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社论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来说，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它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反党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都是这样。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们总是说党不懂文艺，因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只有他们才是懂得文艺的，因此才有资格领导。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领导”的吧：他们把党委托给他们领导的工作单位或工作部门，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盘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他们把党的领导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干涉和束缚。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他们向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他们到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无原则的感情拉拢，把一些具有反党情绪的不满分子结合起来，一有机会，就“倾巢出犯”向党进攻。很明显，让这类反党小集团存在和发展下去，就休想在文艺方面贯彻党的方针，实现党的领导，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就一定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害。
这些反党分子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把文艺事业看作猎取个人名位的手段，所以，稍有成就，就骄傲自大，目无组织，个人的“声望”越高，党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就越低。他们在得意的时候，趾高气扬，把自己放在党的上面，谁也不能领导他们，他们只愿听奉承话，而不愿听一句批评他们的话。他们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好像党和人民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似的。他们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去腐蚀文艺界，在党内外作家、艺术家中间，特别是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中间散布毒素。他们提倡“一本书主义”，说“有了作品，便谁也打不倒”，把作品当作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鼓励骄傲，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情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教人谦虚谨慎地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效劳尽忠。他们把自己看成党的文艺队伍中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贵族”。在这种恶劣风气的影响下，近年来，在许多文艺工作者中间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他们脱离人民，不愿到群众中去，不愿过艰苦的生活，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包括创作的劳动在内），而热中于追求名利，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他们一天天和党疏远，渐渐感觉党不是他们的了。有的人甚至在生活方面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失去了普通公民应有的品质。他们侮辱了“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灵魂的蛀虫”！
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线，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大多数愿意为人民服务，愿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破坏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散播种种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挑拨离间，拉拢这个，打击那个的手法，从组织上破坏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结。他们曾经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受到了鼓舞，妄想在中国如法炮制那样的局面。他们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观点来曲解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通过自由辩论和自由竞赛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共产党人会在思想战线上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会像他们那样，也在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反动的文艺面前拜倒；他们错误地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新社会人民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为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实际就是要把文艺变成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我们党经常指出，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他们对此却充耳不闻。因此，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些反党分子就立刻里应外合，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妖风，企图在这种空气下迫使党接受他们的文艺主张，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而如果他们的目的达不到，他们就想选择时机，公开退出党所领导的文艺团体，用这个办法来向党要挟；他们还背着党秘密筹办所谓“同人刊物”，以便同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相对抗。本来，文艺团体是自愿结合的组织，作家是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退出的，但是，他们既然作为党员，就应该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他们既不向党请示，也不向党报告，却准备以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发动突然的进攻，这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特别是作为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丁玲，她的这个手段，很明显地是为了在文艺界造成混乱，是为了迷惑国内外的视听，以达到其分裂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的目的。作家根据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自由竞赛的原则，在文艺团体的统一安排和同意之下，创办刊物，本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他们却要通过所谓“同人刊物”宣传反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并且以刊物为资本，积蓄力量，作为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他们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泄漏他们的计划，却完全背着党的组织，背着文艺团体。这些阴谋计划，显然是对党的挑战。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一支极可宝贵的队伍。我们依靠这支队伍，打击了并且战胜了封建买办和资产阶级的文艺，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组成了一条有力的文艺战线。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关怀之下，这支队伍不断扩大，它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提高，文艺界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共同信念下找到了团结的坚固基础。这个队伍的牢固的团结和党对于这支队伍的坚强的领导，是保证我们的文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关键。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来分裂这支队伍，来破坏或削弱党对于这支队伍的领导。
