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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斗争中注意对群众的教育工作
西安反击右派的队伍更加壮大
躲在幕后和暴露不明显的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出来
本报讯 目前，西安地区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正迅速地向各行各业发展。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标志着：反击右派的队伍更加壮大了，它团结了各单位的绝大多数群众，形成一支捍卫社会主义的坚强的力量；而第一批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已被斗垮了，那些躲在幕后的和暴露不明显的右派分子，也都纷纷被群众揭露了出来。
从目前的情况看，斗争的队伍愈来愈强大，群众思想觉悟愈来愈提高，这支捍卫社会主义的队伍，包括了群众的绝大多数，那些一度对反右派斗争认识不够清楚、态度不够积极的群众也逐渐觉悟了起来，向右派分子作斗争，例如西安师范学院，原来有不少群众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政治斗争，还有一些群众同情右派分子，现在全部参加了对右派的斗争。又如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电力设计院等单位，原来也有不少人对反右派斗争采取观望态度，现在也全部参加了斗争。这是因为西安地区的各级领导，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注意了对广大群众的教育工作，如西安市文教部门，西安地区的三个设计院，都对那些还没有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进行了个别交谈。再如西北工业设计院的右派分子曾诬蔑该院党委集体贪污，有不少人因不明真象，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该院领导上就吸收他们组织检查组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证实这完全是右派分子造谣诬蔑，因此，广大群众非常气愤，并迅速地参加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还有些单位组织群众参观访问工厂、农业合作社，或请工人、农民到本单位作报告和座谈。用具体事实来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到所谓“农业合作化搞糟了”、“人民生活降低了”等反动言论纯系捏造。
这一时期，群众创造了一些新的斗争经验，因此，一些藏在背后“摇扇子”的右派分子，也都纷纷显出了原形，如西安师范学院把反动组织“复活社”、“教育尖兵”的幕后人都一一揭发出来了。各单位一般都采取了有充分准备的小型辩论会，选择一些主要反动论点，面对面的进行批判，在辩论会上还允许右派分子反驳，经验证明他们愈反驳，其反动论点的矛盾愈多，批判的也就愈深刻。使得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宣告破产。
随着运动的深入，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增多了，过去，那些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现在也出现了右派分子，根据省、市各单位统计，原来没有右派分子的六十二个单位，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查出了右派分子。 （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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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批右派骨干分子现出了本来面目
河南反右派斗争向各行业发展
本报郑州6日电 目前河南省人民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推广到各行各业。一个月以来，河南省直属机关，大专学校和地委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现在正向各行各业深入发展。从河南省各行各业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骨干分子中可以看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民主党派中，有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刘积学；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野心家李静之；有耍两面派手腕向党猖狂进攻的王毅斋；李、王在鸣放中到处“点火”，企图切断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教育界中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罗绳武和阴险霸道的张静吾，他们两个共同的反动论点是要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在中医界中有由牛梧青挂帅，王昆山为军师的进攻党的小集团。在新闻界中，有主张办反对社会主义
