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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下夹击 内外会攻 工农群众支援斗争
四川省右派阵营已全线瓦解
斗争中坚持讲道理摆事实使右派言论受到彻底揭露和批驳
克服温情主义防止简单粗暴严格区分界限使运动健康进行
本报成都31日电 经过近三个月的说理斗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四川右派阵营，现已全线瓦解。一支强大的反右派大军，在全省工农群众支援下，已从各民主党派、各行各业和省市地专各级机关、大专学校、中央驻省机关、大型厂矿及中学教师中揭发出许多右派分子。
在这一艰巨的斗争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是对于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围攻。以潘大逵为首的民盟右派领导核心及其所统率的七八个小集团，伸出许多黑线联系着基层组织中的右派成员，他们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到盟外各个方面去，联络拉拢民主党派无党派和社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从上而下结成黑军阵营，相互策应，向党发起进攻。因之反击一开始，首先集中打垮民盟中右派集团的无形组织核心小集团，接着又进一步把省市民主党派领导机构中的右派，如民革的李紫翔、伍非百、丘翥双、邓明枢，农工民主党的郭仲衡、张明泛、姜瑄，民建的林全九、黄宪章、李仲平、钟云鹤，民进的范英士，无党派高兴亚等揭发出来。与此同时，文艺、新闻出版、卫生、文教、工业、政法、财经等部门也拉出大批右派分子，拔掉“百花诗社”“成都妇女节制会”等右派集团的外围据点。随着斗争深入发展，隐藏在党内的右派温田丰、范硕默、白航、陈新贻、王廷全等也暴露出来了。第一期斗争中，由于及时粉碎了右派领导骨干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从而打断了全省反动集团的脊骨，把右派分子完全孤立起来。
四川右派阵营能迅速击溃，首先是由于采取内外夹击、上下会攻、先攻破右派阵营的薄弱点。潘大逵集团5月前就在大专学校和许多中小城市部署放火，因之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便在民盟基层组织开展，雅安、内江、南充等地右派阴谋活动的初步揭发，又促进了对省级右派领导核心的围剿。赵一明、舒军的“地方设计方案”和十点放火指示的暴露，又进一步推动了斗争的深入发展。其次，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斗争先锋的重庆、成都工人阶级最早起来向右派进行反击，他们并用大字报支援学生进行说理斗争，金堂、青神县的农民还直接提供右派的罪行材料，帮助机关学校揭露右派骨干的老底。雅安人民则用自己的正义行动粉碎右派的挑衅。边整边改是发动群众深入反右派斗争的巨大动力，省市各机关学校企业，对福利工资级别及领导作风不深入的缺点都普遍作了改进。成都市十八个企业，在群众提出的意见中，已解决了七百多件。如成都制材厂通过及时解决十九件最迫切的问题，鼓舞教育了群众，就使观望的中间分子迅速投入斗争，把右派分子陈其武揭露出来。由于运动始终贯彻讲道理摆事实，因之使右派言行受到彻底批驳和揭露。克服温情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格区别界限、实事求是地划分右派，是使运动健康进行的保证。如乐山专区通过检查、重新排队，及时纠正了偏向。
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全省右派阵营虽已分化瓦解，开始放下武器，但不少右派还未彻底投降交代，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前面，目前斗争正在基层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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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活着有什么意思”？
——南开大学曾鼎和教授斥右派分子的挑拨
陈力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曾鼎和教授曾经在数学系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上发表了一段有趣的谈话，题目是“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题目，全系的教师们都笑了——从须发斑白的老教授到毕业还不久的年青女助教。他们笑这个奇怪的问题；他们笑系里的一个右派分子（他以前是曾先生的学生）居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致曾先生不得不来回答这个本来并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这个右派分子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恶意挑拨：“曾先生有职无权，是傀儡。党支部把持着系。我真不了解傀儡活着有什么意思。”
记者知道了这件事，就决定去访问曾先生。
在小巧精雅的书室，这位四十八岁的学者正坐在藤椅上，伏案看书。看见记者进来，他阖上了书本，亲切地让坐，谈话就直截了当地从“活着有什么意思”开始了。
“‘活着有什么意思？’其实这在今天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起这个问题，使我回忆起解放前在大学教书的生活。”曾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记者看见他的脸色虽然丰润，两鬓却已微微发白，当年的辛劳在他深陷的眼窝里刻下了许多皱纹。“从1942年起，我就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流行的一句话：‘教授、教授，越叫越瘦。’那时候有一幅描写重庆教授生活的漫画：一个骨瘦如柴的教授，一手抱着小孩，一手煽着炉子，眼睛却在看书，他的妻子在一旁炒菜做饭。这就是当时教授生活的写真。那时候，我也的确是骨瘦如柴……”这时候，我随手拿起摆在桌上的一帧“全家福”照片，认出了坐在中间的清癯的男子就是曾先生。曾先生马上解释说，这是解放后不久拍的照片，在解放前，他比在这张照片上照的还要瘦得多。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出几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在最近同他见面的时候都不敢认他了。
