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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运城机械厂职工
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得到胜利
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生产计划超额完成
本报讯 山西运城机械厂职工在反击右派分子和增产节约运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取得了胜利。
5月下旬，当这个工厂的工人为了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得更好，提出各种善意的批评来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技术员秦式义等右派分子却趁机向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秦式义为了达到推翻党的领导的目的，一方面叫嚣说，正副厂长全“扯蛋”，党支部书记也不行，他们的技术都不如他“高明”，并妄称要跟他们“调换工作”，强调机械厂应该“大改组”，“换牌子”，“只有从上到下连根拔，才能除掉‘三害’”等等；一面又怂恿不安心工作的人消极怠工，同领导对抗，辱骂那些劝阻他胡说乱道的正直职工是“舐屁股”。
正直的工人迅速开始对右派分子加以反击。老工人李文斗一开始听到“大改组”，“连根拔”这类“意见”的时候，就气愤地说：“这叫做提意见？简直要造反了。我不是党员，但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工人自动写大字报揭发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的事日益增多了。
这时候由于正气上升，压倒了邪气，一些曾经被秦式义笼络的人，如杨启祥等也提供了许多材料，右派分子这才最后陷于孤立，并在人们的严正批判下低头认罪。
许多工人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认识到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不克服，将得到什么结果。因此，闹待遇，图享受，不安心工作的人都显著地减少了。从前，厂里的十几名技术人员，互相见了面不说话，彼此瞧不起，领导同志曾劝说他们加强团结，但无济于事。这种情形整整拖了一年，只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大家才真正感到团结的重要。现在他们办事开始有了商量的空气。广大工人群众的劲头倍增，他们说：“右派分子说我们的党领导不了技术，我们要用事实告诉他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的企业才能办得更好。”在6月份，工人们纷纷突破定额，厂里的主要产品老虎钳月计划生产二千台，实际完成二千二百一十三台。全厂6月份完成计划106.14％，比上个月大大超过，7月1日到20日又已超额完成了上中旬的生产计划。这是他们对右派分子的更有力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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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一百二十多个工厂
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
新华社沈阳7日电 沈阳一百二十多个工厂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思想教育。
每天傍晚，沈阳很多工厂的俱乐部里，聚集着上千名工人在听取专题报告。在工厂集中的铁西区，有三十多个工厂已经举办了专题报告会，各厂中共党组织和行政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来自各个部门的报告员，向工人报告了关于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成就，以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等问题。沈阳化工厂等六个工厂，还邀请近郊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利用农闲时间，进城报告农业合作化的成就。
目前，不论清晨或傍晚，在各个工厂的树荫下、车间旁，都围拢着一群群工人。他们有的讨论，有的读报，有的正在研究撰写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文章。工厂里的厂报、黑板报、广播站都刊载和广播着工人们写的文章，他们用亲身经历，驳斥本厂技职人员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谬论。
各个工厂里的老工人和复员建设军人，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自动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他们组成讲师团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和斗争，用新旧对比的方式讲给青年工人。东北制药总厂杨文浦等五名老工人，每天下班以后，不顾疲劳，分别到各个分厂和车间去报告，听到他们报告的青年工人，都说从老工人的生活经历里受到了强烈的阶级教育。老工人和复员建设军人还主持了各种工人座谈会和读报组，并且对阶级观念薄弱、劳动纪律松弛的工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
现在，沈阳各个工厂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正趋向深入发展。沈阳高压开关厂、东北制药总厂、沈阳第二机床厂等单位，结合本厂职工存在的劳动纪律松弛等情况，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着劳动纪律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沈阳各工厂这次对工人进行深入系统的反右派斗争教育，是在7月上旬开始的。在这以前，沈阳七十多个工厂的工人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攻击的时候，曾纷纷集会，誓师保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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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压开关厂成套车间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
工人阶级觉悟空前提高
新华社沈阳8日电 沈阳高压开关厂成套车间在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整顿劳动纪律，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7月份劳动生产率比6月份提高4.9％。
成套车间的三百二十九名工人中，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工就有二百十二名，他们受到的阶级锻炼的时间短。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大举向党和社会主义恶毒地进攻的时候，少数青工思想混乱，劳动纪律松懈。
