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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居心可恶
推涛作浪煽动农林界反共反人民
曾受右派欺骗现在清醒过来的农业专家们揭穿了这一阴谋
据新华社6日讯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整风领导小组，7月26日召开农林界座谈会，揭发右派分子章伯钧、李伯球等在农林界点火的阴谋活动。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曾受章、李欺骗而经过反右派斗争清醒过来的农业专家、技师等。座谈会上，一致指出：章伯钧、李伯球为了在农林界点火，首先约集他们的骨干右派分子曾宪朴（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农工总支委员）、沈曾侃（农业部技师、农工党员）等，利用请客吃饭，向他们面授“机宜”，要他们负责联系、开名单、多找不满分子参加座谈会。
会上许多人揭发李伯球等在点火当中的阴险手法。黄季芳、王启美说，在第一次座谈会召开时，李伯球首先作“启发”讲话，他说：“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就已批评党员有特权思想。我当商业局长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煽动大家同共产党对抗。当时在旁边坐了一位女同志，她也立即帮腔说：“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很浓厚！”这时李伯球马上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农工北京市委会副主任委员李健生。”以后这位女同志听到不满分子发言攻击党的时候，总在一旁时而笑笑，时而点点头，插话帮腔。
王启美、李树棠等揭发：“一次座谈会开到十点半钟的时候，章伯钧匆匆忙忙赶来了，李伯球马上说：“章主席来了，他很重视这个会”。章坐下后，听到右派分子沈曾侃等诬蔑共产党员有三付眼镜、攻击新疆密植棉花经验和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并且说不但要提问题，还要提出意见时，章伯钧夸奖说：“这个意见很好，要见报”。会上纷纷揭发了四次座谈会上的许多谬论。最显著的有：一位农大教授说：“现在教授听助教支配，党员不懂技术，不能领导科学”。李伯球马上故意问：“那位助教是党员吧？难怪如此！”右派分子沈曾侃恶毒地丑化党员，说：“党员有三副眼镜：一副是显微镜看旧人员，一副是放大镜看自己，一副是带着红色眼镜。”当沈曾侃说党员还是近视眼时，李伯球马上接口说：“应该带上近视眼镜！”沈曾侃还说：“人事司是人事警察，人事秘书是派出所”。右派分子王枕心为了煽动大家，在会上故意把别人的肃反问题提出来，替人“吐苦水”。右派分子郭树藩曾在座谈会几次夸大所谓“左叶事件”。要求撤换农业部党委负责人左叶，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李伯球还为不满分子壮胆。他说：“在这儿说话是合法的，有农工党支持”。“通过组织说话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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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得右派分子哑口无言
山西农学院坚持说理的一大胜利
赵庆贺不得不承认他散布的谬论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据新华社7日讯 山西农学院日前举行了一次非常生动的反右派辩论大会，人们在会上坚持说理斗争，驳得右派分子赵庆贺理屈词穷，原形毕露。
赵庆贺是山西农学院讲师，他为了攻击党，硬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村和过去一样贫困”，“合作化没有提高产量”。
在辩论会上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贾麟厚举出一些详细而确切的统计数字来驳斥赵庆贺的谬论。他说，1956年是山西省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全省虽遭受较大的自然灾害，但粮食总产量仍达到八十六亿七千多万斤，除去向国家交纳公粮、出售余粮二十一亿斤和留下种子、饲料外，农民每人平均净得四百三十二斤。接着贾麟厚又把这个数目字与抗战前对比一下。他说，1936年是解放前山西省收成最好的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六十七亿斤。而每个农民除过交纳地租平均只能得到二百四十斤。每人所得粮食，比去年少一百九十二斤。这两个数字足够说明合作化提高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
在这样确凿的事实面前，右派分子赵庆贺竟破口大骂，说“统计数字缺乏真实性”，“还不知道怎么捏弄出来的”。他的发言，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
这时，赶来参加斗争会的农民代表、太谷县贯家堡乡农业社主任员子恭说话了。他告诉人们：仅在阎锡山黑暗统治时的后期几年，他所居住的沟则自然村，一百一十九户人家，每年总有半数还多的人家粮食不够吃，有一年冬天就饿死二十四个农民。可是去年高级合作化后，全合作社每人平均就分到粮食四百四十一斤，另外每人平均还分现金一百零五元，这还不包括家庭副业收入。关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1955年这个社平均亩产量为二百八十斤，去年转为高级合作社后，每亩平均产三百六十一斤。员子恭当面质问赵庆贺说：“一亩地多收了八十一斤，你说这叫不叫提高？”
右派分子赵庆贺仍不同意员子恭的发言，他无耻地说什么“贯家堡乡合作社是共产党在太谷县唯一能够拿出的典型”。“这是共产党打肿脸充胖子，故意拿贯家堡社给我赵庆贺看罢了”。
助教吴秉昌接着发言，他举出他曾经调查过的一个普通农业社（候城东升社）的事例，来驳斥赵庆贺的胡言乱语。他说，候城东升社去年除去一切开支，全社平均每人净分得粮食四百五十斤，比贯家堡农业社社员的收入还多。他详细叙述了社员们的收支状况和生活改善情况后，进一步质问赵庆贺：你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有什么根据？是谁提供的材料？
