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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财经贸易部门
揭发出一批右派骨干分子
据新华社8日讯 新华社记者冯健、林耀报道：中央各财政贸易部门的反右派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最近已经陆续揭发出一撮右派分子。
其中骨干分子有：财政部的耿志；商业部的林枫、林迁、任新知；对外贸易部的伊洪、邓达章、朱及群；人民银行的朱绍文；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王彦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朱德祥、叶石林等。
朱绍文过去曾经当过汉奸，现在是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的副主任委员。他攻击党、污蔑党的言论特别恶毒，他说“天下只是党员的天下，社会所有制是‘党员所有制’”，谩骂共产党员是“饭桶”、“得了党证，丧失了公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鸣放期间，朱绍文疯狂地叫嚣“火烧国外局（人民银行的一个局），火烧共产党”。这一时期，他四出活动，已揭发出经他拉拢和煽动点火的人有十八人。朱及群是一个奸滑阴险、两面三刃的家伙。他一方面故意向领导上表示：“肃反运动对我的教育很大”，另一方面又写文章污蔑肃反运动，他一方面污蔑党的各项政策和历次运动，一方面又假惺惺作态，向党支部送上“入党申请书”。这个玩弄两面手法的右派分子，曾是国民党CC派的骨干分子，当过军统特务训练班的心理学教授。
耿志和林枫，都是背叛了党的共产党员。耿志是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基建教研组组长、中共财政干校总支委员。由于他企图在党内窃据较高名位的个人野心未能得逞，就对党怀恨在心。他以党总支保卫委员的身份，煽动肃反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向党进攻，并发誓要为一些肃反中被斗争的人“平反”。林枫是中央商业干部学校经济教研室主任，中共商业干校的总支委员和商业干校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他一开始就和这个学校的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背着党组织，策划和指示右派分子出大字报，向党进攻。他多次把这个学校整风领导小组开会的情况泄露给右派分子任文学，并指示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要冷静”。
财经贸易部门揭发出这一批右派分子，是前一阶段这些机关反右派斗争的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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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呼和浩特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支行
打垮右派正气上升
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日电 新华社记者校春茂报道：曾经被一小撮右派分子闹得乌烟瘴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和浩特支行，经过反右派的斗争以后，正气上升，面貌焕然一新。
目前这个支行领导上正根据职工群众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认真处理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过去各部门之间由于步调不一，互相扯皮，任务经常不能完成。现在各科室的关系已经正常，连一度被右派分子掌握领导权的拨款二科，在最近一周内也已完成了在今年年初就该完成的投资、拨款、动用三项计划的检查工作。现在职工们的劳动纪律、工作责任心都比过去加强。外勤人员消除了不安心工作的消极情绪后，纷纷深入现场，已发现许多有关工程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如内蒙古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建筑面积高于实用的问题，内蒙古工会结核疗养院工程有铺张浪费现象等。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呼和浩特支行早在1月间就开始整风，当时支行工会副主席杨之江和其他几个右派分子利用行内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部分群众在某些问题上是非不清的弱点，向支行领导上展开进攻。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行里一度出现了“五多”和“两不问”的现象：看病的多、请假的多、迟到早退的多、工作时间到各科串门子聊天的多、闹思想问题和个人待遇的多；不问政治，不问工作。杨之江称之为“不同形式的罢工”。
7月初，正当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得意忘形的时候，支行职工纷纷要求整风领导小组立即对右派分子展开说理斗争。在支行举行的辩论会上，职工们对杨之江等歪曲肃反政策的谎言，作了严正的驳斥。一度被右派言论所蒙蔽的职工们，都表示要站稳立场，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被揭穿，杨之江已在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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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恶毒不亚于葛佩琦
