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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国家机关坚持反击右派的说理斗争
形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论战
新华社8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向纵深发展，在这条战线上，共有一千多个战斗单位同右派分子展开了说理斗争。经过充分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数目增多了，他们一个一个地被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
新增加的右派分子，有的是由于右派分子的集团被彻底攻破；有的是由于右派分子的幕后人和支持者被暴露出来；有的是由于领导方面克服了温情主义，斗争深入，从党内也揭发出了一些右派分子。
从中央国家机关当前斗争的情况来看，反右派斗争已经成了当前各机关的中心任务，揭露出的右派分子还在陆续增多，其中右派骨干分子增加得更多。
现在，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每天都有一百个左右的大型或小型的辩论会，同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形成了一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大论战。许多单位在同一个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时，都要开十次到二十次的各种会议，直到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使他彻底缴械投降为止。目前这种大辩论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通过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等方式进行揭露和批判；有的一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同时进行“背靠背”的批判（即缺席批判）；有些单位还就若干专门问题（如干部政策、肃反、民主自由等问题）举行辩论会。为了取得说理斗争的彻底胜利，许多单位都事先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交给群众广泛进行讨论，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对右派分子的某些重要论点和举出的某些重要“事实”，进行调查研究。在进行驳斥时，特别注意运用本单位的和群众最熟悉的材料来进行批判。这样，就使右派分子陷于孤立，使许多认识模糊的人擦亮了眼睛。中国科学院在开始批判钱伟长时，有的人认识模糊，表示“要为钱伟长辩护”。但在经过几次有理有力的批判以后，他们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道理深刻，打动人心”，他们最后在会上勇敢地揭露和批判了钱伟长散布的反动言论。
为了保证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最近检查了这个斗争进展的情况，认为有些单位还没有很好坚持说理斗争的方针，有的在斗争中表现急躁，急于求成，有的发生某些粗暴的现象，有的不注意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有的把反右派斗争看得过于简单，不认识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因此对于右派分子的假投降、以退为进和他们之间订立攻守同盟等各种花样，不能识破。这种种现象正在大力纠正。
在一些单位中，阻碍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仍旧是各种程度不同的温情主义。现在，这些单位正在一面批判右派分子，一面批判党内和干部中的温情主义倾向。例如有的机关批判了某些麻木不仁和斗志不坚的现象；有的部门同个别同情右派分子的部门的领导人开展了思想斗争；有的特别批判了那些对党内右派分子“下不得决心”的右倾情绪。石油工业部在检查了右倾思想以后，各级领导小组纷纷召开会议，总结经验，重新拟定反右派斗争的计划。同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在斗争中以简单化的现象也开始得到扭转，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斗志。
经过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检查，当前在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运动的发展。有些单位安排的领导力量不强，有些领导干部只在上面作“原则领导”，没有深入下层，他们不愿意具体参加战斗。个别单位的领导虽经过批评，但是至今还没有摆脱“领导不力”的状况。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最近召开的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会议上，强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党组书记必须亲自动手，领导干部要亲临前线，具体指挥作战。各单位还要经常检查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运动健康地发展。会议还指出，目前应把反右派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来进行，当作一场紧张的战斗，党的组织要认真地领导起来，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草率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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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许多高等学校毕业生表示
服从国家分配不要“自由市场”
新华社7日讯 首都许多高等学校毕业生表示坚决服从国家分配。
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向首都高等学校毕业生作了报告以后，各院校的毕业生都开会讨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表示：他们的责任就是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决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北京矿业学院矿井建设系四年级二班的全体共青团员最近给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写信，要求派他们到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他们说祖国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最大志愿，他们决心到矿山去工作，到边疆去打开通向地下宝库的道路，取出煤炭来。
许多毕业生在座谈会上谈到，经过两个月来反右派斗争后，提高了思想认识，批判了所谓开放“自由市场”的错误论调。北京大学东语系四年级全体毕业生写给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的信上说，他们不要“自由市场”，不愿意作“商品”。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前，各院校的毕业生曾经填写过一次志愿，当时大部分人的志愿偏重于作科学研究工作，偏重于在大城市里工作。最近各院校的毕业生中已有很多人要求修改志愿。他们感到以前填的志愿，为个人打算多，从国家需要考虑得少，作国家主人翁的气魄不足，现在纷纷要求到工厂、矿山等地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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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副总统九月中旬访问我国
