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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右派分子篡改党报政治方向
厦门日报
吴沙零要另办一个报纸
本报讯 厦门日报最近揭发了该报编辑部副主任吴沙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阴谋活动。党的整风开始时，吴就说：“过去运动都是党员整别人，现在叫党员尝尝挨整的滋味”。鼓动他的小集团成员蔡明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唆使别人提意见要“尖锐”。说旧社会是“官官相护”，现在是“员员相护”。他在群众中也多方煽动，甚至到报社工厂工人中去“动员”大家提“尖锐”意见。他对许多人谈到打击党员的策略，并暗示要集中火力打击党员副总编辑李齐。
吴沙零这样猖狂向党进攻，是企图夺取报纸这个宣传阵地。吴早就与蔡明良合谋过，要办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纸，并积极宣传资产阶级右派的办报观点。他看到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排挤党员领导的所谓“拆墙”经验，非常高兴，说：“徐铸成说得对，党员总编辑唯一的本领就是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的”。在人民日报对文汇报提出批评的电讯稿发来时，吴看到说：这是教条主义，不一定对。
吴沙零为改变厦门日报的方向，曾一再提出要把过去在反动报社工作过的记者编辑，拉进报社来，把新参加新闻工作的团员和青年调出去。他嘲骂党员编辑，说他们懂得个屁！他们根本不懂办报。
据蔡明良交代，吴和他筹划另办一个报纸已考虑好了人事安排，由吴当总编辑，蔡当经理，编辑部人员也一一作过安排。一个劳改期刚满的反革命分子也安排在内。蔡曾扬言，他们办的报纸将要天天有“啄木鸟”，天天刊登路透社、合众社的消息，要半年挤垮厦门日报。一年挤垮福建日报。
许多人揭发，吴沙零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吴解放前长期在反动报社工作，与国民党特务往来密切，仇视共产党。解放初，他在江声报工作时，就拉拢一些人，搞小集团，打击党团员，打击工会。
吴沙零的阴谋被揭发后，就千方百计设法退却，一面作假检讨，一面阻止别人“不要把我的事情讲出去”。他这样狡猾抵赖，引起全体职工们极大愤慨，一致表示要追击到底，直到他彻底交代、坦白认罪为止。
＊陕西日报＊
王萌元要推翻报社领导
本报讯 陕西日报编辑部连日召开会议，批判该报党员编辑王萌元的反党反人民的反动言行。王萌元从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和一些右派分子勾结在一起，企图推翻报社的领导。为了实现这个阴谋，他歪曲事实，把报社党组织和党员说成一团糟，说报社领导还不如封建皇帝朱元璋、赵匡胤。他造谣挑拨说“活是群众干，官是党员当”。他还污蔑肃反，煽动报社里肃反中的重点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翻案，并吹嘘说保险“翻一个准一个”，他还鼓动那些人说“如果要上北京，我可以出钱”。他又找遍了他认为可作为点火对象的人，煽动他们贴大字报，并把党内一些机密材料暴露给那些对党心怀不满的人，除此，他还鼓动报社内部的右派分子关愚、陈布南等向党进攻，自称为这伙右派分子的“主帅”。他声称要把报社的四个领导同志“彻底打垮”，并煽动那些对党心怀不满的人说：“总编辑快倒下了，你们干吧！”
＊成都日报＊
晓枫要篡改党报方向
本报讯 7月中旬以来，成都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和举行座谈会，揭露批判该报文艺组编辑、业余文艺作者晓枫（黄泽荣）的反动言行。在晓枫写的“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向党反映”、“上北京”两个续篇中，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暗箭。他把统购统销描绘成“抢农民的粮食”、“弄得男男女女哭哭啼啼”。他还公开说，成都市的肃反“错误是严重的”，并恶毒地给“肃反”下了十六个字的结论：“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破坏党纪，违反宪法”。他骂党组织、党员和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暴君、市侩，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左派”，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拥护共产党的正直青年”。
晓枫的反动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53年，晓枫就与流沙河、石天河、茜子等右派分子为伍。今年1月的一个晚上，这几个右派分子就曾聚集在茜子家里谈私房话，茜子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伙人积极支持流沙河，特别在流沙河捏造的“政治陷害事件”的谈话以后，晓枫立刻站出来，要求四川日报和人民日报全文刊载流沙河的谈话，否则就是不敢大胆鸣放。企图把党报转向资产阶级的方向。