陈光说党不能领导金融机关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工作人员最近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商业信贷处科员、右派分子陈光。陈光在鸣放期间显得异常活跃，在五次正式发言中从各方面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陈光的攻击，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什么问题他都攻击，其恶毒和明目张胆的程度，不亚于葛佩琦、储安平等。比如对肃反政策，他说：“肃反是走形式闹笑话”，“肃反不是靠调查研究，而是凭印象”。他造谣说：“肃反运动中央有两套政策，明的一套和暗的一套，明的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暗的是大划拉、错了再说。”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我看中央对付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坚决、不严肃。对官僚主义应该像对待反革命那样坚决，有罪也要像处理反革命那样处理。”他还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应该归罪到旧社会。因旧社会已成过去，不能负责。中央在许多次运动中都号召反对这三个主义，但是总也反不掉……。再说，中央政策尽管规定得十分周密，下边发生了问题，错了，也是中央的责任，还是要追到这个根上去的。”因此，陈光的谬论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中央制造的。”
还污蔑整风运动，说什么“整风不及肃反、三反劲头来的大，任何运动都有积极分子，就是反官僚主义没有积极分子。”因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对党无利可图。”他还污蔑党的统战政策，说什么“统战工作是统少不统多”，“五亿农民没人代表”。事实就是“大鸣大放不发动农民”。
陈光要取消党对银行的领导，说：“有人坚持银行是国家金融机关，那就是强迫银行党委化。”陈光要求：“地方党委不应该像上级领导关系那样直接领导银行，更不应该管银行具体业务。”并要求：“党委不用过问银行是如何执行计划的”。
陈光对党员和党组织的诬蔑更是明目张胆，他用尽恶毒词句，硬安在党员和党组织头上，企图一棍打死。陈光说：“我根本不想入党。因为我封不住自己的嘴，党员不能随便提意见，叫我不提意见可办不到。”他说党给他的印象是“党员犯了错误，党组织没有错误，一般党员犯错误，领导干部没有错误。”凭着他自己捏造的印象，搬出他的谬论说：“我认为这是推卸责任，这是大梁不正底梁歪的问题。”陈光还说：“要谈改造，共产党应该同资产阶级一样进行改造。资产阶级有缺点有错误，共产党也有缺点有错误。”他主张“成立一个不属任何部门领导的监察机构”，“超党超国家，超乎一切之上”，这样来根本否认党的领导权。
陈光这些反动言论激起了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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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人民银行职工严词批驳
狡猾的李锡田开始认罪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职工积极揭发和批判该行农业信贷处副科长、右派分子李锡田（民革成员）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论。
在大鸣大放期间，李锡田曾经猖狂地从各个方面向党进攻。他说：“现在大部知识分子都这样想：反正也革不了共产党的命，跟着共产党走吧。”他接着又说：“可也不能这样说，匈牙利不就革了共产党的命吗？”他污蔑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污蔑党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他别有用心地提出“业务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并说：
“是否懂了马列主义就能处理业务呢，把马列主义看作万宝囊，那就是教条主义。”他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污蔑成“政治噪声”。李锡田还恶毒地污蔑肃反运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无中生有，唬唬诈诈，平白伤了（干部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使人人害怕，让人不敢主持正义，坏的结果多，好的结果少。”
天津市人民银行的职工们在揭发李锡田这些反动言行的同时，对他展开了严肃的说理斗争。职工们指出，李锡田说“反正也革不了共产党的命，只好跟着共产党走”，这一无可奈何的呼声，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苦闷”，这意思就是说他要想革共产党的命，可是力不从心。实际上他并不甘心跟着共产党走。不仅如此，他还用匈牙利事件作比喻。抱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幻想。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锡田的态度十分狡猾，一再推说：“同志们把我的意思体会错了”，或是“记不起来了”。后来经过群众的一再揭发，并和他当面对质，他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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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理论家陈新桂的嘴脸
新华社记者 于民生
章伯钧接受罗隆基的推荐，曾经准备要右派“理论家”陈新桂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陈新桂是怎样的一个人？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这样赏识他呢？
