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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私·去惑·立诚
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曾炳钧
解放几年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接受改造虚心学习的。但自去年周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许多人为了向科学进军转而专门注意业务，放松了思想问题。另外一小撮人则利令智昏，张牙舞爪。狂妄自大、权威自居、互相吹捧等资产阶级文人的老毛病又在这些人身上逐渐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在政法学界也不例外。
整风运动中政法学界右派分子的活动，多数人在当时没有十分警惕。杨玉清、储安平之流反党的谬论比较容易识别，但其他涉及某一部门的右派言论及阴谋策划，一般群众不了解情况，就一时难于判断。只有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才逐渐醒悟起来。我自己也就是这类政治嗅觉迟钝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与我在人事上有较密接触而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无过于钱端升、楼邦彦、王铁崖这个小集团的揭露了。从揭发的事实看，直到最近他们还和解放前一样，搞小宗派，互相标榜援引、狂妄自大、争权夺利、霸占地盘，一直发展到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实行政法院系再调整，筹划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即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式的大法学院。
他们肆无忌惮的两面派手法也是很惊人的。钱端升受人民的信任，却同时与美国特务费正清通讯。王铁崖楼邦彦公开承认了政法科学的阶级性，却背地对政法领导同志恶意丑诋，认为阶级性的说法只不过宗派主义的借口。他们口口声声拥护党而且还申请入党，但背地里却破坏党的威信，阴谋在政法学界排斥党的领导，并四处为旧法学人员呼冤叫屈，认为司法改革对这些人是一棍子打死。他们企图这样来拉拢一些旧法学人员，壮大自己的势力。平昔盛气凌人的钱端升在整风期间竟四出拜访，鼓动鸣放。貌似进步的楼邦彦则煽动他的部下搞大民主，主张把司法机关内的鸣放搬到街头！以上种种和其他荒唐言行，假如不是有人当面揭发，并经他们亲口承认，几乎使人难于置信。然而不管你信与不信，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摆在那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真是又一次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原来这班披着进步外衣的革命追随者却是一群野心不死的资产阶级右派，表里不一，翻云复雨，别具肝肠！
尤其让我特别惊诧的是他们竟然窃窃私议着所谓大法学院的策划。这不能不使我回想到院系调整以前北京几个旧大学的政治法律学系的艰窘情况。国家政权变革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法科学在课程改革中有不少困难；训练的学生能否切合实用茫无把握；学生人数日减，学习不安定；教师的旧学一套已经不适用了，新的体系还未建立，感到徬徨与苦闷。这样一个瘫痪状态，不是一时所能解决得了的。当时唯一的出路是争取政府的政法部门的支持，加强领导。否则政治法律学系进退维谷的困境很难摆脱。这是我们从事旧政法教育的人亲历其境的切身经验。院系调整把我们这班人从困难中解救了出来，有从头学习的大好机会，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从新为人民的政法科学事业服务，我们应该衷心感谢党和政府措置的英明。我所奇怪的是这班在院系调整前一度“皇皇如也”的“英雄”们如此健忘，今天竟还野心勃勃梦想对政法教育的院系调整大翻案！这真是顽固派不自量力不认识客观世界的无知妄想！
但是再稍一回想，联系这个小集团人物的历史、出身、教育与平昔的思想作风，他们今天暴露了这种反动的右派言行，利令智昏，也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平时装腔作势，自命不凡，一切总是从便利私图名誉地位的思想出发，在旧时代不择手段地钻营禄位，只是因为得不到反动头子的青睐才没有爬上他们政治野心的顶点。钱端升几度求为国民党的驻外大使而不可得；王铁崖要求作伪外交部一个司的帮办，但反动派只能赏给一个科长；楼邦彦呢，舍大学教授不作竟在解放两年前靦颜投靠到胡匪宗南的部下作一名上校教官！过去如此反动不堪，解放后大事活动追随在进步的队伍里，得到了党的宽容和照顾，近年又逐渐得意忘形起来。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他们那颗个人自私的心与不知自量的“我”，随着党的提拔又在无形中不断膨胀，他们的名誉地位已经比解放前高多了，但他们还很不满足，不把党的优遇看作对他们的期待而妄自认为他们有过人的成就、党不能不器重也就不能不迁就。于是更进一步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尾巴翘得愈高，权位的欲望愈来愈大，在右派集团千丝万缕的牵连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直到今天他们思想演变的线索，也是他们堕落为右派分子的过程。他们的事例正是广大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生动的教训。这一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彻底的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引导人们走向何等危险的途径！
不错，他们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可能是他们所犯罪过的两点重要因素。在这两方面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大抵相同。这是我们许多人应当深刻反省的。但绝大多数人几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却不曾堕落为右派分子。这不是无原因的。原因在于要求进步的正直的人们从切身的经验绝对相信党，真正依靠党，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出路。在这个确切的认识之下不把个人利益去损害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没有在当前政治大风浪中搞私人资本“混水摸鱼”，在这点上右派分子的发展是与一般知识分子有重大分歧的。