成都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成都日报，斥责晓枫的反动言论。在成都市各界人士的声讨会上，郊区农民用亲身的经历，说明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农民都是欢天喜地卖余粮的。他们还揭露晓枫在土地改革中，替地主说话。他曾叫地主少卖粮食，硬把一个地主划为中农成份。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
徐勤、乌鹏廷贩卖反动新闻观点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新闻出版界座谈会，连续揭发并驳斥浙江日报编辑徐勤和杭州日报记者乌鹏廷的反党言行。
徐勤在鸣放期间，一笔抹杀了浙江日报在浙江省委领导下八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把浙江日报污蔑为连篇累牍的指示和通知的“布告牌”，叫嚣报纸应该保持“独立性和主动性”，“不应该跟着省委领导跑”。徐勤这一整套省委对报纸领导外行的论调，是和全国的右派言论一脉相承的。徐勤认为“老报人”才有办报“才能”，认为在解放区干过十多年人民新闻事业的干部是“没有水平的”。还荒谬地主张编辑、记者的文章不必要总编辑同意，就可以在报上自由发表。会上并揭露徐勤在解放前，就为反动的“天行报”写过许多反动文章，解放后，他一贯藐视党的新闻事业，把党员编辑、记者说的一钱不值。
杭州日报记者、文汇报特约记者乌鹏廷，坚决支持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成为文汇报在杭州的据点，他写过许多带煽动性的和恶毒攻击党的报道，并在杭州日报内部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津津乐道文汇报“人舍我取，人取我舍”的反动办报方针，以此与党报的方针相抗衡，并挑拨杭州日报同志和领导干部的关系，企图从思想上组织上搞垮党报。会上严厉斥责了这些反党言行。
读者质问：
四川工人日报要把工人引向哪里去？
本报讯 四川日报最近发表文章和读者来信，对四川工人日报在这一时期反右派斗争中的报道方向提出质疑。署名庆生的文章指出：打开这一时期的四川工人日报，充满篇幅的不是职工群众痛斥右派分子的声音和行动，而是大量的诸如“她的死”、“童尸案”一类的情杀、诱奸案的报道。这就令人不解：四川工人日报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要把读者引导到那里去？
从该报6月9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到6月25日这半个月来的报纸，除了若断若续地报道一些工人反右派的消息以外，就再也找不出一篇工人反驳右派言论的文章。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发表以后，作为工人报纸的四川工人日报却把它排在第四版，而当天一版刊登的却是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访问重庆以及一些时间性不大的新闻。社论的标题远不如“她的死”这件情杀案的标题来得大而醒目。再从6月20日到27日的该报来看，全部版面共刊载了二十条有关反右派的报道，其中转发新华社的稿件和一些右派言论的简闻就占了一大半。但在同期，该报仅在一、二两版就登载了十八条像“她的死”那样的社会新闻和“成都梅花鹿年年生贵子”之类的花边新闻以及“能和已婚的女同志交朋友吗？”这些所谓社会问题解答十四则。像这样的一味追求“趣味”，无疑就削弱了对当前主要斗争任务的报道。
四川工人日报是在一种什么思想指导下办报？可以从该报主要负责人之一汪岗（总编辑室主任）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新闻、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一席发言中找到根源。汪岗认为：报纸今天办得不好的原因是没有自由竞争，他主张“除人民日报外，各省市的党报应当一律取消，而以‘群众报’‘同人报’来代替”。他认为报纸办得好坏，一切应以销路如何来决定。他认为在今天情况下，报纸的党性、指导性原则已经不再适用了。这些谬论已受到各方面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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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报纸上的反右派评论
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
江苏新华日报8月4日以“坚持社会主义的办报路线”为题发表社论。内容摘要如下：
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决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应该是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是一条正确的革命的路线。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这一根本立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社会主义，那么，报纸就一定要走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堕落成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报纸，这是一条错误的、反动的路线。前一时期的文汇报，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当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在新闻工作的理论方面，也有人在公开地贩卖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和各种错误论调。