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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老大娘欢度110岁寿辰
厦门市居民陈刊老大娘6日欢庆她一百一十岁寿辰。
中共厦门市委委员、厦门市副市长向真，厦门市民主妇联主任郑秀宝和区街负责干部一起，带着礼物前往祝寿。
陈刊老大娘从小就喜爱劳动和清洁，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和喝盐开水，现在她每天除帮助她的孙媳妇作饭、打扫地板和照顾曾孙女等家务劳动外，还能不戴眼镜穿针线作衣服。她还积极参加除四害运动，曾经受到市人民委员会的表扬。昨天，她还清晰地向来宾们讲述她尚记得的厦门小刀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等青少年时代的见闻。她说：“我活了一百多岁，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越过越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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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偶然的巧合
——评述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本报记者
今年春季里，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残余反革命分子也积极进行破坏活动。
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春季里，他们对于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一致的估计。他们都认为，“共产党已经维持不住了”，“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了”，“现在中国处在‘匈牙利事件’的前夕”……。他们以为他们的“春天”到了，正是放肆活动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开始了此呼彼应的活动。
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又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司法工作，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黄绍竑把人民司法工作说得漆黑一团，罗隆基等更提出了组织所谓“平反委员会”的荒谬主张，企图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平反”。反革命分子听到这些反动的言论和主张，以为有了后台，便张牙舞爪，大肆活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哈尔滨、南昌等地的一些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出来质问公安机关，有的发誓要“狠狠地整整公安人员”，有的则公开侮辱肃反中的积极分子。山东工学院民盟和九三学社组织召开的所谓“平反问题座谈会”上，在肃反中被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就当众斗争了肃反积极分子。
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目标之一是学校。他们在各地学校到处点火，制造混乱。他们反对学校党委制，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反革命分子马上积极响应。6月17日，反革命分子向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曲正的住宅投掷了炸弹。北京师范学院的反革命分子也立刻贴出反革命标语，声称“要把所有党员、团员杀死”。成都第一师范学校的反革命集团“大同党”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勾结起来，煽动学生上街闹事，并且殴打工人、民警，包围公安派出所。南京反革命组织“中华建国党”，就在南京大学内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诱骗这个学校的学生参加反革命活动。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以把学校作为进攻重点，是想利用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煽动风潮，推波逐浪，制造“匈牙利事件”。
在党进行整风初期，右派分子提出了所谓“算旧账”问题。这给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以极大鼓舞。这期间，反革命分子向农民“算旧账”的案件屡有发生。湖北襄阳县相树张村农业社生产队长张照豪、妇女组长谭桂香（都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没收委员），被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用斧头砍死。湖北省阳新县中罗乡反革命分子李志明，因为在土地改革时被陈婆婆的儿子斗争过，他怀恨在心，要算旧账，在5月19日趁陈婆婆上山挖笋子的时候，将她连砍四刀。山东省馆陶县浮渡乡乡长共产党员申林台全家九口，惨遭反革命分子申孟春等杀死七口。