我们建国经过了八年，国家的发展很快。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平素伏案工作，足迹不出研究实验室一步。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生产关系已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之后，许多人思想上还未进入社会主义。他们的是非心正义感使他们能自别于右派分子，诚然这是一个重要事实，是基本的方面。但在这个急剧变革的社会里他们多数人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他们思想中某些不健康的部分也还是可以为右派言论乘虚而入提供市场的。譬如我们有为学术而学术，脱离政治的倾向，右派分子便高喊“民主办校”、“党团退出学校”、“保卫科学家”；我们有自高自大或清高思想，右派分子便叫嚣不要思想改造，说什么党对知识分子应该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我们有门户之见自私自利的思想，右派分子便利用私人关系，搞小集团，进行思想串连；我们一些学过旧政法科学的人有的对旧的一套还没有进行认真批判，右派分子则大叫司法改革搞错了，要为旧法学“招魂”；此外，我们有旧民主思想，右派分子便挑拨党群关系诬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并说什么“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右派分子既可以利用人们落后的一面，针对人们思想上的某些弱点来提出口号争取群众，这就说明了不少问题，说明了在大风浪中我们的政治嗅觉不那么高，有时甚至不免附和他们的某些错误言论，这种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临深履薄，这也正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应该深自警惕的。
历史不断前进，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政治斗争的风浪总是少不了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结合、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贩卖个人主义的私货，终于要为历史所抛弃。
思想改造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鉴于右派分子所犯的错误，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做到三点。首先必须要认识客观世界，认识自己，真正认识党，认识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点似乎是尽人皆知的，但却是许许多多的人所没有做到的。假如一个人真认识了党的伟大就解决了他的旧民主思想问题。
其次，必须要认真铲除个人的自私自利思想，最低限度必须把个人的利害放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中间来考虑，不能把个人放在一切的前面，妄想在天下为公的社会里偷鸡盗狗或称王称霸。这也是右派分子所犯严重罪过的症结所在。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不知不觉间便走入了歧途，这一关是最不容易过的。
最后，必须忠诚老实，要忠实于客观实际，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党，忠实于自己的良心、主张和言论行动。不能指鹿为马，昧着良心说瞎话，或表里不一，希图蒙混一时。这更根本不是右派分子两面派所能做到的了。以上三点，我把第一点叫做“去惑”，第二点叫做“去私”，最后一点叫做“立诚”。人人都能“修辞立其诚”，是非也就不易混淆了。
知识分子必须基本上具备了这三个平凡的起码条件才能真正与工农结合，才能从思想上得到改造和解放，才能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站稳立场、经得起政治上的风吹雨打，也才能做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红色的科学家和无产阶级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否则他的进步将仍是不巩固的和表面的。
今天右派分子要想挽救自己不自绝于人民，就必须认罪悔改，彻底交代问题，然后老老实实从新作人，从根本上改造起。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要能很好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脱胎换骨真正为人民很好服务，也必须大家一起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政治教育，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进一步地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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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八天“专政”
李春
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有一伙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借帮助党整风为名，经过一系列的密谋活动，推翻了乐团党支部的领导，成立所谓“代表民意”的主席团，完成了夺取领导权的行动。主席团于5月30日上台，至6月18日在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宣布“完成了历史任务”，自动下台，实行了十八天的“专政”。在这期间，主席团派了“第一任驻京大使”去文化部电影局进行交涉，俨然是一个国家政府的样子。
长影乐团的闹事是怎样鼓动起来的呢？原来在天津音乐学院学习的刘正谭，在大鸣大放时期，忽然回到长影乐团来。在乐团里到处点火煽动。刘正谭向许多人介绍外地鸣放的情况，宣传天津音乐学院搞得非常热闹，贴大字报，还公开地要求教务长下台，他说真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刘还介绍师大和北影鸣放的经验，接着煽动人们说：“咱们乐团还这样风平浪静啊！”“乐团这么多年的问题，咱们在这次运动中要好好搞一下。”
他的这些恶意的挑拨煽动，当时确实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一些对党不满的人聚集到他的周围，开始酝酿反党的行动。
