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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捍卫党的“青年近卫军”
这里介绍的是一支捍卫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青年近卫军”。它的成员是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六名学生——共青团员张昊（女）、陈玉琳（女）、张淑贤（女）、程庄葆（女）、索宝刚和青年唐林楠。
“青年近卫军”是师范学院反击右派的几十个进步社团中最早出现的一个。
6月12日，是右派分子在师范学院活动最猖狂的一天。右派分子张百生、黄振旅煽动一部分有右倾情绪的学生，去辽宁日报抗议登载批驳他们谬论的文章，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和劝阻，李承烈讲师向群众讲演，劝告同学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第二天，右派分子就贴出了大字报，对李承烈进行人身攻击。就在这张反动的大字报旁边，一张大字报闪耀着红色的光芒，上面写着：“支持李承烈老师捍卫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们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谬论，我们决不受诱惑！”下面署着“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刺痛了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把它称之为“黑名社”。可是他们继续战斗！右派分子贴出一张罢考中国革命史的大字报，“青年近卫军”马上就在旁边贴上大字报：“反对以反对教条主义反对马列主义！”右派分子贴出支持张、黄谬论的大字报，他们马上就在旁边贴上大字报：“你要坚信张、黄的谬论，就会失去前进的政治方向！”就这样，他们和右派分子针锋相对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之后，他们又以“火炬”为名，出了近十期墙报，有力地揭露和批驳了右派分子的谬论。
无愧是“青年近卫军”！当着党受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忠诚，捍卫着党的事业！（附图片）
“青年近卫军”正在编写大字报。自左向右：张淑贤、张昊、程庄葆、唐林楠、索宝刚。
“青年近卫军”正在张贴“火炬”墙报。
新华社记者 孙丕永、于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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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干了些什么？
新华社记者 王孔诚 孙世恺
在中央美术学院这些天新贴的反右派斗争的大字报中，有一张这样写着：“江丰的反党问题是不是悲剧？”现在，从许多教师和学生的揭露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不是悲剧。
“左”的面孔
右的灵魂
江丰从1951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悲鸿院长逝世后代理院长职务，他一贯以“左”的面貌出现，有些人甚而认为他在美术学院就是党的“化身”。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剥开了江丰的外衣，充分地暴露出他是一个长期拒绝党的领导，反抗党的文艺政策的反党野心家。他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文化部领导的不满情绪。在整风期间，他利用美术学院党总支掀起了一次反党的高潮，企图打垮文化部党的领导。当5月下旬文化部党组和美协党组联合召开美术界人士座谈会时，江丰就别有用心地展开了幕后活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集亲信和被他蒙蔽的一些教授开秘密会议，策划向党进攻，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了部署和分工。江丰还说：“这是最后的战斗”。通过他的部署在座谈会上竟有人叫嚣，说：“文化部和美协的党组一部分同志结成宗派主义陷害江丰。”江丰的亲信还指责人民日报批评江丰排斥国画的报道，甚而扬言要审查记者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会后，江丰等认为人民日报不能充分反映他们的“意见”，主张在文汇报上发表那次座谈会的全部记录，并把记录打印了四百多份要分发到全国美术界去，以便挑起更大的“风波”，对抗文化部。同时，江丰不仅支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右派集团的反党活动，也支持设在学院内的雕塑工厂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平素他很少到学生宿舍去，现在也突然对学生表示“关心”起来。他曾主动跑到宿舍去大肆煽动，要学生们到座谈会上向文化部开火，为他自己的错误辩解。在一个校庆日，他煽动校友说，将来不要靠文化部，学生可以成立联谊会，设在中央美术学院，帮助校友职业化。他在会上特别鼓吹不安心于从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毕业生汪志杰作职业画家的好处，混淆是非，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