社会主义学院揭露出来的陈新桂的大量反动言行，为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陈新桂说：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
陈新桂经常对人这样说：“几年来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可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疯狂进攻的时候，陈新桂活跃起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那时，他曾经说：“‘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发生，将不可收拾。”他以为时机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会主义学院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陈新桂不但恶意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对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恶毒地进行了诽谤。他诬蔑这些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陈新桂把历次革命运动出现的新气象，歪曲为“只有政治上的一致，没有思想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
陈新桂把中国共产党描绘成“独裁者”，他公然对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民主党派机关挂毛主席像很为不满，他要求民主党派机关应该挂自己党派领袖的像。
陈新桂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新华社危机到了”，说人民日报是“教条”，“没有人想看它”，并吹嘘光明日报和文汇报“无论编排和内容，都是最好的报纸”。同时，陈新桂还在社会主义学院扬言要退学，到光明日报去担任“重要工作”。
陈新桂极端仇恨苏联，仇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恶毒地诬蔑斯大林的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的。他说：“资本主义有危机，社会主义也有危机；资本主义要完蛋，社会主义也要完蛋。”他还荒谬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没有什么“友谊”，都“恨苏联”，报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团结是“应酬话”，是“讲得好听”。
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表了一系列反动言论后，回到民盟总部得意忘形地说：“我今天放了大炮，我说过去的历次运动都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话比‘害多利少’的提法还厉害。”当报纸上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的时候，陈新桂竟无耻地捏造说：“共产党恨储安平，是因为储安平提到联合政府，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他认为，储安平的早已破了产的“党天下”的谬论是真正所谓挖了共产党的“老根”。当他散布这些谬论的时候，他说他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他已经“作了准备了！”
原来是章罗联盟的一员干将
陈新桂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怎样呢？原来陈新桂是章罗联盟的一员干将。远在罗隆基和张东荪在民盟搞小集团的时候，陈新桂就是积极的参加者。在章罗联盟没有形成以前，陈新桂是罗隆基小集团的支柱之一。
罗隆基和陈新桂是在1945年相识的。1946年陈新桂在“人物杂志”上写了一篇“民主斗士罗隆基”的文章，大捧罗隆基。从此，罗隆基和陈新桂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罗隆基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安插陈新桂当他的耳目。解放以后，罗隆基任民盟宣委会主任，安插陈新桂作秘书，罗隆基负责政协外交组和和大宣传部工作时，又把陈新桂带去作秘书。再以后，陈新桂又变成了罗隆基小集团的心腹。1951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选，罗隆基支持陈新桂去竞选，阴谋夺取民盟北京市的领导权。陈新桂在罗隆基的支持下扶摇直上，1956年他成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反击右派刚刚开始的时候，罗隆基在国外。那时陈新桂是很慌张的，觉得问题很严重，并且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检讨，表示愿意挖根交代问题。可是，罗隆基回到北京以后，陈新桂又变了，他以耍无赖的态度进行顽抗，说什么要为“真理”而死。
陈新桂同章伯钧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6月10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会之前，陈新桂就对人说：“章伯钧今天要战斗，我今天也要战斗。”会上陈新桂继续发表了反动言论。会后，章伯钧找陈新桂谈话。章伯钧责备陈新桂没有见机而行，埋怨他不该“到这时候还讲这种话”。
在章伯钧进行交代的那一天，陈新桂曾到尹肇雄家里去密谈。陈新桂向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作了十五点指示。陈新桂制造了许多谣言如：“学校党委制要撤走了，毛主席已同意在清华作试点，清华党委已撤消了”；“农业合作化有冒进”；等等。