这时，老工人佟新和介绍了他在伪满遭受的十多年苦难的经历，给全车间工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老工人们回忆起在旧社会里受到同样悲惨的遭遇以后，一致要求车间领导方面要整顿劳动纪律，清除非工人阶级思想和行为。
成套车间中共党支部，接受老工人们的意见，决定在工人中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增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车间工人通过自我教育，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在生产上出现新的气象。铣工洛凤连，过去加工大支架，每班只能干四十个，7月份提高到八十个。铣工聂永吉加工钩子，每班从五十个提高到二百五十个。青年工段全体工人，主动要求修改工时定额，把加工防爆开关的工时，从七十六小时压缩到五十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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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教育
裕华纱厂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裕华纱厂在反右派斗争的教育中，提高了职工的社会主义思想水平，保证了今年第二季度和7月份都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裕华纱厂今年第二季度的增产节约运动面临两大困难：一方面因为原棉质量很不好和黄梅季节的到来，生产上困难很大；另一方面当时有部分职工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言论的影响，思想较为混乱，生产情绪不集中。为了使增产节约运动在这些困难条件下能进一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个厂在改进生产管理、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同时，积极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加强了对职工的思想工作。
他们主动地抓紧解决职工群众提出的合理而又可能解决的要求。做到了条条意见有下落，因此群众比较满意。同时，这个厂逐步深入地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他们首先发动群众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阅读了右派分子的言论，并联系社论，引导群众进行回忆对比。为了使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更切合实际地进行，这个厂党、工会、团组织等分别从党员、团员和群众中进行了思想摸底，发现当前职工中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表现在对生活福利的过高要求，劳动纪律松弛等方面。因此，工厂便确定把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作为当前向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启发职工认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和企业当前的具体困难，以及工人阶级如何以实际行动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启发职工明确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之间的正确关系，使之自觉地批判要求过高的生活福利和劳动纪律松弛等错误。经过这一番工作，职工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保全工人姜幼廷在对比了新旧社会以后，激昂地说：我们决不让右派分子钻空子。职工群众并纷纷用实际行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言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钢丝机的保全工人过去常和技术员闹对立，现在技术员说：布置工作很顺利，群众自己动起来了。机械部检修的机器一向很少能达到标准品的规格，通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每个小组都检修出了合乎标准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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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十个城市中的工矿企业
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新华社沈阳8日电 辽宁省沈阳、大连、鞍山、抚顺、锦州等十个城市中型以上的国营厂矿，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中正展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已经在职工群众中陷于孤立；广大职工通过斗争受到了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大连化学厂职员、右派分子欧阳迪光，出身于地主家庭，并参加过国民党。他公然叫嚣农民交不上地主的租子是农民欠地主的债；“三反”“肃反”运动是违犯宪法的，由于这些运动，人民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干部专人民的政。职工们连日召开大会对这个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鞍钢基建处工程师、右派分子沈乃敏，污蔑新社会是“老虎吃人的社会”，把靠近党的人称作“阿Q”、“削尖了头往里钻”。他自己说他对共产党员是“以路人视之，以敌人待之”。职工们在斗争中对沈乃敏的丑恶面目揭露无遗，并且揭开了他的老底，原来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将，他过去是“公子”，结婚时主婚人是陈立夫的父亲，国民党接收鞍钢时他是接收大员之一。
阜新海州露天矿袁乃勤，是个披着工程师外衣的政治野心家。他是1951年党选拔第一批去苏联学习的非党技术干部，回国后不久即被提拔为工程师，今年又被中共阜新市委推荐为辽宁省政协委员。但是这个右派野心家完全以怨报德，拉拢群众，孤立和排挤党员技术干部，并和市民盟右派分子柴寿安串通一气，积极搜集对党不满的意见。袁乃勤加入九三学社以后，以引诱拉拢的办法，在全市各主要厂矿发展组织，并公然挖共青团的“墙脚”，拉共青团员入社。
抚顺石油安装公司代总工程师、右派分子乌承尧不仅千方百计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而且积极响应章伯钧“把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到几百万人”的号召，企图在公司里成立民盟支部，达到以盟代党的领导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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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能“铲”不能“收”