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还把触角伸向职工。5月间，当右派分子企图在上海煽动职工闹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公开对职工说，“要搞大民主，我来扛大旗；要闹匈牙利事件，我打机关枪。”上海市一个平日深藏简出的反革命分子，在大“鸣”大“放”中积极活动，准备鼓动某工厂职工闹事。另外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某工厂的青年工人的枕头下面偷放信件，指示工人要如何如何“闹事”。
社会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格外嚣张。据沈阳市统计，自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一个月内，发现的反革命标语、传单、谣言、恐吓信件的案件，共有九起，比1至4月份增加了一倍多。鞍山市5月份发现的同类案件共十二起，等于一至4月份的总和。
5月间，甘肃省公安机关正在右派分子污蔑肃反运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时候，在正宁县破获了反革命组织“创造国家人义军国防部”企图暴乱案。陕西西安市公安局也破获了一个反革命暴乱组织“中国国民党陕西游击纵队”案，首犯张云德，骨干分子蔡殿杰、赵忠鼎等全部落网。张云德是个血债累累的惯匪，解放前参加蒋介石的“中委会川陕直属小组”特务组织，后来又被委为所谓“川陕游击军第二纵队司令”。1954年，这个特务组织被破获，张云德却漏网潜逃，以后，他又纠集了反革命分子蔡殿杰等十多人，潜伏起来。这次，他们听到了右派分子的叫嚣，便狂妄地以为“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反对共产党，只要顺水推舟，便可一举成功”，可以“三年消灭，五年肃清”共产党。这些万恶的匪徒制订了行动计划，要贴布告，散传单，动摇人心，要消灭区乡政府和派出所，夺取武器，壮大实力，进行抢劫和进行所谓游击活动。“成功”以后，他们要剥共产党的皮，要把共产党员和一切积极分子挂到树梢上，一刀一刀的割。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给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以极大的鼓舞。从5月以来，美蒋特务机关在他们的报刊上给右派分子喝采，同时在行动上支持右派分子的进攻。最近，美蒋特务机关印制了许多挑拨离间、煽动暴乱的反革命宣传品，通过设在我国周围的特务据点，使用邮寄、气球、偷运、空投等办法，大批地散发到内地来，加强所谓“心理作战”。同时，特务机关并多方继续向我境内派遣特务间谍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不久以前广东、湖南等地公安机关所破获的特务案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案件。
右派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是不会实现的。人民已经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右派分子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必然要遭到失败。
但是，残余反革命分子配合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右派分子故意散播的“无反革命论”，所谓“共产党说现在还有反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制造紧张”等谬论，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人民不会上他们的当，广大人民牢记住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继续向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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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右派分子不会造反
江林
我们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造反，有些人却不大相信，他们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右派分子多是文人政客，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打倒共产党，也不过是吵吵骂骂，争点个人权力地位而已，动不了真刀真枪。
右派分子是不是真要造反，请看汉阳县街头的“小匈牙利事件”。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物色到杨焕尧这一批反革命分子，于是策动他们招兵买马准备造反。章伯钧之流在北京一吹起向党进攻的号角，这一伙魔鬼集团立刻就奋勇上阵了。一个小型“匈牙利事件”立即暴发在汉阳街头。看吧，这一个魔鬼集团煽动大批上了当的年青学生在那里疯狂地绑架兵役局长、毒打干部、捣毁邮电局，写标语欢迎蒋介石回来，还图谋打电厂、抢军火、劫监狱、杀害共产党员……这难道还不算造反吗？这和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究竟又有什么两样？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要杀共产党员”的狂语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是准备好了武器在等待时机。如果不是汉阳中学一位教师夺下了反动学生手中的刀子，汉阳中学的共产党员不立时就要惨遭毒手！如果不是党和人民及时地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反击，谁能保那些衣冠楚楚的右派首脑不会像杨焕尧王建国一样，煽动那些一时被蒙蔽的人上街，发动起更大规模的汉阳事件！