右派分子赵庆贺在千夫所指的情势下，理屈词穷，无法抵赖，只得承认他所根据的材料是道听途说，他仅仅是“回家时听一位邻家说的”，而这位邻人“是土改时被斗争的地主”。
在人们继续追问下，赵庆贺交代出他捏造这些无中生有的事实，向党和人民发射毒箭，是因为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恨共产党。他妄想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压抑不住了”。就这样，右派分子赵庆贺的阴谋就被全部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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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右派在中南矿冶学院的代理人
陈新民要和共产党争权夺势
据新华社长沙6日电 民盟中央委员、中南矿冶学院院长兼教授陈新民，在整风运动中，硬逼着要这个学院的中共党委会交出领导权。
陈新民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就积极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在写给新湖南报的一篇题为“鉴别鲜花毒草要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中，肆意诬蔑共产党不分是非，硬说党的是非标准是什么“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和“唯领导论”。陈新民还不惜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他是“有职无权”的空气，一再攻击共产党的保密纪律，想插手到党内来抓权。他甚至露骨地说：“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时机还不成熟”。他鉴于学院有五个民主党派组织而三个正副院长中只有一个是党员，就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有正副院长、党委和各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领导核心”的主张，而且这个“领导核心”最好是“十人以内”。据他本人最近交代，他这一主张是企图利用民主党派造成自己的多数，而独自夺取领导权。
在大鸣大放中，当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的时候，身为帮助党整风的全院学习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陈新民不怀好意地同意了右派分子要建立“民主墙”攻击共产党的要求。他还题词支持向党猖狂进攻的反动小集团“解冻社”。这个反动小集团在陈新民的支持下更加猖狂地到处串连发展组织，并公开派人到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院内广播台、参加院刊编辑，煽动学生停考，停止毕业设计，准备闹事。当“解冻社”在全院师生员工的正义批判、声讨下瓦解后，陈新民还为“解冻社”的负责人李镇亚打气。
当学院右派分子活动猖狂的时候，陈新民得意忘形，自以为逼着共产党让出领导权的形势已经造成，于是便公开向党“要权”。6月7日，学院学习领导小组邀集学院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研究成立调查小组弄清“民主墙”上大量无中生有的所谓“揭发”的事实的真象，陈新民在这个会上竟提出了将学习领导小组扩大改组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委员会”的主张，企图在学院的党委、行政之上再成立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并阴谋用委员会内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情况来推翻党的领导。由于陈新民等人的阻碍，调查小组未能成立。后来陈新民竟对这个学院的党员副院长顾凌申说：“要民主党派出来替共产党说话，民主党派不干！你讲的和民主党派的内心想法不同！”他还劝顾凌申以后讲话时不要把“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眼“挂在嘴上”，以免使人“不舒服”。当顾凌申问他民主党派的“内心想法”是什么时，他说：“是共产党放不放权的问题。”当顾凌申告诉他学习领导小组有权调查、研究、建议、监督时，陈新民露骨地说：“民主党派的要求决不止此！”
陈新民企图利用右派分子造成的逆流威逼党委让出领导权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全院广大师生员工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攻势以后，陈新民的反动言行，也开始被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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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请勿急勿躁”
江苏医学院的右派分子郑万育，曾经大放反党反社会主义厥词。群众起来驳斥他的谬论，他却借故拒绝参加会议。领导上批评他抗拒检查，不思悔改，他却说领导上“迹近主观武断”。是在对他“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最近，他写了一封信给医学院民盟支部（郑系民盟盟员）说：“本人检讨虽未满足客观要求，但客观存在的现实……和本人进一步的体验，均需要一定的时间，短则三、五个月，亦或要三、五年。目下本人无成熟体会可资补充，希请勿急勿躁。”又说“在未能合理解决前，不考虑参加社会活动”。并以退出民盟来要挟民盟支部不再对他进行批判。