“同人报”的河南日报编辑部的任重。在文艺界中，有公然否认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马长风和李晴。在科学技术界中，有妄图取消党对工业建设领导的熊世平。在出版界中，有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李蔚。在交通部门中有一贯反苏崇美，反对党对交通部门的领导的张仲鲁、傅德华。在工商界中有一贯反对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改造的吴彰耿、禹品三等。在党团中，有共产党员栾星，有共青团员姜卓廉。栾星，公开辱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官学”还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比清朝的“文字狱”要凶。姜卓廉背叛了团的立场，以河南农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的名义和其他右派分子勾结起来猖獗地向党进攻。这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充分的说理和铁的事实面前，有的已经低头认罪，有的开始检讨，8月4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省委全会上，认为当前运动是在胜利基础上愈来愈广泛深入地推广到各行各业，推广到工矿企业、重点县和中小学教师中。这是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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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孟令石污蔑党群之间有“电网”
淮北盐场职工对他展开斗争
本报讯 淮北盐场近千职工分别集会，痛斥右派分子孟令石的反党谬论。
孟令石在淮北盐务局教育科工作。5月23日，他给盐工报记者长达五千字的信里，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说：“盐场党和非党之间隔着一道电网，要过电网非得拼着性命不可。现在有人来拆电网，希望电网里的人不要放电把人电死。”还说：“盐场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是从北京党根深蒂固的渗透下来的。”
孟令石对党培养干部的政策同样进行污蔑。说：“党所‘望子成龙’的还是党员。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说：“党员天天像防贼一样，谨防非党同志‘造反’，做‘汉奸’，好像只有党员才是忠臣的苗裔，是赤胆忠心爱国的，非党员皆是卖国贼后代，爱国皆是假惺惺的，弄得非党员在革命家庭里像个‘小媳妇’”。
孟令石反党谬论，遭到淮北盐务局广大职工的严厉驳斥。在供应科工作的孟令石叔父孟仲谋批驳说：“你一到盐场，党就分配你当文印股长，大印都放在你手里，怎能说党把你当贼”。一场职工朱景云当面责问孟令石说：“我亲眼见过日本鬼子在大浦盐田四十马力的机器四周安上电网电死过几个中国人，可没有见过解放后在党群之间还有什么电网，我们把党当作亲父母一般，你为什么辱骂党？”孟令石反党谬论遭到痛斥后，就耍起无赖说：“我仅是笔墨游戏”，并声明要收回全部发言，就“算我没有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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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
沈阳矿山机器厂职工
痛击右派分子刘忠侯
据新华社沈阳6日电 沈阳矿山机器厂的职工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刘忠侯的反动言论。
刘忠侯是沈阳矿山机器厂标准化室的见习技术员。在整风运动中，他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提出在工厂里“应取消党的领导权”，“成立技术委员会，以总工程师为领导，厂长、党委书记作副职”；党在工厂里“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只应该起监督作用”。他还荒谬地说：“党是搞革命的，现在成功了，应该取消党”，并且提出工会现在也“不必存在”了。
刘忠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反动言论，遭到职工们的迎头痛击。
张啸虎想当“纳吉”
辽宁、沈阳广播电台揭穿了他
本报沈阳5日电 最近辽宁、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大会，对二十年来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组“文学窗”编辑右派分子张啸虎，展开了无情的揭发和批判。这个一贯兴风作浪、野心勃勃的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以帮助党整风为借口，纠合了右派分子徐迈、吴融、吴从枋等，大举向党进攻。张啸虎说：“我在电台制造‘匈牙利事件’，一旦成功，我和徐迈就是电台的纳吉”。张啸虎在鸣放期间，号召党团员、积极分子进行所谓“起义”，同时极力破坏领导的威信，以便使群众离开党的领导。张啸虎等就公开提出、“你们下台，得让我们上台领导。”
张啸虎十七岁就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1944年，张啸虎在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的帮助下，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出名的“三青团政论家”。
个旧职工驳倒了吕冕南
本报讯 个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云南锡业公司副经理吕冕南的说理斗争已经得胜。
吕冕南在大鸣大放中曾经要求共产党“交出决定问题的大权”。他要求党执行“以才培德”的干部政策，并诬蔑历次社会主义运动是“没有是非”。
在近百次大小辩论会上，他虽多方狡辩，但当几千老工人揭发了他在解放以前作锡矿老板时镇压工人的罪恶事实，使他哑口无言完全孤立了。 （新华社专稿）
吴宗熿丑恶面目完全暴露