在这个反党小集团中，有三个党内的右派分子。其中的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方振祥是一个最凶狠的反党阴谋家。方一贯对党不满，仇视党。他在去年12月间曾给厂长和党委书记写了一封内容极端反动的信，诬蔑厂里对他“像机器和牛马一样”，还不如“过去开明的工厂主”。在大鸣大放期间，方振祥在党内党外的一切会议上进行煽动，恶意攻击党，积极进行幕后反党的策划，于是就被右派分子们拥为反党的首领，成为后来的主席团的主席。方振祥反党的手法是非常毒辣的，他不出面，叫群众出面，他说：“最好群众搞，有力量。党员犯了错误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你们（指非党员）即使出了问题，也是属于思想问题。”
为了煽动群众，向党展开进攻，右派分子首先夺取了宣传工具。右派骨干分子吕小秋本来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不负责黑板报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同团支部任何委员商量，就自封为黑板报的“编委”，由他放出许多夸大和歪曲事实、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文章。5月25日，乐团的黑板报出现了第一篇煽动性的文章，题目是“乐团前途何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官僚主义斗争”，诬蔑积极分子是“走狗”，威胁他们小心不要与官僚主义者“同归于尽”（此文是刘正谭和曾亚杰合写的）。还先后刊出“捧臭脚”等漫画，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尽情加以丑化和污蔑。
右派分子背着党和行政领导，进行反党的密谋活动。他们先后举行三次秘密会议，策划如何推翻党支部的领导和成立主席团，并对主席团的人选预先作了安排。他们按照秘密会议中策划好的步骤，在5月30日全团的鸣放大会上展开了有计划的战斗。在大会上，他们公然提出反对由党支部和行政负责人组成的整风领导核心组来领导鸣放，说现在的领导不能代表群众，官僚主义者不能领导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更换领导，另选出主席团来领导鸣放。右派分子左右了会场，会议被他们策划的阴谋搅乱了，群众受了蒙蔽，他们早已布置好的十二个人的主席团就这样产生了，于是他们推翻党的领导、夺取鸣放领导权的阴谋计划就完全实现。
主席团下设有宣传组、专案组等机构，并曾提出肃反问题小组，企图检查党所领导的肃反工作，进行翻案，公开地向党挑战。
长影乐团的党组织完全陷于瓦解状态，其中有些人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或者是跟着右派分子走的人，其他一些人，在右派分子进攻的面前，也不能挺身出来战斗。
在5月31日主席团上任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执行主席刘正谭代表主席团发表了“宣言”。他首先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波匈事件讲起，接着论述两类矛盾的相互转化，煽动群众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最后，他代表主席团宣布：“主席团决心完成任务，只要有一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解散！”
主席团成立后，右派分子就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挑拨和扩大领导与群众的矛盾，鼓动群众拒绝接受工作任务，破坏了乐团演出计划和影片的录音工作，公开号召群众起来闹事，进京请愿。刘正谭和吕小秋在大会上煽动群众说：电影局统统是官僚主义者，和他们打交道没用，到国务院去讲道理！到中央去请愿！
群众性的进京请愿没有搞起来，主席团就派“大使”去北京活动，企图同北影的右派分子联合起来为“体制问题”进行斗争。刘正谭以第一任“驻京大使”的身份给主席团写回三号报告。第一、二号报告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将原件烧掉了，仅保存了经过修改的报告，以应付追查。在第三号报告中说：“今天我去电影局遭到令人不能满意的结局”，建议主席团“把现在的情况向群众交底，让群众发表意见，然后整理群众意见（体制方案的和整风的），全体主席团协同群众意见来京与文化部坐谈（坐下来谈判）。”他汇报在新影活动的结果：“新影某些积极分子对我们很支援，并且曾建议我们三个乐团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
他们想把火烧到北京去，但由于反右派斗争开始，刘感到形势不利了，就匆忙地跑回长影。
主席团活动不久，群众就开始感到有问题，认为主席团不合法，脱离党的领导。甚至有人议论：主席团就是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这时，右派分子还十分嚣张，对指责他们的人加以威胁。后来，他们发觉群众对他们的反感愈来愈不可控制了，就改变策略，准备撤退，在最后一次大会上宣布主席团解散，说主席团“完成了历史任务”，“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应由党委亲自领导，主席团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同时，反咬党一口说：“有了党的领导，主席团有职无权，只起一个传声筒的作用，我们不解散干什么？”
这个凶恶的反党小集团——主席团存在了十八天。他们对党的猖狂进攻被击退了，这个反党集团土崩瓦解了，有些右派分子已经低头认罪，有的还坚持反动立场，与党对抗，也没有什么力量了。一些曾被右派分子蒙蔽的群众，开始清醒过来，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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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手怒指郑朝宗 万声痛斥“阴阳人”
本报记者 雷普
在厦门大学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中，最丑恶、最毒辣的莫过于该校中文系主任郑朝宗了。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小丑，居然胸怀大略，居心叵测。他有一副时而阴森森的、时而笑嘻嘻的面孔。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阴阳人”。
郑朝宗一贯自诩为进步教授，说是党和人民的同路人。但是，当大放大鸣开始以后，他的“阴阳人”面孔就暴露出来了。5月初旬，他从福州回到厦门大学后，就造谣说：毛主席主张什么都放，“什么都鸣，大炮的口径越大越好”。基层干部一团糟，放得愈凶愈尖锐愈合时代潮流。接着，他又在民盟“福建盟讯”和福建文联“园地”等刊物上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在“福建盟讯”上所写的“正气上升了”一文中，竟诅咒说，他已经“看到了国家和党处在怎样危险的关头”，因此，他主张要来个根本的改革，甚至预言：将有什么“千古未有的局面在前头等待着我们。”