当陈新桂制造的这些谣言和其他反动言论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大会上被揭发以后，陈新桂抵赖不过，他只得承认了，他说他的“罪恶是严重的”。
为什么这样疯狂向党进攻？
陈新桂为什么这样疯狂地向共产党向人民进攻呢？揭开他的家庭出身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
陈新桂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长大的，并且得到外国传教士的资助，因而培育了他浓厚的买办思想。
陈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亲陈眷煌是一个负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在大革命时代曾向农民进行倒算，并且由于他的控告当时在当地坚持革命活动的先锋队队长张文申被伪军团逮捕杀害，1952年土地改革时，陈眷煌畏罪自杀。
陈新桂的弟弟陈新炳是汉奸，是反革命分子，曾任日寇情报组长，伪乡队副，杀害过革命干部。在1948年为我游击队枪决。
陈新桂一贯维护他的地主家庭的利益，直到今天他还说他的父亲是中农，他的弟弟是“务农”的。
原来陈新桂对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有“杀弟之恨”。难怪和陈新桂在一起工作六、七年的人揭露说：“在六七年里，没有听到陈新桂对社会主义说过一句好话，也没有听到陈新桂对共产党说过一句好话，一提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陈新桂总是进行恶意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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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体委的宣传岗位不许右派盘踞
晓洲、秦晋反党面目暴露
本报讯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已经揭发出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宣传科科长晓洲，另一个是“体育文丛”编辑秦晋。
右派分子晓洲（原名刘元宾）入党后，经常抗拒党的领导和上级的指示，仇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他说报上发表的一些数字材料都是“官僚主义者的自我安慰”。晓洲大肆攻击和污蔑国家体委。他叫嚣党是外行，不学无术，不能领导体委的工作。几年来体委的工作是一团漆黑。还散布“整完散伙”的恶毒论调。
晓洲还利用体育界鸣放座谈会的记录，在“新体育”写了一篇题为“从几次座谈会上听来的”煽动性的文章，集中了一些体育界人士的错误意见，放出了“体育方针只停在纸面上”，“用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有些全国性的竞赛，实质是为几个代表队举行的”的毒箭，向国家体委的领导上大肆攻击，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整风期间，他还主动地找人谈话，收集材料，帮助一个因政治品质恶劣被开除党籍的人向党反攻。
晓洲还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浦熙修、吕文、吴祖光、黄沙等有广泛的联系。他为了筹办一张“不要党领导，不带机关性的”刊登离婚、诱奸等社会新闻的同人报，积极筹划经费和人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右派分子秦晋过去是国民党党员，抗战胜利后曾在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工作，后来担任益世报西北特派员、军事政治记者，写了不少污蔑共产党的文章。现在他是九三学社社员。
在鸣放中，秦晋到处点火，煽动群众对领导上不满。他将体育出版社个别领导干部的缺点说成是“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他恶毒地利用一些干部对住房的不满，写了煽动性的大字报。他还将社会上的一些右派言论推荐给组内同志看，并连声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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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体育学院连日集会
迎击李鹤鼎的进攻
本报讯 北京体育学院师生员工连日集会，批判李鹤鼎。
李鹤鼎是民盟北京体育学院支部主任委员，体育学院教授，他一向歪曲和污蔑新中国正确的体育方针，把新旧中国体育事业的本质混为一谈，说什么“国家体委搞竞赛过多，但对全民体育却管的过少，和旧体育没啥不同”，“体委重视竞赛只是为了少数人，为了首长爱看”。
李鹤鼎还到处点火，三番五次煽动北京大学体育教研组被管制分子童清园，大胆“鸣”“放”。体育学院中的“非常委员会”是一个反动组织，李却说它是“目的良好”。李鹤鼎还对马约翰说，“有汽车接你去城里‘鸣’‘放’”，马约翰说，“我有意见已和荣高棠同志谈了。”李鹤鼎事后却造谣说，“马约翰说体总不起作用，要成立体育工作者协会。”他借此挑拨党和民主人士的关系。
李鹤鼎还挑拨党群关系。他说“学院中有两种干部，一种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的好干部，但有职无权；另一种是“虚伪、无能、消极怠工、不负责任、吹牛拍马的干部，光会说漂亮话，不会做工作”（指党团员及积极分子）。李鹤鼎是地主家庭出身，留学美国五年。1951年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就一直与党对立，谩骂、歪曲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他对人说，“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我喊不出来，我没有那样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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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秘密日记