淮北盐务局教育科的右派分子孟令石，在整风期间，用了许多恶毒的比喻，挑拨党和非党的关系。例如他说：“盐场党和非党之间隔着一道电网，人们要过电网非得拼着性命不可。”“非党员在革命家庭里像个小媳妇，只能朝公婆笑，不能朝公婆跳；只能说小姑好，不能说小姑坏。”他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党中央，说“盐场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是从北京党根深蒂固的渗透下来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孟令石的反党谬论，遭到盐场职工的痛斥。他看到大势不妙，就说什么“我仅是‘笔墨游戏’，并声明要把他以前的发言全部收回作废，就“算我没有讲过”。
孟令石想“收回”他的反动言论，是办不到的。应该正告这些右派分子：毒草总是毒草，放出来是毒草，不放出来还是毒草。今天不放出来，明天就会长得更大。耍无赖既无用，悔当初也不必，还是老老实实脱裤子割尾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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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率收兵是不行的
江苏省卫生厅的人们，认为他们那里三个被斗争的右派分子金诵盘、朱同礼、黄兰言已经低头认罪，可以把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继续进行机关整风了。
可是重新一检查，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金诵盘虽然表示向人民低头，但他把斗争他看成是领导上的报复行为，认为如果不是向厅长提了意见，他就不会成为右派。朱同礼只承认自己的态度不好，对斗争他还不大服气。黄兰言曾经给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写过一封“控告信”，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而他检查中对这事竟一字未提。朱、黄和金诵盘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的活动情况也未交代。在分析研究了这些情况之后，卫生厅决定分别对这三个右派分子进行补课，继续斗争。
卫生厅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这件事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教训。这就是：除恶务尽，反右派斗争必须彻底。如果满足于表面的暂时的效果，而草率收兵，一定贻患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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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医药卫生界右派分子纷纷现形
本报讯 北京医药卫生界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一些隐藏在医学教育、医学科学研究、临床医疗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右派分子，正陆续被揭露出来。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主任金宝善，这位曾任国民党卫生署长，自封为卫生“专家”的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歪曲事实，夸大缺点，抹煞成绩，污蔑解放后卫生事业“一团糟”。他挑拨党同专家的关系，反对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说，“目前卫生部司、局长一级很弱，不解决问题，比国民党的‘卫生部’差得远”。他还极其隐蔽地宣传他的消灭中医的恶毒主张，说，“祖国医学不能作为现代医学科学来接受”，“有疗效也不能说是科学”，并企图借反对中医来反对党的领导。
中医研究院龙伯坚，在整风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歪曲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污蔑、否定中医，反对党领导中医研究工作。他把中西医的不团结说成是党的政策造成的，并且污蔑说，中央制定的中医研究十二年科学规划，根本没有科学性，是在宣传迷信”。中医研究院编审室编审员陈苏生，这个忠实执行章伯钧右派集团的组织路线的右派分子，除了在中医研究院不择手段地发展农工民主党组织，拉拢院外著名中医以外，在院内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
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系主任杨恩孚诬蔑说，“我真感受不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我自己感到恐怖。”营养系副主任周启源主张在医学科学院里不应当有党派活动，认为只有取消党的活动才能消灭宗派主义。
章伯钧右派集团在医药卫生界的大帅是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以及他企图篡夺党在药学事业的领导权的阴谋也被人揭穿了。此外，在北京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卫生部及其所属单位也陆续揭发了一些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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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安徽省委的领导权
落在右派集团的手中
本报讯 民盟安徽省委揭发了一个把持民盟省委、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民盟省委的宣传部长童车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王晋斋、组织部长吴伯敏。
童车五在宣传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时，根本不谈民主党派怎样才能和党共存，而是只谈对党的监督。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他只宣传团结，不谈或少谈教育改造。他片面强调民盟代表知识分子利益，说有问题时民盟给他们撑腰，要他们“伸冤”、“泄愤”。吴伯敏等在发展组织和人事安排上，夺取各级盟组织的领导权。许多人揭发了他们提出的民盟淮南、合肥、蚌埠市委的名单，是要把右派分子安插到领导岗位上。在吴伯敏“以发展推动发展”的错误方针下，吸收了许多对党不满、有政治问题的人入盟。
他们利用民盟省委的常委碰头会，在会前策划，开会时提出自己的主张来通过，所以他们实际上已夺取了安徽民盟省委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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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去是四川哥老会的把头
今天是陈铭枢集团的骨干
曹任远右派面目被揭穿