郑万育的作为，显然是一些右派分子惯用的一种拖延战术。对于那些假装“无成熟体会”而拒绝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必须彻底打破他们的挡箭牌。但是，也应该看到，的确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是顽固不化的，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能有急躁情绪，更不能草率收兵，而必须彻底揭穿他们的丑恶本质，彻底、干净、全部地驳倒他们的反动谬论。为此，“短则三、五个月，亦或要三、五年”都可以。一句话，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做到了这点之后，如果有些右派分子依然死不悔改，那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家当带到棺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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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民主”历史
江苏农工民主党的右派骨干武思光说过他的历史是“民主历史”。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人谈到了武思光的历史，介绍如下：
武思光曾在东北宪兵司令部当过营长。1929年起先后担任陈汉章匪部参谋长、陈渠珍部旅长、军事参议院上校参议，贩过鸦片，招收过土匪。后又任汤恩伯部下参谋主任、孙元良部下少将参谋长、贵州师管区司令，在这期间搜刮民财，置田买房。1948年回到湖南，用帮会方式收容了一些地痞恶霸，打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号，目的是抓取政权、割据一方。
这就是武思光的“民主”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右派分子的字典和人民的字典如此不同：人民称作“反动”的，他们称作“民主”；人民认为“光明”的，他们认为“黑暗”；人民说“好得很”，在他们的嘴里就成了“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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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中委高觉敷交代以储安平为首的小集团
妄想在高等学校制造“匈牙利事件”
新华社南京7日电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的整风会上，经过九次检查，开始承认他组织小集团向共产党进攻，是企图在高等学校中制造“匈牙利事件”。
高觉敷交代说，早在今年4月间，九三学社中央有个常务委员来南京对他作了指示：“参加专政，实行监督；联系群众，教育群众。”这个常务委员并对他说：“现在是大发展的时候，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一半是无党无派”。又说：“现在反官僚主义还不够，要反专制主义”。不久高觉敷到北京参加九三学社中央召开的会议，九三学社的组织部长薛愚（右派分子、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对他的“保持特点、大力发展”的主张表示支持。于是，他就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周拾禄一起在大会上公开主张“大发展”。他们的联合发言得到了储安平的赞赏和支持。高觉敷说：“我们的小集团就这样以储安平为首组织起来了，其中包括兰州大学的陈时伟（右派分子、兰州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山东大学的陆侃如（右派分子、山东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董渭川（右派分子、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等人。在开会期间，我们常在一起大谈党和群众的矛盾，谈了两天之久，最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是：一方面保持特点，大力发展；一方面向共产党进攻。”
高觉敷交代说，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后，我就按照光明日报所发表的社论和消息办事。不仅我接受了，而且陆侃如、陈时伟也都接受了光明日报的思想领导。
高觉敷说，他回到南京后就积极活动发展组织，要把分支组织由原来的九个发展到三十八个，发展对象专找对党不满的人。他和周拾禄以及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右派分子倪鹤笙三人结成一气，控制了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周拾禄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放火，攻击党员副所长，并公然篡夺了研究所的整风领导权，成立了不要党政领导的学习委员会。高觉敷在南京师范学院放火，攻击党员副院长，要求“民主办校”。高觉敷说，他这样做是符合章罗反党联盟的纲领的。他说：“章罗联盟争夺高等院校的领导权有两个纲领，最低纲领是‘民主办校’；最高纲领是要中共党委会退出高等院校。”
高觉敷交代说，“我还要推广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右派分子周拾禄放火的经验，就是想要在高等院校中制造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恢复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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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界人士和法制局干部集会
驳斥法制机关中的坐探吴传颐
本报讯 在最近两次法学界座谈会和国务院法制局连日举行的干部会上，法学界右派分子吴传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受到了严厉的驳斥。