“后来抗战胜利，中央大学搬到南京，”曾先生接着说道，“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那时候的教授要靠捣卖‘大头’（银元）为生。物价一日数涨，每月薪金发下来，如果不马上换成‘大头’，就会化为乌有。因此，必须密切注意‘大头’的行市，及时地买进卖出，否则，就难以维持生活。”
曾先生还用杜甫的诗句“有吏夜捉人”来描述了当时大学里的恐怖气氛。他说：“那时候，我们不敢过问国家大事。学生宿舍里有时候一夜数惊，是国民党特务在抓人。在茶馆、饭馆、澡堂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我那时候眼看着重庆上清寺一带美国军用吉普横行、夜晚妇女不敢出门的情况，眼看着蒋介石这个儿皇帝丧权辱国，心里也是十分气愤，可是自己又缺乏革命的勇气，真有‘爱国无路’的感觉啊！为了免得打破饭碗和引起纠纷，自己也就遵守了‘不谈国事’的规定；从前在国外留学时还有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番宏愿，这时候也都消沉下来。在为生活而奔波之余，为了排遣心中郁闷，也就追求‘悠悠岁月’的生活，空闲的时候就听听戏，唱唱昆曲来消磨时光。在这样的情况下，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可以说：真是没有什么意思。”
曾先生停顿了一下，又接下去说：“解放以后，可就大大不同了。我决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会有人向我提出‘活着有什么意思’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感觉，可以说只是到解放以后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意义。国家有了前途，自己的工作也就有了目的；生活很安定，也很忙碌。忙是忙，心境却总是愉快的。昆曲是不唱了，因为有许多更急迫的事要去做，但是以后只要有了闲暇，要玩还是可以继续玩的。”——我从书桌的玻璃板下面看见一张画着中国古典戏剧脸谱的日历表，可见得曾先生还是保持着他的爱好呢。
曾先生接着说：“我在解放初期，说实话，对于共产党是怀疑的，以为这也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后来，共产党领导了抗美援朝，志愿军一出国就接连打胜仗，这使自己大吃一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同外国打仗什么时候打胜过呢？可是这一次打败了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十六国联军。这时候，我对祖国的自尊心开始增强起来了。以后，经过思想改造，教学改革，自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认识了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实事求是，说得出就做得到，于是对共产党由怀疑而变成信任。我感到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就有前途。从前我在法国留学时，连小孩子也跟在后面喊Chin—Chin（中国佬，侮辱性的称谓），自己也感到中国实在太不争气；现在，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大家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要迎头赶上先进国家，许多事情，都使人感觉十分兴奋。从数学方面的情况来看：清华大学数学系从1928—1952的二十四年间，只有一百二十个毕业生，但是现在南开大学一班就有一百多人，这怎么能够相比呢？解放前绝大多数在大学教书的人都不做科学研究，但现在开始做了；有些老教授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了，最近又有文章发表；从南开大学来说，就有五个中心研究题目在分头进行。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能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生活的新的意义，同过去的暮气沉沉相反，现在我是朝气勃勃了。”我知道曾先生是函数论方面的专家，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又看见他正在看的是两本拓朴学的书，这时候我就用外行人的话来问：这和曾先生的科学研究是不是有关系？曾先生说，现在他的科学研究题目是函数的分类和导数，而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用得到拓朴学的。
曾先生最后说：“可见得，‘活着有什么意思’这句话纯粹是右派分子的恶意挑拨。我在系里担任系主任，当然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要根据党的政策来办事；有了事，我要同党组织商量，也要同大家商量，但是该做决定的，我就做决定。这难道叫做‘有职无权’吗？”（这时候，我想起曾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那个右派分子说的话：“你要系主任有什么样的职权呢？是个人决定一切吗？那末我告诉你，如果系主任有了这样的权，那像你这样来反对系主任的，他是可以叫你卷铺盖的。”说得大家都笑了）。“现在是六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齐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完全改变了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但这正是右派分子所不喜欢的。党外人士如果同党齐心，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有事同党商量，他们就说你有职无权，把你叫做傀儡、木头人，就说你不会独立思考；好像大家都同党闹对立，使我们重新成为‘一盘散沙’，这才叫做‘民主’似的。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恶毒的歪曲。”
（原载8月29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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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理战胜诬蔑 事实驳倒谎言
湖北人民代表痛斥右派斗志昂扬
新华社武汉31日电 8月26日到31日举行的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五百多名人民代表和列席人员对湖北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一些右派分子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各种论点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的丑恶面目在人民代表面前暴露无遗。