以宗派主义对待国画家
以虚无主义对待国画
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利用他代理院长的职权，长期抗拒党提出的继承和发扬民族美术优良传统的政策，散布国画“不科学”、“落后”和“不能表现现实生活”等谬论，歧视国画家、排斥国画，在学院里造成一种混乱思想，学生不肯学国画，教员不愿教国画，使学院的彩墨画（即国画）系长期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他在1956年春进一步提出“改进”彩墨画系教学方案，假借古人所说“师古人不如师造化”的论点，过分而且机械地强调学生学素描和画画以人物为主，表现生活，认为国画传统上学画方法的临摹是“陈套”是“清规戒律”。山水画、花鸟画没“意思”。甚而强逼从事国画教学二十多年的写意花鸟画家李苦禅，去搞人物写生。有的教员也反映在学习民族美术遗产时，受到“百般刁难，寸步难行”。以至影响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国画的知识和传统技法的修养。去年文化部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指示学院领导，在国画教学上应兼容并包，有素描，也应采取临摹方法，不光要画人物，也应有花鸟、山水，可是江丰却以保持彩墨画系的“风格”为理由加以拒绝。附属在学院的民族美术研究所在江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改变了文化部原订这个研究所继承和发扬民族美术传统、团结国画家的方案，筹备四年至今未正式成立，把原聘请的二十多位研究员国画家排斥在“门外”，仅搞些资料工作，让他所信任的一位教授去编美术史。去年4月，文化部党组批评江丰对国画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对国画家的宗派主义情绪时，江丰不仅拒不改正错误，反而在党内外散布流言说：“文化部党组领导同志和美协党组一部分同志结成宗派集团，陷害和打击江丰，排斥新国画和油画”，挑拨更多人对文化部党领导的不满。后来，周总理批评了江丰不重视国画的错误，但江丰并不接受这一正确的批评。今年4月，党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到江丰、莫朴（前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有严重错误，曾指示江丰、莫朴去杭州进行检查。江丰却一拖再拖不去。他还嚣张地说，我的问题在党内解决不了，一定要到群众中去解决。拒绝党的“百家争鸣”政策
江丰反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里散布言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不适合于我们学院。他的这种反党言论发出后，怕遭受到别人的反驳，于是又为自己寻找理论根据。他说：过去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现在提倡了，足见党的政策也可以反对的。他在学院里，挂起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幌子，提出什么“革命学派”来抵制党的“百家争鸣”政策。江丰不仅在国画的问题上主张一家独鸣，而且在对待油画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反对和自己不同的看法以及排斥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今年春天，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有关印象主义（一种油画上的资产阶级流派）的讨论。许多教授、画家都发表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都认为这是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在学院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可是江丰却对此大为不满。在讨论会上他以“左”的面貌出现，嚷道：“对印象主义的不同看法，反映了艺术思想上的‘混乱’，说明了现实主义精神上的‘衰退’”。他讲话之后，有些画家就承认自己不能再发言了，因为江丰已经作了结论。当时，新华社记者报道那次讨论会请他审查稿子，他竟然粗暴的只准许记者报道他的观点，辱骂在讨论中和自己持有相反看法的教授，并宣称他的看法和陈其通等人虽然差不多，可是人民日报对陈其通的批评也不见得正确，再过七、八年，陈其通还是会翻案的。他还说：“我过去是同意陈其通的，现在，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也不会随风摆。”他在学院内传达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竟把毛主席的话有意的加以歪曲。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诬蔑党的政策说：“过去一直强调工农兵，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别的，我就不同意。现在也提倡题材多样化了，因为毛主席说了话，这种领导，只看上面，不看下面，这是阴暗的一面。”
漠视学生政治生活