吴传颐是政法学会理事，国务院法制局财贸法规组副组长，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他起了在法制机关坐探的作用。吴传颐直接参加国务院的法规汇编工作，对于我们公布宪法前后所公布的许多重要法律、单行条例、规章、决定、指示等是完全知道的，可是他在政法学界座谈会上却故意污蔑我们 “无法可依”。
吴传颐还对司法改革运动从方针上、作用上和结论上来加以否定。他认为司法改革运动“是否合乎马列主义值得怀疑”。司法改革时，吴传颐是前法制委员会委员，他起草的公司法草案是要“五种经济齐头并进”，要党与人民政府为资本家当“参谋”，由资本家当元帅。他还想用这种内容的公司法来补充共同纲领的“不足”，以达到他私运旧六法恢复旧法统的目的。吴传颐在政法学界座谈会上还公开号召旧法人员不要摘掉旧法帽子，来表示他要做旧法统的孝子贤孙，与人民法制抵抗到底。
吴传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与他的反动历史分不开的。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三民主义周刊上曾经发表过许多反动文章，公开污蔑唯物论，唯物史观，赞扬陈立夫的唯生论，唯生史观。他一面污蔑“马列主义在体系上有无可医治的创伤”。一面无耻的歌颂蒋介石说：“只有蒋介石的天才，才可能把社会发展规律排上了历史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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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个筹备委员有六个右派分子
“九三”合肥分社被右派操纵
本报合肥7日电 九三学社合肥分社整风小组最近的会议，揭发了分社的右派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分社九个筹备委员中就有六个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是赵伦伊（农学院教授）、沈文辅（农学院图书馆馆长）、乔家贤（科学研究所工作）、张子敬（科学研究所工作）、刘钧（矿业学院教授）、龚家虎（矿业学院副教授）。他们把持分社领导权，积极在各个基层安排右派党羽。在整风期间，他们大肆发展组织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乔家贤说“共产党在整风期间不发展党员，这是我们九三发展的好机会。”乔家贤、赵伦伊、沈文辅并拒绝将组织情况告知省委统战部。鸣放初期，这些右派分子经常开会，他们制定了所谓协助中国共产党整风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实质上是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夺取党在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内的领导权。此外沈文辅和乔家贤还特地邀请上海右派分子王恒守来合肥借讲学名义进行放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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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各个角落的右派分子都揭露出来
重庆基层单位开展反右派斗争
新华社重庆7日电 重庆市反右派斗争正在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展开。据开展斗争较早的许多工厂矿山企业单位和区级机关揭露出的材料，证明在基层单位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他们的反动言行直接影响群众，开展反右派斗争十分必要。
重庆钢铁公司、嘉陵机器厂等三十六个国营大型工厂矿山企业，已经在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中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到7月底止，仅十八个工厂矿山企业揭露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有三十三人，并发现十六个右派小集团。重庆钢铁公司以工程师萧伯仙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有统一的计划和行动。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员罗少侠曾经公开地说：“如果中国来一个‘匈牙利事件’，我就跟着反革命走。”另一个右派分子何宜芳散播“共产党应该退出工厂”，“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自由”等反动言论。何宜芳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任上校副处长等职务。
重庆全市区级机关和一部分基层商店、一部分地方国营、老公私合营工厂矿山企业的科室干部和职员中，以及中、小学教职员中，也开始展开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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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右派分子谬论 为贪污分子翻案
张立吾的右派言行受到批判
据新华社沈阳6日电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东北工学院副院长、中共预备党员张立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遭到破产。近几天，东北工学院党员干部和暑假留校教职员批判了他的右派言行。
自称追随革命二十年的张立吾竟污蔑“党是在教条主义统治下，没有一点闪光，只是灰溜溜一片，好像在沙漠中看不见什么花草一样”。这位身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的张立吾竟说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政党，说“东北工学院根本问题就是宗派主义、我就是被宗派主义迫害的一例”。