其实，就在章伯钧的六教授会议上，曾昭抡就已大叫：“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右派分子自己已经高喊有本事造反，我们还要以为秀才造反不成，这岂不迂？其实，这又何止太迂！
不过，对右派分子来说，倒也真应该看看人民的天下到底能不能反得了！费孝通说，如果闹了起来，得用三百万军队来收。其实，何需三百万大军，工人的铁锤，农民的扁担，就是造反者的对头，不信，请看汉阳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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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分析农村矛盾
打垮地主富农反攻 展开农村民主运动
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东省前几天结束的区党委、地市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全省社会主义宣传运动形势，并决定了今后任务。
现在，广东省广大农民群众已展开了反击不法地主富农的运动。但是部分党员和国家干部，尤其是政法部门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却表现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没有坚决地支持农民这种正义行动。会议要求立刻纠正这部分干部的右倾思想，进一步组织党员和国家干部坚决领导这个运动。
会议分析，现在绝大多数农民和各方面有三个主要矛盾：第一是和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有矛盾；第二是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有矛盾；第三是农民个人和国家、合作社的集体有矛盾。第三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虽不紧张，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内却是永远存在和经常发生的，因而在我们工作中应该当作农村中的基本矛盾。第二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很重要的，有时是尖锐的。第一种矛盾完全是敌我矛盾，当前很突出，因为阶级界限显明，干部处理这类矛盾有经验，比较容易解决。因此，从长期和根本问题上设想，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到解决第三种和第二种矛盾，特别是第三种矛盾上；不能因为当前要突出地解决第一种矛盾，而稍稍忽略了后两种矛盾。会议估计，打垮了地主富农的不法活动，只能为解决农民和国家、合作社的矛盾，广大农民同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倾向的矛盾创造更好的条件，但决不能解决这两个矛盾。
会议决定在此次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中，必须把反击地主富农不法活动；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发扬民主，改正缺点，切实办好合作社三者密切结合起来，不能偏废。领导安排上，就需要在彻底打垮不法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后，在农民内部组织一个民主运动，让农民把自己所有的意见和疑问，统通说了出来，然后组织大辩论，分清是非。对于那些有益的批评意见，党、政府和合作社都应该诚恳接受，切实解决；对于农民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和认识，经过辩论，给予批判和解释，将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
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反击地主富农斗争中，要给以批判；在发扬民主，组织大辩论，提高觉悟，改进工作中，要进一步给以批判。贫农和下中农在这种批判中也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教育。
会议还强调了走群众路线。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应该先发动群众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估计这些看法大体上是：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社优越性的看法、公和私的关系、城乡关系、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专政守法和民主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后，拿到群众中去大辩论。干部也要针对这些问题根据国家政策去进行教育。其它如民主办社，打击不法地主富农也都应该采用这个办法。
会议要求各级干部和党员，充分相信贫农和下中农，相信大多数群众。还要求领导干部下乡，特别要求地委第一书记能深入一两个乡创造典型经验，推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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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作协书记塔尔瓦等到京