江丰否定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作用，主张实行“一长制”。他说：“我是不同意学校搞党委制的，我就不搞党委制。”所以，中央美术学院至今未建立起党委制。江丰在领导学校工作中，脱离政治、轻视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他公开说，现在学生在学校中主要是学业务的，不学马列主义同样也能画好画。如果学生学不好业务和技术，将来职业化了，学生就吃不上饭。他的这种论调在学生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当教员要求学生上政治课时，有的学生就拿出江丰的话来作挡箭牌。江丰还提出政治课要在不影响业务课的学习下进行安排。所以，政治课有一个时期被放在晚上（一般的晚上学生们不画画），学生们在上政治课的时候直打瞌睡。去年，他竟然一手决定取消了学院的“中国革命史”的课程。他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同学们可以自学，发挥独立思考。”学院里进行“八大”文件的学习，他说：“八大”文件没有什么好学的，老一套。
目前，中央美术学院师生正继续对江丰反党问题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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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中学教师集会声讨右派
谢抱真和葛佩琦是一样货色
本报讯 广州市中学教师代表一百多人2日集会，声讨一贯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谢抱真。
谢抱真是广州市第十九中学的语文教员，从前是忠心耿耿为蒋介石服务的反动中校军官。大放大鸣期间，谢抱真非常疯狂，在校内一个座谈会上他杀气腾腾的说，“如果共产党不好好解决矛盾，人民反起来就会像蒙古人统治时期杀色目人一样，通通杀光”。他说：“历史上几千年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没有亡”，并大叫“土改冤枉了多少好人，要翻案”，他诬蔑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说“共产党一向是这样，用鱼钩钓你的”。
十九中的教师李而已等在大会上揭露说，谢抱真一贯仇视共产党，仇视新社会，反对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到现在还一心等待国民党复辟。土改时，他回到乡下大肆宣传，说共产党不久就要移民，老妇人要用火烧，中少年妇女要强迫改嫁，青年人要充当炮灰，并鼓动地主“努力抵抗，最多不出五年蒋介石就会回来”。有人提到解放台湾的问题，他就说，“要解放台湾？没解放，台湾飞机就先炸死你”。
会上，教师们纷纷以自己几年来所看见的和亲身的体会来条条驳斥谢抱真，向谢抱真提出严正的质问，要他彻底交代他的反动的动机和目的。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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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中等学校教职员表示
哪里有右派就往哪里追
本报讯 青岛市三十三个中等学校的教职员，积极反击右派，现右派分子已完全陷于孤立。
该市中等学校是民盟右派小集团的重要据点。各校已揭发出的三十九名右派分子中，有三十二名是民盟的成员。这些右派分子在大放大鸣期间，在以陈仰之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直接策划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第十七中学右派分子王子明扬言，“向党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7月上旬以来，各校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与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展开，右派分子的面目毕露了。许多学校的教师们投入斗争后，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已更加体会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因此，教职员们都表示，哪里有右派分子，就往那里追查。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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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市广大职工教员在反右派斗争中
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本报讯 哈尔滨市三十万名职工和一万多名卫生工作人员、中、小学教员，最近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6月中旬，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就通过报告会、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向工厂企业的职工和中、小学校教员，进行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中共道外区委曾举行了八次报告会，有八千多人参加；市委还邀请中共省委书记、部长等负责干部二百多人，向全市的职工普遍作报告。据统计，平均每个职工都听到二、三次，有的甚至听到四次报告。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过去认识模糊的人，也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许多工人还提出要努力生产来反击右派分子。哈尔滨五金厂的工人修改了下半年的生产计划，准备增产更多的财富，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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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浚思的反动活动受到林汉达支持