这是四川地质局一个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被迫交出的一本日记。大家看，这是多么恶毒的攻击，这里流露出多么深刻的仇恨！
这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蒋仁德，是四川地质局的化验员，现年二十二岁，江苏无锡县人，家庭是地主，土地改革的时候，农民分了他家的土地，于是他就埋藏着深刻的仇恨，“立志”要推翻新社会。
这次因为重庆大鸣大放迟一步，蒋仁德自认没有放出多少东西，群众抓不住他。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同他接近的工作人员朱尚志仍然把他揭发出来。不久以前朱尚志向蒋仁德借书的时候，发现这个右派分子有一本秘密日记。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大家追查，蒋仁德交出了这本日记。
蒋仁德在1955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我说来，‘战斗’，只有这二字。奴隶劳动的中国，我知道不会久存的，我有一个志向，不可告人的志向——当然，现在看来我是极端‘反动’的：战斗！战斗！战斗！”
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明天是‘党’的生日，我恨这个生日，因为它给中国带来了枷锁。整个共产党中国到处有黑暗，不平等，我恨共党，我恨中国制度，我要推翻这制度。”接着，蒋仁德记录了他写的一首“反诗”：“今日束手困地校（按：指他在地质学校学习），把我看作无用佬，假如他日随我志，管叫中国半个天下满火烧，……敢叫血染长江流。”
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党’的生日，也是大家的灾日。”
7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有勇气，那怕在死亡中也要走出活路来。只要有毅力，就能战胜一切，就能实现主观愿望。……所以我终久信任自己会胜利的，假如我成为作家的话，我将在作品中向奴隶强迫制进行猛击。当然，这可能要流血的，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向他们猛击。战斗！战斗！向恶狼战斗。
“当然，战斗不是简单的，我要善于应付，必要时要顺着它，阴违阳奉的。”
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知道，我现在在长夜中，……冲破这黑暗，那怕我的头埋葬在长夜的茅草中。奴隶中国一定会解体！红党中国一定会消灭！”
7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接家信，泪如淋。家里困难不说了，常常吃些青南瓜、麦类食物。可恶，连饭都吃不到了。但我也能知道谁使人民痛苦的，我要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
10月29日的日记写道：“对这许多奴才，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用刀斧来砍。”
11月8日的日记上写道：“今后要改变战斗方法，总有一天，余爬了起来，……”
11月11日的日记上写道：“考虑到其他问题，我不应在日记上发泄，万一遗失后悔莫及。”
11月14日的日记写道：“倘人们不尊重我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鞭子来回答他。不应自己不相信自己，慢慢的再来。再来！再来！要在刀山箭林中进出，要会冲刺，也要会防守。……记住所受的侮辱（按：指批评了他），有志者事竟成，应有志！有志！”
1957年3月20日，蒋仁德写道：“说话太多了，应少说，枪（腔）开（得）太多了，应不开，记住，今后应不开枪（腔），要有耐心……”
蒋仁德于1955年5月2日开始作日记，一开头就赤裸裸暴露出一付狰狞面目。据四川地质局的揭发，蒋仁德公然宣称：“宁愿作资本主义贫困儿，不愿作社会主义自由民”。
以上只是蒋仁德“不可告人”的东西的一部分，正如他自己在去年12月12日的日记上所说：“日记也容易为人所发现的，以后……要尽量少记，放在心里……”。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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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剧界的一个凶恶女将
李孟岩 克莹 邓世还
在章罗联盟夺取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中，戏剧界跳出了一员凶猛的女将，这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民盟全国妇委委员孙家琇教授。
这员女将虽然名气没有浦熙修大，本领可也不弱，她利用艺术上的巧妙手法，向党进行了阴险毒辣的攻击。
点火煽动，阴谋夺取学院领导权
孙家琇在夺取学院领导权的阴谋中有一套纲领和办法。今年3月间，她就以举行话剧“同甘共苦”的学术讨论为名，邀集受罗隆基直接指挥的北京“人艺”民盟右派分子戴涯等在学院开了民盟座谈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准备工作。整风开始以后，她认为“中国将有大改革，知识界可能出现个新局面……党可能让出文化及科学领域的领导……”民盟大有可为。从这种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出发，她就同院内民盟另一右派分子徐步共同策划，挑选了在肃反中受过审查的和对党怀有不满情绪的人，连续举行了六次座谈会，大肆煽动。会上她污蔑说：“某些党员搞肃反，唯恐搞不到大的，……我感觉党员是不是想搞出个大的表表功。”在她的挑拨下，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的教员就应声而起，说：“我认为肃反基本不健康，是逼供为主，诱供为辅……”另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的余怀也无耻地说“……冤枉我哉，青天大老爷！”会上是一片“诉苦”声。在开这几次座谈会的短时期中，民盟小组发展了好几个盟员。