这些右派分子是：马哲民、戴今生、张云冕、陆鸣秋、廖若平、李蕤、程千帆、粟寄沧、朱裕璧、章导、章锡昌、陆华柏、雷济东、欧阳平、王一蛟、李肇基、耿伯钊、晏道刚、晏勋甫、邓介松、皮宗石和章裕昆。他们都是湖北省的右派骨干分子。据已经揭发的材料，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是与各民主党派中央的右派骨干分子有着密切联系。如马哲民便是章罗联盟派驻华中地区的“主帅”，他在民盟湖北省和武汉市委员会组成一个小集团，大力为章罗联盟招兵买马；农工民主党武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欧阳平是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集团里的干将，他自称是“章黄口袋里的人”；民革武汉市委主任委员晏勋甫是陈铭枢的亲信。有的右派分子在解放前后一贯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有的则是披着“进步民主人士”外衣的反共分子。这些右派骨干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曾经用尽各种恶毒的方法来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事业。
在这次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的人民代表按选区分成十多个小组，摆出铁的事实，分别同这些右派分子进行论战。右派分子晏道刚曾经散播这样的谬论：解放八年了，农村中的地主、富农都“改造”了，他们“应该抬头”了。在小组会上，一位来自襄阳专区的农民代表郜金龙用事实驳斥晏道刚说：“襄阳石桥乡一个富农砍死了我们两个共产党员干部。不叫他们‘抬头’就已经这样，还能叫他们‘抬头’吗！”晏道刚的另一谬论是：农村共产党员“质量低”、“水平不高”。农民代表葛长秀用他亲身的经历驳斥说：过去遭洪水，国民党的官员往旱地跑；现在遭洪水，共产党的干部往水里跑。就在我们乡里，解放前常闹洪水，那时国民党不但不过问灾民，反而趁火打劫。1954年闹洪水，县、区、乡干部都到防汛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到洪水中去抢救被淹了的人，有的甚至在防汛中牺牲了生命。这难道是“质量低”吗？代表们质问晏道刚：你为什么进行恶意诋毁？原来右派分子晏道刚是以反共起家的，他曾经在1934年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随蒋“追剿”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被派往西北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经过大家的驳斥，晏道刚又把他的反共罪行说成是犯了“主观”、“片面”、“温情主义”的“错误”。小组的代表们根据汉川县的省人民代表揭露的材料质问他道：今年你到汉川借“视察”的幌子，到处找寻旧军政人员，煽动他们对共产党不满，并且企图建立反共据点，难道这也是“主观”、“片面”的错误？在铁的罪证面前，晏道刚不得不承认他的一些罪行。
右派分子邓介松在会上企图抵赖他的罪行，也受到代表们的迎头痛斥。在小组会上有位代表指出：1947年邓介松任伪武汉行辕秘书长，当时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反动派用达姆弹杀死爱国青年学生三人，击伤三十多人，邓对这件事负有责任。邓介松当场狡辩说：“那时我不在武汉，不清楚这回事。”但是当场就有一个代表拿出材料，证明邓介松曾经亲口说过当时他自己在武汉，并且知道经过情况。邓介松这才低头无语。
右派分子、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章锡昌曾经散播“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和“研究员治所”的谬论。小组会上，曾经从事水利工作三十多年的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陈泽荣，以亲身经历驳斥了这种谬论。陈泽荣说：1931年，湖北钟祥县遥堤溃口，只六百万土方，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十万人，做了两年；而1952年，在长江中游建设的荆江分洪工程，共有一千万土方、石方，只八个月就完成了。这难道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吗！他还举出两个“8月19日”来对比：1931年8月初，长江江堤溃决，武汉市被淹没在汪洋大水里，长江水位还不到二十七公尺就溃了堤。那时，家家户户妻离子散，物价飞涨。那年8月19日长江水位涨到二八·二八公尺，伪省主席何成浚竟把受灾的妇女弄来取乐，说是“以奸代赈”。而解放后1954年的8月19日，长江水位上涨到近百年来的最高水位——二九·七三公尺，我们省、市领导人却跟群众在一起，日日夜夜同洪水搏斗。江堤屹立无恙，市民安居乐业，物价一直平稳。陈泽荣说，这两个“8月19日”是武汉人民亲身经历过的，不是右派分子胡说八道可以抹杀的。
许多工人代表以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等建设工程的宏伟规模，以解放后工人生活提高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所谓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的谬论。
会议期间，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广大人民，也纷纷写信给大会揭露和批判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会议最后两天进行大会发言时，代表们又系统地对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在代表们坚持反复的说理斗争，以确凿事实充分揭露了这些右派分子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以后，有的右派分子表示低头认罪，在会上交代了一些罪行；但是有的右派分子还企图蒙混过关，当场就被代表们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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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反右派斗争平衡深入地开展
西安市委创造 “联合斗争”方法
本报讯 陕西日报登载新华社记者王永报道：怎样使反右派斗争平衡深入地开展？中共西安市委会创造的“联合斗争”方法，提供了经验，并取得很大成效。