他们掮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的招牌，诬蔑我们的报纸不该强调党的领导，而应该强调“读者”的需要，据说报纸是一种出五分钱买的商品，具有商品的性质；说什么报纸的思想性、指导性就是教条主义；说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等等。这些反动的观点和论调，是新闻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具体反映。新闻工作理论上的这些反动论调，如主张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等等，正表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新闻战线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任何报纸，不能没有立场，这是由于任何报纸都不能是超阶级的，它一定是要为阶级服务的。要么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要么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它代表了剥削阶级的利益），第三者的立场是根本没有的。
从立场问题，也可以看到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是办好报纸的最根本的问题。本报的右派分子说，没有共产党领导，也可以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他们由此而准备办一张“同人”报，与党报对抗。试问，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办报纸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谁来领导呢？文汇报的变质不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徐铸成、浦熙修等排斥党的领导，掌握了该报的结果吗？同样，说接受了党的领导，就使新闻自由没有了保证，这也是天大的谎话。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自由呢？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还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很明白，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在我们报纸上，通过具体的事实宣传着全体人民所信仰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报纸上，宣传着、报道着党与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及其在群众中贯彻的情形；在我们报纸上，反映着全体人民的生活、劳动和斗争，反映着他们对我们党与政府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与建议。而在上述一切场合，又无一不渗透着人民群众直接间接参加办报的活动。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新闻自由吗？
我们的报纸代表了党的利益，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党对报纸的要求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右派分子想把党对报纸的要求和人民对报纸的要求对立起来，然后他们装出一副代表人民要求的脸孔，企图从此打开缺口，否定党对报纸的领导，否定报纸的党性，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使我们报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这就是右派分子在新闻工作战线上猖狂一时的阴谋活动的目的。地方报上的反右派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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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识破右派挑拨阴谋
两老画家
重归和好
新华社上海6日电 长期不睦的上海两位著名国画家贺天健和吴湖帆，识破右派分子破坏团结的阴谋，在8月3日的美协上海分会批判右派思想座谈会上，消除误会，握手言欢。
这两位年过六旬的山水画家，解放前在教授学生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彼此不大交往。解放初期，两人曾经表示要团结和好，为国画事业献力。去年上海成立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时，他俩都被聘请为筹备委员。可是不久，由于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右派分子从中挑拨，两人关系又形恶化，见面互不理睬，甚至争吵。