本报讯 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教授曹任远，是右派头子陈铭枢反共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骨干分子，北京工业学院师生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曹任远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他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社会主义没有“道德”。他还认为现在的是非概念和旧社会没有区别，所不同的现在是“一句话可以置人于生，一句话可以置人于死”。他污蔑党“灭绝祖先和人性”，又污蔑党的一切工作“完全违反历史”，还谩骂积极分子是“善于追随者”。
曹任远诋毁镇反、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故意把党和社会主义说成漆黑一团。他认为反革命分子是逼出来的，说“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曹任远想尽一切办法诋毁思想改造、教学改革。他认为教学改革把教师“好像踢足球，踢来踢去，踢完了球场全是空的”。他还说，现在教书是“劳动改造”。
曹任远污蔑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他说“农民吃不饱”，还睁着眼睛别有用心地说，“我这位大学教授也吃不饱”。他认为市场上的鸡蛋多了，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不好好收割庄稼，撒了满地粮食，鸡才有粮食吃了”的缘故。
曹任远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想当官骑在人民头上。他是四川哥老会的把头，又和反革命分子冷开泰（已镇压）有密切联系。他是西山会议的秘书，后来担任过伪自贡市长。1947年，他曾竞选伪国大代表和伪立法委员。
曹任远与陈铭枢有密切往来，陈铭枢向党进攻的五万言书中，曹任远提供了不少材料，还最后校审这“五万言书”。他同陈铭枢的得力大将黄居素，约定每周至少见面一两次。曹任远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举行的教师座谈会前的两个小时，还跑到黄居素家里去商谈在会上如何进攻。陈铭枢曾数次特意到他家“拜访”，他参加了在陈铭枢家里召开的历次秘密会议，还和学校里的右派分子、陈铭枢的小喽啰胡兰畦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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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公然行凶
何鼎深被扭送公安局
据新华社长春8日电 6日，东北人民大学的学生们把行凶的右派分子何鼎深扭送公安局。
5日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右派分子何鼎深要求曾经批判他的反右派的积极分子、共青团员温能奎和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路上，何鼎深又大发反苏的谬论，温能奎立即给予反驳。何鼎深就掐住温能奎的脖子，拿出一把剪刀就刺温能奎的喉咙，温能奎用手抵挡，被刺伤右臂。
6日上午九时，这个凶犯披头散发，又紧紧跟在温能奎的后面，一直追到教师宿舍，还杀气腾腾地喊：“你是敌人不是同学。”并且要在教师宿舍里搜索温能奎。一些学生看到何鼎深一再行凶，就群起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接受群众要求，已经依法把他逮捕。
6日下午，东北人民大学召开大会，受害人温能奎和许多学生气愤地揭穿何鼎深的罪行。何鼎深曾经说过“我不反对资本主义更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不反对”，“一听法律就讨厌，我反对专政”。还公开表示要离开中国，他说，在他越过国境时，如果有人阻挡他，他“就用手枪把他干掉。”又说他“做梦也梦见革共产党的命”。这些言行曾受到温能奎和其他学生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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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右派骨干分子李静之开始认罪
据新华社郑州7日电 民革河南省委委员、资产阶级右派骨干分子李静之开始认罪。
李静之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连续三次去开封指挥民革开封市委负责人、右派分子宋聿修在社会人士中放火。他在开封亲自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的三十多人都是三反、肃反对象，被清洗分子以及其他对党不满的分子。并且在这些人的反党仇恨上做了火上浇油的工作。他还建议其他地方的民革组织照搬用他的这一放火经验。
李静之在解放前历任伪南阳专署秘书长兼南阳“前锋报”社社长等职，参加过特务组织蓝衣社，因此，一直被当地统治势力奉为“军师”。
目前，李静之已开始低头认罪正继续交代他和右派骨干分子刘积学、王毅斋等的关系。
主张党报不要党的领导
倪弘毅的谬论被驳倒了
据新华社旅大7日电 旅大日报右派分子倪弘毅向党报进攻的阴谋已被揭露。
倪弘毅是旅大日报的编辑。他主张把党报的领导权由共产党手中交出来。他说报社的编委会成员，应该党与非党各占半数，下面工作人员也不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绝对数量；报社负责人不一定要共产党员。
6月20日以来，旅大日报全体工作人员连续集会，驳倒了右派分子倪弘毅向党报进攻的谬论，并揭开了他一贯反党反人民的丑恶面目。倪弘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汉奸汪精卫的伪中宣部任出版科长，他编过“反共和平建国文献”，作过长期“清乡”调查，曾主张对共产党要“攻其心”和“坚壁清乡”等等。
武汉医务界批判刘南山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武汉市医务工作者昨天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刘南山的反动言行。
刘南山是武汉市结核病院院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他攻击党说，“党什么也不懂，只能出钱，只会专门作破坏工作”。又说，“现在是北方赶马车的（指老干部）领导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刘南山在向学生讲课时，曾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工业越发达，结核病发病率越增长”的谬论。会上揭露：刘南山早在解放以前，就一直投靠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以医学为幌子来进行反人民的政治活动。在他担任中正医学院教务长时，曾以“赤色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四十多个学生。由于他对反动派忠实，曾得到宋美龄、蒋经国、白崇禧等反动头子重视，爬上了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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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柏子丹煽动基督教徒向党进攻
安阳市爱国教徒奋起反击
本报讯 河南日报报道：安阳市基督教徒、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政协委员会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和驳斥煽动教徒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柏子丹。