党和非党的共产主义作家、艺术家是这支广大的文艺队伍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必须忠实地遵循党的文艺路线，坚决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使各方面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应当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不但在作品中，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用社会主义精神影响人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创造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充分自由，有发挥个人才能的充分自由，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互相学习、观摩，并且可以结成创作上和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流派，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有暗地里搞小宗派、搞反党集团的自由，不管他们有多老的资格，有多大的“声望”！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因此我们有信心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我们不怕毒草，因为可以把毒草锄掉，并且可以肥田。但是，毒草是必须锄掉的。任何人要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要搞反党集团，我们就要起来为大是大非而大争，就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无情地揭露他们。
为什么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党员”敢于这样无法无天，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呢？除了因为他们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严重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必须坚决地进行到底。一方面，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撕破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党思想，决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卷土重来。只有这样做法，才能教育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教育青年的一代，使他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产生免疫力。也只有这样做法，才有可能把反党分子中还可以挽救的一部分人挽救出来。姑息足以养奸。温情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爱人，实际上却是害人，它会断送我们整个的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因此，必须抛弃温情主义，必须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让大家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把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彻底烧毁，不让任何反党野心家有隙可乘。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也是无限光明的。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也并不是不会产生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文艺家”的。为了培养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的文艺队伍，我们要从过去的工作中吸收经验，规定出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文艺队伍成为工人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这需要文艺界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努力！
第1版()
专栏：
十六个国家电影艺术的大荟萃
“亚洲电影周”在京开幕
周总理等接见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
新华社31日讯 有十六个国家参加的“亚洲电影周”，今天晚上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开幕式。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出席了今晚的开幕式，并且在开幕式以前接见了参加“亚洲电影周”的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
应邀参加开幕式的有电影工作者和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共一千多人。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对不辞辛苦远道前来参加这次电影周的各国电影代表团人员，表示衷心的欢迎。他说，在“亚洲电影周”，在北京等十个大城市将上映许多部各国的影片，这是一次亚洲各国电影艺术的大荟萃，是一次各国电影朋友的充满和睦友谊感情的大会见。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殷切地愿意从自己亚洲兄弟的电影艺术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们将虚心学习各国电影代表团带来的作品和各方面的经验。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会长蔡楚生接着讲话。他说，这次盛大规模的电影周在亚洲是创举。他说，参加这次电影周的有缅甸、锡兰、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黎巴嫩、蒙古、巴基斯坦、新加坡、叙利亚、苏联塔吉克斯坦、泰国和越南十六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电影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的。其中有许多作品已经获得很高的世界声誉。因此，这个光华灿烂的“亚洲电影周”，应是亚洲各国电影工作者共有的“艺术盛宴”。他相信这次电影周将有助于促使亚洲各国和中国电影事业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有助于亚洲各国共同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作出贡献。
文化部部长助理、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在开幕式上致贺词。他代表中国文化部和电影事业管理局预祝“亚洲电影周”获得成功。
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她希望通过“亚洲电影周”的活动，使亚洲国家的电影今后能加强交流，以促进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更进一步的了解。
随后，有十三个国家的电影代表团团长先后致词。他们在讲话中一致预祝这次“亚洲电影周”获得成功，并希望这次电影周能为亚洲人民的团结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们还希望以后多举行这种电影周。
今天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各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是：缅甸的波巴科，柬埔寨的罗恩索芳，中国的张骏祥，印度的莫迪，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迪，日本的牛原虚彦，朝鲜的全荣焕，蒙古的阿维尔米德，巴基斯坦的马利克，叙利亚的哈马德，苏联塔吉克斯坦的亚尔马托夫，泰国的乃哥逸，越南的陈德馨。开幕式结束以后，放映了中国五彩故事片“女篮五号”。