国画院筹备不久，上海国画界忽然谣传吴湖帆要当国画院院长。不久，民盟又说要支持贺天健当国画院院长，还特地派人访问贺天健，并说吴湖帆不如他。右派分子陈仁炳（民盟）、吴淼年（农工民主党）等又布置了一批被他们利用的国画家，打入去年美协举办的国画季度评奖委员会，故意使贺天健和吴湖帆的作品落选，贬低国画院画家的作品，挑拨画院内外画家的团结。他们两人在右派分子设下的圈套里互相猜忌，成见愈来愈深。由于右派分子在画院内外破坏，使筹备了一年的国画院至今未能成立。
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右派分子破坏上海国画事业的阴谋被揭穿了。这两位画家的疑团顿消。在3日那次会上，他俩表示要重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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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对右派夫妻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续磊
上海有这样一对夫妻，男的叫韩鸣，女的叫莫筠。去年秋天，当民盟右派集团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突然冒出头来，在社会上大肆活动，大出风头。
能说会道的丈夫，一会儿出现在失业知识分子群中；一会儿来到公私合营厂；一会儿又钻进电影、音乐界，到处搬弄是非、造谣煽动。擅长交际的太太，每天更衣换装，打扮得妖妖娆娆，出没在一些著名演员、歌唱家和画家的中间，吹捧拉拢、拖人入盟。这对夫妻曾共赴右派小集团欢迎罗隆基的聚餐会；参加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民盟支部的成立典礼；又亲随陈仁炳同合唱团右派分子密谋放火。在上海知识界文艺界和工商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说起这对夫妻，来历可不简单。韩鸣早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就是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后来又当过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他的太太莫筠在国民党中央大学社会系读书时，曾有“校花”之称，练就了一套出色的交际手腕。十年以前，当他们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就同罗隆基有了深情厚谊。罗隆基亲手介绍韩鸣加入民盟，又是他俩结婚的证婚人。
解放后，韩鸣勾结外国商人做投机生意，用经商的招牌掩饰他的政治面貌和反党活动。“五反”运动中受到政府的惩处后，他又摇身一变而为“失业知识分子”。
这对夫妇住在上海一所高贵的公寓里，一直暗中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上海民盟右派头子陈仁炳、赵文璧、彭文应、孙斯鸣、陆诒都是他家的常客，每当罗隆基到上海来，韩鸣总是最先知道并热心地拟定“招待日程”。夫妇二人出钱卖力，几度为罗隆基召集上海民盟右派集团的骨干在他家里聚餐集会；密谋篡夺上海民盟的领导权，并为孙大雨进攻党的阴谋献策。
去年，上海民盟右派集团为了积极扩充“实力”，这对有“才干”的夫妇便抛头露面出来公开活动了。韩鸣从一个“普通盟员”一跃成为民盟市委联络委员会的副主任，继而又打进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莫筠特别为章罗联盟上海的主将陈仁炳所赏识，从“家庭妇女”一变而为民盟市委的专职干部，陈仁炳派她专门联系自己看中的放火目标——上海各文艺团体。
韩鸣、莫筠在右派反党活动中大显身手。韩鸣到处散布反苏言论，他还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编造传布许多反动新闻和故事。韩鸣极力打击民盟的左派，当史良尖锐地驳斥罗隆基反党言行时，他污蔑史良是出于私恨。去年周总理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韩鸣又趁机诽谤说：“知识分子刚刚从奴隶升为客人”，“少数人弄到十八层楼，多数还在十八层地狱中。”韩鸣用请客吃饭，打网球，以至介绍女朋友等方式，笼络了许多失业知识分子，并亲自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要他们诉苦，挑起对政府的不满。韩鸣在市政协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学习时，发现电影演员吴茵对党极为不满，就马上盯上了她，并且纠集了彭文应、孙斯鸣等右派分子，成立了所谓“互助组”，制造大量谬论，唆使吴茵向党开炮。他曾说：“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有一次吴茵谈到解放后许多演员没有戏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韩鸣马上拍手叫好，更恶毒地接上去说：“人不同于古玩，古玩愈老价值愈高，人是愈年轻愈好。”后来他又布置一个人假冒“观众”，连续寄给了吴茵十四封信，激励她的反党情绪，供给她向党进攻的“材料”。韩鸣又鼓动吴茵的干儿子蒋忠在上海管弦乐团闹事，“勉励”他要起“钢炮”和“先锋”作用，创造“放火”经验。对破坏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韩鸣更加“积极”。在他的煽动下，汪氏农业机械厂的私方经理竟然提出要退出公私合营，同国营专业公司对抗。在今年5月召开的上海市政协会议上，韩鸣又亲手起草同一批右派分子的联名发言，谩骂积极分子为“桥头堡”、“护城河”。