在发表反动言论的同时，郑朝宗就纠集厦门大学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严家理（民盟厦门大学支部秘书、讲师）、陈孔立（党内右派分子、马列主义教研组教员）等在学校里放起两把恶毒的火。郑朝宗对准党委制散播谣言说：“毛主席主张党委制必须取消”，同时，和严家理共谋订出一套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方案，计划成立一个反动的校务委员会，来代替党的领导。为了攻击肃反政策，郑朝宗在5月初旬就以鸣放为借口，煽动某些肃反对象向学校党委“诉苦”，他说：“厦门大学的生活被党委搅得紧张、恐怖、战栗”，似乎党委制再存在下去，厦大就会变成暗无天日的世界了；他称呼反革命分子是“杀身成仁的烈士”，污蔑反胡风斗争是党为文人设置的“文字狱”。在一次工会小组会上，郑朝宗并唆使中文系副教授李拓之伪造一个所谓青年学生的遭遇，公开污蔑党的肃反政策，企图煽动某些教授对肃反政策的不满。会后，郑朝宗却得意地对李拓之说：“今天的炮最响，他们（指党委）很头痛，只可惜不曾将此情况装广播机，让毛主席来听听。”
郑朝宗最仇恨的是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在厦门大学校刊“新厦大”发表文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根硬骨头，要改造，但不要把这两根硬骨头也改掉，不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无脊椎骨的人。”他还在党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几年来我感到自己的处境是：在大风暴中坐一支破船，可能船沉人也沉，也可能自己先沉，而破船有人来救。”所谓“大风暴”就是指的今天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认为生活在新中国像坐在“大风暴”中的“破船”里一样，他只希望“船沉人也沉”，或者希望反革命在中国复辟，靠他们来“救”这支“破船”。
对于接受党的领导，靠拢党的知识分子，郑朝宗也是十分仇视的。他连“靠拢”这个词儿也认为是卑鄙的。当他听到某人要求入党时，便诬蔑别人是“向上爬”，是“投机分子”；有人写了赞扬党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便大加讽刺说：看了使人“肉麻”；他常对学校教授们说：“不要接近党团员，他们返回来会咬人。”今年元旦，他还作了一首诗，表示仇恨党和马列主义。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中行难望聊狂狷，华说虽工等稗糠”。他说：他不参加共产党才“聊以狂狷”，马列主义再好也不过等于“稗糠”一样。
当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郑朝宗吓得混身发抖起来，但是他立刻起草在厦门日报上发表一个所谓“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的六人宣言。他想利用这篇文章用片纸遮天的办法遮盖他的反动面貌，同时，还想为他继续向党进攻造成一面挡箭牌。6月10日晚上，郑朝宗还对严家理说：“先登它一报，以后就没有短处给人抓了，我这样一来，还可以再提它的意见。”这样安排以后，郑朝宗又和严家理密商了一套既完整又毒辣的对策。还分头笼络人心，要人们将揭发他的材料给他先看，要人们不要接近党员，并威胁某些党团员说：“你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意思是说，你要揭发我，我就反咬你一口。
但是郑朝宗的诡计很快就被识破了。在厦大几千师生反右派斗争的声势下，郑朝宗右派小集团中的李拓之首先举起义旗向党向人民投诚，并当数千师生面前，剥下了郑朝宗的“进步人士”的外衣。接着，许多教员和学生在厦大校刊“新厦大”、厦门日报、福建日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郑朝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言行。几千张大字报挤满了学校墙壁，还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千手怒指郑朝宗；万声痛斥‘阴阳人’”。
现在，郑朝宗的反共的气焰已经一落千丈。他躲在被称做“裴多菲俱乐部”的“大安新村七号”宿舍里，还在划算着如何蒙混过关。在每一次会上他虽然口头承认自己反共反人民，但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总是能推的就推，能赖的就赖，能躲的就躲，最后拣几顶最小号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有一次他在答复大家的质问时，说他有冷热病，热起来是爱护党的，冷起来就有反党情绪，因此，断定自己有爱党的一面，也有反党的一面。厦大师生们却认为他的“热”是假的，“冷”是真的，他那冷、热的规律是：当有机可乘时，反党是“热”的，无机可乘时，就假装爱党。这才是“阴阳人”的真面目。
郑朝宗为什么这样仇恨党和新中国呢？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郑就投靠了美帝国主义者。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在美国谍报机关美国新闻处永安办事处做情报工作。这段时间内，他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写了许多谩骂苏联、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鲁迅的文章。当蒋介石王朝末日，中国人民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却写文章对蒋介石统治欢欣鼓舞、赞不绝口。要求“跟蒋介石站在敌对地位的政党彻底觉悟，对蒋介石一体效忠”。
解放以后，人民宽恕了他，让他做了教授，委以福建文坛要职（福建文联副主任、厦门市文联主任），但是郑朝宗并没有以恩报德、将功折罪。反而始终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到处散播反动透顶的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传授他那腐臭的“人生哲学”。他一贯崇拜卖国文人胡适，自称为“胡适的信徒”，说他要研究胡适，要对胡适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郑朝宗的阴谋已被彻底揭穿了，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他想蒙混过关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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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分子应该从右派提供的“教材”中吸取教训
郭绳武