民进上海市委和曹杨中学对他展开斗争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上海市曹杨中学揭露右派分子，民进成员黄浚思。
黄浚思到曹杨中学工作还不满一年。对工作多方进行破坏。在工资改革工作中，黄浚思挑拨离间地说，凡是党团员都评得高。对一些家住得较远的教师他就鼓励他们要求调校。他把学校的党支部分为三“派”，对这几“派”分别用“拒、打、捧、拉”的手段，企图分裂和打垮党支部。他同时主张建立校务委员会为学校最高职权机构，有权撤换校长。他还辱骂工会是党和行政的尾巴。
在“鸣”“放”时期，他坚决主张召开群众大会。他一再公开说，在整风运动和其它工作上，民进已经走在共产党的前面了。他还说：“两党万岁，谁也不领导谁”。他说因为领导同落后分子有矛盾，所以曹杨中学民进支部的组织路线为“发展中间分子，团结落后分子”。他并且曲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为主要是对共产党监督。
黄浚思的这套反党经验在民进两省一市经验交流会议上，一度受到了某些代表赞赏，被称为是民进支部监督的典型范例，也得到了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民进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汉达的支持。但因会上有更多的代表不同意，没有把这个丑恶的东西通过。
最近民进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和曹杨中学的全体教职员工揭露了黄许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事实，现在，曹杨中学还在对他作进一步的深入批判。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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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中等学校斗争深入
中间分子向左转
本报讯 南京市七十多所中等学校的六千多名教职员工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开始，有些教师对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有的怕影响暑假生活，因而没有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在最近半个月中，教师们觉悟逐步提高，参加斗争的积极分子愈来愈多；很多中间分子也在向左转。为了从理论和思想上驳倒右派分子，许多教师不顾天气炎热，甚至深夜不眠，搜集材料，准备发言提纲。由于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揭发，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现在已进一步暴露出来。
目前南京中等学校的右派分子斗争正在展开。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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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扫清国画事业前进的绊脚石
国画界乘胜追击徐燕荪
本报讯 首都国画界对右派把头徐燕荪等的斗争，使国画界人心大快。大家都以“拨云见日”、“冰河解冻”等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很多人要求继续召开会议，对徐燕荪等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作更深入的斗争，以彻底扫清国画事业前进中的绊脚石。
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说：解放后，党作了许多工作来加强国画界的团结和培养国画家，许多国画家是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加强团结力求进步的，但他们一直团结不好，这病根就在徐燕荪等人反对党的领导，对画会的把头统治上。一直到国画院成立时，徐燕荪竟想实行他的阴谋计划，搬用他的一套人马，排除异己，篡夺党的领导。老舍认为必须对徐燕荪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
画家陈半丁老人对徐燕荪、王雪涛等假借他的名义向美术界点火并引诱他参加农工民主党的事表示极大愤慨。画家、古琴家溥雪斋说：“国画界对徐燕荪的斗争，不是谁打击谁，而是实事求是，摆出问题大家辩论，以明大是大非。”接着他谈到成立国画院，是国画事业上一件大事，但徐燕荪等竟为了一己私利来反对党的领导，企图把持国画院。对此，谁能不愤慨呢？画家于非暗举出办国画刊物的例子，来说明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任右派分子胡作非为，什么事都会搞糟。他说：“从去年11月至今，共开过十九次编委会了，但由于右派分子把持的结果，至今刊物还不能出版。再不开会对他们进行斗争，还能成吗？”画家陈缘督叙述了他们画会小组的情况。他说大家对徐等把持国画界的独霸行为和反党阴谋都非常愤怒；但有一些人由于徐等一贯的把头统治，还有不少顾虑。他们需要看到党和政府对这一正义斗争的坚决支持，勇敢地站起来对徐等展开斗争。很多中年的和青年的画家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谈论这一斗争。