新华社8日讯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邀请，将于今年9月中旬来我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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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必须解决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矛盾问题
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矛盾之一，是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建筑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就增加了建设过程中原材料紧张的情况。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约为13％左右，这个速度本来是相当高的。但是，各方面对于煤炭需要量的增长速度更高。在同一时期，生产用煤和生活用煤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都是17％左右。其他原材料工业在生产同需要之间的矛盾，大体上也是这样。为了使我国工业各部门获得迅速的发展，必须在最近期间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以便解决这一矛盾。
要发展原材料工业，使它能够充分地满足我国加工制造工业、建筑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国家必须首先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大型的现代化的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石油以及盐碱等矿井和采掘场，作为我国工业化的基本的原材料基地。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原材料基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是不可设想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我国的原材料工业，建设了许多大型的现代化的原材料工业企业，初步地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原材料基地，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煤炭工业部在1956年以前，总共建设了矿井和采掘场一百零一处。井型的规模，每年生产能力在三十万吨以下的有三十二处，在三十至四十五万吨之间的有三十七处，在六十万吨以上的有三十二处。平均每个矿井的规模是四十三万二千吨。正因为我们建设了和建设着这样一批新的矿井，并且对原有的矿井加以适当的扩建和改建，才能够使我国煤炭的生产能力在1956年比1952年增加四千多万吨，约等于解放前全部生产能力的70％左右。除了煤炭工业之外，生铁的生产能力也有很大的增长，1957年产量预计可以达到六百万吨，约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倍。同时有色金属、石油、非金属矿的开采也有很大的发展。显而易见，如果在发展原材料工业方面，没有上面所说的规模巨大的建设，那么，原材料工业的生产同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但是应当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原材料工业，都应当采取大型的近代化的矿井和采掘场来开采。这不仅因为有些地区资源条件有限制，不适宜建设大型的近代化的原材料工业企业，而且因为企业建设规模的大小，除了资源条件以外，还要看我国的实际需要是否迫切，进口的和自己制造的设备供应能力有多大，并且要根据交通运输、投资可能以及按资金计算的利润率的大小等等条件，综合地加以研究，才能确定究竟是建设大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企业更为合算。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工业分布不平衡，自然资源有的地区多，有的地区少，有的地区集中，有的地区分散，而我国的人力又很充分。因此，在发展原材料工业的时候，除根据资源条件、经济区划和工业分布的情况，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大型的现代化的矿井和采掘场以外，还应当建设更多的中型的、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矿井和采掘场。并且使两者的发展结合起来。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建设这种中型的和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矿井、采掘场，是有很多优点的。它投资少，建设易，收效快；它能使原材料的生产更加接近消费地区，使工业分布更加合理；它可以扩大社会就业，充分地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这种中型的或者小型的矿井和采掘场，我们完全有可能自己进行设计和自行制造设备。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中型的、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矿井和采掘场的发展必须采取积极态度的理由。
在发展中型的、小型的以及手工开采的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盐场、碱场等等方面，地方党和政府负有很大的责任。这种企业，可以由省的、专区的、县的政府开办，也可以由有关的手工业合作社开办，或者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副业来开办。只要当地有可资利用的资源，采取小规模的或者手工业的开采方式也不妨碍或者破坏国家对于这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并且开采出来的东西又保证有销路者，都可以进行开采。只要各级领导机关重视，并且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发展中型的、小型的以及用手工开采的原材料工业是完全可能的。例如，近年来经过各级党和政府的倡导，最近三年之间，地方手工开采的煤炭的产量增加一倍，地方生产的生铁增加将近七倍。这就证明，地方在发展原材料工业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在地方经营的原材料工业中，根据资源的条件和资金的条件，有些适于由省或者专区或者县经营的，当然应当分别由它们去经营，有些不适于它们经营的，则应当由合作社或者个人来经营。例如目前四川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的小煤窑即达两千余个。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有色金属的开采，也可以由群众集体地去开采。