资产阶级右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正突破重重困难飞跃前进的现阶段，不甘心资本主义的灭亡，狗急跳墙，利令智昏，居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把党所提出的“反对教条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当作了可乘之机；呼朋引类，到处点火，发动了猖狂进攻。用“指鹿为马”的手段，施偷天换日的阴谋，企图把历史的车轮拉退四十年，拉回到五四以前早已山穷水尽走头无路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时代。
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套极端荒唐的把戏，证明了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虽然他们大多是些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证明了他们根本上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虽然他们都装出了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君子相；但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真是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特别适用于分析仇视阶级分析法的他们这一撮子右派分子。对他们说，真是“事与愿违”，毒草变肥料，替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编出了一部最好的“政治教材”。
这部政治教材，内容十分丰富，非常生动，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年半载学不完的。不说对别的问题，单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问题，就提供了许多“精采”“章节”。随便举几“章”来看看：
有一“章”的标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叫人盲目服从，不允许人对任何事情抱怀疑态度”。“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妨碍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就会限制他们的思想、认识更好地开展”。这真是“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想要解除知识分子的思想武装。本来嘛，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了，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认识新社会的本质和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离开了学习指导我们的事业前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当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对新社会的本质开始有所认识，开始适应着新社会的需要，自觉地改造自己，而感到自己的思想状况还落后于已经根本改变了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求党来更多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教育的时候，右派分子看见事情不妙，赶快扯住他们的后腿不放，不要他们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认清新社会的本质，不要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来改造自己；要他们开始睁开的眼睛赶快闭上，开始相信的真理赶快放弃；最终目的是要他们把已经根本改变了的政治、社会地位重新改变回去，从为新社会服务的政治社会地位重新改变到为旧社会服务的政治社会地位上去，跟随右派分子去干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去与人民为敌。这就是他们所谓“不盲目服从”“抱怀疑态度”“独立思考”“思想、认识更好地开展”的含义，这些右派分子的语言，除此以外，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历史，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道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逐步克服了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盲目服从”，通过无数血的教训，学会了“独立思考”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部斗争史；反对教条主义也正是这部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里右派分子的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阴谋，就是企图假借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反对盲目服从”“提倡独立思考”，在右派的词汇中是不能按着它们的本义去解释的。
但右派终归还是懂得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的。在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思想空虚而自命不凡，爱做“透底”的翻案文章，喜欢把孩子和污水一齐倒掉；有些人习惯于脱离实际，抽象地考虑问题，看不见真理与谬论的客观标准，走向“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特别是多数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并不熟悉，精神实质体会不深，立场观点不够坚定明确，迷汤灌下一时尚能见效，所以右派敢于施展指鹿为马的手法。这里的教训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更加自觉地积极地加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千万不能向右派分子“缴械”。