连络拉拢是莫筠的特长。她上任不久就亲手为陈仁炳布置了“上影”的五次座谈会，进行放火。当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的画家在闹不团结的时候，她屡次访问一个名画家，极力对他恭维奉承，诱导他发泄对另一名画家的不满意见，企图收集这些材料来破坏国画院的建立。莫筠忠实地执行着民盟右派谋划的大发展方针，不但襄助陈仁炳在上海合唱团建立了民盟支部，还撇开文艺界的民盟基层组织，单线联系许多知名人士，挑拨他们同党疏远，布置和陈仁炳会见，竭力拉他们入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夫妻二人为民盟发展了将近二十名新成员。
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这对夫妇的右派面目被揭穿了。一度神气活现的韩鸣和莫筠，同他们主子章罗联盟一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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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读书的目的是为恶霸父亲报仇
罗辅良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
重庆医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学生罗辅良写信给他家庭布置调查倒算材料，企图乘机替他的父亲报仇。
罗辅良是重庆医学院学生，现年二十岁，四川乐至县人。他的父亲是大资本家、反动道门“道德会”会长兼坛主，是乐至县有名的大恶霸。解放初期清匪反霸运动中，这个恶霸被斗争，畏罪自杀。罗辅良因此一直仇恨共产党，说“读书是为了报杀父之仇”。他在“大鸣大放”中便大肆活动，企图乘机复仇。他暗暗给家中写信，搜集材料，图谋倒算。
在这封信中，我们明显地看到罗辅良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对人民、对共产党有多深的阶级仇恨。在他读书期间，一直念念不忘为他那恶霸父亲“复仇”。罗辅良在这封信里说：“孩儿在校里展开了‘鸣’‘放’，‘放’出了爹爹屈死于非命使孩儿有免（冤）述（屈）不伸，有苦述不完，使我夜不入寝，白日掩掩（恹恹）思睡，故而学习搞得不好，身体消瘦，百病齐发，终日闷闷不乐，有时尽（竟）神经失常，对百事粗暴。此次我吐尽了苦水，是我爹逝世后的一次最大快乐，我想先禀明妈妈，我们母子俩分享快乐。”
他说：“我经常梦见爹爹，他总是遭遇不好。话也不和我说一句，只是看着我发呆，我醒来之后，想到爹爹生前的遭遇总是泪浸枕棉，泣不成声，朝思暮想，渴望早日除此患难。”
罗辅良咬牙切齿地说，儿立下的誓愿：不与敌人顶天共日，敌我不共存，‘父仇不共戴天’，杀父之仇焉有不报之理，若此二件事获解，真乃大快人心也，儿纵死九泉也闭眼睛，古人曰：死有轻如红（鸿）毛，有重入（如）泰山，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后无名。”
罗辅良看到共产党开始整风，便认为倒算的时机到了，积极鼓动家人反攻。他写道：“今日机会已到，千万不可前怕狼，后怕虎，错过了，此次机会实在难得，昔人曰：‘十年难逢金满斗’，今日便是满斗之日。”
罗辅良为了达到为父报仇的目的，在信中做了种种阴谋布置。他说：“我准备转入四川医学院（成都）读书，此地离家近，每个假期都能回来看你老人家，又有助于解决父亲的屈死问题。现在正是为爹爹报仇雪耻之日，机会不可错过，请妈妈和林大哥（按：其姐夫，商人）、宣玉、宣国二位哥哥商议，把爹爹被害经过，你和三哥被害情形（按：当时群众斗争了他的母亲和三哥）祥（详）尽地（的）材料整理出来，你们可以口述，找林大哥执笔，不但写清楚你们受害直接有关的人、事实，就是间接有关的人亦需要写下来，不管与几十个人有关，不管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威，你们一点也不要害怕，不要有任何顾虑，孩儿自有办法，材料就是很乱也没关系，只要是事实，孩儿会把他整理安排的，……在各方面去搜集材料（舅舅、姑父和我们关系好的农民，当时参加斗争的人当中同情我们的人，可以请他们当证人，或信听者都对我们的案件有利，有老农民，现在农村中了解我们的老人，社会上的其他人士，都可尽一切力量来争取他们。）此信可送与林大哥看，并请他为此事努力（小弟将有一星半点的得失，愿与他共享）。把材料收集好后，用挂号信给孩儿奇（寄）来，我自有处理，如若有必要法院需要我回来，路费学校可以给我担负（教务行政科向我说的），他们愿协助我把此件事搞清楚，取下我的一切思想包袱好安心读书。”
他说：“孩儿只有为爹爹伸清了这场冤，才能为爹爹写传略，立碑修墓，否则将是幻想，一切变为不可能的事，全部落空，真是所谓阴不安，阳不乐。”
罗辅良在这封信中还说他正积极和成都四川医学院的朋友联系，设法完成转学手续，以便就近“报仇”。
当这封信寄到家中，他的哥哥罗宣玉拿此信到处向人争取同情、搜集材料时，就被群众揭露出来。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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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云川的仇人和朋友
胡一禾