当右派分子向学校进攻的时候，张奔走各系，火上加油，并向副教务长刘致信等人进行煽动。他纵容“三反”中的贪污分子王鞱和王的哥哥王文樾起来翻案，向党进攻。张立吾并对沈阳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右派分子的言论备加赞扬。他还赞扬在省政协会施放毒箭的徐冶同（东北工学院教授）为“东工第一个敢于主持正义的大胆人”。张立吾认为“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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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
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
据新华社7日讯 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对党不满，反对党，以至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新的统治阶级又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行恶毒的攻击。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他混淆是非地说：“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谬论。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党内‘三害’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去年，戴煌领了一千二百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在国家和党号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四十元。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还揭露，戴煌老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作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还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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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广西文艺界揭露一批右派分子
本报讯 广西文艺界右派分子胡明树（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林焕平（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李文钊（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组织和拉拢广西文艺界许多反党分子结成反党集团，向党大举进攻。他们利用民主党派和文联的合法组织，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猖狂进攻。胡明树说：“共产党领导文艺，就使文艺枯萎了，没有生气！”他主张：“官僚主义非一棍子打死不可！”他们不择手段地用各种卑鄙的办法大肆发展组织，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十九年的党员蜕化成右派分子
本报讯 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最近连续集会，揭露和批驳党内右派分子郭仪的谬论。
郭仪是第二中级党校图书馆主任，这个经常向人炫耀有十九年党龄的右派分子，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极端狂妄地声称中国党必须来一个“彻底变革”。在大鸣大放中，他对党的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公开提出要“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关于干部政策他主张“现在广大干部的历史已经弄清，因此用人可以不问政治”。他还异想天开地说“党在农业合作化和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在执行着急躁冒进的左倾路线”，甚至说“这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都要从“最高领导去挖”。这种极端反动的言论在受到全体教职学员的批判后，他不得不低头认错。
陆钦墀的反动面目被揭露
本报讯 章罗联盟骨干分子陆钦墀的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开始暴露。陆钦墀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现在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工作。他是罗隆基的老朋友，潘光旦、曾昭抡、陈仁炳交代的这个集团的名单中，都有陆钦墀的名字。
不久以前，东北人民大学举行了一次科学报告会，陆钦墀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北边界改变”的论文。这篇论文用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造了一些有关帝俄和旧中国时代及现代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还对范文澜和胡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说他们写书时有意“刷”去这段历史。
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被揭露以后，陆钦墀由镇静变为惊慌。他拿出罗隆基写给他的一封信，找民盟吉林省委表示要交代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
（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