据新华社讯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全体人员连日来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这个局宣教科科员、共产党员吴宗熿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揭露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吴宗熿在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中，充当了可耻的“内应”，他已经完全叛变了共产党。他卑鄙地攻击共产党，说“党的思想僵化，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并诬蔑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圣条”，“没有言论自由”，等等。
在连续召开的几次大会上，许多人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同吴宗熿进行了说理斗争。最后，吴宗熿不得不在真理和事实面前低头认罪，承认他是“十足的右派分子”，并表示要彻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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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前对共产党主张用重典，解放后对反革命要求施仁政
水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
甘肃群众看穿了这个民革副主任委员的真面目
本报兰州6日电 记者柳梆报道：甘肃人民这几天正在层层剥开自诩为“西北完人”的民革甘肃省委副主任委员水梓的道貌岸然的外衣。水梓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之机，抬出了“恕道”、“仁政”和“士的特性”等盾牌，对人民政府的司法工作、人事制度射出了几支毒箭，并且狠毒地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了替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流氓之流打气撑腰，水梓讥讽党不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公开责备党和人民政府不施仁政。为了维护旧法统，他说“我不同意批判六法观点。六法观点有什么不好？”为了达到彻底篡夺革命刀把子的目的，他侈言“执法要有专门人材，不能拿政策和政治来代替”。水梓大肆攻击现行的人事制度，谩骂做人事工作的人自命是“吏部天官”，给人分配工作是“天官赐福”，诅咒人事部门掌握档案材料是“生死簿”。他惋惜现在“野有遗才”。他企图削弱以至于取消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主张“人事机构应酌量增加非党人士，免使人事机构成为宗派主义的枢纽”。他要求改变党和政府德才兼顾的干部政策，主张用人要重视“学历”，实质上是要把工农干部一脚踢开。他还居心叵测地大谈其“士”与共产党的关系。他首先把“士”曲解为超然于群众之上的人上人，继而把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强拉硬扯为就是今天的民主人士，再则旁证博引地吹嘘“士”“行不由径”、“党而不群”；嘲笑党不懂得“士”的这些特性，伤了“士”的心，因此造成“士”和共产党之间的距离。他影射现在那些参加和接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走小路，是政治投机，有悖于为“士”之道。他标榜他自己不愿意上统战部的门，认为到统战部去的人都没有“骨气”。一句话，水梓在这里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悲天悯人的救世主，一个气节磅礴的“卫道之士”。其实，明眼人只要留心一下水梓悯的是什么人，卫的是什么道，水梓的右派面目就完全暴露了。连日以来，了解水梓的“底”的广大群众，纷纷揭穿他的丑恶历史。水梓，当年曾经向统治过甘肃的蒋帮爪牙朱绍良献策：“现在共匪猖狂，人心不安，长官坐镇西北，必须杀以立威；乱世用重典，多杀一些，看他怕不怕！”这个自矜“君子不党”的“士”，早在1912年起就先后投靠过国民党、北洋军阀、西北军、东北军和蒋介石。对于全国人民恨不得“与之偕亡”的蒋介石，水梓却祝他“与日月同光，与天地齐寿”。……看来，水梓不愧是一个标准的有奶便是娘，随风四面倒的卑鄙政客，然而他可硬是不肯倒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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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开展
右派分子大都陷入重围
本报讯 天津市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开展。全市宣传、文教、政法、财贸、工业等系统和各区所属单位，在最近两天内召开了一百多次反右派斗争会议，仅财贸系统在5、6两天就开了大小会议三十次，民主党派在5日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讲话以后，当晚就召开了会议，研究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问题。高等学校放暑假后，教师中的右派分子是民主党派成员的，已由各民主党派负责继续进行斗争，这两天已分别举行了会议。全市七个大医院都在5日开了会议，批判了杨济时等人的右派谬论。
各区的反右派斗争进展很快，右派分子大都陷入重围，据几个区不完全统计，已有四分之一的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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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章伯钧的直接指挥下
李温平在工程界捣乱
