拉夫和各国驻中国的使节。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检阅了排列在机场上的仪仗队，并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当陈云副总理陪同贵宾们同欢迎群众会见的时候，环绕在机场周围的欢迎群众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表示欢迎，女青年们还把一束束鲜花献给贵宾。
最后，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和陈云副总理同乘一车去宾馆休息。
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今天下午接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随行人员南斯拉夫联邦外交国务秘书处副秘书长维莱比特、国家银行行长古齐纳等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礼宾司代司长王雨田、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汇川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
接见以后，贵宾们由曾涌泉副部长陪同乘车观看了北京的市容。
据新华社12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今天晚间举行宴会，欢迎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斯·伏克曼诺维奇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宴会以前还举行了酒会。在酒会上，贵宾们会见了我国的国家领导人员，会见了国家机关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将军们，同时，还会见了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宴会在八时开始。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首先讲话（全文见第四版）。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代表、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随同他前来的南斯拉夫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总理谈到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了的深厚友谊在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情况。他说：我们很重视中南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友谊，并且愿意继续努力来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接着讲话（全文见第四版）。他代表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向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良好的愿望。他说：这次访问以及在双方关心的问题上交换意见和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在周恩来总理和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讲话结束后，乐队分别奏起了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国歌。
今晚，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应邀出席了酒会和宴会。
出席酒会和宴会作陪的，有副总理陈云、薄一波，副委员长李济深、黄炎培、彭真，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等人。
（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同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左）、波波维奇大使（右）欢谈 本报记者 高粮摄
伏克曼诺维奇副主席在北京机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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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大使继续举行会议
新华社日内瓦12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今天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二十五分在国联大厦举行了第七十次会议。下次会议将在10月10日举行。
中国代表团在会后发表了它在会议上所提出的一项建议。建议全文如下：
“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约翰逊大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协议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同意，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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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握紧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
首都法律界粉碎右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阴谋
新华社12日讯 首都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展开，中央和北京市的司法机关以及政法院校中，已经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小集团，击破了右派分子妄图使旧法和旧法学复辟和夺取法律界领导权的阴谋。
法律界右派分子的阴谋，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界的这场斗争又是继司法改革之后，一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新法和旧法、新法学和旧法学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从目前已揭露出的材料来看，右派分子猖狂地向人民法制进攻的目的是想夺取已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刀把子”，企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都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政治意义，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据了解，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参加反右派斗争的约有一万多人。首都法学界座谈会已经配合各个部门开了三十八次会议，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钱端升、俞钟骆、杨玉清、楼邦彦、王铁崖、吴传颐、陈体强、谭惕吾等二十多个主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在中央一级机关揭发出来的法律界右派分子，从立法、司法等工作方面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猖狂进攻。他们到处点火，否定成绩，公开叫嚣恢复“旧法”，为“旧法招魂”，要旧法人员归队，翻司法改革之案。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工作的右派分子张映南诬蔑说，解放后的政法工作简直毫无成绩，整个法律界是漆黑一团。他公开叫嚣“要学习旧法”，“新旧法应该并重，不能单纯迎接新的，抛弃旧的。”他认为法律界“单靠马列主义是不够的，对旧法不能一棍子打死”。他还说：“司法改革运动对法律界权威人士打击得太重”，现在应该让他们“上台”。在法制局工作的国务院参事、前法制委员会委员、右派分子吴传颐不仅诬蔑人民政府“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甚至公开叫嚣“司法改革做结论还早”；并煽动“旧法人员不要摘掉旧法帽子”，要做旧法的“孝子贤孙”，以与人民法制抵抗到底。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揭露出来的两个民盟盟员毛士英、李实育，都是执行章罗联盟恶性发展计划的右派分子。他们曾讨论并声言要“监督”检察工作，反对老干部和共产党员当检察员，借以篡夺检察工作领导权。李实育还诬蔑老干部“占着格格不拉屎”，公然声言要把老干部推下台去。为了篡夺司法工作领导权，除右派首脑罗隆基想当司法部长以外，右派分子俞钟骆（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杨玉清（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也已经作出了当司法部副部长的打算。
在中央法律工作机关里揭露出来的党外和党内的右派分子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张定夫、翻译唐鸣时，原法制局专门委员、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卢蔚乾，法制局专门委员庞荩青（共产党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袁健（共产党员）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的右派分子极为猖狂，有个别单位实际上已为右派分子所掌握。此外，在中央财经、工业、交通等机关的一些法律室里还揭露出了一些右派分子。他们旧法思想原封未动，在大鸣大放中向人民法制猖狂进攻。其中有做过几十年洋奴的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董士濂，曾任伪上海和台湾的高等法院院长、为战犯冈村宁次辩护的交通部法律室专门委员杨鹏等。
北京各政法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否定法学的阶级性，反对共产党的办学方针，阴谋篡夺政法教育的领导权，使旧法学复辟。同章罗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是经章伯钧一手提拔、连升三级而做了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他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法学会副会长等十多个重要职务，是章伯钧在国家制度方面的顾问，曾同章伯钧详细谈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他曾同罗隆基一起在法律界高级知识分子中煽动向共产党进攻。钱端升还有一个由王铁崖、楼邦彦等右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他们企图推翻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阴谋以钱端升为首成立一个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以王铁崖为首成立一个不要外交部领导的“大国际关系系”，以楼邦彦为首成立一个“大法学研究所”，以篡夺共产党对法学和政法教育的领导权，培养资产阶级旧法的“接班人”。中央政法干校教员、右派分子谢怀栻等，在大鸣大放中企图改变学校一贯执行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企图取消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揭露出了以孔钊（讲师）为首的由黄守礼、朱华荣等右派分子组成的小集团。右派分子孔钊最不喜欢讲刑法的阶级性这一课。他说：“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处处讲阶级性就显得庸俗了。”深为罗隆基赏识的右派分子、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陈体强，公开主张国际法要“向英美学习”。陈体强和右派分子王铁崖一样，狂妄自大地叫嚣国际法科学有“危机”，要“断种”。北京政法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潘静成、吴家麟，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于振鹏、讲师杜汝楫和罗典荣，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王克勤和潘世照，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保生、助理研究员孙公绰等。
北京市司法机关已经揭露出来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为首的反共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陈建国、郭可宏、赵威侯等。他们利用整风运动企图夺取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权，进行了集会、密谋、搜集“材料”、串连等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大肆挑拨共产党与非党、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攻击人民司法工作。楼邦彦甚至叫嚣“要把矛盾拿到大街上去嚷嚷”。
根据目前已揭露的材料来看，首都法律界右派分子不仅在北京到处点火，还利用了视察和检查工作等各种机会，进行反共活动。如钱端升去天津，楼邦彦、谭惕吾等往上海，多方串连，搜集“材料”，向人民法制工作猖狂进攻。
目前首都法律界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斗争还不够集中有力，已经暴露的问题追查得不够深透，不少右派分子还在继续顽抗。现在，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反右派的领导工作正在加强，这个斗争正在进一步深入展开，正在继续克服温情主义和扭转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从目前已经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右派分子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他们歪曲党的政策，反对党的领导，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首都法律界和政法部门也正在坚持“一视同仁”的精神，追查到底，以取得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更加纯洁法律界的思想和队伍，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