新华社8日讯 根据“中蒙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前来中国访问的蒙古作家塔尔瓦和诗人布列夫道尔吉，于7日乘火车到京。塔尔瓦是蒙古作家协会书记、蒙古“文学报”编辑；布列夫道尔吉是“星火”杂志社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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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梦炎散发反动传单
当场被群众扭送派出所
据新华社上海7日电 8月4日晚上，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两次公开散发反动传单的现行反革命罪犯陈梦炎。
4日上午七时许，陈梦炎在上海人民游乐场附近散发支持章罗联盟的反动传单，当陈犯把六十多张传单在人群中向上抛发时，立即被青年王德全、顾松林等人扭送派出所。这时，拥集在派出所门口的行人群情激愤，很多人都向人民警察表示愿做见证人，这是陈犯第二次散发反动传单。8月3日下午五时许，陈犯也曾经携带这种传单四十多张，乘电车到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附近散发。
陈犯是上海洋泾中学教导员。二十多年前，他曾在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处泾县保安大队任过中尉副官。不久以前，他公开在学校中散布反动言论，说“章罗联盟是工人阶级压迫知识分子的结果”。在他印发的传单中，他宣传“要缩短革命与反革命的距离”，要求对反革命特务分子“一律宽大”，污蔑共产党把知识分子“当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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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党、政、团采取具体措施
关怀不能升学的中小毕业生
据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州市中等学校录取生今天发榜，领导机关已组织力量深入未被录取的七千多中小学毕业生中进行思想教育。
广州市各中等学校今年录取学生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三名，比去年增加了二千多名。今天发榜后，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副市长锺明，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其光等，立刻亲往各学校，指导学校负责对没有录取的学生进行正确的和耐心的教育。各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和共青团组织负责人也向未录取的学生作报告，和他们开座谈会，帮助他们端正态度。广州市第十一中学还动员了全体教师到未录取生的家里去，安定学生和家长的情绪。
各学校对消极情绪比较严重的未录取学生，还进行了特别的工作，看榜后，班主任和班的共青团干部，亲自送他们回家，安慰他们，帮助说服家长正确地对待子女未被录取问题，鼓励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劳动。
对一些无依无靠、经济有困难的孤儿、和家在海外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未录取学生，广州市教育局决定，仍让他们享受助学金帮助，或转到民政部门给于社会救济。广州市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地为这批学生安排劳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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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堪美蒋双重摧残
台湾民营工业奄奄一息
据新华社广州7日电 “某某行业奄奄一息”或“某某厂店破产倒闭”，这在最近的台湾报纸上已不成为什么新闻。这种雕零景象遍及到台湾工商界的各行各业和大小企业。
一家台湾报纸感慨地说：“不是我们说危言耸听的话，今日的工商业界，至少有50％以上，随时都有危机爆发的可能。
美国对台湾工业原料的控制，大量美国产品向台湾倾销，加上蒋介石集团的重税压榨，使台湾的许多民营工业面临崩溃的边缘。全部原料受到美国控制的台湾面粉工业，目前已面临没有原料的严重威胁。今年台湾所有面粉工厂得到配售的“美援”小麦仅十八万多吨，只达到它们原料需要量的一半左右，因而许多面粉工厂就要无法立足了。民营的制药工业、电筒工业和电料工业等工业行业，目前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台湾报纸形容民营的电筒工业目前的处境是“奄奄一息”；民营的电料工业则“始终在凄风苦雨中转来转去，丝毫没有起色”，许多电料工厂已被迫停止生产。各电筒工厂则“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台湾的商业市场上，目前出现着一片淡风和倒风。6月和7月原是台湾棉布市场的旺季，可是，在棉布销售量最大的台北市，今年开春到现在的交易情形，还不到去年同期交易额的三分之二。木材市场最近的不景气，更是“空前未有的”。许多商店在淡风之中，为了招徕顾客，只有不顾血本，削价求售，形成市场上前所未有的剧烈竞争。在台北市场上，最近就出现了像“免费赠送”与“免费试饮”奶粉这类的竞争场面。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美国和其它国家商品的代理商、挟着雄厚的资本，乘机来排挤打击台湾的民营商业。许多商店就因为在剧烈的竞争中无法支撑而垮台。目前许多没有倒闭的商店，都是靠借高利贷来维持门面。