孙家琇借口反对宗派主义，对学院工作和院内的党员领导干部大肆污蔑攻击。她说：“我院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要把宗派主义的根挖出来。”她巧妙地响应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说“我不完全同意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但是党员是有这种思想的……掌权党员，互相包庇。”她认为党员领导干部，有的老了，应该“休养”，有的不懂业务，工作“困难”，要把学院交给懂业务的教授来办。她煽动群众同党对立，说：“以前运动中群众是带着精神枷锁的，被束缚的。”“群众这些年受党的教育，觉悟提高了，而党员呢，却蜕变了，退步了。”言下之意，是要党员滚蛋。
她同民盟右派分子冯亦代采取同一手法，口说不想搞大民主，实际想发动一个“大大民主”。她说：“我们不想搞大民主，但搬不动时，可能民主党派，全体群众、学生签名要求。”
在孙家琇等右派分子的煽动下，院内出现了张牙舞爪的讽刺画和煽动性的大字报。在整风中被孙家琇拉入民盟的尧登佛竟要求卡秋莎报（院内大字报）为他个人举办了个长达四小时的报告会，会上公然叫嚣道：“党员是唯唯诺诺的奴才，是特权的贵族”，是“监视人的便衣警察”；“学院不是党费办的，要求共产党退出学院”。
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孙家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她认为向党发动总攻的时机到了。6月6日她跑到导弹报社（院内大字报）慷慨激昂地口述了她那篇“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文章。这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宣言。她一笔抹煞了戏剧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六七年来培养出大批人材的成绩，像发了疯地叫喊说：“你们在剥夺摧毁人的理想，窒息了人们的事业心，堵塞了青年人的朝气，欺骗了学生们的信仰”；“请看看这块园地，到处是莠草、牛蒡草、蜥蜴、毒虫，在这里挂羊头卖狗肉，在这里是不学无术冒充权威；在这里用虚伪代替真诚，代替党性。”
更阴险的是她以所谓“莎士比亚专家”的身份，把莎士比亚在三百年前描绘当时黑暗时代的一首十四行诗，来描写中央戏剧学院：
对这些都倦了，我哭求安息的死，
譬如见到才能注定要做乞丐，
空虚的无物倒打扮得漂漂亮亮了，
最纯洁的信仰被不幸地破坏，
灿烂的荣誉被可耻的放错了地位，
处女般的贞洁遭到强奸，邪恶，
不法地侮辱了正义的完善，
艺术被权威捆住了口舌，
愚蠢（俨如博士）控制着学术，
单纯的真理被瞎唤作呆笨，
被俘的“善”，侍候着“恶”将军，
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人间，
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
（注：原掉一行）
然后，她说：“不是我要破坏社会主义，把人们拉回三百年前去，而是你们正在把我们拉回去！”
这篇宣言的矛头，还指向了整个文艺界。他辱骂新中国的所有作家和文艺工作领导者。她说：“许多新文艺作品，里面都没有新时代的英雄气概，我明白了，这并不是由于清规戒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他们这许多所谓作者们，所谓艺术团体的领导者们，本身就没有英雄的灵魂。”
最后，她竟至按捺不住自己的杀气，凶恶地说：“我们向你们敲起警钟”，“我们不允许这样做”，“照这样下去，我们不能再同你们合作了”，要“群起而诛之”了。试看这和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调子有什么区别呢？
6月8日，学院到处喧嚷着孙家琇在民盟将有非常精采的发言，事先还邀请了很多人参加。这一天她兴高采烈，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学院，她以为该到下总攻击令的时候了。不料还没有登场，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她一看风头不对，精采的戏就没有唱成。不过发言的内容还是以极巧妙的词句改头换面端出来了。
学者乎，政客乎？
接着学院反右派斗争开始，孙家琇连忙主动地写了篇批判尧登佛的文章，装作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说：“尧的报告是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而对自己的问题则避而不谈，仿佛忘了她是尧的入盟介绍人，正是在她的鼓励下，尧才敢发出那样“让党退出学院”的狂妄言论。
当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她的时候，在一次整六小时的自我检讨中，她耍尽了两面派的花招。她说自己“学术上是有野心的”，“但一向讨厌政治，仿佛是在玻璃盒中长大的”。他说“自己是自发地参加了右派分子的点火罪行”。她给自己戴了一大堆帽子：“卑鄙污浊”，“虚伪”，“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有时竟然伤心得流了泪，但是她同章罗联盟的关系如何，却闭口不言。
7月17日中央戏剧学院举行了全院师生大会。会上张君川、廖可兑等教授揭穿了她如何用篡改莎士比亚诗句的手法进攻党的阴谋。原来这位“莎士比亚专家”，对于学术并不专长，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野心家。一位教授说：“我和她共事六七年，她自命为莎士比亚专家，却从来不愿多讲莎士比亚。……她是到纪念莎士比亚的时候想讲莎士比亚，纪念惠特曼的时候想讲惠特曼，纪念萧伯纳的时候想讲萧伯纳……她不是玻璃盒中的学者，而是交易所中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