另一“章”的标题是：“集体主义阻碍了个性的解放”。“思想改造是精神上的折磨”。“党员有党性而无人性”。“积极分子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奴仆思想的外衣”。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挖心战”是更加毒辣了。不仅抓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简直抓到了他们“致命”的地方。由于知识分子过惯了“离众索居”的书斋生活，他们的脑力劳动表面上又有“自给自足”的特色，特别是他们本身不是一个阶级，而是通过个别的似乎“独立”的活动，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就使他们往往特别具有一种突出的个人主义自尊心甚至流于“自大狂”。在新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正是他们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与集体主义精神，他们思想改造的最关痛痒的症结所在也正是这一点。这就构成了右派向他们进攻的焦点，成为拉他们下水的最有力的一着。
右派这里所用的恶毒语言的显著特点，仍然是充分运用了指鹿为马偷天换日的手法。一方面对具有某些现象上的类似而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概念故意加以混同，如对“思想改造”与“精神折磨”、“组织性、纪律性”与“奴仆思想”；另一方面把互相统一的概念歪曲成为互相对立的概念，如对“集体主义”与“个性解放”、“党性”、“阶级性”与“人性”。这种非常低级的“障眼法”，本来只要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修养，甚至只要能够冷静地想一想，都会识破的，但由于这些话正打中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要害，所以他们往往不能无动于衷。这里的主要教训是，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未进入充分自觉和深入阶段时，当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思想感情还没有根本发生变化时，往往“明知故犯”、“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因而一些显然错误不值一驳的“反话”也往往会发生煽动的作用。右派分子正是利用这一规律提出他们这套把戏来的。
一切具有某种严重弱点的人都应该深自警惕！
再一“章”的标题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思想太统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压力搞得学术空气淡薄了”。“以马列主义为领导思想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矛盾的”。这一章的中心意思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应该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和学术工作上的领导思想。所采取的手法有两套：一套是用“思想统治”“政治压力”等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方法来诬蔑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而实质上是站在已被消灭或将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立场上对翻了身的人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进行顽抗，因为党和人民正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统治”和“压”他们的，不管他们用“人民”或“学术”或任何别的挡箭牌都是挡不住的。另一套是曲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说成似乎没有阶级性，似乎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领导思想，可以不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标准。其目的在于给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党活动打开大门。
这一章对习惯于所谓“超阶级”“超政治”“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毒箭。当然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但是不管政治上、思想上或学术上的问题，归根结底不能离开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支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不管对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或学术问题，都应该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力求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去寻求正确的解决途径，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领导思想的实际意义，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终目的。
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可能真正“超阶级”与“超政治”，所谓“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这句空话至今仍然成为右派向知识分子进攻，拉知识分子下水的资本，这只能说明某些知识分子思想上所受资产阶级毒害之深重而不能说明别的问题，像蔡元培在旧社会的经历固然足够说明他的所谓“兼容并包主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类似的经验在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难于找寻，只要大家“反求诸己”，右派分子的欺骗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所举的几章教材，已经给了我们知识分子很好的教训。右派分子确实“事与愿违”，他们企图拉知识分子下水，但结果却给我们上了一课，替毛主席的话从反面作了解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进一步证明了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原载8月27日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