美蒋对台湾民营工商业的摧残，不仅使最大量的中小工商业受着威胁，而且一部分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也不能幸免。所谓台湾四大民营公司中的纸业和农林两家公司，目前都已面临崩溃的边缘。纸业公司就有将近十家相当规模的商行宣告倒闭。台北一家平日“生意兴隆”的连盛贸易行，7月中也支持不了而悄悄关门，负债达到台币一千多万。拥有资产三亿元台币的一家公司，现在欠下的银行和“美援”借款，已多达一亿一千多万元，每年要偿还的所谓“美援”本息，即达一千六百万。农林公司也由于差不多是同纸业公司一样的原因，早在去年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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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新知识 建设新农村
河南省十二万农民参加业余中学学习
本报讯 河南省广大农村办了许多农民业余中学。据不完全的统计，参加农民业余中学学习的学员已达十二万多人。
农民业余中学是由农业社或群众集体办起来的。80％的学员是初中、高小毕业生，少部分是农民业余小学毕业的学员。办农民业余中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学习要求，继续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农业社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对举办农民业余中学的积极性很高，在各方面给以帮助。
业余中学在形式上有二种：一种是附设在普通中学和完小里，聘请普通中学教师兼课。一种是单独设校，这种形式比较多。教师是聘请当地在乡知识分子、初、高中毕业学生。不少业余中学注意把课堂教学与课外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像新郑辛店业余中学、农业社拨出几亩地来供业余中学进行农业试验，他们在这些地上进行浸种，密植等一系列的操作试验。为了使学习密切结合生产需要，长葛、邓县的业余中学，还根据生产季节请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干部讲生产技术课。学习的时间是在早晨、晚上二至三个小时。
业余中学由于多是以乡、社举办的，并且在业余时间学习，学员能够坚持生产，学习文化，受到了群众和学员的欢迎。许多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业余中学学习后，文化水平有了提高。他们感到在农村生产，还能同样坚持学习，因此更安心在农村生产。 （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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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
辽宁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生产
本报讯 辽宁省许多地方的应届中小学毕业生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农村。到7月16日止，沈阳、旅大市各有三百多名应届中小学毕业生自愿参加农业生产。沈阳市郊区前进社的农民们怕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们太累，主动让他们干半天活，可是他们坚决不肯，一定要和社员一道整天干活。许多学生还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旅大市青年学生回乡队伍中大部分是农民子女，如大连十一初中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共青团员宋长瑛，过去生长在农村，这次带头和十几名同学回到家乡东方红社参加农业生产，受到社员的热烈欢迎。社里根据他们的愿望分配了工作，并派有经验的农民作他们的老师。青年们一致表示要学习徐建春“在农村干一辈子”，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农村。
锦州地区据目前统计共有一千零三十三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其中有四十二人是高中毕业生。兴城中学高中毕业生王德明等回到农村的第二天就和社员们一齐下地割高粱。老农民赞扬说：“小伙子们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真行。”有的学生已干了一百多工分。许多学生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扭转了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没出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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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棍”现形记
——记电白县“晏宫庙”迷信事件的前前后后
崔文明 陈树生
5月至7月间，广东电白县发生了一桩大规模的“晏宫庙”迷信事件。前后共有附近七个县的八万多人，闻风赶去拜神、取“神药”、带“神符”。事情一天天扩大，最后竟然发展到神棍煽动群众打干部、包围乡政府，公开叫嚣要“消灭共产党”、“解散合作社”的地步，暴露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分子从中进行挑拨、破坏的阴谋。经过当地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揭破阶级敌人的真面目，群众愤怒地拆毁“晏宫庙”的神棚，事件便平息了下来。
群众受骗 损失重大