1953年底，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员会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上有一篇社论，强调民主党派必须忠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厉地批驳了一些“分庭抗礼”和“平分秋色”的思想。身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的张云川，看了这篇社论后非常气愤，他在写给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一个干部的信里说：“生何不幸，作了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照这篇社论的观点看来，民主党派的成员就非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如若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似乎就应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信的末尾，他要这位干部“注意”这篇社论，并怀鬼胎地嘱咐说：这封信“看后即予销毁”。
这就是口口声声地说他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张云川的真面目。
受共产党员领导“吊死也不干”
在公开场合，张云川的手法要巧妙一些。他一面说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全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今年3月，农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张云川在小组会上说：我们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接受党的领导并不是说要接受共产党员的领导，共产党员有一千多万，一个媳妇受一个婆婆的管辖就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还要受一千多万个婆婆的管辖，就是把我吊死了也不干！张云川在讲这番话时语气激愤，怒形于色。
张云川说这些话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他把共产党员比之于旧社会里的某些“凶神恶煞”的婆婆，把党外人士比之于遭受折磨的媳妇，企图挑拨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企图把党的领导和体现党的领导的党员，把党的政策同执行政策的党员分割开来，实际上还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在同次小组会上，他还更恶毒地散布这样的反动言论说：“难道说每个共产党员的水平都很高吗？说老实话，有许多共产党员就不如我，我就可以领导很多共产党员”。
自命为“可以领导很多共产党员”的张云川，对“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这句话也持有特别的反感。他说：“认为‘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是与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如出一辙，是同样的错误。”在这些地方，张云川同章伯钧经常是一唱一和的。如在1956年7月7日农工党举行的中委座谈会上，章伯钧就说过：“认为‘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是混帐王八蛋的说法，我根本反对，我就曾经是共产党员，并未感到自己是特殊材料。”在同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说“提出打倒中国共产党，是犯法，我不同意；但是，如有人主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是可以的，因为这不算犯法，也不会影响他的职务和地位。”这些话，对于认为“如若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似乎就应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张云川来说，真是“深得我心”。
咬牙切齿看待积极分子
“嫉共如仇”的张云川，对靠拢党的积极分子也是切齿痛恨的。去年7月6日的下午，他在农工党的中委座谈会上说：“事情坏就坏在一些所谓积极分子的身上，他们在共产党那里钻空子，惹是生非，我对这些人，从来不讲真心话，不客气的说，我对他们是采取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共产党相信这些人，偏听偏信，并且在有形无形中还加以鼓励，这样作不仅没有帮助民主党派明辨是非，反而助长了民主党派的不团结。在共产党的眼光里，软骨头才算进步，骨头不软的人就有问题，解放以来就一贯如此就是有意地培养奴性。共产党这种作法，事实上就已经使得很多老实人变得很奴性，使很多聪明人变成了油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今年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骂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是“审头刺汤”里的汤勤，是打墙挖沟的“义勇队”，不是偶然的。同时，他在5月31日致函人民日报声明他发言时所说的“所谓积极分子”是指“假积极分子”而言，也是彻头彻尾的说谎。这里我要引他自己的话为证。在农工党中委座谈会上，他将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谩骂了一通以后用威胁的口吻说：“这种人民主同盟就有好几位，农工民主党也不少，究竟是哪些人，究竟谁跑统战部，不用我说大家也清楚。”这番话，明显地表示出他企图威胁积极分子不要靠拢党，企图使党在群众中孤立。从这里也说明了：他在人大小组会上说“我在统战部发言所说的积极分子虽然指的是假积极分子，但也影响到真积极分子靠近党”，是一种无耻的狡辩。