第1版()
专栏：
对农业合作化的有力支援
人民军队捐献拖拉机站三十六个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官兵，为了支援农业合作化发起的捐献拖拉机运动已告结束，共捐款二千四百二十七万多元，可以分别在全国各地建成三十六个农业拖拉机站和两个农业机械修配厂。
各部队捐献工作从去年2月开始。官兵们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鼓舞下，踊跃捐款。许多单位在几十分钟内超额完成预计的捐献数字。
部队捐献的拖拉机站，从去年开始建立，现在已建成投入生产的有十四个站，将要投入生产的有十七个站。这些拖拉机站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共拥有拖拉机一千一百多标准台，还有一些其他的农业机器。
经总政治部和农业部商定，凡解放军官兵捐款建立的拖拉机站，统称为“八一”拖拉机站，并在前面冠以各站所在地的地名。志愿军政治部也决定将志愿军官兵捐款建立的拖拉机站定名为“志愿军拖拉机站”。
第1版()
专栏：
培养爱祖国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优良品质
七千万中小学生进入新学年
新华社31日讯 1957—1958新学年从9月1日起开始了。
各地中等学校已准备对五百多万中学生进行一次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各地小学校也将对六千五百万小学生继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各地正为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准备条件。北京市教育局在暑期已训练了一百六十名政治教师。江苏省抽调了二百多名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中共县委文教部长、县教育科长等进行短期训练，训练后担任各中小学专职的政治教师。四川省级机关也正在抽调二百名干部加强中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的教学工作。陕西省有关部门决定抽调近五十名品学兼优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去当中学政治课教师。各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内容的编写工作正在准备中。
各地中学在这个新学年，还将根据条件和可能，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江苏省决定在初三每周教授两小时的农业基础知识，并将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农业社参加劳动，使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湖南、陕西等省根据各省农业出产的特点，编写了教学提纲或试用课本。
新学年开始前，教育部适当的调整了1957学年度的中小学教学计划并精简了部分的中小学教材。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三科教材存在着分量重、程度深、选材不尽妥当等问题，以致在进行教学时，教和学都过分紧张。精简以后，教学进度可以适当放慢，使教和学能够较从容地进行，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中学的文学、高中的中国历史、物理和初中的动、植物学等十种教材也存在着偏重偏深的情况，教育部也作了精简。改编教材工作，教育部正在继续研究作彻底解决。人民教育出版社准备在这一学期印发给全国中小学的各科课本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万册，已完全准备就绪。教师渴望已久的教学参考书，这学期新编的有初中文学第五册教学参考书，高中平面几何教学参考书等十五种。这些教学参考书也将在开学前公开发行。教育图片出版社为学校特制了一批新的教学挂图，这些教学挂图将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直观教学。
今年中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已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高中的在校人数已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15.3％；初中完成121.8％。中小学学生比去年增加了八百万人左右。
今年国家计划投资新建和扩建的中小学的资金达一亿一千多万元。据初步估计，在新建的学校里可容纳二百八十九万多学生。国家用于教学设备和一般设备的经费将达到六千二百多万元。
各地在新学年还注意发展民办学校。河北省据四十二个市、县的统计，群众集体新办的中学、中学班、补习班有二百六十八处。许多学校采用了谁上学谁出学费，发动学生自带桌凳，由办学单位借用桌凳，借民房或改造公产、家庙等办法，解决了经费、校舍和设备不足的困难问题。山东省据九个县的统计，已经成立或即将成立民办中学二十四处，约能吸收学生二千二百五十多人；民办业余中学班一百四十五个，约能收容学生七千二百五十多人。湖南省民办小学的学生今年将发展到三十一万多人，较去年增加二十万人。全省民办中学，目前向省教育厅申请开办的有五十多所。
第1版()
专栏：
满载芬兰人民的友谊
我国代表团离芬回国
新华社赫尔辛基30日电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今天中午乘火车离开芬兰，经苏联返国。芬兰议会议长、副议长等都到车站送行。
赛福鼎团长在告别时说：我们代表团带着全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友谊而来，现在又带着贵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而归。我们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芬两国的友好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芬兰议会议长法格霍姆说，世界上充满了分歧，但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分歧，今后也不会有分歧。议长还请赛福鼎转致他对中国同事们和中国人民的问候。
在离芬兰的前一天，代表团团长赛福鼎举行了招待宴会。芬兰议会议长、副议长、总理等都出席了这个宴会。
赛福鼎在宴会上致词说，经过这次访问，我们对你们的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芬兰人民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我们对你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以及重视和促进中芬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的积极努力，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他说，代表团回国后，一定要把芬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情和代表团获得的美好印象转达给中国人民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芬兰外交部长维洛莱宁在28日代表政府设午宴招待代表团。
维洛莱宁在宴会上说，芬兰人民愿同各国和平共处。芬兰人民以在遥远的东方有中国人民这样的好朋友感到高兴。
赛福鼎在答谢时推崇芬兰的和平中立政策对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他还说：代表团这次在芬兰各地访问中体会到，芬兰人民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代表团在离芬兰前夕还出席了赫尔辛基市议会主席的茶会和芬兰议会为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并且参观了市郊的农庄、工厂和儿童医院。
第1版()
专栏：
上海人代会反击右派又一收获
沈志远理屈词穷低头认罪