“晏宫庙”在电白县的下垌乡。庙内的神称为“冼太夫人”。解放前，每逢正月17日，群众便集聚在庙前“游神”、演戏，称为“做年例”。每逢初一、十五，群众也纷纷前往烧香、求签。解放后，“晏宫庙”香火冷落了，庙屋破烂了，有些农民便索性把庙拆掉，把庙地种上果树和农作物。
今年4、5月间，电白县不少乡村发生流行性感冒，谣言纷纷。神棍、巫婆便乘这个机会活动起来。5月17日，下岭乡巫婆到“浮山庙”拜神回来，就声称“冼太夫人回来了，要救万民”。第二天她便和另一个名叫老虎奶的巫婆赶到“晏宫庙”旧址烧香，并装神装鬼，大叫大跳起来，说道：“瘟神下降，人死一半，要免灾难，快来拜神。”又恐吓群众说：“不信冼太夫人，就会烂骨烂肉而死。”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群众便纷纷劏鸡杀猪来拜神，“晏宫庙”的香火日夜不熄。
5月底至6月初，到“晏宫庙”拜神的人更多了。庙旁的十五个村子都住满了远道来烧香的客人，没有地方住的，便露宿在庙后的五个山头。这时，各地神棍、巫婆也大量集中在这里，他们串同一气向群众诈取财物，造谣说：“冼太夫人叫良民吃‘人心薯’、‘三脚虎’（野生植物，多吃会麻醉），可解灾消难。”又说：“妇女带神符可除百病，病人吃‘法水’（塘中污水加红色染料）可保平安。”此外，又散发迷信传单，叫大家传抄。据统计：他们用题款、卖药等方法，一共骗取了群众三千八百六十多元。两个多月来，神棍、巫婆不仅骗取财物，而且由于贩卖所谓“神药”、“法水”，已使十六个农民中毒致死。另据有关方面统计：群众由于参加迷信活动，浪费钱财达十二万元以上。庙址周围一百多亩农作物给践踏得如同平地，而且还到处撒满供“神兵”、“神马”吃的白米。有十三个妇女被流氓、神棍等强奸了。
是反革命，不是“神”！
“晏宫庙”迷信活动闹开后，各地的反动地主、不法分子便活跃了起来，有一次祭神的时候，神棍便向群众恶意地造谣宣布：“县委书记批准大家拜神了，大家还不相信吗？”跟着又宣读祭文，后面捏造了一大批干部的名字，说：“你们看，社主任、共产党员都带头拜神了。”就在这时候，林头乡的地主李文泉，穿了衬衫、西装裤，冒充林头乡的干部前来主持祭神，骗取猪肉和钱。
神棍“降神”的时候，口气也逐渐改变了，初时还说神说怪，后来便谈论“国家大事”。有一次，神棍说：“冼太夫人下降说，国民党8月回来，社主任和生产队长要先被杀头。”附近一些乡村的干部家属听到这样说，便害怕起来，要干部回家不干工作。当群众到庙拜神的时候，神棍又装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样子，造谣说今年合作社每人每月将只能分二十五斤谷，社员有得做无得食。又向群众毁谤统购统销政策，叫大家反对共产党。在神棍的挑拨和煽动下，马踏乡、文峰乡、荣夏乡等就出现了包围乡政府、殴打干部的事件。
6月底，“晏宫庙”神棍的反动活动更加露骨了。夜里“降神”的时候，大喊“要有吃有穿就要消灭共产党”、“要出头就要解散合作社”、“土地要退回给地主”等口号，并且强迫拜神的群众跟着喊，说：“不叫口号就是无诚心。”这时，神棍已筹备大兴土木重建“晏宫庙”，并放出空气：“香港方面就汇钱支援我们建庙，大家要和共产党斗到底。”
到那里拜神的正直的农民，对神棍的挑拨谰言，初时感到恶心，大家都议论说：“拜神就拜神嘛！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冼太夫人为什么替国民党和地主说话，不替我们说话呢？”事情越来越清楚，群众知道受骗了，大家愤怒地说：“他们是反革命，不是神！”有一天晚上，神棍迫群众叫反动口号，群众坚决反对，而且当场斥责神棍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政府，你们要推翻它，我们就要政府惩办你！”下垌乡大村的农民开会后，纷纷向政府提出追查“晏宫庙”事件的要求。
真相大白 首犯就捕
根据群众的检举和经过详细的侦察，7月中旬，电白县公安部门破获了“晏宫庙”的反动集团，并依法逮捕了公开和隐蔽的反动头子王恒茂、王瑞英、王友恩、崔全宜等七人。
原来这个集团全是由反革命分子串同神棍、流氓组成的。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串通附近的不法地主、富农，利用群众迷信来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中间有“总理”、有“助理”，也有“财务”和“会计”，并且经常秘密开会，布置活动。他们常常自己巧妙地隐蔽起来，而由一般的神棍、巫婆出头说话，因而迷惑了不少群众。例如这个集团的助理王恒茂，实际上是主要头子，一切都由他策划、献计，可是他却是在最后才被挖出来。现在已经查明，王恒茂历史上一贯就是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当伪联防队的密探，1947年他钻进革命队伍做坐探，由于他向国民党告密，有五个革命同志被捕，其中有两个被杀害。解放后，他继续进行反革命勾当，不仅贩卖鸦片，伪造人民币，而且参加土匪组织，抢劫下岭乡冯昌杰家，打死了冯昌杰。1951年他被政府逮捕，1955年释放回家，可是回家后仍一向为非作歹，走私漏税。这次“晏宫庙”搞起了迷信活动，他立刻在家中召开四次秘密会议，布置这个反动集团煽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制造混乱。在这个集团的策划和布置下，神棍、流氓、反动地主便四出串连活动，因而把迷信事件扩大了起来。
当“晏宫庙”的骗局被彻底拆穿后，电白农民激起无比愤怒的浪潮。干部和群众都说：残余的阶级敌人还未死心，切不能麻痹大意让他们兴风作浪。7月11日四百多人冲到“晏宫庙”，把神棚拆掉，把神像烧毁。第二天，下垌、下岭、荣夏三个乡千多农民又举行集会，受到迷信毒害的农民纷纷上台控诉这个反动集团的罪恶，要求政府依法惩办。（原载8月3日南方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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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青岛检阅海军部队
张举、李书良摄（解放军画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