一年以前就开始了恶毒的进攻
右派分子只许别人谈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而不许谈优点和成绩，也不是从今年帮助中共整风时才开始。去年6月底到7月初，张云川、王一帆、黄现璠、李健生等（均是右派分子）曾在农工党的座谈会上集中火力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攻击，季方表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右派分子立即对季方进行围攻。王一帆说：“连毛主席都说有缺点和错误，你能否认毛主席的话！”张云川说：“我最不喜欢谈‘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一套，这一套已经变成了口头禅，连杜勒斯都知道！老是对共产党歌功颂德一番，我就反对。”张云川在人大小组会上说“对新气象赞扬的少，是因为我自己有思想毛病，认为成绩人人知道”，也是谎话。
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
张云川在人大小组会上谈到农工党发展组织的问题时，态度也是极不老实的。他说章伯钧有“个人企图，我们大家不过被利用随声附和而已”。这是他在为自己开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章伯钧不止一次鼓吹取消“防区制”（他指的是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开展工作的分工重点），主张大发展，上中下层都要。张云川在当时也是这样极力主张的。去年11月7日，农工党召开中央执行局会议讨论发展组织问题时，多数人反对取消所谓“防区制”，主张农工党仍然以医药卫生人员为工作的重点，但张云川反对，认为这样会限制发展，会“落后”于其他的民主党派。章伯钧对这个意见十分重视，在会议快结束时玩了这样一个两面手法：他在写给统战部的信里同意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但在实际执行中要灵活掌握。这是去年11月的事。早在去年7月7日，张云川就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发展组织上的清规戒律一定要打破，老是以黄河为界，墨守成规，就谈不到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西安、山东、河南、天津、保定这些地方又为什么不建立组织？我看都应该建立，干部不够，先挂个农工民主党的牌子也可以起宣传作用，扩大影响。
今年5月，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在北京点火，张云川匆匆忙忙地跑到河南去点火，借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先去挂上一块农工民主党的牌子，招兵买马，网罗不满分子，向党进攻。难道说这都是被章伯钧“利用”？都只不过是“随声附和而已”吗？
看看他相交的是些什么人
张云川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样的仇视，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恶霸，被当地农民叫作“四霸天”（排行第四）。张云川在这个家庭里长大，一贯与农民为敌，直到解放后，他还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讲话，一味强调土改中的缺点，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等等。从1939年开始，他就常到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来活动，与汉奸组织——新民会的副会长喻熙杰、事务总长彭黎民等有来往，与何其巩（曾作过北京市市长，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担任蒋介石代表）有密切关系。在北京沦陷期间，他和张东荪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维持到解放以后。张东荪曾经对人说：“我和云川是无话不谈的知交。”1945年，他托人送四万元伪币给张东荪，说是郝鹏举送的，说明他们和汉奸还有经济的来往。章伯钧曾企图在中国搞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张云川对此也是“心向往之”。抗战胜利前不久，他就曾经对抗战胜利后的局势作过分析，他说，国共两党打起来如果我们反对，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又说，如果第三方面也拥有武装力量，在未来的局势中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云川是右派分子集团中一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猛将”，他那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是十分狰狞、十分凶恶的，我们必须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