目前，国画界人士正在进行各种集会进行酝酿，准备对徐燕荪等反社会主义集团展开更深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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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文艺沙龙”
新华社记者 胡坚
在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艺部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一个以民盟湖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长沙市委副主委和长沙市文化局局长康德为首的右派集团——“文艺沙龙”。这个“文艺沙龙”和它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几乎打入了省市所有文化艺术部门。他们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地向党领导的湖南省、长沙市文艺部门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以民盟省委秘书长杜迈之为首的右派集团是章罗联盟在湖南的据点。而康德又是杜迈之右派集团中的核心分子。他们在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中，各有分工，康德的尖刀指向文艺部门。因此，章罗联盟——杜康联盟——康记“文艺沙龙”，形成一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文艺沙龙”在解放初期就成立了。这个反动集团的核心分子在解放以来陆续窃踞了省、市文艺机关团体许多重要职位。康德是长沙市文化局局长，魏猛克是湖南省文联主任，陈浴新是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主任，田洪是湖南剧院经理，蒋寿世是银星电影院经理，严怪愚是长沙师范专科学校教员，翟翊是湖南省皮影木偶剧团的艺术指导。但他们还想进一步排除共产党员，把持一切大权。他们中间，除田洪是民盟发展对象尚未入盟和陈浴新是民革省委常委外，其余都是民盟成员，而且他们都是省、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个反动组织成立以后，他们每周在长沙市银苑茶厅或私人家里集会，互相献策，寻找向党进攻的缺口。他们都以文人自居，因此他们把这种集会叫做“文艺沙龙”。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他们更加经常集会研究向党进攻的策略、方式。
“文艺沙龙”的外围组织，还有由盟员和非盟员右派分子组成的“转转会”（又名星期天会）等。他们通过这些外围组织笼络了大批所谓“新生力量”。根据目前查明的，在省、市文化局的主要科室里、省文联、省文艺干校、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等许多单位，他们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他们还和远在广州市的右派分子董每戡互通声气。
去年年底，右派野心家控制下的民盟中央派来了一个所谓“视察盟务”的工作组，贩卖章罗联盟的“私货”，“批评”湖南民盟“赶不上形势”，有严重“关门主义”。这使得杜康右派集团心花怒放，到处叫嚣“人多好称王”，“民盟有搞头了”。他们经常开会专门研究和在民盟各种大小会议上布置、检查发展盟员情况，并派出大批“得力”干部用一切卑鄙手段拉人入盟。如胡说什么“互相监督主要是民盟对共产党的监督”、“民盟组织只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民盟是最有知识、技术、本事的政党，没有知识、本事，即使共产党员入盟也不要”，以及用“先入盟，后入党”、某某人“党决定他入盟”等欺骗、威胁、利诱的手段，拉人入盟，企图以盟代党。
5月初，湖南开始大放大鸣时，“文艺沙龙”的右派分子提出了充满着火药味的所谓初步“战斗纲领”：“守住市文化局，进攻省文化局”。他们的“战略”是：“上下夹攻，内外夹攻，到处点火”。上，就是捏造事实，向中央、向省委告省文化局的“状”；下，就是在艺人群众中挑拨、造谣、点火、熏烟；向内，拉拢干部，打入党内；向外，抓住艺人、文化人和对党不满的分子，还有一套所谓“抓”不到就“打”，“打”就是为了“抓”的阴险恶毒的办法。他们的进攻口号是：“要鸣得满天星斗，要放得万丈火花”。康德等右派首脑在集会上曾发布“攻一下，再攻一下！”的“战斗号令”。“文艺沙龙”右派集团为了商讨如何向党发动“总进攻”经常集会。在5月下旬召开的湖南省政协会议前三天，他们聚集在右派核心分子蒋寿世家里研究出发言的五项原则：（1）说话不离本行，从自己工作岗位上提意见，则领导的缺点自然暴露；（2）发言不要指出姓名，只要意见提出来，自然有人负责；（3）要抓住事实，寻找工作中的缺口；（4）攻击的目标是省文化局，要打得狠、打得准；（5）要发动“群众”，要抓住艺人、文化人和出席省政协会议的人士，要造成鸣放气氛。根据这个“进攻”原则，他们又作了具体分工。如康德攻击党的文艺领导和党报——新湖南报等。