本报讯 历时四十多天的建筑工程部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揭发和批判了一批右派分子，其中最重要的一名右派骨干分子是建筑科学研究院机械施工组研究室副总工程师、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联络委员李温平。
李温平在章伯钧的直接指使下，企图篡夺北京工程技术界领导权。他参加了5月8日章伯钧在政协俱乐部召开的策划反共的阴谋会议，这次会议成立了工程技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等六个点火小组，李温平就是技术组的负责人。5月17日，章伯钧在北京饭店请工程技术人员吃饭，名单就是李温平提出的。整风开始，李温平调查了本院工程师以上技术人员的历史，找出每个人的缺点和同共产党关系中的“缺口”，加以挑拨和利用。他还把科长以上的共产党员排了队，搜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加以渲染夸大，以便攻击党。他还企图串联本院其他民主党派共同推翻党对建筑科学院的领导，主张本院的方针任务和人事安排等，都先由民主党派和他们看中的无党派人士开会讨论，提出方案，而后交给共产党执行。李温平还不折不扣地执行章伯钧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计划把建筑科学院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一网”吸收入农工民主党，以便扩大他们的政治资本。
经过建筑科学研究院连续召开十多次会议的揭发和批判，李温平已经承认一些反共反人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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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心“贤士”—苗春森
包头市商业局副局长、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苗春森的反党面目，已经被揭穿了。
苗春森是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是个反动军官。解放后，人民宽恕了他，给了他相当高的职位，可是他一意与人民为敌。1950年，人民政府剿灭土匪时，他把一枝手枪私自出卖，结果到了土匪手里。人民政府明令禁烟禁毒，他却把私藏烟土出卖。“三反”“五反”以前，他利用他当工商局副局长的职权，和不法私商干非法勾当，并从中受贿。他常常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处理私营企业的劳资纠纷。长期以来，以写诗作为消遣。并说：“我们现在不如过去，将来不如现在，一天不如一天的活着。”
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当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也突然“活跃”起来。认为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他说储安平“党天下”说法是“一鸣惊人，打中要害”，说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是“好样的”，“敢说话”。他还到各科室征求对党的不满意见，说：“我们民主人士，说了话起作用，有什么意见我给你们反映”。以后，他在市委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和其他会上，打着“赤诚相见”的幌子，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对党大肆攻击。他说：“由各单位到中央，都放一个看门的。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诬蔑党是个宗派集团，党组织是“权门”。说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朝里有人好作官”。还说：“宗派主义严重的就是党性强”。“在宗派主义的压制下，是糖衣炮弹好接受，忠言逆耳不受听。”“在宗派主义压制下，形成党员亲而狎，群众敬而疏。亲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非党人士好坏只凭党员一报，报红则红，报白则白。甚至个别品质恶劣者竟以缺德手段出卖同志为自己进宠的资本，而领导上难免偏听偏信。”
苗春森在商业局分管物价、财会、基建、业务等四个重要科，局内科长、科员，不论党员、非党员都向他请示工作。他还参加过一些与其工作有关的党组会，看过有关的党的文件。他在工作中有职有权，而且曾经滥用职权，把西瓜价格压得过低，引起农民不满。可是他却说他“有职无权，只能起个麦克风的作用”，是“聋子的耳朵”，“二房东”。他诬蔑“现在的人事制度是共产党的人事制度，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事制度”。说“党员干部是一帆风顺，鹏程万里；非党干部被提拔就像‘关云长过五关’。”“党对非党人士是怀疑有余，信任不足。”说“民主党派是‘带病延年’，我是‘背着包袱过春秋’”。他甚至恶毒地把两千多年以前爱国诗人屈原对当时昏庸无道的国君的控诉，用来攻击当今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说什么如今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他自命是“黄钟”、“贤士”。他还作些控诉新社会的诗：“恨我生问世过早，遭创伤已非完人；涤心身难买众意，怡林田淡泊了生。”“人情冷酷难接近，俯首慨叹暗伤心。”
党外人士座谈会后，他更得意忘形，向人朗诵他在会上的“反党”杰作，诽谤在会上说公道话的“歌功颂德”，“不谈缺点，献媚领导”。唯有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他看见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极不高兴地对人说：“我不满意这篇社论，我要给他们写信质问，让不让人说话？这是堵塞人们的发言权，党的整风是虚假的。”
苗春森的反党面目被揭发后，包头人们还在继续跟他斗争。
（刘衡）