总之，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发动与组织群众来发展小窑煤、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盐场、小碱场等等，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不但能够解决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个矛盾问题；而且因为生产发展了，就业人数增加了，人民收入增加了，就可以更多地改善生活，就更有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应当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来发展原材料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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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入库小麦达十五亿斤
本报济南8日电 记者向村报道：全国主要产麦区之一——山东省今年征购小麦，到8月5日为止，已入库十五亿一千多万斤，完成征购计划75％以上。有二十五个县市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
在山东广大农村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特别在粮食问题上展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农民缴纳公粮出售余粮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刚进入8月份，每天小麦入库量由前一时期的三、四百万斤，上升到八百万斤左右。进度比较快的临沂、莱阳等专区，已经完成小麦征购计划90％至94％以上。今年丰收的菏泽县永丰农业社，根据“以丰补歉”的精神，把今年增产的小麦多卖给了国家一万九千四百多斤，超过原征购任务32％。
目前全省还有少数的县征购任务完成得很差。如惠民县统购任务是六百万斤，现在只完成五万多斤；齐东县只完成了统购任务的2％多一点。为了完成全省征购任务，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正在注意克服干部在粮食工作中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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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核定粮食实际产量 纠正留粮偏高现象
湖北夏粮征购任务基本完成
据新华社武汉8日电 湖北省夏粮征购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入库工作也基本结束。襄阳、宜昌两专区都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一部分还没有完成任务的地区，正在加紧进行征购入库工作。
今年湖北省提前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是及时在农村中加强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结果。6月初，夏粮征购工作开始后不久，许多地区由于区、乡干部片面地要求改善群众生活，农业社干部也迁就社员不顾国家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度出现农业社隐瞒产量、留粮标准偏高等现象，形成夏粮征购、入库进度迟缓，国家购的少销的多。全省各地要求在第三季度供应的粮食，竟超过省内控制的统销指标四千多万斤。而征购的夏粮，到6月20日只有五千万斤，不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因此，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在6月下旬召开电话会议，指示各地立即对干部和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湖北省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后，干部和农民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各地纷纷核实粮食产量，纠正供应中的虚假现象，调整了不合理的留粮标准。全省7月份征购的夏粮比6月份增加了80％左右。许多农业社积极缴售好粮，超额完成了夏粮征购任务。而且，不少地区的农民还自动把粮票退出来，少要求或不再要求国家供应粮食。由于农民自觉地压缩粮食供应量，预计第三季度的统销指标不会被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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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涨公乡农民认清大是大非
三天内送完了统购粮
本报南京8日电 江苏省靖江县涨公乡农民，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普遍提高了觉悟，踊跃出售余粮，全乡夏粮统购任务已超额完成。全乡今年的统购任务原为七十多万斤，现已入库八十一万斤。
7月中旬开始，涨公乡紧紧结合夏粮征购工作，在全乡十八个农业社中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辩论开始时，少数人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如涨公一社中农社员徐根生公开说：“办合作社就是为了扣公粮。要扣我的公粮我就不依，吃官司也不怕。”中农鲍立基也说，“合作社好呀好，就是田里收不到，锅里没得舀。”中农李富生一口否定了合作社的好处，说合作社把田都种荒了。对这些荒谬言论，社员们用合作化后生产量提高和生活改善的事实，并用对比、算账的办法，一一给予了驳斥。涨公三社在辩论中还算了一笔账，全社二百三十二户，从1949年到现在，新砌房子一百八十一间，重新翻造一百零五间。三队一共三十五户，八年来增加三十三人，每人口粮三百八十斤，一年就要吃一万二千五百四十斤，即是荒年歉收，也没有人缺过一顿。
经过这一番辩论，大多数的社员们都明白了大是大非，肯定了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给大家带来的好处。群众中正气抬头，歪风邪气消声匿迹。在缴公粮、卖余粮的日子里，干部带头，群众日夜送粮，三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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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洪赵七个农业社积极出卖余粮支援国家
沙洲坝第一农业社超额完成公粮预售任务
据新华社太原7日电 山西省洪赵县南秦乡七个农业社超额十六万斤完成了小麦统购任务。
今年南秦乡小麦丰收。但是许多社员开始都想少卖多留，有的社干部也故意隐瞒产量。中共南秦乡党委会针对这种不顾国家的错误做法，发动社员和社干部讨论了“小麦丰收靠什么”、“多卖余粮为了啥”两个问题。经过讨论，社员们认识到今年小麦丰收是和国家的大力扶植分不开的。当去年雨涝成灾，国家不仅少征公粮，还从各地调运来九十五万斤粮食。社员们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去年遭灾后伸手向国家要粮要贷款，今年丰收了就要少卖多留，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于是他们积极出卖余粮支持国家建设。现在全乡七个农业社除留了需用的口粮、饲料、种籽和应征的公粮外，已售小麦九十万斤。
新华社南昌7日电 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第一农业社提前完成夏季公粮预送和超额完成预售任务。三万四千一百多斤公粮已全部送到粮库，二万五千斤夏季余粮预售任务，超额完成了六百多斤。