当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中共西安市委会所属十一个部（委）中，只在组织部、宣传部和直属机关党委三个部门发现了四个右派分子，其他八个部门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这些部门是由各业务系统分别领导，彼此互不联系。致使整个机关反右派斗争的力量显得很分散。当时已发现有右派分子的个别部门深感人力不足、斗争不力；而其他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部门因为没有受到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有些干部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还很模糊，甚至有少数人怀疑组织部对右派分子亢郁光的材料整理得是否全面。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中共西安市委会的机关党组织，决定成立反右派斗争临时领导小组，确定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作战的方法是：首先改变机关内部分散领导的方法，把各部（委）组成一个统一的作战单位。接着以右派分子所在的部（委）为单位进行小会斗争，和右派分子核对全部事实。然后根据各右派分子不同的具体情况，确定召开“联合斗争”大会的次数和参加的部门。会前由领导小组把准备斗争的右派分子的材料，印发给各部（委）的每个干部，组织各部（委）在本单位内部分别进行了两、三次讨论和批判。这样许多原来没有右派分子部门的干部，在认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后，就澄清了过去的糊涂思想。主动地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积极地投入了反右派斗争。农村工作部和文教部为了驳斥组织部右派分子亢郁光的反动言论，还专门派干部深入农村和高等学校去搜集材料，其他各部也有一百多个干部分别就右派分子的不同论点，准备了据理驳斥的联合发言。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充分准备后，全机关就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斗争大会，并邀请了市级其他有关机关派代表参加。会上各部门有四十多个人连续踊跃地发言，集中批判右派分子亢郁光的谬论，由于揭露出的材料充分，事实确凿，因而右派分子亢郁光的狡猾抵赖，就更加激起群众的愤怒。在群众的步步追逼下，亢郁光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且承认他已口服心服。
这样经过对几个右派分子的“联合斗争”，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并教育和锻炼了全体干部。右派分子就在机关群众中完全孤立起来了。许多过去对右派分子抱同情态度的人，现在也积极参加了斗争。团市委一个过去坚决不戴“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后来也主动地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并且还检举出另外的一个右派分子。直属机关党委一个准备顽抗的右派分子也自己表示要向人民交械投降。原来没有发现右派分子的统战部、办公厅等部门，许多干部也向领导小组揭发出了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由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现在又揭露出四个比较隐蔽的右派分子。目前，这种“联合斗争”的经验，已在西安市级部分单位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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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
潘梓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本报讯 8月29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批判右派分子妄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这个部的副主任潘梓年在会上做了发言，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在今年7月间，曾经邀请一部分科学家举行座谈会，对章罗联盟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批判。一个多月来。随着反右派斗争的逐步深入，各方面继续揭发了很多材料，进一步证明，早在这个纲领发表以前，右派分子已经在科学界进行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第三部分是专门讲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的，社会科学界中的右派分子其实早已按照这个纲领中的思想进行活动了，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共产党实行整风的机会，发出了“恢复”旧社会学、旧经济学、旧政治学、旧法学等等的叫嚣，企图在这种口号下把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怀念资本主义制度、抗拒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并且企图引导缺乏经验的青年走上错误的道路。他们的目的是图谋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国家工作；他们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指向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切真正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起来战斗。