这一来，他们在许多鸣放会上都是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地向党进攻。康德、蒋寿世、田洪曾造谣说：“湖南戏改工作一团糟”、“老艺人都会被逼得吊颈、跳楼”。魏猛克、陈浴新就喊叫：“湖南文艺创作不繁荣，文艺批评几乎没有。”“新湖南报老气横秋，没有一点生气，应该考虑是否继续让这朵花开下去。”康德扬言：“马列主义不能领导戏改工作”，魏猛克就提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不够用了”的谬论。陈浴新公开叫嚣：“共产党收起马列主义！”他们还公开篡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说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对；应该是艺术第一，至少艺术与政治平行”。康德还污蔑地说什么在湖南“是文人被轻”，“民主人士有职无权”，他甚至狂妄地叫喊：“湖南党根本没有一个懂得文化事业的人”，这个集团的其他右派分子还说什么“假使考试制度实行了，所有共产党员都得下台”，“党员到那里，那里就糟”。陈浴新恨恨地说：“老子总有一天，要跟他（指共产党人）来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见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老奸巨滑的右派核心分子，主要是通过民盟和“文艺沙龙”组织，向党进攻的。他们召开过好几次民盟基层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号召大家提意见要找清对象：“只提党员，不提民主人士；只提缺点，不谈成绩。”说什么“提意见越尖锐越好，牢骚可以发，必须暴风骤雨”。又说什么“中国革命靠共产党是领导不了的”、“土改中农民本不愿斗争地主，斗是假斗”，并污蔑“三反、五反”是“捞一笔税”，叫喊“肃反扩大化了”，并煽动肃反对象写文章“鸣冤”。省文艺干校班主任、被右派分子拉过去的共产党员肖云端，竟公开鼓动学生上街游行。
康德和他所领导的“文艺沙龙”还阴谋挑拨文艺界的党群关系。去年中央拨款二十万元、省里拨款十四万元，救济生活有困难的艺人，康德却说是他向中央、向田汉呼吁，省委才被迫采取这些措施的。“文艺沙龙”右派分子还经常利用中央戏剧协会主席田汉的名义到处搜集歪曲材料，作为攻击省文化局的“证据”和“理由”。
在鸣放期间，这个反动集团还经常设宴庆祝他们的“胜利”，并狂妄地说：“这次万弩齐发，看样子省文化局的改组是定了”。于是，他们乘机做出了省市文艺部门全部“接管计划”。他们还筹划所谓“同人报”和“同人剧团”的组织机构和全部人员名单。并大肆攻击新湖南报和国营湖南湘剧团。
他们狂妄到已拟定了省、市文艺部门领导干部下台后全部继任人选名单。这个名单的主要人物是：杜迈之任省教育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康德任省文化局局长，陈浴新任文化局副局长，严怪愚任长沙市文化局局长，魏猛克任省文联主任兼同人报社社长，蒋寿世任湖南剧院经理，田洪任国营湘剧团或同人剧团团长，翟翊任省皮影木偶剧团团长或美术界领导人等。并计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换三十人出去。企图把湖南文艺界完全置于“文艺沙龙”右派集团“清一色”的统治之下。
他们篡夺湖南省唯一文学刊物——“新苗”编辑部的行动早就开始了。在这里，有魏猛克和他的爱人、共产党员周微林掌握着。7月号的“新苗”由魏猛克亲自编排，他特地排上了一些咒骂湖南文艺领导的“前娘后母论”等反动诗文。魏猛克还亲自画了一幅题名“创作传达报告”的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进行恶意攻击的漫画。因为反右派斗争已热烈开展，在出版时，才匆匆把它抽掉。
“文艺沙龙”的右派集团为什么这样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呢？只要把几个右派首脑的历史简略介绍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康德在1924年就参加了国民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还担任过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伪“感化院”（即后来的集中营）的感化教官和“剿共委员会委员”。他并且参加了“复兴社”。在国民党大特务头子唐纵、雷锡龄等人办的力报、晚晚报担任过副社长和总编辑。他是长沙市有名的“地头蛇”，污辱过许多女艺人。解放前夕，他把晚晚报伪装“左倾”、“进步”，混进革命队伍。
陈浴新历任军阀何健某部的教育长、刘建绪的参谋长，还做过伪行政专员、保安司令、警备司令等职务。他还是反动帮会“乾坤正气山”的龙头大哥。解放前夕，他投机“起义”，混入革命阵容。
严怪愚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叛党投敌分子，和康德一起与军统特务分子资本家蓝肇祺、复兴社分子欧阳敏讷等人结盟拜把。而且与胡风有多年旧交，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关系密切。他也是“复兴社”分子。曾任国民党特别党部少校宣传干事、伪中央军事调查股员、少校秘书等职。还在李匪宗理等办的力报、晨报中担任过社长、主笔，曾大写反共社论，还写过“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共产党是流寇式的政党”等充满血腥气的文章。
但是，当这些右派野心家们碰杯庆祝“胜利”的时候，群众揭发了“文艺沙龙”的内幕，粉碎了他们的篡夺阴谋。现在，这个集团已陷于孤立，正在土崩瓦解，广大群众正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进一步向右派分子作无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