这个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历年缴纳公粮出售余粮都很出色。今年在收割早稻的时候，社员们挑选了谷粒饱满、没有病虫害的谷子，进行单收、单打、单晒、单藏，用来缴纳公粮，卖售余粮，所有预送、预售的粮食都比留用的口粮多扇了一次。二十三年前和毛主席作过亲密邻居的第二生产队社员们，预送的九千七百斤粮食没有一点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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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寒风中的松柏”
上海八百多名知识青年应征作农业社员
新华社上海8日电 上海郊区农业社联合征求第一批三百名社员的报名工作今天结束。在三天的报名时间内，有八百六十名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报了名。
连日来，在上海市区报名处比乐中学门口，清晨就排列着长长的队伍，其中有工人、机关干部、教师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们，有的学生是由家长陪着来报名的。上海市第八女子中学初中毕业生吴素珍，为了争取第一个报名，8月6日半夜三点钟就起身，五点钟赶到报名处，却已经有比她更早的人等在门口。粹文中学初中毕业生张新斋，本想到工厂当艺徒，后来知道农业社招收社员，他决定来报名。他父亲是国棉十六厂党委书记，母亲也是党员干部，他的父母十分鼓励他参加农业劳动。上海新成、成都等中学的初中毕业生都是集体来报名，学校的同学和教师敲锣打鼓地送他们到报名处。各农业社的主任耐心地向学生介绍了农业社的情况。所有参加报名的学生与农业社主任谈话时都表示“不做暖房中的花朵，要做寒风中的松柏”，并保证一定能吃苦耐劳长期在农村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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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一贯亲美崇蒋仇共
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中发现了新材料
新华社南京7日电 罗隆基是怎样一贯地亲美崇蒋，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新发现的国民党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发现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部分情报原稿和内部通报。在注明1945年10月20日收到的一份墨笔写的报告上，国民党特务报告了罗隆基对当时时局的谈话说：“国民党掌政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则各党派将更无立足之余地。故希望两党互相争持，不战不和，继续目前之局势（新华社编者按：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毛泽东主席为了谋求国内问题的和平解决还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民盟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紧急呼吁”主张民主和平，而国民党却依赖美帝国主义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解放区），各党派始有抬头之机会。”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据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部油印报告上写道：“民盟临时代表大会前，罗隆基、潘光旦等曾与龙云密商，拟拥龙为民盟首领，以云南为地盘，滇军为武力，成立特殊政权，扩大政治号召！”
在上述1945年10月20日的一份情报上，国民党特务还报告了罗隆基关于抗战胜利原因的看法说：“罗隆基对人表示：抗战胜利关键在二人，第一是蒋主席对远东问题想得通，第二是罗斯福对远东问题的看法与蒋氏相同，正如三国时周瑜与孔明在想用火攻以应付赤壁之战一样，如果没有罗斯福能看出蒋主席对此问题见解而予以全力帮助时，中国抗战，恐无此果。”罗隆基这里把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胜利以及苏联的援助等，一笔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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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隆基又一丑行：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
新华社8日讯 根据江西会馆群众陈淑文最近揭发，罗隆基霸占江西会馆，公开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五反运动。
在江西会馆住了二十多年的陈淑文对记者说，自从1951年秋罗隆基担任了江西会馆的主任委员以后，江西会馆就成了罗家的天下。罗隆基的哥哥罗兆瑞当总干事，一切事情由罗兆瑞包办，他把江西会馆搞得一团糟，群众怨声载道，虽然有些正派的委员，也是敢怒而不敢言。陈淑文说，江西会馆的财产比那一个会馆都多，但是却被罗隆基和他的亲戚朋友以及吹拍罗隆基的人搞光了。1954年，北京市民政局为了纠正会馆内的房租偏高偏低不合理的现象，曾制定了调整租金标准，并且印发给各会馆参照施行，而罗隆基强调同乡的特殊性，凡是同乡都按七折调整。其他的会馆提出质问，为什么江西会馆不按标准执行？致使会馆调整房租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江西会馆群众检举出这个馆里的贪污分子二十多名，其中有罗隆基的哥哥罗兆瑞。这些贪污分子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三反教育，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都写了坦白书，有的还作出退赃的计划。这时，正在进入研究、处理贪污分子的阶段，罗隆基从西山休养回来，听说江西会馆搞三反，并且反到他的哥哥头上了，就大发雷霆，马上通知这个会馆的委员（其中大多数是贪污分子或同情贪污分子的人）在他家里开会。当着那些贪污分子的面质问委员中的积极分子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乱搞？你们搞得太左了。”并且罗隆基认为政府在江西会馆搞三反有偏差，不应该这样搞。他的理由是：（1）管理会馆的人使用公款是有历史性的，不应和贪污问题相提并论；（2）搞三反应该是说服教育，不应搞的太过火了；（3）会馆内搞三反应该以同乡为基础，非同乡参加是不合法的；（4）全北京市的会馆很多，为什么专在江西会馆搞三反？罗隆基还极力为贪污分子辩护，他甚至于还把国家未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违法地读给贪污分子听。这样一来，第二天贪污分子全部翻案了，并且跟着罗隆基叫喊“政府搞左了。”同时，还疯狂地对三反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打击、报复，致使江西会馆一个多月的三反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
后来，江西会馆的积极分子联名写信给彭真市长，问他们搞三反是否搞错了？彭真市长接见了这些积极分子（其中有陈淑文），他鼓励他们说，搞三反是正确的，没有错，应该搞。并且还告诉这些积极分子说，他已经问了罗隆基，罗隆基说：“三反是对的，大家没有搞错。”
陈淑文说，“罗隆基就是这样一个看什么人讲什么话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当着彭真市长的面说得冠冕堂皇认为三反是对的，但背后却包庇贪污分子，破坏三反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