今天开始的这个座谈会，主要的目的是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阴谋活动。对右派这方面活动的揭露和批判，已经在各有关单位开始进行，特别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劳动干部校学，已经揭露了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的反动政治面目。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在这方面的活动，是蓄谋已久，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今年2月，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那篇文章，就已经在许多“曲笔”的掩护下面宣传着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反动纲领。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也在各种会议上面和各种报刊上面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张。他们诬蔑我们的国家工作，把我们的许多国家工作说成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甚至毫无根据说，195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靠不住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说成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他们攻击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企图在知识分子中煽起对党和国家的不满。他们改头换面地贩卖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理论；他们吹嘘他们那一套没有阶级分析的、歪曲实际的所谓“社会调查”，极力为已经彻底破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涂脂抹粉。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挑拨、夸大各方面的矛盾，用来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在不久以前费孝通所进行的所谓江村调查和李景汉所进行的所谓北京郊区调查就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隐蔽地用串联、集会、请吃饭等方式积极活动，并且向上海、南京等地开展工作。
今年4月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根据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曾邀请吴景超、陈达、李景汉以及其他几位过去研究社会学的先生们座谈，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在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抱着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讨论；资产阶级社会学必须批判，为了批判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些研究；同时，我们也需要组织一些力量来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当时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没有暴露，我们以为他们经过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立场应该已有所改变，可以在这方面为人民做些工作，并且在工作中还可以更好的继续改造自己。所以当时曾决定要他们推出几个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来酝酿，在适当时期，在学部下面成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右派分子所图谋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一个筹备小组他们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居心叵测，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就大肆活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别有用心的报道，说我们在筹备建立什么“社会学工作委员会”了！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在陈达家里举行会议，完全不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竟在会上决定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出了陈达为主任；甚至远远超出中国科学院职权的范围，作出要在若干大学设立社会学系，要“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成立社会学会，并要在各地设立分会等等的决定。按照他们在会议上的决定，除了在科学院外，他们还要在人民大学、劳动干部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他们的所谓调查研究工作的据点，使关于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农业与农民生活问题、城市建设问题、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掌握在旧社会学者的手里，很明显的，这个会议作出来的这些狂妄的决定，决不是为了什么学术研究，而是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中、高等学校中以至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夺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然要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在我国过去学过旧社会学的人当中出了不少右派分子，这是同这门科学的极端反动性分不开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但是，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经过初步的思想改造以后，只要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仍然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有用的知识和能力。但是，我们必须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坚决进行斗争，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