柏子丹是安阳市人民医院外科主任。他在大鸣大放期间无中生有地说党和政府“藐视教徒，总要给教徒点过不去”，辱骂爱国教徒“信仰不真，是饭碗主义、机会主义，看着他们很积极，对他们要小心”。柏子丹还公开煽动教徒反对政府，他说：“从历史上看，教徒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并以意大利国王尼肉杀基督教徒的例子暗示教徒说：“基督教徒流一滴血，都是教会的种子，教会越杀越旺。”
柏子丹的煽动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安阳市爱国教徒和各界人民的愤怒。
教徒袁德善在一篇驳柏子丹谬论的文章中说：“柏子丹说有的教徒在新形势逼迫下，不敢承认自己是教徒，这是饭碗主义、机会主义。我认为他的这种言论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是恶毒的挑拨离间。谁不知道宪法明文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柏子丹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诬蔑爱国教徒，阻碍教徒思想进步。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教徒而歧视我。我每星期日去做礼拜，从来没有人干涉过我，为什么柏子丹恶意造谣呢？”
吴培泉、梁福安等人在座谈会上发言说：“政府任何时候也没有不叫信教，你的用意是挑拨教徒，对党不满，你是想在教会中找市场，拉力量，向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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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聂国屏
民盟天津市委委员、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聂国屏，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恶意攻击党的宗教政策，挑拨天主教徒和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说什么“在解放初期的反帝斗争中，有些地方政策不明，伤害了很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并诬蔑土改、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搞错了。身为天津市人民代表的聂国屏，视察工作回来后，竟公开叫嚣：“过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应该宣判无罪了”，企图翻案。他十分仇恨人民民主制度，宣扬美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在天津师范学院，指挥他的喽啰贴了许多造谣攻击党的大字报，污蔑学校里的党员干部是整日无所事事的“象牙之塔里的人”，要求撤换他们。
聂国屏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原来他出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家庭，一直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中、小学和美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受奴化教育。日伪占领时期，他大学毕业后就同汉奸拉关系，干起投机买卖来，与别人合营过“友星营造公司”，搞过“正茂证券行”等。日寇投降后，他竟拉上一个汉奸关系，投到曾在大城县搞汉奸队的杜福祥门下，搞起杂牌军，他担任“中校秘书”，做等待蒋介石收编的“美梦”。后来他又认识了高树勋的机要秘书吴景略，还帮助这位大员“接收”，正当好梦方酣，高树勋将军起义了。
利欲熏心的聂国屏，又通过天主教的关系，投靠反共头子于斌。1946年担任了于斌策动成立的“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理事”，在国民党特务刘乃仁指使下，搞起“文化沙龙”、“歌唱班”等，发展了五、六百会员，成为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帮凶。
聂国屏这些活动，深得国民党特务头子邵华的赏识，1946年底亲自把聂国屏介绍加入国民党。之后，他又担任著名的国际间谍、比利时神甫雷震远成立的反动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的理事，同时插足于反动报纸益世报作协理，又在津沽大学作讲师，俨然成为身兼数职的要人。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对他不念旧恶，让他当天津市人民代表、高等学校总务长等职。可是聂国屏却以怨报德，在整风开始以来明目张胆地向党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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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击宗教界的右派分子
天津日报8月6日社论
天津日报8月6日以“反击宗教界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社论。内容摘要如下：
在大鸣大放中，天津市宗教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和人民发动了进攻。他们恶毒地攻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硬说在我们国家里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他们诬蔑“镇反”和“肃反”运动，替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如天主教中的右派分子、民盟天津市委委员聂国屏就公开叫嚣：“在解放初期的反帝斗争中，有些地方政策界限不明，伤害了很多虔诚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有的右派分子甚至明目张胆地要替曾经利用宗教进行特务活动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圣母军”等翻案。这些，我们全体人民是决不能容许的。
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在我国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并且为党和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了的。解放以后，天津市和全国一样，任何宗教的正当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保障，他们的宗教习惯也受到了尊重。为了贯彻执行宗教政策，在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都有宗教界的代表。
宗教信仰的问题，乃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以不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有利用宗教组织来进行破坏活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