新华社上海31日电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被进一步揭露出来。经过会上激烈的辩论，沈志远已经理屈词穷，原形毕露，只得就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他怎样将上海市民盟组织引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鸣放期间的放火罪行、他的反动言行的严重后果以及思想根源等五个问题作了交代。他承认他不仅是忠实执行章罗联盟反动路线的一员“大将”，而且是这一反动联盟的“军师”。他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沈志远承认，他自1955年底起开始接受章罗联盟的反动路线，首先是接受和执行了章罗联盟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行动纲领，妄图夺取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在1956年2月民盟全国二次代表大会筹备会期间，他同费孝通、吴景超等共同起草章伯钧的盟务报告，他们根据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指示，将发挥潜力搞好业务作为民盟的第一项任务。同时强调思想改造必须通过业务来进行，实际上取消了自我改造的任务。后来，他对章伯钧的“二院制”、“政治设计院”、“大发展”等谬论，不仅一一加以传达，并建议在上海市民盟组织内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来带头响应。他并且根据章伯钧的意图，自己“发明”了所谓“事先监督”论。沈志远承认，今年4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是章罗联盟进一步发展和贯彻反动纲领的一大阴谋，而他在4月会议制订和贯彻反动纲领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和曾昭抡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内容作了歪曲的传达，强调反教条主义而否定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他参加了章罗联盟“大将”们关于民盟中心工作决议的酝酿和决定过程。这个决议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文化进军”作幌子，叫知识分子搞业务，放弃改造；以反教条主义之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理论；同时把文艺、学术上的鸣放歪曲为向共产党进攻。在领导小组两次开会热烈辩论时，他和章、罗等人结成一条战线，由少数而达到压倒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由黄药眠和他共同起草的盟务中心发言，也秉承了章伯钧的指示，在第一项任务中就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设立“国家政策研究委员会”。由黄药眠最后整理，经他审阅同意的总结发言定稿中，将初稿中各地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相互监督、关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民盟的首要任务、以及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等重大原则，都被删去了。沈志远承认，这是一项有组织的阴谋。
沈志远接着交代了他参加制订并在上海贯彻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他和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集团如何控制了上海民盟的领导权、他在鸣放期间疯狂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他说，使他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他的极端浓厚的权位观念和贪婪无厌的政治欲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思慕以“剥掉沈志远的画皮”为题，对沈志远的罪行作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刘思慕说，沈志远作了交代，但他的交代还是不彻底的，他对自己的罪行的认识和批判还不够深刻。
刘思慕说，在上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沈志远是有他的特点的。他不仅是一个全国性的头面人物，而且又是一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民盟“左派进步人士”自命，好像和那些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右派分子有所不同。
事实上，他不但在组织路线上高唱“大胆向落后开门”，实行团结右派、排斥打击左派的方针，而且在政治路线上热心于章罗反动政治纲领的制订和贯彻，使他所领导的民盟上海市委变质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更成为上海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放火指挥部。在大鸣大放中，沈志远的两面派面孔露出原形后，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就显得特别露骨和猖狂。他以全盘抹杀新中国的成绩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学术界说成“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文艺创作、戏曲、电影、出版、教育、医务各方面，在沈志远看来都一无是处，糟得很。他并认为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政治制度上，他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缺乏自由民主；鼓吹“多党制”，主张民盟成为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政党；主张人代会成为不要工农劳动模范参加的资产阶级议会；在经济制度上，他露骨地反对计划管理、集中管理。根据他的“灭社会主义、兴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在文艺方面反对政治第一的原则，对国营剧团表示不满；在出版方面主张“向社会开放”，办不要党领导的“同人出版社”；在医务方面主张恢复私人诊所；在企业方面主张把企业的技术领导交给私方；在用人制度方面，主张开放聘用人材的“自由市场”。在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上，他把共产党说成一个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把共产党员以至各级领导干部说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领导阶级”，把人事部门说成“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把共产党同非党之间的“墙”说成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和六亿三千八百万非党员之间的一道“万里长城”。他主张高等学校改变党委制，科学研究由科学家领导。在共产党和民盟的关系上，他千方百计地抬高民盟，压低共产党。刘思慕说，自称三十年来受共产党的教育、爱护、信任、照顾无微不至的沈志远，就是这样以怨报德，向共产党反噬。
刘思慕说，民盟中的右派，特别是罗隆基集团，远在解放以前就处心积虑夺取上海市民盟组织的领导权，但他们的阴谋早为进步盟员识破，他们心目中的主任委员人选如彭文应之流又劣迹昭彰，太不成材，阴谋未能得逞。可是，以“左派”面孔出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沈志远，在投靠章罗联盟以后，却自动将上海市民盟组织双手献给了章罗联盟，将民盟上海市委变成这个反动联盟在上海的分部，使民盟右派多年来未能实现的“雄图”通过“左派”分子沈志远之手如愿以偿了。在历史上，沈志远纵然不是章罗的嫡系或心腹，但他打着“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招牌，带头和指挥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为章罗鞠躬尽瘁，又能迷惑较多的盟员群众和民盟干部，因此被罗隆基认为是“上海民盟组织的最适宜的领导人”，成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右派小集团所拥戴的首脑。
刘思慕指出，曾经一度是“左派”、“进步人士”以及“长期来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的沈志远，干出这样严重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绝不是偶然的。从历史上看，沈志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装饰自己，他从来也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在留学苏联时，他对孙逸仙大学内师生的反托派政治斗争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但从苏联回国后，竟因害怕白色恐怖而脱离了党，并几次从上海跑到南京参加康泽、谷正纲等反动派主持的留俄学生会发起的聚餐会。刘思慕说，无论从阶级出身来说，还是从灵魂深处的思想意识来说，沈志远都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沈志远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和立场进行真正的改造，共产党和人民给他崇高的荣誉，他没有因此感到满足，反而更加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终于堕落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沈志远的道路，对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刘思慕说，沈志远如果真有诚意和决心重新做人，他必须打破顾虑，克服过关思想，准备作进一步的彻底交代和深刻的批判。
在会上批判沈志远的还有傅于琛、任廷桂、郭建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